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研读笔记（174）《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第三十三至三十五章

文献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五篇第33—35章（第589—651页）。

研读笔记：陈月颖

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的研究对象是生息资本，其中第三十三章至第三十五章主要分析了信用制度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

第三十三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信用制度的发展与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使得流通手段获得了大量的节约。这对于资本家来说是极为有利的，资本家通过信用制度与工具增大了借贷资本的数量，从而进行扩大再生产，不断牟取暴利。这一章主要包括四部分的内容：

信用制度的应用促进了流通手段的节约。马克思指出，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这一内容。一方面，所有节约流通手段的方法都要以信用作为基础，完备的信用制度促进了流通手段的节约。信用货币和支票可以作为支付手段代替金属货币的流通，这就缩短了货币的流通时间。这种缩短体现在有两种情况：一是以银行为依托，将两个公司的债权和债务在同一个银行以非现金的形式结算，实现两者之间债权债务的转移。二是利用票据，实现两个不同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结算。

另一方面，通过信用制度完成结算的方式加速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就是说，流通手段的量相应减少了。但是，以信用为媒介加速货币流通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买卖的顺畅进行和各种支付的衔接。

银行券的流通规律与金属货币的流通规律是一致的。只要银行券可以兑换现实货币，那么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决定银行券的发行数量。银行券的兑现最终是以现实货币为基础的，所以，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要以现实的生产与交易的需要为限制。马克思指出，“银行券的流通既不会以英格兰银行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该行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在地库中贮藏的金的数量为转移。”（P595）

通货的绝对量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经济危机的爆发将会导致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银行券本身作为一种虚拟的货币，当生产与消费能够正常运行时，它能够发挥货币支付手段的作用，一旦危机爆发，人们急迫想要贮藏货币而不是银行券，这就会导致银行券逐渐失去作用，甚至从流通中消失。而且，通货的充足或者短缺只是同一数量的流通手段在现款与借贷工具之间的不同分配，通货的绝对量只会在紧迫时期才能对利息率造成影响。对于支付手段的追逐造成对银行信贷需求的增大，同时银行面临提款与兑换的风险时，通货的绝对量会对利息率产生决定的影响。但是通常情况下，通货的绝对量一般不会对利息率有影响，因为通货的绝对量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总量以及信用状况决定的，而商品价格与利息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通货的绝对量一般不会对利息率发生作用。

阐述银行控制信用与创造资本的方法。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大资本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能够利用资本操控货币市场，压榨一些较小的货币经营者。而且，银行是依托国家支持才取得的信用，它虽不像资本家般肆无忌惮地谋取私利，但可以通过发行没有准备金的银行券构成虚拟资本，从而节约流通费用，获得私利。银行还可以通过签发汇票然后立即收取现金来创造利息，还可以将已经贴现的汇票支出，利用银行信用获取利润。银行利用信用就能够创造资本，这对金融市场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信用制度，资本进行了一个更大的集中，这就造成银行资本大量吞并产业资本，产业资本从属于银行资本的趋势不断加强。

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这一章主要批判了通货学派的通货原理，其通货原理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为基础，并试图从流通领域寻找危机的根源和控制危机的方法，这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1844年英国银行立法的暂停执行便证明了通货原理的破产。

马克思首先对通货原理进行了批判。通货原理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说作为基础，并将其极端化。通货学派认为，通货的数量决定了物价，银行券的发行量过多会导致其价值量降低，还会促使它兑换成黄金外流，由此引发金融危机。因而，他们认为银行券的发行要完全等同于金属货币的流通量。而通货学派沿用李嘉图的教条是为了从货币流通领域寻找危机根源并制定防止危机的方法。而他们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随黄金准备的增减而增减能防止危机发生，并以此作为1844年银行立法的基础。马克思也提到，与通货学派对立的银行学派虽然批判了通过原理，但是他们并没有弄清楚货币与资本的关系。

接着，马克思对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进行了概述，指出1844年银行立法所导致危机加重的结果标志通货原理的失败。在1837年经济危机之后，商人、资本家以及庸俗的经济学家都不肯承认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通货学派便趁机推销自己的主张，按照通货原理制定了1844银行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三点：一是发行银行券必须做好十足的黄金准备，二是将银行券的发行集中于英格兰银行，三是将银行的发行业务与信贷业务严格分开，发行部的银行券和银行部的黄金必须等量进行交换。然而，这种银行立法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到来，还加重了经济危机。在危机阶段，人们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增加时，这个银行立法却认为的减少了流通手段量，导致利息率空前高涨，使危机逐渐加剧。英国政府只得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立法才克服了经济危机。在实践中，通货原理与银行法纷纷失败。马克思指出，实际上，通货学派的理论只是为了提高利息率，进而扩大银行家们的利润，对于解决经济危机并没有效用。

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这一章总共分为两小节。第一节主要分析贵金属的流动及其与国内信用。经济危机的关系，第二节则分析了与贵金属的流动相联系的汇兑率问题。

（一）金贮藏的变动

这一小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

第一，说明贵金属的流动需要区分的两种情况。一方面，贵金属流入各国之中，补偿铸币的磨损，满足对奢侈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贵金属在不产银的各国之间流来流去，同一国家进行贵金属流入和流出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贵金属的流动大部分会抵消和中和。同时，一个国家的贵金属输出超过输入，就是流出，反之则是流入。

第二，分析贵金属的流动与国内信用以及银行准备金之间的关系。贵金属的流动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变动来测量，这种测量的准确度取决于一国银行业务的集中度。而且贵金属减少如果表现为一种趋势，将会危机国内信用，加剧危机的爆发。同时，中央银行的贵金属准备有三方面的主要用途：①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准备金；②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③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

第三，贵金属的流动对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马克思指出，现实的危机发生于贵金属的汇兑率已经发生转变之后，而危机之后，金银就会按照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的特别贮藏的比例进行再分配。贵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下一次危机的前兆。而且，当贵金属的外流发生在危机前期时，就会加速危机的爆发。危机爆发前期已经出现生产过剩的状况，信用极速收缩，这时贵金属再外流无疑会使这种形势更加恶化，促进危机爆发。“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P648）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货币是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又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同时，信用也逐渐取代货币成为财富的社会表现形式。而一旦信用发生动摇，现实的财富就会要求转化为现实的货币，即金和银。所以，贵金属的外流会加剧危机的爆发。

（二）汇兑率

这一小节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来分析：

第一，说明贵金属的输出对于国内利息率的影响。以英国为例，如果英国贵金属输出规模较大，那就会威胁国内信用。这时，英国银行为适应这种情况，会降低有价证券的价格，吸引外国人购买英国股票，英国人也会抛售其外国股票，这样就会改变英国的汇兑率，转变对英国的不利形势，从而制止贵金属的外流。

第二，对威尔逊在汇兑率上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马克思指出，威尔逊混淆了贵金属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与一般资本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当资本输出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时，会直接对该国的汇兑率造成影响，使汇兑率暂时变得对该国不利，但是长期来看，该国可以从外国不断收取利息和股息，因而是有利的。当资本输出以实物形式进行，就不会对汇兑率产生影响，从长期看，会有利息与股息回流至资本输出国，因而对该国以后的汇兑率也是有利的。

第三，汇兑率发生变化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受一时的国际收支差额影响，二是受一国货币升值贬值影响，三是当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为“货币”时，两国之间的汇兑率就取决于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包括两国单位货币所含有的纯金量和纯银量，还有金银在世界市场上的比价状况。

第四，贵金属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关系。信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篡夺了货币的位置，但这是有限度的。无论是信用还是贵金属，都克服不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因而“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p671）

编辑：陈月颖   审核：刘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