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双重逻辑与苏联解体
——十月革命是制造出来的革命吗？
编者按： 十月革命的发生既符合革命发生的理论逻辑，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又符合在内忧外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俄国革命发生的实践逻辑。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苏联的解体在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这进一步从反面验证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证明了考茨基的“早产论”是一种谬论。
十月革命掀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不仅落后的国家和人民从中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同时对那些试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还坚不可摧的修正主义分子予以致命一击——它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最后一点幻想。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相当激烈的反对声音，其中第二国际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的“早产论”尤为著名。尽管这种“早产论”受到了批判，也被理论和实践双重证明是不科学的。但是，1991年苏联的解体给某些人一些口实，学术界一些专家学者甚至怀疑、诟病“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早产论”的论调又重新抬头，甚至将考茨基的“早产论”奉为经典，另外关于“补课论”、“资本主义不可逾越论”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相继出炉，这些都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 因而，对十月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认清考茨基“早产论”的错误并进行批判，我们才能正本清源，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影响，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1918年，考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后，写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章中，他对俄国未来发展的前途并不看好，还提出了著名的“早产论”观点。当时，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国社会经济状况十分糟糕，考茨基和苏汉诺夫等人坚持认为俄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距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所说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考茨基认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忘记了马克思这句话，俄国的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一种取消资本主义“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这种试验是建立在妄想盲目超越或者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强制执行的基础上的，所以，他认为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这是使社会主义“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最无痛苦的方法，考茨基还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违背了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2]理论，十月革命就像“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3]。考茨基眼中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一部分精英分子，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采取投机的方式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列宁是不顾理智和道德的约束，而只依靠铁拳取得胜利的革命者，十月革命是一种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派采取分裂俄国国内各社会主义党派，这样一条取得政权的道路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是主宰了别人思想的，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专制、独裁的革命。他坚持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与民主是不可须臾分开的，即愈是民主，就愈趋近社会主义，当然这里他没有说明是哪个阶级的民主，因而也就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而对于俄国这样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暴力革命，而不是通过和平改良方式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考茨基认为这注定了社会主义道路不会长久。但是，事实并没有如考茨基所愿。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恰恰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凸显了它的优势，社会主义事业在布尔什维克带领下，风生水起，考茨基的“早产论”也因而逐渐销声匿迹。但是没有想到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考茨基的“早产论”，于是“早产论”论调重又泛起。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社会思潮暗潮汹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盛行，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辄引用考茨基的“早产论”经典言论，甚至把它作为至理名言，学界也有少数人公开质疑十月革命的“合适性”。因此，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考茨基“早产论”，并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这不仅是必须搞清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关乎到能否真正确立“四个自信”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怎样看待考茨基的“早产论”，其实质就是怎样看待十月革命的问题，这体现了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及对这段历史的尊重与否。 十月革命难道当真是布尔什维克为了缩短“怀孕期”，而不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疯狂猛跳”、独裁、专制的结果吗？它的发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刻意制造的偶然？真的是待在保温箱里不能经历风雨的“早产儿”？苏联解体难道真的考茨基“早产论”应验了？当然不是，下面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
十月革命到现在已近100年，但是关于它是否早产、是否符合历史必然性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甚嚣尘上，既有关于它发生时机是否成熟、恰当的争论，也有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那么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呢？这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呢？还是偶然呢？ 考茨基十分反感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他指责列宁意气用事、一意孤行，他认为十月革命条件并不成熟，他指出：“现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4】在他看来，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为他认为俄国还缺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的客观前提，缺乏必要的物质准备，如果硬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么革命就是布尔什维克一厢情愿地制造出来的革命。这是他们用超越或者用法令取消自然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这是布尔什维克通过缩短资产阶级革命的痛苦而妄图走捷径所追求的结果。这种试图减轻“阵痛”的“早产”儿注定是“活不久”的。那么，当时发生革命的情况果真如他所说吗？这就要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首先来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以此来证明俄国十月革命的必然性。 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晚年放下《资本论》的写作，重点考察了这个问题，1877年11月，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批判了俄国民粹派代表米海诺夫斯基对《资本论》中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概述变成一般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的错误，批判了他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歪曲，并提出俄国的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的论断。1881年，马克思认真慎重地给查苏里奇写了几封复信，回答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问题，并对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作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来”。【5】马克思关于俄国发展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历史发展是受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制约的。任何革命的发生都既要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客观必然性的制约，也要受到革命的客观形势和条件的影响，俄国革命也概莫能外。这主要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既符合革命发生的理论逻辑，又符合革命发生的实践逻辑。（一）理论逻辑：十月革命是受俄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制约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必然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制约。如果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充分发展这一点就俄国与欧美进行比较，好像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没有欧美发生革命的条件充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欧美，虽然革命的物质条件充分，但是国内主观条件并不具备。因为当时欧美资产阶级采取了拉拢工人阶级的办法，培养了一批工人贵族。工人由于受到伯恩施坦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工人丧失了革命的积极性，工人运动被抑制。 而俄国就完全不同了，首先俄国的所谓“落后”是相对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言的落后，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并不落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6]这就是说，如果俄国资本主义不发展到一定程度，任何人是制造不出来革命的，这是革命的发生、发展所必须的经济条件。列宁曾在晚年《论我国革命》中批判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指出，俄国是介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特殊国家，既受西方发达国家文明的影响，又兼有东方国家腐朽落后的特质。因而，俄国当时的生产力是，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不是特别充分，但是这种不充分发展的生产力都受到俄国尴尬的生产关系的制约，而举步维艰了。由于受封建专制的影响，俄国的生产关系已经像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制约了俄国生产力这双大脚的发展，这可以通过列宁对民粹派“资本主义市场缺乏论”、以及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完美论”等关于俄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可以看出来。因而，就俄国当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否适合来看，俄国当时革命的发生是受俄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制约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实践逻辑：内忧外患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俄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 首先，革命的发生不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依靠自然经济演进的过程，而是由多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时的俄国，正处在特殊的内外交困的战争背景下，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三年，这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维持势力均衡而互相争夺殖民地的狗咬狗战争。“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7]战争像一剂猛药，摧垮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温情面纱，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丑恶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列宁在战争爆发后曾指出，“在一切先进国家，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8]，三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削弱了沙皇政府在俄国的势力与统治力量，使得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向前推进了30年，而且这场战争也使得俄国在国际上的垄断资本势力削弱了。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为薄弱的一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这样的境况是革命发生的恰当时机，这也说明俄国已具备了革命的条件，同时也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登上历史舞台，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能。国内俄国人民一方面饱受沙皇的黑暗统治，急于改变这种现状。另一方面，苦难深重的俄国人民，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但是这却违背沙皇政府的意愿，他们是不愿意结束战争的。群众、工人和士兵由于对战争、对粮食严重匮乏的不满，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不满，在1917年2月，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发动了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但是，俄国人民积极高涨的革命热情，却使得俄国的反动势力惶惶不安。科尔尼洛夫于1917年9月，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企图把俄国重新拖回到专制主义统治的深渊。布尔什维克党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们联合广大群众和士兵，粉碎了科尔尼洛夫的叛乱。科尔尼洛夫叛乱以惨痛的教训告诉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不可能依靠一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维护、保持的。难道面对当时十分有利的革命时机，我们不应该抓住，反而拱手退让吗？难道了解到科尔尼洛夫叛乱及其后果后，我们还要执迷于十月革命只是布尔什维克为缩短社会主义的‘怀孕期”而“疯狂猛跳”的结果，而不是瓜熟蒂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见，俄国十月革命绝不是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那样，是制造出来的革命，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的信口雌黄。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在极其不利的形式下被迫主动选择的结果，绝不是制造出来的革命。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先进的革命意识和思想观念是革命爆发的主观因素。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而所谓主体能动性主要是指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选择性。因而，俄国十月革命这并没有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 其次，任何事情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俄国的落后，导致俄国发生革命的阶级条件具备，这为十月革命提供了良好的阶级基础。从俄国的无产阶级自身来看，虽然他们人数并不多，但是，因为它们分布比较集中，革命愿望强烈，且同农民有着特殊的联系，这使得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尤为亲密。 再次，虽然俄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好像不符合资本积累的逻辑，但是却与贫困积累的逻辑高度吻合，贫困积累愈演愈烈，必然导致革命，因为这生成了社会主义所诞生的主体条件。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与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相对应的广大劳动者的“贫困积累”。 俄国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广泛，因而，不可避免的也会产生类似于经济发达国家那样的社会矛盾。因而，在俄国当时内外受制的情况下，生产关系就像小脚女人，可谓步履维艰，而如果不变更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就会处处受制，根本不可能充分发展的特殊条件下，必须变更旧的生产关系。 总之，十月革命的发生，充分地表明历史的发展不单单受客观规律性、历史决定性的制约，还受人民群众的主体选择性与自觉能动性的影响，是几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当然，我们也不能对“早产论”一棍子打死，从“资本积累”这种意义上讲，“早产论”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一味盲目的、机械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一味地“唯上”、“唯书”、而不“唯实”，等待客观条件完全成熟再去机械地照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错失革命的有利时机，丢掉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十月革命像一场拯救时势危机的及时雨，挽救了俄国革命。因而，我们不能机械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国家的考察，在内忧外患革命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却盲目等待革命时机的到来。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使得俄国必然要走向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就像一位并未到分娩期的孕妇，由于特殊的情况引起了胎儿的异常，现在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急救措施。但是，考茨基却要求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否则就是“早产”啊。那孕妇就要静等到预产期才能生，这样就可能就会危及胎儿及母亲的生命，这就必然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果不是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出现，俄国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所以决不能拔苗助长，人为地拔高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充分意识到我们同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差距，这是列宁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因而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次强调了十月革命发生的特殊性，他指出：“在世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有什么功劳，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进，相反地，是资本主义的特别软弱和落后，以及特别困难的军事战略情况。”[9]可以说，1917年十月革命决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其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情所造成的。 虽然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整体上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已基本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绝不是什么人脑门一热，冲动下的产物，也不是少数领导人意志的产物。列宁充分说明了在俄国具备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后，俄国还需要发生革命的特殊时机和条件，而一战恰恰客观上促使了俄国发生革命的特殊时机和条件的成熟。
三、 苏联解体和演变是背离了社会主义建设逻辑的必然结果 苏联解体和演变难道真像某些人所叫嚣的那样，否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这我们可以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成绩和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两个方面来说明。（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表明十月革命是正确的选择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十月革命毕竟是俄国在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10]对此，列宁有清醒的认识，他没有好高骛远地认为俄国有发达的生产力，他认识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经历的困难和曲折是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的。但是，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列宁不但务实，而且性格果断坚毅，在他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更是不畏困难和艰辛，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同国内外敌人及各种困难进行顽强斗争，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起初，列宁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计划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暴露出种种弊端，政策无法再推行下去。列宁充分认识到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天不足和种种困难。他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坦率地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1]。通过不懈地探索，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制定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这是符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行道路。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饱受德国法西斯摧残，经济发展带来致命重创的条件下；在战争所带来的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环境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政治孤立、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坚持和巩固十月革命所取得的社会主义胜利成果，他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这难道不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吗？斯大林早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是为了应付当时战争的需要、美苏竞争的需要。虽然斯大林模式有诸多缺点，比如强调集中，民主与法制相对匮乏、逐渐蔓延的官僚制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说明“早产论”与斯大林模式没有必然的关系。 列宁早在《论我国革命》中就对考茨基之流攻击十月革命的经典论调“十月革命的道路行不通、苏维埃俄国活不成”进行了驳斥。列宁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考茨基性格中的的迂腐与保守，他认为考茨基以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为借口，进而否定俄国革命，实际上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俄国能够抓住已经出现的有利革命形势，根据形势的变化，把握住主要矛盾，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这是善于利用偶然，把握住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法，既不违背规律，又不机械地、消极的等待机会，从而错失机会。那么，有的人又会说苏联现在解体了，还不是被“早产论”证实了吗？那么，我们目前需要弄清楚的是能不能用苏联解体来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苏联解体以后，一些人又嚣张地亮出考茨基“早产论”的大旗，他们认为，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恰恰证明十月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历史以响亮的一记耳光打了苏联共产党的脸，而这恰恰又验证了考茨基的“天才预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苏联演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二）苏联解体是因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背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
苏联的演变和最终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引领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没有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没有遵循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背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所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绝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官僚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斯大林模式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俄国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情况下形成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斯大林为了调拨一切力量对付法西斯战争，必须“高度集中”，后期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建设，集中力量对付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必须高度“集中”。但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推进，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只讲集中，不讲民主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比较典型的是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高高在上，他们忘记了革命的初衷，忘记了人民的利益，而为自己拥有超越一切的特权忘乎所以。过渡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常态化，他们抛弃了阶级合作，丧失了民主法治的纠错机制，衍生了官僚特权与腐败，导致社会主义扭曲变质，被人民抛弃。20世纪80年代时，这些高高在上的特权领导人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却唯独对他们所享受的物质利益情有独钟。苏联由于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体制僵化、行政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缺乏民主、破坏法制，这不但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由于长期缺少有力的、必要的监督机制，导致个人或少数人独断专行、政治弊端不断出现。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新一代党中央总书记之时，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但问题是如何改？苏联僵化的体制积弊已久，苏联的特权阶层势力盘根错节，而且这时候他们已经偏离人民的轨道。他们自私、贪婪地认为，如果改革真正实现民主化，他们就不可能再享受到特权，相应的权力也会减少或者受到限制；而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又会限制特权，虽然说已经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地位，但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积累财富，自己的子孙后代更不可能享有自己带来的特权和财富；如何才能够获得财富与权力，成为国有资产的真正主人呢？这就是转为资本主义。在苏联的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他们可能获得物质上利益，成为享受的团体，但他们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剥削集团。而1988年，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改革派”，倡导苏共十九大改革，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刚好响应了这一特权阶层的要求，满足了他们的阴暗心理。正是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并采取了疾风骤雨式、有勇无谋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分崩离析。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好像非常适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但实际上，他的民主、人道都是无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全民的“民主”、人道，他把社会主义当成宗教教义、原则，人人都可以加入，这就是把共产党变成了全民的党，这不但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唯心史观，而且也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的实质是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否定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否定阶级差别，将苏联引向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恶果频出，主要有三点：一是引起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二是培育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三是催化了民族分离主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大家可能会存在一个疑问，为什么群众会对危机漠不关心、或者说他们怎么不去阻止苏联的解体呢？主要是因为苏联老百姓长期处于斯大林官僚专制模式的僵化体制之内、远离民主政治，这就造成民众不仅对改革漠然，而且也毫无经验，他们不可能参与到政治改革中去，这也能够回答苏联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进程又如此平稳。 由此可见，苏联解体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与十月革命发生的时机是否成熟没有必然联系，但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没有坚持社会主义，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背离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把社会主义变成某些人追求私欲的工具，这才是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原因。因而，不能将苏联的演变及其最终解体，归结于十月革命道路的失败，也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恰恰相反，而是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失败，是没有推行社会主义建设逻辑的失败。这样看来，考茨基“早产论”的预言不仅是荒谬的，而且还从苏联分崩离析的惨痛教训，反面验证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妄图采取“和平长入”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只能是痴人说梦的妄想。不过，考茨基的“早产论”就是一剂清醒剂，它也时时提醒人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有许多先天不足，一定要意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与渐进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3] [德]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6页。[4] [德]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1-462页。[6]《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7]《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8]《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9]《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10]《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3页。[1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
本文作者：贾淑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前沿》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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