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自信
刘书林
核心要义：
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用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否定“两个必然”，认为不发达国家只有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资本主义发展了，补上生产力这一课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物质条件的论述偏离原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封闭现实不发达国家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由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替领先的规律。在某一社会形态阶段起步较晚的不发达国家，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已经达到了基本不能相互包容的地步之时，反而容易发生革命并取得胜利，从而从后进变为先进，走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前列。
理解了在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才能认识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性和必然性，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树立起更加坚定的信心，同时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问题，这是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还是党内历史上的路线之争，无论是现实条件下的社会思潮或是深层次的理想信念的根基，实际上都与这个根本问题直接相关。这个问题不得到妥善解决，现实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就无从谈起。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国家发生革命建立起来的，怎样对待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实质上直接涉及到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在内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是否存在科学性的根据。实际上，这个重大的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上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个别党员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生产力条件作了庸俗化或绝对化的理解，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社会主义。对于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认为根本不够条件，甚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的是“乌托邦”；认为不发达国家只能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资本主义发展了，补上生产力这一课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有人还质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认为不应该搞社会主义，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搞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搞糟了。在一定意义上说，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进行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从这里打开理论和话语缺口的。因此，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而且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根基的稳固性，甚至直接冲击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因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上破解这个问题，对于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争论说起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以唯物史观为方法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的结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进一步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的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这就是被称为“两个决不会”的论断。
其实在这段“两个决不会”的经典表述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话值得注意：“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②]这里对革命应该具有的物质条件进行了限定，一是革命的条件“已经存在”，二是革命的条件“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这两种情况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发生的物质条件。更加重要的是，这句话显然意味着：不是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有一部分人似乎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提及这句话，从而对马克思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作出了偏离原意的理解。
一直有一种观点，即用“两个决不会”否定“两个必然”。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个必然”的年代，曾经认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很快会发生新的革命，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过于短暂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看得过于容易、过于乐观了。这是马克思思想上的一个内在矛盾，这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观愿望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此后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表现出来。直到1859年1月，对革命的预期没有变成现实，这促使马克思更加冷静地看待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原理。
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的提法，是与“两个必然”的提法含义一样的另一个角度的观察。马克思的那篇文章，只是一般地谈论了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普遍情况，只是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③]这是马克思一贯叙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丝毫不是什么发现过去有什么失误或缺憾而做出的“反思”。
第一，马克思在1848年、1849年革命失败时，曾在致恩格斯信中有过“危机逼近”的说法，但是随着对事态的及时分析，很快就打消了这种想法。正如恩格斯所说：“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庸俗民主派等待着不久将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
第二，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提到过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出现的繁荣时期，“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
第三，持上述观点的人大都引用恩格斯逝世前夕说的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在不分析恩格斯这类话语的历史背景下，单单强调这些话，并脱离实际地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这是严重背离事实的。当时恩格斯说的“错”是指什么错了呢？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法国资本主义的根基靠一次街垒战斗是远远不能铲除的，希望当时的斗争获得胜利，这是错的；二是随着1848年革命失败后40多年的法国、德国情况变化：驻军增长4倍以上、军队普遍使用改进的弹仓枪，射程和准确度分别增加4倍和10倍，大炮由实心球形弹改为足以摧毁任何街垒的榴弹炮，炸药桶代替了原来工兵的丁字镐，新建的街道笔直而宽敞，很难修筑街垒，即使修建了街垒也难以抵挡得住炮火的轰击。在这种条件下，恩格斯认为：“这里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④]恩格斯认为当时应该学习德国工人阶级的榜样，开展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容光焕发，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⑤]在这种情况下，街垒战过时了，少数先锋带领的突然袭击过时了，1848年的方式不能取胜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和方式必须随之发生变化，恩格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自己过去曾经是错了。这里讲的是革命取胜的条件当时不具备，并不是革命的基本条件不具备。相反，恩格斯在作出这种对过去错误的判断之后，立即指出：“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⑥]恩格斯指出在对于具体时机和形式的判断“我们错了”的同时，又提出世界无产阶级不能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思想。这本身就说明，恩格斯说的错误，不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具备必然灭亡的基本条件的判断。如果抓住这些对于革命取胜的条件和时机的具体判断，指责马克思恩格斯过分乐观、有认识上的缺陷，这就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革命具体时机的否定，而实际上变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做出的“两个必然”所依据的社会基本矛盾条件的否定，变成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权的否定。
按照上述观点，人类社会至今也没有具备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他们往往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间，资本主义虽然多次遭遇经济危机和衰退，但总的说来还是获得了发展，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较长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些情况作为自己的论证。因此，这种观点的逻辑隐藏的一个最大的、不可说破的秘密就是：最近100年都不曾达到或存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的物质条件。按照这样的逻辑，十月革命根本不应该进行，至今为止出现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合理性，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发生就没有必然性，社会主义革命就不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种观点看来，无论是苏联还是二战之后的十几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违反了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原理，都是难于支撑下去的社会制度。
根据这种观点，只能得出社会主义现实制度不应该出现的结论。对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这种观点认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前，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人为地把它强行建立起来，也是不巩固的，难以持久存在下去。如果政治上层建筑强制地维护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必然会造成生产力的停滞、倒退和破坏，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无情地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不言而喻，在这种观点的逻辑里，第一，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属于“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情况下“强行”建立起来的；第二，这种“强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难以持久存在下去；第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根本就不应该发生革命，因此根本不应该得到巩固；第四，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属于是“政治上层建筑强制地维护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因此“造成生产力的停滞、倒退和破坏，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种观点用他们理解的“两个决不会”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也就否定了中国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他们认为土地改革后的土地私有制的情况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结果中国共产党却匆匆忙忙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造成了生产力的大破坏，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就全被否定了。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上述社会主义改造的这段历史是这样说的：“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⑦]
实际上，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力的大破坏”说法，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和存在的合理性。按照这一逻辑，不但垮台的苏东国家早就没有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连现存的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也无法解释自己的立脚点和存在的合理性；按照这一逻辑，不但不能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发展，甚至连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失去了合理性。这样的理论如果行得通，我们又如何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呢？
这种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看法和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看法，是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系列论述的精神实质的。彻底从理论与实践上厘清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也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封闭现实不发达国家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打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旗号，用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会”否定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这根本就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在革命之前，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革命之后，他们对新生的社会制度无论如何也看不惯。这种思想和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资本主义是理想的“千年王国”才是他们唯一想说的话。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强调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对于社会形态产生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强调不是僵化的、绝对的、不讲任何前提的。这种强调丝毫没有否定现实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丝毫没有封闭不发达国家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费尔巴哈》中提出了共产主义“同时胜利论”，但当时就强调了“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⑧]可见，马克思在提出“同时胜利论”时，并非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条件。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⑨]该文的绝大部分内容写入了《共产党宣言》。然而，上述判断革命时机的话语，包括革命“同时发生”的话语并没有被《宣言》采纳。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做出“两个必然”的结论时并没有忽视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各种条件的分析和新的情况的判断，对爆发革命的地点和时机的判断是不断发展的。他们开始认为在英国发生革命最快最容易，不久就改变了看法：虽然英国物质条件好，但英国“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因此“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⑩]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判断“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11]这种对革命具体时机的判断，不属于基本原理的范畴，属于具体的判断，是根据具体情况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变化的。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更加重视从全球视野分析革命爆发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判断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地点和方式的时候，是运用世界资本主义形成一个全球体系的观点，对革命爆发地点和时机的判断，其选择余地就更加宽广了。早在1845~1846年，他们就预料到：“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2]这实际上就赋予了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前提。这个意思，恩格斯晚年还强调指出：“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13]显然，有人指责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具备发生的条件的说法，就是恩格斯晚年批评的想一直“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以后”才来从事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革命的研究和判断更加接近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结论。他们曾经预测中国发生的革命会引发欧洲革命的情况。1874年又判断：“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14]1878年恩格斯指出：“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15]1888年恩格斯又指出：“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16]恩格斯甚至设想一旦俄国发生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国“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17]在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们果然看到了恩格斯预料的资本主义世界干涉苏俄革命的十四国军队的入侵。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品格使得他们在判断革命发生地的时候，已经接近了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的理论。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成果，列宁接力、继承、发展，正式提出和实现了不发达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成功，开辟了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的新纪元。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丰功伟绩。
按照那种僵化逻辑，抓住所谓的“两个决不会”论断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的合理性，怎么能正确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呢？！
三、人类社会发展由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替领先的规律
关于不发达国家或相对落后国家为什么会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有精辟和全面的解析。
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集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做过富于创造性的思考。他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是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
“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18]看来，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条件再充分，如果“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也就很难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的分析是深刻而严谨的，而且特别重视人的因素，即工人阶级队伍的政治素养，以及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程度。他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水平、而相对较落后的国家”所直接面对的资本主义统治势力较弱，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影响相对有限，因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后比较容易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这是被历史事实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从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以来，每一次人类社会形态的进步，都是从原有的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首先起步的。也就是说，推动人类历史进入新的社会形态的每一次革命，最早都是发生在原有社会基础的不够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奴隶制不发达的中国首先发生了封建主义的革命，并领先世界的发展；封建制度不发达的欧洲西部地区首先发生了资本主义革命，领先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和中国等国最早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外在表现。这不是什么特异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
这种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以交替领先的规律进行，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解开。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社会形态阶段起步较早，领先发展，社会经济发达，政治制度完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配合默契，延续的时间较长久，这就是比较发达的状况。从总体来说，这种发达的情况就容易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运转机制，相当于一个坚硬的社会制度的外壳。反之，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它们在一个社会形态阶段起步较晚，社会经济不发达，政治制度不完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配合不默契，延续的寿命也不长久，这是不发达的状况。这种状况就不容易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运转机制，其社会制度就不是一个坚硬的外壳，而是支离破碎或漏洞百出，或者存在制度裂痕。当整个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达到基本不能相互包容的地步的时候，冲突就要爆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得到突破并取得胜利，在不发达、社会运转机制不稳定、整个社会外壳不坚硬的国家和地区首先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近代以来，面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特别顽固，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之所以饮恨牺牲，国家之所以不容忍任何改革和改良，而封建顽固势力竟然在辛亥革命之后还能以封建军阀继续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原因就是在封建主义社会阶段中国太发达、太完善、社会外壳太坚硬。这就是历史的惯性。这种情况是广为存在的，不是一种例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最发达的西方几个国家，尽管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发展得很充分，但却很难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也是这种历史的惯性所致。这种惯性在一个社会没落的阶段常常表现为一种历史的惰性。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历次社会形态的更替中始终走在前面。而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只要具备当时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加之其他条件的配合，就能够由后进变先进，走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前列。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首先出现在一些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原因就在这里。这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只有把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现象研究透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其现象背后的秘密，才能解答多少年来思想理论界存在的困惑，廓清一些人散布的迷雾，才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起坚定的自信。
本文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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