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研读笔记（200）《反杜林论》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马列微讲堂 Author 曹珊
文献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反杜林论》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153-239）
经典名言：
1、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2、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
3、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4、资本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它被用来继续进行生产并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
5、资本的统治是紧随土地的统治而发展起来的。一部分依附的农村劳动者转入城市，从事手工劳动，最后变成工厂的材料。在地租之后，形成了资本赢利，作为财产租金的第二种形式。
研读笔记：曹珊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编中，用辩证唯物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彻底批判了杜林的唯心史观和他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粉碎了杜林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污蔑和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对象和方法在这一章中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的局限在于将政治经济学看做是永恒理性，将发现的规律看做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没有看到现实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和自身的阶级性。杜林也将政治经济学看做是自然规律、永恒真理、而非历史的发展规律。第二，杜林认为暴力是所有制的基础。第三，杜林将生产和交换混为一谈，并将生产和分配相并列，而事实是，分配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必然结果。第四，人类的历史是由原罪决定的，是通过暴力、压服进行奴役的历史，“所以无论如何，在考察财富的分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要遵循杜林 先生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恩格斯洞悉到杜林的错误认识原因在于他从法、道德来看待现实经济状况，而非从现实的客观实际出发。这样的消极结果就是正义的“梦想千年王国”永远不会到来。
针对杜林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科学。恩格斯将生产和交换比作“经济曲线”的横纵坐标，说明了生产和交换虽然具有不同职能，但是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紧密联系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内容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特殊到一般。
恩格斯在这一章着重对分配进行了论述。首先，分配是生产和交换的产物。恩格斯用原始公社、小农业、大农业为背景举例说明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分配差别的产生，导致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有特权的和受歧视的阶级，剥削的和被剥削的阶级，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进而最初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发展起来的国家，逐步地具有了阶级统治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是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的必要手段。
恩格斯还对已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作出了简洁而深刻的概述。经济科学发展的过程是批判封建生产方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证明其必然灭亡的过程。恩格斯还指出，为了达到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还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生产方式进行考察、比较、研究。而“这项研究最大的功臣应是马克思”。
二、暴力论
暴力论是杜林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核心。这章的中心观点是在批判杜林暴力论的基础上，正确指出经济与暴力的关系，阐明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该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即认为政治暴力是基础、是目的，经济关系则是暴力的从属是手段的错误观点，指出杜林的暴力论的核心在于用暴力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种理论并不独特，而是历史唯心主义，杜林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称为“基于暴力的所有制”，这实际上掩盖资产阶级的剥削罪恶。
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为例，论证了经济决定政治、暴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史观的基本原来。恩格斯首先明确指出暴力只是手段，而经济利益才是根本目的，“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恩格斯通过大量的例子证明了人对人的奴役并不是在人类产生之时就存在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是阶级的产物。“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私有财产也不是暴力掠夺的结果，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暴力只能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并不是私有财产产生的原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恩格斯还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为例，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原因也是在于经济。而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通过革命，资产阶级最终也必然灭亡。
三、暴力论（续）
这一章，恩格斯继续对暴力论进行深入批判，他以科学的世界观对军队这一政治暴力与经济的关系加以论证，指出军队是由经济情况决定的。
恩格斯指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暴力是由经济所决定的。“暴力是陆军和海军”，军队必然也以客观的经济情况为基础，经济是第一性的，暴力、军队是第二性的。经济的发展，促使新式武器的发明，进而促使作战方式发生变革，从本质上来说，战争的胜负，根本上取决于经济的条件，军国主义也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起来的，最后必将因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而灭亡。
四、暴力论（续完）
在这一章，恩格斯在前两章观点的基础上，阐明了暴力的革命作用，彻底批判了杜林反对暴力革命的错误观点。
批判了杜林要统治自然界先要奴役人的反动观点，指出“对自然界的统治和地产的经营决不是一回事”，驳斥杜林的地主阶级自古就存在和“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的错误观点，只是杜林“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
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了阶级产生的两条道路，阶级和阶级统治首先是以满足社会职能的需要而产生的，阶级统治就靠执行社会职能来维持，“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第二条道路是随着分工发展，生产力不断发展，战争又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奴隶制的出现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基础。这两种道路都是由经济所决定的。
接着，恩格斯又批判了杜林用永恒的道德、平等、正义等观念看待奴隶制，进而全盘否定奴隶制的历史作用，阐明“在当时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政治暴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而得到发展，同时，也对生产力和私有制起到促进和阻碍两种作用，针对杜林全盘否定革命暴力的观点，恩格斯深刻论述了暴力的革命作用，“它是社会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五、价值论
在“价值论”这一章中，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批判了杜林的价值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揭露杜林的价值论是以唯心主义的暴力论为基础的，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滥调。
恩格斯指出，杜林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而是离开了历史，建立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因此，杜林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历史的科学，而是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一章，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批判了杜林财富就是“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力”，是对人和物的支配权。第二，批判了杜林对于价值等于价格的错误认识。第三，批判杜林“力的花费的大小决定价值”论、“分配价值论”。第四，批判杜林一切价值的尺度都是人力的花费的谬论。批判“工资决定价值”论。
恩格斯深刻阐明了第一，原始社会不存在财富对人的支配，在阶级社会中，财富对人的支配也是通过物的支配而间接取得的。杜林对财富的错误定义的目的就在于割裂生产和分配的联系，要把财富从经济领域转移到道德领域中，这样就可以以暴力来解释对人的支配。
第二，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永恒的，而是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价值是商品的属性，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价值只能借由商品交换表现出来，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第三，劳动产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如果只把力量投入到不是用于交换的物品上或是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上，那么就不创造价值。杜林歪曲劳动创造价值的目的是为了从“生产价值”得出为暴力所伪造的“分配价值”。然而“分配价值”也是一种假象，利用暴力造成“分配价值”也总是要失败的。
第四，指出杜林的人力的花费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和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劳动本身并没有价值。杜林的真正目的是要说明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这件商品中的工资决定的。
第五，“工资决定价值”是杜林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恩格斯指明了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工资的价值，“来自自然界的生产价值，或人的劣根性所创造的分配价值，其特点在于它是按照并非自身所包含的力的花费来计量的，或第三，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或第四，由再生产费用计量的价值，或最后，由工资计量的价值”这五种价值是前后矛盾的。
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这一章，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商品价值是由什么样的劳动来决定的，揭露杜林对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歪曲，批判杜林的劳动等价论。
恩格斯指出，杜林在经济学上的错误观点，与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的。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认为劳动时间决定自然成本、决定价值以及劳动都是完全等价的错误观点。杜林认为只要每个人平等劳动就可以获得平等价值。同时，他还指出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同一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并不相同，复杂劳动创造得比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大。复杂劳动是增加倍数的简单劳动，商品中的价值是表现为简单劳动的付出，复杂劳动则通过商品交换转化为简单劳动。马克思认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不相等，这只是为了说明商品价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不是为了说明价值本身，也不是以此来说明劳动力的价值，更不是劳动时间的价值，而是指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抽象劳动只是形成价值的因素，本身不是价值。劳动要成为价值，必须体现为凝结在商品中的简单劳动。衡量价值的尺度就是包含在商品内社会必要劳动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能创造新的价值的特殊商品，劳动不是商品，因为它只是劳动力的消耗。
恩格斯通过劳动不能具有任何价值的原理揭露了杜林劳动等价论的阶级实质。指出价值是个历史范畴、劳动是永恒的，如果像杜林讲的劳动有价值，就意味着价值是永恒的，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永远存在，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剥削也就永远存在。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总是存在差别，因此劳动等价论是杜林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盗用的没有依据的谬论，其根本原因在于杜林不能区分决定价值的到底是劳动还是工资。杜林的劳动等价论，是从他的普遍公平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恩格斯在这章批判了杜林认为资本是物、是生产资料的错误观点；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的歪曲——“硬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回击了杜林对马克思资本学说的“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的攻击；揭露了杜林剽窃马克思资本学说关于资本定义和资本属于历史范畴的事实。简洁明了地概括了杜林政治经济学的实质“第一，劳动进行生产；第二，暴力进行分配。”
恩格斯指出了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是货币，但是货币本身并不等同于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与剩余价值相联系的，货币作为资本是因为能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要前提，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是在生产环节中进行使用的，剩余价值也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资本家因为自己会经营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资本反映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并没有发明剩余价值，而是只有剩余产品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时，才产生了资本。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
恩格斯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污蔑。杜林污蔑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看成是都被产业资本家占有的资本的赢利，歪曲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情感道德。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认为剩余价值是暴力的产物，其大小取决于暴力程度的谬论。
恩格斯指明杜林在揭示暴力和利润的关系问题上，实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剽窃马克思的《资本论》”，表面上是攻击剩余价值学说，实际上是“在财产租金这个名称下霸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行为”、“借以掩盖他在《教程》中对马克思的粗暴剩窃。”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运用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对剩余价值本身进行考察后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转化形式，包括利润、利息、地租和各种课税等形式，指出产业资本家只是剩余价值的第一占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科学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得以创立剩余价值学说，而非建立在情感道德的基础上。同时，恩格斯还指出杜林不清楚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不能正确理解剩余价值规律，更不能理解竞争的作用，而只是把竞争错误的看作理解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分配的障碍。恩格斯还对杜林认为利润是暴力结果的结论进行批判，提出如果想要说明利润是暴力的结果，就要说明暴力是如何夺取利润的，杜林之所以有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他从唯心主义出发，将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真正的作用只能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恩格斯在这一章揭露了杜林提出的“自然规律”不过是“从最无聊的陈词滥调中抽出两三个有时甚至措辞不当的不言而喻的语句，也会构成经济学的不需要证明的公理、基本原理、自然规律。在阐述这些毫无内容的规律的内容的借口下，乘机对各种题目作一番广泛的经济学的空谈”。揭露杜林把“发明和发现，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做一切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关于地租问题，批判杜林认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本身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地主自己经营土地不需要分为地租和利润”、“地租是剥削农业劳动者的全部剩余产品”的谬论。
恩格斯指出，发现和发明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竞争和追求利润，不一定会采用新技术，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腐朽性决定的。恩格斯针对杜林“租地农场主的盈利是什么东西从来你没有人提出过”的谬论，重申古典经济学早已经证明了租地农场主的盈利是资本利润。租地农场主雇佣农业工人进行劳动，农业工人将自己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交给地主，这就是地租，就是间接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对于杜林认为“地主自己经营土地不需要分为地租和利润”的问题，恩格斯指出，地主自己经营、农业资本家经营、或租地农场主向地主租地，其收入都包括地租和利润，区别是地租自己经营、农业资本及经营和租地农场主向地主租地在收入分配上有所不同。杜林错误地把地租看作剥削农业劳动的全部剩余产品，这就导致他错误地将农业资本家的利润看成是地租的一部分。在杜林看来，地主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理应获得地租，杜林还将农业资本家看作地主的管理人，把农业资本家的收入看作是应得的工资，这实际上就否认了否认农业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工人，杜林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一样，用地租等剩余价值转化形式掩盖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十、《批判史》论述
《<批判史>论述》的作者是马克思，共149个自然段。马克思在这部分内容中，对政治经济学说史进行了概述，他从唯物史观出发，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杜林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大吹大擂”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责予以有力回击。
马克思对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再到诺思、洛克、休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对魁奈的经济表进行了正确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杜林的政治经济学是从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抄来的，但是他却扬言《批判史》没有“先驱者”，是“个人的私产”，是“非常现代的现象”，这是非常荒谬和自高自大的表现。
首先，杜林对于古希腊经济思想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马克思则认为古希腊经济思想“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它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对亚里士多德，杜林否定其关于商品两种用途的学说、贬低货币学说；对重商主义代表作无知；对配第攻击其价值论是“不完整的痕迹”，从而全盘否定；对布阿吉尔贝尔，认为他是重商主义；对洛克，歪曲其关于利息与货币学说没有超出重商主义的范围；对诺思，谩骂其为“坏家伙”；对于休谟，则吹捧其为大经济学家，还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穿休谟抄袭范德林特观点而攻击马克思；对斯图亚特，因批判过休谟甚至被杜林“一笔勾销了”；对魁奈，则歪曲和攻击其经济表。
相比于杜林对上述思想家或是全盘否定或是大力吹捧，马克思则进行了科学公正的评价。
第一，马克思高度评价亚里士多德商品两种用途的思想，认为它对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做出了重大贡献，还认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货币的价值尺度和货币资本两种职能的思想是很有意义的。此外，马克思还肯定了柏拉图党的分工理论，将其褒奖为“在当时来说是天才的描述”。第二，马克思揭露了杜林对重商主义的无知，认为重商主义的代表作是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而非杜林高度评价的塞拉的《略论》。第三，马克思驳斥了杜林对配第价值论的攻击，对劳动价值论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配第的《货币略论》是一部摆脱了重商主义的杰作，但也指出配第混淆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局限，客观地评价了配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深刻批判了杜林的暴力决定价值的观点。第四，针对杜林对布阿吉尔贝尔的错误评价，马克思指出，布尔吉尔贝尔和庸俗经济学家罗没有关系，他们都不是重商主义。第五，批判了杜林对洛克利息自由学说的歪曲，指明了洛克主张降低利息率对于18世纪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指出了洛克的利息自由学说是从配第哪里抄来的。第六，针对杜林对诺思的指责，马克思认为诺思的著作是“古典的、始终一贯的论述”，诺思主张自由贸易，为了提高土地收入，主张实行农业保护政策。马克思也指出，诺思的利息的学说也是抄袭配第的。第七，针对杜林对休谟的大肆吹捧，马克思揭露了休谟的研究范围很窄，他的利息理论是抄来的，也根本不懂价值论，并且休谟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辩护，残酷地压榨了普通劳动群众。马克思还分析了杜林吹捧休谟的原因，就在于“休谟扮演了18世纪的杜林”。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魁奈的经济表，反驳了杜林认为经济表“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的观点，指出经济表说明了重农学派的贡献在于把财富和剩余产品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马克思从商品可以凭借货币价值和“自然对象”即实物这两种形式进入流通，马克思阐述了魁奈关于社会结构由生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构成，分析了经济表的前提、一个经济年度农业总收成的出发点、三个阶级的产品分配方式、总收成在三个阶级间流通、剩余价值的来源等问题，指出经济表“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对通过而实现的年度再生产过程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立什么这一问题。”
在这章的最后一段，马克思对杜林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整体的评价——“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原来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而且往往是理解得极差的、最糟糕的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关于经济事实向我们提供的唯一解释是：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知道得多一些。”这背后的原因则是“杜林先生不去研究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字眼，把它当做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