陈晋：一文简述《毛泽东的阅读史》

作者简介：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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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学年代：阅读与寻找“本源”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典籍。

第二类，是介绍西方“新学”的著述。

二、五四运动前后：阅读与选择主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

第一类，是五四时期各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

第二类，是直接译介西方近代理论和思潮的出版物。

第三类，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关苏俄研究的著述。

三、风云岁月：阅读与实行革命

读书与革命，毕竟是两件事，读书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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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阅读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认识发展史、思想升华史、情感愉悦和情感表达史。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阅读生涯和他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他的阅读史，也是他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

在不同时期，因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境遇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个人的兴趣和精神状态不同，毛泽东重点阅读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总体上来看，各个时期的阅读，都或隐或显地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达情意。从这几个角度来梳理毛泽东的阅读史，可以更切实而具体地了解他在不同时期为什么读书，重点读什么书，怎样读这些书，如何运用书本知识，这样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无借鉴和启发意义的话题。

一、求学年代：阅读与寻找“本源”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之初，和当时其他农家孩子一样，不过是略识之无，为谋生之备。他当时的读物，无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以及《论语》《诗经》等典籍文本。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诗经》和《曾文正公家书》。此外，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走上水的农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泽东培养成种田的好把式，最多是像他那样，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识些字，有纠纷能讲出道理；会用算盘，做生意时不至于吃亏。这种安排，使毛泽东在读了几年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学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田上面。

直到读郑观应那本他“非常喜欢的”《盛世危言》，里面讲，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这才使毛泽东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真正把读书与立志联在了一起。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抄写一首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实际上，17岁的毛泽东并不清楚他的志向到底是什么。但以“学”立“志”，且志在四方的决心，表达得很明白。

从1910年秋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近9年时间，除当兵半年，自学半年，毛泽东主要在学校读书。年龄比多数同学要大，社会经历也丰富一些。这使他在读书问题上多有主见。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是说源于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是说他和同学们谈论“立志”，常称“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把“读奇书”，当作了成为“奇男子”的首要条件。

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所立之志，相当程度上要靠读书才能接近和确定，由此宣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为此，1915年一度考虑从湖南一师退学去自修，原因是学校教的东西不能满足他“学以立志”的追求。后经人劝说，才打消这个念头。

那么，毛泽东在这期间通过读书要立的志，即他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他留下的文稿来看，最早谈到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所谓“储能”，即为未来干事情储备知识才能，和今天的青少年学子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但很快，毛泽东的追求便超越了这个阶段。特别是在经历了袁世凯称帝的乱局后，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说无才无能，但“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看来，光有才能智计，终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对修学到底应该储什么“能”，读书到底应该立什么“志”，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他说：今天许多人读书立志，说是将来要当军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于对成功前辈的羡慕，模仿别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据“宇宙之真理”来“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么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泽东说那个东西叫“大本大源”。“本源”这个概念，源自朱熹，为近代湘学士风所追慕，说起来很虚玄，其实很有些像黑格尔说的那个“绝对真理”。要找到这个“本源”，途径在“倡学”。也就是说，读书学习的目的，在于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青年毛泽东曾经很敬佩曾国藩，甚至说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类的话。许多人对此事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也是在给黎锦熙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当时敬佩曾国藩的原因，是曾国藩所以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有了这个“本源”，曾国藩可以“动”湘军之“心”，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毛泽东所敬者，唯在此耳。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近人当中，康有为“似略有本源”，无非也是看重康有为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这样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会的具体主张和目标理想。特别是其“大同”理想，在毛泽东看来，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泽东当时的社会理想，恰恰也是让人人“共跻圣域”，“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和康有为的想法比较接近。直到1949年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把康有为作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来提，认为他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正是沿着读书求“本源”的思路，毛泽东在当时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真理，然后“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个思路，他1917年9月23日和同学张昆弟等人谈得很彻底：“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再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毛泽东1918年4月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这就把寻求学术真理，以动天下之心的目的具体化了。

为了寻找“本源”，毛泽东当时下工夫读的书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典籍。

这类书籍，为当时毛泽东广泛阅读，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从毛泽东当时的通信和文稿来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和《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文史作品。渐渐地，毛泽东意识到，要读尽传统的经史子集是不可能的，由此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法子，他称之为“择书”。1915年22岁那年，作为湖南一师二年级学生，毛泽东在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这封谈论“择书”的信留存了下来，可惜开列的书目却佚失了。

读传统典籍，毛泽东比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影响。他很看重顾炎武《日知录》，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谭嗣同的《仁学》，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论著。这些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在修学储能和修身处世方面，特别是对他既张扬进取又勤苦务实的个性养成，有明显作用。

总的来说，青年毛泽东读传统典籍居多，这是那时学子们的普遍现象。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常常带着研究的眼光来读。如果翻看《毛泽东早期文稿》，很容易引发一个猜想：假设毛泽东后来没有成为革命家，而是当学者做学问，他一定会成为文史领域的学术大家。

第二类，是介绍西方“新学”的著述。

毛泽东发蒙的时候，科举废，学堂兴，新学大倡，各种介绍西学的报刊书籍比较普及，西学东渐已成时代风气。但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乎还十分微弱，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传统的。正是读了郑观应《盛世危言》这本介绍西方文明以促中国社会改造的著述，毛泽东开始“睁眼看世界”，下决心走出家乡继续学业。正是新学把他引向了新的天地。

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第一次即时读到反映新学的报刊，思想开始跟上现实时代。当时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引领潮流的报刊是《甲寅》《民立报》等，毛泽东后来说，他在《民立报》上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看到“同盟会的纲领”，觉得是“激动人心的材料”。从此开始远离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的主张，转向孙中山、黄兴革命派的立场。这期间，他从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了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在湖南一师上学期间，他是酝酿新文化运动的《青年》（1917年改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对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

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西方新学著述，是1912年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的半年期间。其中，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给他印象很深，诸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 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当时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或许受到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求心性修养，毛泽东初读新学著作，比较感兴趣的，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他1917年读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全书约10万字左右，竟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他还手抄过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7册。

这些新学书籍，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思想启蒙作用，使他能够跳出中国传统典籍来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中作出求变求新的选择。毛泽东1950年重新看到自己早年批注的《伦理学原理》时，便对人说当时“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1918年4月，即将从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写了首《送纵宇一郎东行》诗，送给准备赴日本留学的罗章龙。他在诗中很自信地宣称：“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读书学习，把握本源，管好身心，保持胸中日月常新常美，沧海横流的人间之事，似乎就不难打理了。此番理路，呼应了刚刚成立的新民学会“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也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学生时代求学宗旨的一种概括。

二、五四运动前后：阅读与选择主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

1921年1月初，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还明确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这年秋天，在参加中共一大后，毛泽东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生志业调查表》，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填写“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的是“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的依然是“‘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历史没有让毛泽东去当一名教师或记者。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时，新文化运动渐进高潮。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然间把他推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学生和教育界爱国运动，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四处奔走，倡导湖南自治，参加建党建团活动，创办自修大学培养进步青年等等。虽然公开和正式的职业一度是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和湖南一师附小主事，但他事实上已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再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依然钟情书本。可以说，恰恰是这个时期结合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需要的阅读，使他的探索异常活跃，认识不断提升，思想飞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1918年夏天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学得到图书管理员助理职位。这对喜欢读书的毛泽东来说，就像是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可以放开肚皮啃吃新鲜的“知识青菜”。毛泽东在这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一干进步青年也多有来往，这无疑是难得的幸运，也使他接触新思潮的起点大大提高了。

1920年夏天，为了在湖南传播新思潮、新文化，他创办了文化书社。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从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对这个书社，毛泽东从头到尾非常敬业。他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请胡适、陈独秀这些名人给他担保，从各个出版公司选进图书，还列出推荐书目，撰写售书广告，招募读书会友，发布营业报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营书店或个体书商。在此期间，除领导新民学会活动外，毛泽东还先后发起成立和准备组织健学会、问题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自修大学，等等，大力推荐和阅读各种新书。

毛泽东当时的阅读，已远远不是为“修学储能”，也不是为接近先前脑海中那个说不清楚的抽象的“大本大源”，而是同寻找现实的救国方案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21年元旦期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毛泽东便主张把原来“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改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读书的目的，已明确为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义”。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种主义和学说，是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到1921年这段时间毛泽东极为迫切的阅读和思想探索主线。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会的变革运动，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为倡导，“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这才“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明确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更明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理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宗教上之主义；（五）文学上之主义；（六）美术上之主义”。1921年2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谈中，毛泽东再次主张：学会的共同行动是研究主义，“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同时要求会员们在看书的基础上，定期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五六个主义”。

围绕“主义”问题，毛泽东这段时期注重阅读的书刊，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五四时期各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当时主要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改造》《少年中国》《劳动界》《新生活》《时事新报》《民铎》等。五四时期创办的这些刊物，引领思想风尚，塑造着进步青年的思想面貌。毛泽东是这些刊物的热心读者。比如，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他1920年夏天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主要经营的也是这些刊物。这些刊物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某种主张，以作为改造中国的方案。

那个时候，毛泽东对各种主张都感兴趣，算得上是新思潮的“追星族”。1919年7月陈独秀被捕，毛泽东写文章声援，称“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还到天安门广场听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组织湖南来京青年同蔡元培、胡适座谈；他参加由邵飘萍组织的新闻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会，由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5月，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上海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毛泽东正好在上海，也赶到人群中欢迎。1945年在延安还对黄炎培讲：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先生啦，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台下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1920年10月，毛泽东自愿为湖南教育会举办的“学术演讲会”作记录，演讲者除了各有主张的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中国文化界名人外，还有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等，他所作记录整理出7篇，供《大公报》迅速刊布。

第二类，是直接译介西方近代理论和思潮的出版物。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后，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半年时间，先后撰写过三个“书之重要者”书目予以推荐。被他列入的重点书，都是他亲自选进或率先阅读的。这些西方的译介论著大致分为社会科学、近代政治思潮、自然科学三方面。

第三类，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关苏俄研究的著述。

通过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的书，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后来提到有三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都是在1920年读到的。在这年创办的文化书社经营书刊中，他认为重要并大力推荐的，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科学的社会主义》。1920年9月，毛泽东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经他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

寻找主义，是为了确立信仰。毛泽东当时重点阅读上述三类书刊，大致反映他的阅读和思想探索之间的关联。其关联的特点，颇给人启发。

——毛泽东通过阅读寻找“主义”，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书斋里和头脑中，而是习惯于把读书所得，拿来四处宣传，甚至拿到行动中来尝试和检验。比如，他读了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便在1919年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呼吁实行卢梭在小说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自教育”，以脱离社会压力的“苦海”。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就准备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还写了一份《章程》，提出要研究71类问题，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面。他看到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随即到周作人家里去请教，回到湖南后，又起草一份《新村建设计划书》，还跑到岳麓山一带去找地方，想邀约一些朋友到那里建个“新村”，做个实验。1920年，他读到拉丁美洲有一种叫工读主义的时潮，就在上海组织几个人半工半读，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计。这年在上海见了陈独秀，受托回湖南宣传新思想，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就办起了文化书社。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选择“主义”是件大事，必须经过比较研究和慎重思考。他当时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抛弃，恰如住旅馆一样，他在不同房间留住过，随之便匆匆离去。其中，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甚至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都是他或长或短徘徊过的“思想房间”。

——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他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反复比较而认为其他主义都行不通，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好的方法，才逐渐确立起来的。他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这个说法，符合那一代共产党人寻找真理的客观实际。毛泽东说他在此前关注过、宣传过甚至尝试过的一些主张，总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从“五四”到建党期间的读书经历，不由得使人感慨。五四时期为新思潮推波助澜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原本以读书为业的人，通过阅读和相应的实践，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这种通过阅读和比较最终确立信仰的现象，很值得思考。

在那个年代，阅读确确实实与寻找真理有关。一旦寻找到真理，并真正懂得和理解，就不轻易改变，直至坚定地守望它、维护它、实行它。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需要补充的是，剑从来都是由思想来指挥的。因此，思想的力量是根本的，也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才能科学有效地改造世界。

当然，关于读书与信仰的关系也很复杂。读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读书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标准，而只是联结实践和信念的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可以引向不同的实践和信念。

例如，蒋介石也曾经读过马列主义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11月21日还写，“看《列宁丛书》”。看来，蒋介石当时确实用了些心思读马列，他当时也算是国民党进步阵营中的人物，但他的信仰和实践，终究相去甚远，背道而驰。蒋介石阅读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欢读书，读书对他们的思想信念确实能起到作用，但是，读什么书并不意味着就信仰什么，关键在于基于什么立场来吸收书本内容，并且要看其有否实践书本内容的兴趣。

三、风云岁月：阅读与实行革命

投身革命以后，毛泽东的读书和实践需求，就密不可分了。

读书与革命，毕竟是两件事，读书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读书。毛泽东1964年8月25日就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是在“实行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感到把革命书本运用到革命实践不易，光有实际经验没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因此，在“实行革命”的风云岁月，他始终把读书视为根据实践需要获取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

从1921年到1935年这14年间，毛泽东先后领导工人罢工、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主办报纸刊物、从事农民运动、领导红军打仗、创建革命根据地、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作、参加和领导长征，他依书仗剑，一路风云起伏，干得轰轰烈烈，又惊又险，甚至九死一生。他逐步从一介立志救国救民的书生，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这期间东奔西跑、南征北战，有计划的书斋式阅读少了，但读书的作用却更加具体和实际了。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的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善于把一些理论问题通俗化。1925年春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夜校教“打倒帝国主义”，农民不太理解，毛泽东便改为“打倒洋财东”；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更是大量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故事，来阐述《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点。

1927年夏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转入土地革命。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主要在偏远山区活动。环境变了，读书非常之难，常常是无书可读。这与青年时代的读书，建党时期的卖书，大革命时期的编书，形成强烈反差。在井冈山时，有次打下一个土圩子，毛泽东到一个地主家里去找本《三国演义》来读，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了，没有了，被共产了”，结果失望而归。

客观地讲，毛泽东当时读马列经典确实不算多，与从莫斯科回来的那批年轻革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在争论中，那些教条主义者搬出的一套套理论，也确实唬住了不少人。这是“左”倾错误统治能够在中央盛行达三年多时间的重要原因。

为了从理论上驳倒“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特别渴望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指导，一旦得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样的书籍，便反复阅读。即使如此，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有人对毛泽东的打仗方法还是不买账，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照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这两本书来指挥战争，“并不高明”。言下之意，还是缺少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此事对毛泽东“刺激”不小，成为他到陕北后那样发愤“研究一点学问”的重要动力。

作者简介：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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