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思想”笔谈

编者按：程恩富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席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程恩富教授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都有重要影响,是中国经济学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旗手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为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本栏目邀请多位专家,组织了“程思富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思想”笔谈。

“程恩富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思想”笔谈

李家祥,徐仲伟,张顺洪,李建平,辛向阳等

摘要：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视角看,程恩富教授研究的明显特色是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突出体现在始终重视,做到持之以恒；紧扣实践,著述内容广博；组织引领,力出系统成果；旗帜鲜明,批评错误观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加强思想史学科建设,需注重总结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如何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验、品格与特色。为坚守和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程恩富教授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角度,对这一制度具有的价值理念、执政意义、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如何共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新自由主义是误导我国改革开放方向最危险的思潮,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坚持不懈地反对这种错误思潮。程恩富教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地为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维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奋笔疾书。程恩富教授敢于旗帜鲜明地批评我国经济学领域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敢于与那些宣扬新自由主义者进行较量。经济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程恩富教授从人民群众立场出发,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开创性地提出“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理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等。在密切关注当代全球化新特征、新变化、新发展的同时,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性质、特征和影响,深刻阐明了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思路和对策。程恩富教授明晰了研究《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态势等问题,深入阐释了《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拜物教批判理论与共产主义学说、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等重要思想,多角度阐发了《资本论》的时代意蕴。对于我们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程恩富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新自由主义思潮；经济全球化；反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资本论》

坚持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作者简介：李家祥（1951-）,男,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社会科学届联合会原党组书记；

有幸结识程恩富教授并逐步熟悉起来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从参加全国经济学类高层学术研讨会到他来天津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有几次机会能近距离交流并向这位兄长学习。但是知道这位学者却更早一些。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笔者基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经常搜集和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与论文，记得那时候经济学专业刊物很少，且多发表老一代名家的大作，出版青年人独撰的著作不多，当看到程老师的著述，特别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复旦学报》较早发表的文章之后，感到十分难得，颇受启发，由此对这位青年经济学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2009年由天津师范大学调任到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之后，更促使我多与学界名家交往，于是也密切了与程恩富教授的关系。

程恩富教授自20世纪70代中期以来教书育人、勤奋耕耘、著述高产，研究的许多问题是笔者没能认真和深入思考过的，因此仅作为同时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基于彼此交往，结合长期重点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视角谈点感想。笔者觉得他从事的研究具有明显特色，感受最深的是坚持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始终重视，做到持之以恒

从笔者看到的现有资料看，程恩富教授较早出版的专著是《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其中的核心观点在此之前以《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兼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为题目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我国兴起了研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潮，理论界就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志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研究。程恩富教授强调对划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或标准要作整体考察，既要看到生产力的终极作用和间接或终极标志，又要看到生产关系的直接作用、直接标志，并认为由生产力引起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部分质变形成了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分析过程中，他针对一些不同观点，多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论证，例如就生产力在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作用问题指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划分为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生产力的演化特点。他判断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阶段向大机器工业阶段转化的标志就是机器的使用。“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1。在大机器工业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2。机器的普遍运用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在划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也坚持把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志。“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他在分析资本主义进入其最高阶段时，也是从生产集中程度加速，进而产生垄断开始的。“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³生产集中和垄断这两个范畴同时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内容，并非单指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在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划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判断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要重视生产力的标志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重要基础性理论之一，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这个理论，程恩富教授较早地论述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与方法明确就初级阶段等做出了具体和前瞻研究，颇有新意和见地。

如果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论证问题的做法还较多，到了90年代之后，在众多学人着力思考市场经济改革问题之时，愈来愈多地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程恩富教授在平时或者当学界较为集中研讨某一重要问题时，仍然高度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21世纪初发表了《深化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认识》《不应误用“重建个人所有制”》《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动态》《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努力繁荣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回眸与展望》等。在美国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他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危机反思》《从巅峰跌落的资本主义探寻新出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近些年来，他更为聚焦这个方向，发表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重读<资本论>》《<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等。仅仅列出这些就可以看出，程恩富教授长期坚守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域，积极发出强声和持续运用，形成了十分重要的基本研究方向。正如他为自己所概括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

二、紧扣实践，著述内容广博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仅表现为深入学习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还体现在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纵观程恩富教授的著述，有相当大数量在分析我国各个发展时期的重大经济理论与实际问题，注重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贯彻党中央部署，紧密结合实践和坚持问题导向并做出深入研究。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他集中发表了众多论文，如《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述论》《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等。他还出版了多部著作，主编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两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专著，为我们学习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启示。

从上述简单介绍已经可以看出，程恩富教授的著述围绕特色方向形成了相当宽阔的研究领域，从学习和阐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到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思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考察国内经济问题到分析国际经济形势；从研究基本理论到关注基本方法运用和经济思想史。我就后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21世纪初期，他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作为最终成果的主编出版了包括“经典作家卷”“中国卷”“苏联俄罗斯卷”“欧美卷”“日本卷”的五卷本著作。笔者在撰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之时，拜读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感到富有特色。该书设了四编，分别考察了“旧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传播与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国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总共23章中，除了各编的首章属于概述外，其余各章安排介绍某一方面的理论，以选择若干代表性人物的研究及观点来体现该方面理论的新成果，共涉及了2位党的早期领袖和100多位经济学家。既具有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又着重介绍了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这是该书的最突出特色。因此笔者在自己书中“学科建设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发展阶段与新时代新使命”部分将这套著作作为“稳步发展阶段”的代表作之一予以标明。

三、组织引领，力出系统成果

程恩富教授在率先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进行集体攻关。他的不少论文是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领衔团队编写《现代政治经济学》，创建具有独到见解的“五过程法体系”。他于2001年领衔成立“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建设联合国内外学术力量进行大规模理论创新的学术团队，努力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构建经济学范式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子。他还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组织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主编《海派经济学》，编辑发表大量论文，也体现了带队伍、培养年青人的意识和行动。

特别是他于2005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先后任职该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等，组织出版许多有分量的著作，如主编了11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纵论丛书》、5卷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8卷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10部《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经济》、10部《国外现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从》等，还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首席专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教材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这些为从整体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加强学科建设提供了具有高层次、引领性、基础性的成果。

程恩富教授还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开展国际交流相结合。他主编了《国际思想评论》《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两份英文国际期刊，并发表多篇论文。于2016年在日本东京八朔社出版《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的著作，并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2016）（英文版）》。同时他担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在世界多地组织了多场国际论坛，与多位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加快“学术走出去”，体现海纳百川，发挥了扩大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影响的作用。

四、旗帜鲜明，批评错误观点

程恩富教授非常重视在批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些重要理论与观点的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例如，针对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的理论，提出了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论；针对资源有限与需要（欲望）无限的观点，提出了资源需要双约束论；针对“倒U型假说”“效率优先假设”“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假设”等观点提出了公平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针对“私有制高效率论”“公地悲剧论”等观点提出了公有制高绩效论；针对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优势的观点，扬弃地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论。在这些方面，他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明确批判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阐述了独到见解。

2015年10月23日程教授受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共同邀请作了题为《当前七大社会思潮与经济改革》的学术讲座。结束后天津师大经济学院做了如下报道：“程恩富教授就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思潮及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学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等相关问题展开阐述。”他举出大量实例，指出当前存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折衷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等七大社会思潮，并对各种思潮作了详细的解析。他着重剖析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提出要关注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提倡实质性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面对古代及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倡“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风，用创新思维来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用以指导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实践。⁴上述报道的概括不可能反映全部情况，但是已经表明了程恩富教授的讲座风格，直面学界存在的不同思潮，明确批判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积极弘扬马克思主义，难能可贵。

五、强调坚持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客观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坚持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落实这些部署的基本要求。近些年来社科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就此已经做出很多努力，多位领军专家牵头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科基金等设立的重点课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取得了许多成果。然而也应看到，这方面的任务依然很重，需要坚持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和蕴含精神。

另外，笔者在30多年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经历中体会到，长期以来，我国这一研究领域就经济学界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方面提出的新理论及其贡献关注较多，例如普遍比较重视总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理论演进历程，而对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学家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把握正确方向方面的理论发展进程及其贡献的系统总结较少。这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有客观原因。因为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要改革束缚生产力的旧经济体制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前提，需要重点破除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时，我们非常缺少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储备。改革攻坚阶段更需要突出思考怎样转变观念树立新的理论认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文献也较多反映了这种理论发展进程。然而，党的创新理论一直都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经济学界也一直有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防止照搬西方经济学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今天看来，应更为重视和加强考察这方面的理论演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强调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还严肃批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加强思想史学科建设必须注重总结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如何坚持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验、品格与特色。

笔者认为，程恩富教授正是现阶段我国坚持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专家群体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有师承关系的影响，有时代需要的推动，更体现了治学所秉持的抱负、责任、执着、勤奋的理念和行动，努力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新挑战，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和斗争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进一步倡导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则与精神。

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的坚定捍卫者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

作者简介：

徐仲伟（1951-）,男,四川自贡人,重庆邮电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重庆市社会科学届联合会原副主席；

赵春风（1978-）,男,河南柘城人,重庆邮电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十五大又明确提出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后来，在1999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订案中，还将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写进了《宪法》，并使这一制度成为了我国根本的法律制度。20多年来，虽然这一制度早已成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但是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总有那么一些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有时，甚至演变为尖锐的斗争。西方政界、企业界和学界的某些人士，他们老是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打着新自由主义的幌子，极力诋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肆攻击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是垄断，指责我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内某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也不断攻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诋毁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国进民退”，认为国有企业是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障碍，鼓吹让中国经济走全盘私有化和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只有实行私有化，中国经济才有出路，等等。面对国内外这样一些蹩脚的所谓学者与政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海内外极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自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随时拿起手中的笔，不断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展开抨击，投入一次次战斗。

为坚守和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宪法》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程恩富教授在从事繁重理论研究、教学工作的同时，先后写出了《在科学发展和改革中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共产党执政》《完善所有制结构，构建和谐社会》《稳妥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七个重要关系》《评“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论》《国企与民企要同舟共进》《要切实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层经营》《国有文化企业要在文化产业中发挥主导作用》与《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等大量学术论著，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角度，对这一制度具有的价值理念、执政意义、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国有工业企业与民营企业如何共同发展、国有工业企业应该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巩固其主导地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针对诋毁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大量言行和污蔑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谬论，开展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不久，程恩富教授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感出发，站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重要条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必须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有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所有制结构体现的是社会基本经济关系，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经济性质；另一方面，所有制结构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结构，在实践中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在所有制改革中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角度提出的。二是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要求出发提出的。但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又必须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他同时提出：“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当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协调好社会的各种关系和矛盾，能够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能够使社会的大多数人共享发展的成果，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才是科学的发展。”[1]

在这同时，程恩富教授还从社会价值论的角度分别剖析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具体内涵。他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对于广泛吸收社会分散资金、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公共积累和国家税收、实现共同致富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经济是调动广大职工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共同致富的根本保证。公有制经济在根本上是符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的。”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程恩富教授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且控制力不断增强和国有资产整体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要鼓励、引导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经济的健康发展，以达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展生产力、扩大就业的目的。”[1]

程恩富教授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遵循，是由国际经济环境和国情等历史条件决定的。同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正确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的辩证关系。他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目前出现的一种倾向是比较强调后一个“毫不动摇”，而淡化前一个“毫不动摇”。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进行一番研讨。他认为，党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在经济实践中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他同时提出：应当充分认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依赖性。认识到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需要同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生存和发展，也不能不依赖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他特别地指出：面对外国资本的竞争，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借助于国有经济的强大，才能作为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得以生存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需要国有经济提供支撑；非公有制经济需要从公有制经济吸取营养，克服自身弊病。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丝毫也不意味着要削弱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相反，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中国是离不开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2]

另外，他还明确地指出：在对待两个“毫不动摇”的问题上，也绝不能忽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矛盾，处理好公私两种经济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才能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不到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两者统一方面，或者回避两者对立的方面，都会给公有制经济带来不利或损失，都会阻碍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2]

特别是在如何坚持和发展好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上，他还先后写成了《坚定不移地科学推进国有经济调整和改革》《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组建与国有资产重组》《股份制国有企业改革效应分析》《国有控股公司：成因、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国有制实现形式和国有资本营运模式分析》《建立“一府两系、三层分立、分类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等大量学术论文，对于如何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过程中有效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提升股份制国有企业的改革效应，政府如何管理好公有制当中的国有资产，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等，表明了自己在维护和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中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的坚定立场和发展原则。在坚持和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过程中，程恩富教授不仅用大量的笔触对于我国飞速发展的公有制工业经济进行了大量深刻的论述，而且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发展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也写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倡导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模式多样化》《不同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分散型村庄的未来》等许多学术论文，专门对我国农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领域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主体地位。

在通过大量的理论论述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中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的同时，程恩富教授还通过大量地阅读和研究史料，开展深入的现状分析，坚持以战斗的姿态，写出了《20世纪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体制研究》，对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衰退从经济体制的角度进行了透彻的剖析。他写出《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一文，不仅对资本主义倡导下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发展局限进行深刻剖析和无情揭露，而且对于我国如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开拓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辉煌之地，进行了非常有力的论述，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危机》《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等文章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十问张五常》等著述，对境内外的那些一直秉承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和西方以垄断集团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倡导者们，对于世界各国财富的掠夺，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程恩富教授在一次次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以坚定的政治立场、深厚的学术功底、渊博的经济学知识、放眼世界的视野，从理论工作者的角度，撰写了许许多多的学术论文，发表自己的看法，阐述令人信服的观点，坚守自己的学术政治立场。同时，他还不时通过举办或者参与各种学术会议、论坛报告、学术讲座、媒体访谈等，大力宣传必须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意义，大声疾呼，坚决不让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理论有丝毫的地盘，绝不给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舆论一丝机会。更为突出的是，在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他更是不断地利用人大代表建言资政等方面的有利条件，积极向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提出了积极维护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程恩富教授不仅在我国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在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理论方面提出了众多新颖、科学、极具理论功底、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和理论著述。在他几十年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对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的努力探索和积极支持下，逐步形成了当今我国经济学界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学术流派——“海派经济学”，开创了“大文化经济学”等新的学术领域，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了一大批有关方面的理论研究人才。

这些年来，程恩富教授能够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不是源于其他，而是如他自己所说，“在复旦大学读书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接触丰富资源，广泛浏览了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形成了丰厚的知识理论积累。他甚至说：“我的读书兴趣至今还很广，思考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这倒为理论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3]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了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的治学原则。因为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不断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他总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博大情怀、始终以积极推进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洪流的赤子之心和冷静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科学态度去开展研究，才会不断地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方面作出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贡献。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就是程恩富教授年满60周岁的时候，他就说过：“新中国以来，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祖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作为祖国的一份子，个人可以通过工作和生活对中华民族整体产生作用和贡献”。[4]正是程恩富在自己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祖国“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认识到自己始终是“祖国的一份子”，因此，他还在黑龙江军垦农场当知青的时候就开始读马列的一些书籍。后来他到复旦以后，又不仅认真阅读了大量的文科乃至自然科学的一些书籍，而且还逐步地认识到，做学问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而且必须树立远大的抱负，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说，目标是治学的动力。在调离复旦的时候，就曾对自己的导师洪远朋教授说过，我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由于有了十分清楚的学术奋斗目标，因而后来他有当官的机会没去，有下海的路子也没去走，而是矢志不渝坚持自己立下的学术抱负，走学术的道路。他曾经对人说：“目标其实是动力，目标定得越高，那么动力就越大，难以达到就越要持久去努力。我曾经观察过一些人，他们智力的差别并不大，但所作的贡献却不一样。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目标不同。一些人的思路并不快，表达能力并不强，但最后却能达到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重要缘由在于因为他们目标定得高。”[5]正是因为这样，程恩富教授才能够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领域作出如此众多的成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曾经在为程恩富教授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3]这的确是对程恩富教授几十年治学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治学与为人的真实写照。

我国经济学界需要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仍很艰巨

作者简介：张顺洪（1955-）,男,湖北云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程恩富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面临着前进方向的问题，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程恩富同志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我国经济学领域深受西化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影响的时代背景下，他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敢于发声、不断发声。这些年来，程恩富同志不断地为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维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奋笔疾书。他坚定地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壮大集体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程恩富同志敢于旗帜鲜明地批评我国经济学领域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敢于与那些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潮者进行较量。

一、新自由主义是误导我国改革开放方向最危险的思潮

新自由主义⁵（有的学者亦称新保守主义）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遭受债务、贫困、战乱、饥荒、生态环境恶化之苦。相比之下，我国社会是稳定的，正经历着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当时苏东剧变尚未发生，世界格局还处于美苏两极对抗之下。笔者学习世界史，并没有怎么关注新自由主义，也确实没有预料到新自由主义后来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今天看来，苏东剧变、苏共亡党亡国，是与新自由主义紧密相关的。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就不断地对我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产生着冲击，新自由主义逐渐被学术界一些人奉为圭臬，直至今天这种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退。这些年来，国内学术界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展开了揭露和批驳。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早已产生了，但作为一种有影响的经济、政治思潮则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滞涨”等发展问题；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发展模式不够灵活、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客观上世界各国各地区需要而且也可能进行日益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这样的时代背景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传播并产生重要影响。新自由主义在苏东剧变中发挥了推动作用，而苏东剧变又反过来扩大了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兴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为新兴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利益集团组成，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利益集团形成了利益链或利益攸关的群体。美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总基地，美国当权者可以说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总体利益的代表人物。

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科技、军事等方面暂时的优势，在社会生活水平方面总体上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在多方面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在这种所谓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环境下，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就更能发挥自身优势。“自由化”和“市场化”特别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挤压或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方便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掠夺的财富流出发展中国家。“私有化”有利于削弱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从而削弱这些国家对国际垄断资本的抵抗力；“私有化”在发达国家内部则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广大人民群众。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推进由其控制的“全球化”进程，也有利于它们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培植依附自己的成分。

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等领域暂时的优势。当这种优势渐渐失去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双重标准”就会暴露无遗。一边宣扬自由化，一边又搞贸易保护主义。当在某个重要领域陷入或可能陷入劣势时，就会不择手段地打压竞争对手。一些国际势力对中国先进科技的恐惧和仇视，对中国有关公司的打压，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程恩富同志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有力批驳

多年来，程恩富同志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揭露和批驳。这里仅举几例。2005年，程恩富同志发表了《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一文，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各学派的观点，归纳了它们基本的共同思想。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第二，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文章指出了实施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恶果：“综观近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和健康发展。”文章还指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结果，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文章批评了我国少数经济学家“宣传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而主张私有化，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平，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宏观调控”。文章呼吁，对这种观点，“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尽快消除其影响”。[6]

2005年，程恩富、王中保共同发表《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危机》一文，揭露美国多年来不遗余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范式。“具体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范式主张包括：（1）经济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要求商品、服务和资本完全自由流通，在绝对开放的条件下，任其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在10条‘华盛顿共识’中有4条改革是要求经济自由化的，其中金融自由化首当其冲，要求由市场机制决定利率和汇率，消除非关税壁垒且实行低关税，取消各种障碍，对国外直接投资实行开放。（2）国有资产和服务项目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华盛顿共识’的第8条明确指出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第10条要求确保资产的所有权。（3）调整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华盛顿共识’的第9条要求政府必须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实行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降低税率和削减社会福利，限制工会的作用，让工资自由浮动。”文章指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其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结果，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从而还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反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7]

苏东剧变后，国际上的新自由主义者针对的重大目标就是中国，他们总是企图诱压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国内的某些学者也大力宣扬新自由主义，干扰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局。2006年，程恩富同志发表《科学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论争》，指出：“目前，中国理论界和社会公众争辩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的方向之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质上是围绕科学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之间的争论。”文章批驳了学术界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主张科学发展观。[8]

2011年，程恩富同志发表《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文，进一步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需要在各种挑战中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机制。并且指出，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明显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和新自由主义行为的非法化。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和今后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必须超越各种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我们相信，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很多经济问题的长远解决方案是放弃资本主义，建立全球的社会主义制度。”[9]

2014年，程恩富同志与陈泳共同发表文章，批驳了学术界几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文章指出：“我们要清醒看到，有舆论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从一般‘资源配置’扩大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经济领域延伸至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一味夸大和泛化市场决定性作用，其实质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颠覆性错误’。”文章还指出：“有人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稀释国有经济成分，逐步降低国有股权的比例，就是要搞新一轮不能公开说的私有化’。这种理解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定位，是极其危险而有害的。国有资本利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是要壮大国有资本力量，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按照‘逐步降低国有股权比例’的思路改下去，很有可能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导致国企部分或完全私有化，其结果不是做好国有企业，而是‘做掉’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合法合理地深化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是简单数量与比例上的进退，更不能一‘混’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以做强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为目的，打造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经济脊梁。如果偏离这一方向和底线，我们的改革终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10]

程恩富同志长期以来对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潮进行了揭露和批驳，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者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品格，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深沉的忧患意识!

三、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仍然十分艰巨

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现阶段国际舆论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将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策略和主张。新自由主义长期的战略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体系，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垄断资产阶级对全世界人民持久的剥削和压迫。现阶段尤其表现为维护和加强美国主导的霸权。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也正表达了新自由主义这种长远的战略目标。

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长远战略，是与世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也必然是与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相违背的。美国要维护其全球霸权，必将竭尽全力阻止中国的发展，阻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诱迫中国的改革开放朝着他们期待的方向演变，即诱迫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如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那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则无法阻止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无法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世界格局演进趋势来看，现阶段我们要特别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实施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防止其将东亚地区变成另一个中东的企图。将东亚地区“中东化”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实现“一统天下”的目标。这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一直在诱迫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中美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更深层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和较量，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和较量。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没有别的选择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避免陷入动乱、分裂局面，才能逐步实现伟大复兴。

新自由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我国社会已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成长的一定土壤。一些人已经成为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俘虏，一些人已经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可能沦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以华变华”的工具。这些年来，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向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渗透，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可以说，党政部门内被抓出来的腐败分子——“大老虎”大多数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典礼膜拜者。他们迷信资本主义，他们大肆贪腐积聚财富也是幻想着有朝一日中国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时，他们及其家族能够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一员。这些人早已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早也失去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无疑，党政部门内还有潜在的“大老虎”，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大老虎”。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在新时代，我国学术界需要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勇于揭露和批驳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防止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误导。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保障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安全，最关键的是要捍卫公有制主体地位。基本经济制度的安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长盛不衰的基础。基本经济制度安全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得到了巩固，我们才能成功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的挑战，才能在面对各种复杂局势和困难时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捍卫公有制主体地位，就必须坚决反对私有化。反对私有化，就特别要反对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将农村土地私有化，防止国有资本耗失。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社会主义

——程恩富有关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研究

作者简介：

李建平（1946-）,男,浙江温州人,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瑾（1972-）,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敢（1990-）,男,江苏宿迁人,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它深刻地影响、改变了世界。不同于经济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历史比较短暂，一般认为1999年底发生在美国的“西雅图风暴”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但在新世纪反全球化呈现出越演越烈之势，特别是在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后，美国这个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吹鼓手扛起了反全球化的大旗。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反全球化政策措施，主动挑起了与各个经济体的贸易战，其中又以中美贸易战最为引人注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都对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展开了专门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作为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程恩富教授坚持“理性至上、勤于创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发表了系列文章，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系统梳理学习程恩富教授有关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世界经济的发展脉络，更加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

二、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基础理论

（一）对马克思有关全球化思想的总结

经济全球化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到19世纪时已经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马克思尽管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相关思想散见在多个作品中，程恩富教授将之总结为四点。第一，马克思精准把握了当时全球化的特点并前瞻性地预测了其发展趋势；第二，认识到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结果将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整个世界；第三，指出全球化趋势首先源于经济上的必然性，本质上是资本积累内在冲动的外在表现；第四，指出资产阶级将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球所运用的手段是人为地创造无产阶级。此外，程恩富教授特别强调，马克思所期望的终极全球化是全球共产主义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而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11]熟悉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读者一定很清楚，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全球化客观上有利于全球共产主义的最终形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二）对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研究

虽然经济全球化还没有一个全球公认的定义，但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往往只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一般意义上来界定全球化。他们只看到经济全球化是经济活动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并通过日益发展国际贸易、生产要素的全球加速流动等途径使得整个地球越来越变成一个经济整体的趋势。程恩富教授认为这只是全球化的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要从现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来界定。当今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和扩张的趋势。

与资本主义对全球化的长期控制不同的是，主导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理论一直在变化，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被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因此，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关于新自由主义，程恩富教授强调，它的理论核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极力鼓吹私有化和自由化，反对公有制、社会福利制度和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一直在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为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旧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摇旗呐喊。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实践，导致苏联、东欧和拉美陷入长期的倒退过程中，也是导致日本“失去二十年”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欧美的经济也只是在缓慢上升，并埋下了金融泡沫和债务急速膨胀等隐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成了新的矛盾和危机，甚至引起国家层面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

因此，程教授强调全盘否定或肯定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并以此来制定相关政策，都是不可取的。当前，经济全球化迫切需要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超越这一阶段从而健康地向前发展。[12-14]

（三）对经济全球化正负效应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首先，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各个参与其中的地区与国家发挥比较优势，特别是更有利于技术先进、资本雄厚的发达国家；其次，它使得客观的经济规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特别是市场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有助于生产效率、生产力的提高；再次，它为加速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高级化提供了可能性；最后，经济全球化为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某些共同问题创造了条件。2005年，程教授用三个“可能加大”来概括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一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二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三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使得贸易战、货币战甚至热战接连不断。欧洲难民危机、2008年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美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等震惊世界的大事件，都无不说明了程教授的真知灼见。

在此基础上，程教授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对特定的经济主体来说具有三种可能：利大于弊、弊大于利和利弊相当。对主导当今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必然是利大于弊的；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具有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原有的基础和现行的对策。[12-15]

（四）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研究

程恩富教授指出，虽然近几十年来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加上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泛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但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等措施正在快速发展，以欧盟为代表的超国家的地区一体化逐步形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亦有所增长，再加上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种种恶果，这些都促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另外，当今全球化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世界得到彻底解决，全球化中的混乱、贫困和危机等各种问题愈演愈烈。当下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经济全球化终将逐渐进入社会主义主导的新阶段，其最终的、必然的趋势只能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全球共产主义”。中国模式必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12-14,16]

三、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一）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资本主义主导下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加深。面对频繁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一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解释，因而需要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程教授指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全球化与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合作所有、国家所有之间的矛盾，与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要求突破国家界限，以使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自觉配置，但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却刻意要保持南北之间差距，维护本国的狭隘利益，全球统一自觉配置也就无从谈起。

程恩富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了各种经济危机。一是从微观基础分析，管理层控制的私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极大化，倾向于采用高风险的金融工具；二是从经济结构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过剩、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状况；三是从经济调节分析，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有效监管调控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导致市场调节、国家调节和伦理调节三失灵的状态；四是从分配消费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群众被迫过度贷款消费维持生存。以上这些共同酝酿并加深各种危机。[12-15,17-19]

（二）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特点的研究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程恩富教授总结了全球化的新特点。第一，当今经济全球化是与知识经济，尤其是信息技术相适应的。信息技术极大地便利了信息的交流，降低了跨国大企业的内部管理成本，促进企业大规模并购潮的出现；第二，以现代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化企业成为除国家外世界经济的多元化主体，且作用日趋增大；第三，现在沟通各国间经济联系的主要是市场经济体系，并发展形成了完整而发达的世界性市场体系，促使各国在各领域发生着广泛的联系；第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然主导了当今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没有改变；第五，当今经济全球化同经济区域化和经济集团化并存。[13-14]

（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发展多年，深入影响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程恩富教授重点考察了全球化对政治经济学特别关心的贫困化、利润率和阶级关系等领域的影响。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失业人数会趋向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并反过来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其次，全球化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空心化，减少了国内工人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加剧了“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并强化了脑力与体力的分工，从而扩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贫富差距并强化阶级或阶层间的差距；再次，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特别是西方强国会使用多种手段强迫弱国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这会进一步拉大世界的两极分化；最后，“跨国资产阶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逐渐形成，资产阶级日益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概念。[11]

（四）对资本主义反全球化的研究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上述一系列负面影响逐步扩大和深化，世界反全球化运动也日益发展。根据程恩富教授的总结，在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在国家层面上反全球化出现之前，反全球化的主力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和不满者，包括工人、环保主义者、宗教界领袖、文化学者等及其代表人。这个时期反全球化运动特点十分鲜明：其一是其发展速度很快，发生的频率很高；其二是它作为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特殊的国际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矛头直指主导全球化国家、国家集团和受他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三是其主流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反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呼唤真正公平公正的全球化。[13]

自2017年初正式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唐纳德·特朗普就开始领导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单边主义政策与措施，退出了多个国际性组织，在国内外全面掀起反全球化的浪潮。根据程教授的研究，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追逐利润，特别是到资本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追逐超额利润。而美国历届政府错误的产业政策，片面追求以服务业、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高比例，对这种“先进产业结构”的盲目追求，进一步加速了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美国国内过度繁荣的虚拟经济又吸引了大量原本应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资本，这些因素都严重限制了美国国内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面对频频失误的内外政策导致的国内群众的强烈不满，欧美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不但不自我反思，反而把这一系列问题归罪于经济全球化。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秉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就必然会采取贸易战、货币战等反全球化的单边主义措施，力图继续维持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高端位置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程教授明确指出，特朗普没有也不能改变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以各种借口发动的贸易战、货币战等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必然激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击，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进一步破坏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18-22]

（五）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

2009年，程恩富教授阐明20世纪以来存在的三种全球治理类型——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两超阵营型治理和一霸数强型治理。为了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程教授提出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构建第四种治理类型——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新框架，例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提高其代表性和决策效率；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机制与表决权，制订更有效的金融规则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确保贸易活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劳工权益。[15,23]

四、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定位与对策

（一）对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定位的研究

当前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心—外围”理论被广泛用于阐释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发展地位和关系。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强国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并且难以突破固化的等级关系。沃勒斯坦提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分析模式，它虽然承认处于半边缘地带的国家有上升为中心的可能，但是他否定“追赶式”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但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异军突起在事实上挑战了上述理论。程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理论，“准中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对原“中心—外围”理论的完善与创新。以该理论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程教授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准中心”地位。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要继续谦虚谨慎地向前发展，并努力稳固、扩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争取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进入中心国家行列，争取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成为顶级中心国家。[23]

（二）对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对策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主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去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准中心”国家，我国不能再简单地适应当前的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而是要加速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趋势，从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美国扛起反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大旗，逆世界潮流而动，将矛头指向中国并采取了贸易战和科技战等一系列措施损害我国正当利益的情况下，程恩富教授指出，我国应努力构建双向开放型世界经济。也就是秉持开放合作、包容共赢、创新引领、对等开放的原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多边主义治理框架，捍卫多边经贸体制，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决不是成为类似帝国主义美国的中心国家去剥削外围国家，而是追求建立包容普惠、合作共赢的新型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愿景。我国和世界各国正在共同努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就是构建新型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载体。[24-25]

在构建双向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同时，中国要把自己的事办好，在全球化过程中进一步发展自己。程教授提出：第一，要进一步弘扬改革创新的中国精神，因为改革和创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而增长动力不足恰恰是当前世界经济遇到的根本问题；第二，要基于“知识产权优势”理论，重视技术与品牌的重要性，建立同时控制股份、品牌和技术的“三控”型企业，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美国对华发动科技战的背景下，在关键领域建立起“三控”型企业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第三，要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重点是重视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加速形成合理有效的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真正践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当控制对国外贸易、资本、技术和资源等的依存度并适当控制外汇数量。[24,26-27]

五、余论

虽然程恩富教授专门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文献不是很多，但表现出思想深刻与视野宏大并重、预见性与现实性并存的特点。程教授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与时俱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理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等；不仅全面概括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而且密切联系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深入阐释当代全球化的新特征与新变化；不仅对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的性质、特征、影响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而且深刻阐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思路与对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对于他关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研究成果的总体性概览，还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尚未具体性地展开论述，比如，他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概括了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性质，是对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新理论，富有深刻的见解。

关于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研究，与程恩富教授的世界经济与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等密切相关，是程恩富教授的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是程恩富教授“为人类创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学术目标的生动实践。

程恩富《资本论》新论的研究评述

作者简介：

辛向阳（1965-）,男,山东安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胡晓梅（1990-）,女,河南商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成果，实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程恩富教授一直十分重视对《资本论》的研究，他的研究廓清了研究《资本论》首先要面对的若干基本问题，进一步阐明了《资本论》中一些重要思想的内容并结合时代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多角度分析了《资本论》在当今时代的重大价值。同时，程恩富教授坚持批判曲解《资本论》中重要思想的错误观点，积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本清源，在争鸣与斗争中发展了《资本论》。程恩富教授关于《资本论》新论的研究，为《资本论》的重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资本论》新论的研究内容进行评述。

一、对象、方法、发展态势：《资本论》研究需要明晰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中，着重论述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由此看来，这是研究《资本论》首先要明晰的基本问题，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等若干问题。马克思认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⁶中国有几位教授写文章主张用生产方式，不用生产关系，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否因为提倡用生产方式而发生了改变呢？研究对象是否包括生产力呢？中国还创造了生产力经济学。程恩富教授认为，马克思讲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有广义、狭义之分，所以他认为应该用经济力（包括四个力，即生产力、交换力、分配力和消费力）和经济关系（包括四个关系，即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概念。⁷此外，程恩富教授还说明了，《资本论》的起始概念是商品，主线概念（或核心概念）是剩余价值，概念体系（或范畴体系）由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构成。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是贯穿全书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是马克思建立《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写道：“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⁸一些研究者在理解这段话时，将它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⁹等相关论述联系起来，得出了“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叙述方法是由抽象再到具体”的观点。针对这样的理解，程恩富教授给出了三个方面的理由，认为“对逻辑思维的认识道路（或认识行程）而言，从感性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再从思维的抽象到思维的具体是研究任何事物的完整的方法；任何一种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它的叙述过程都必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述过程是研究过程中从抽象到具体这后一阶段的反映，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实质上一致的。”¹⁰20世纪80年代，《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问题曾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研究者们观点不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认为“《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由此看出，程恩富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资本论》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态势。纵观新中国成立后35年《资本论》的研究情况，程恩富教授从六个方面论述了《资本论》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态势：一是针对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应当树立怎样的发展观？”这个争论不休的带方向性的问题，提出在研究与指导经济活动中、在继承与突破中、在争鸣与斗争中发展《资本论》；二是根据《资本论》集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大成，兼有关于政治、法律、历史、教育、文学、社会、美学等的深湛见解的特点，提出以哲学为基本方法，以经济学为主要内容，对《资本论》展开整体的、多维的研究；三是根据《资本论》的理论辐射面广、理论容量大的特点，提出扩展研究的辐射面，应当把研究扩展到当代发达的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领域，应当辐射到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领域；四是提出向研究的深度延伸，一方面结合现实课题深入探索，另一方面深入研究《资本论》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五是提出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特别是系统论、控制论、现代数学等新手段，是《资本论》研究的契机和趋势之一；六是提出重视《资本论》研究者的个体结构和群体结构，建立由《资本论》各类研究人员（包括构成、数量、比例等）形成的多维、多层次结构的动态综合体。¹¹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论》的研究面更广、度更深，21世纪，《资本论》在中国学术界吸引了更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兴趣，根据文献统计，《资本论》涉及到的学科已经超过了10个，¹²原有的研究主题也更深入。这也说明程恩富教授20世纪80年代末对《资本论》研究发展态势的判断，对当今《资本论》的研究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此外，程恩富教授还研究了《资本论》的版本问题，他详细地阐明了《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同德文第四版相比发生的变化，对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常有益。

二、深入研究：《资本论》重要思想新论的主要内容

关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发展。在认识方面，程恩富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解析现代市场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规律和机制的理论基石；他强调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和研究，以有利于突出科技和教育劳动的重要性、纠正文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传统观点、重新认识管理劳动的巨大作用、改善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结构；他还强调要消除对马克思原创劳动价值论的多种认识误点。¹³在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把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认为不仅物质商品生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还有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¹⁴程恩富教授还结合实际，具体说明了“不能把整个第三产业的服务劳动都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离开活劳动的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创造价值，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的，无效劳动、有害服务和非法活动能否创造价值” ¹⁵的问题。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还体现在马艳教授和程恩富教授对“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的新认识，通过分析学术界对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反向运动规律存在的争议，他们从两个方面指出了争议存在的逻辑缺憾，最终认为将劳动的主观条件引入此运动规律中，并将计量价值量的时间尺度区分为社会必要劳动意义上的劳动自然时间和密度时间，从而完成了对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的新界定。¹⁶至今，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相关问题的研究一直都是热点，一些问题也仍然存在争论，程恩富教授提出的富有创新性的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劳动价值论仍是有益的。

关于拜物教批判理论与共产主义学说。¹⁷程恩富教授与刘召峰博士认为，马克思在分析现存世界“问题”的同时蕴含着他对未来世界的构想。《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剥削社会，还是一个拜物教现象普遍化的社会，其中“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也侧重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直接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别把商品和货币看作是劳动产品和金银“历史地获得”的“社会形式”，把资本看作叠加了的新的“社会形式”的货币，这可以看作是对共产主义合理性论证的新阶段、新成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道：消除作为社会存在的拜物教现象，不单是凭人们的认识所能完成的，而必须要改变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现存的物质关系。通过以上分析，程恩富教授与刘召峰博士得出，马克思设计的解决“问题”方案的核心内容在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拜物教现象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只有拥有这种理论自觉的社会主义学说，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探讨，至今一直未达成共识，研究者们将已有的观点综述为三至六种不等，还有学者将其比作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发展趋势时，提出了未来社会应“重建个人所有制”。左翼学者杜林批评马克思描述的是一个“混沌的总体”，留下了“深奥的辩证法之谜”，为了反驳杜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叙述，说明了个人所有制是指“消费品个人所有制”，而不是指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¹⁸列宁赞同恩格斯的解释，在批判俄国民粹派写的文章中转摘恩格斯的话作了回应。周宇教授和程恩富教授认为，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原叙述，使用的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表述方法，后人之所以出现多种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这个表述方法引起了误解和猜测。而事实上，从《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违背否定之否定规律，他们恰是运用“正、反、合”的辩证方法来揭示所有制发展轨迹和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分析是一个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除了《资本论》第一卷，还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的分析中，如果我们坚持他们的基本逻辑，从总体上把握相关著述，那么，随意裁剪中国当下经济现实的理解，及出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比喻，应该不会出现。¹⁹

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思想。²⁰《资本论》的发表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成熟，它在分析经济事实和论证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给未来社会开出了“调味单”，指出共产主义是按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实现的更高一级的先进社会制度。程恩富教授和段学慧教授先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化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性、共产主义新形态由资本主义过渡而来两方面，阐明了《资本论》是把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论述的。接着，他们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制及生产目的、产品生产和交换、经济计划和比例、再生产、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各种基金、农业和土地、分配、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教育、人的发展和家庭诸多方面，十分详尽地阐释了《资本论》中丰富而科学的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思想。共产主义社会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纵观当下，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马克思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相当长期的路程要走。金融危机过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和风险依然存在，再次说明了《资本论》中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关于《资本论》中共产主义经济思想的探讨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至今学者们仍不断从多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但还没有把它完整的内容展示出来。程恩富教授和段学慧教授以《资本论》第一至四卷为蓝本，系统梳理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有重要启示。

三、总以新的方式登台：《资本论》的时代意蕴

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²¹针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被边缘化的问题，我国应用经济学缺乏原创，处于“学术殖民”或“学术搬运工”状态等问题，程恩富教授和王朝科教授提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科学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两个学科体系。事实上，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六册计划，已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的雏形，也是其经济学思想的完整体现。在这个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处于整个学科体系的基石地位，也就是说，它除了揭示一般规律以外，还要为其他学科提供基本的概念、理论、方法、分析范式、分析逻辑和分析技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才能得到体现，也才能更好地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创新。可见，《资本论》在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中占据不可撼动的基础地位。其后，程恩富教授和王朝科教授又阐释了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硬核”理论）引领政治经济学创新，并通过中西方研究的例证提出了引领的逻辑路径。

总以新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²²每当世界遇到重大挫折或困境时，马克思总以新的方式登场，人们总希望从《资本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可以说，只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存在，《资本论》就不可能退场。程恩富教授认为，当前《资本论》登场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本论》科学的社会认识方法，其中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分析当代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科学的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其中的社会认识方法，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二是居于《资本论》核心地位的劳动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尊重劳动和劳动者，坚持劳动者在社会发展和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三是《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对我们在生产、贸易、金融和企业经营全球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认识资本的本质及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作用，使其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其根本利益。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系统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对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提供了指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八个重大原则的原理依据。²³《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依据，对于我们认真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具有重要意义。程恩富教授从《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原理入手，阐释了坚持各个原则的必要性，并结合现实和中央精神开出了“药方”。具体来说，程恩富教授进行了如下阐释：依据《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生产目的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思想、“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依据《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引发种种危机原理、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理、价值规律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在经济发展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思想和方针、落实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兼顾好“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价值规律）”的关系。依据《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绩效互相协调原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绩效优先型的增速原则、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在经济发展中贯彻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贯彻中央关于“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精神。依据《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分工、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全球化等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在对外开放中贯彻好中央的各项政策。

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²⁴《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程恩富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规律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需要运用《资本论》中的基本研究方法——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实践和成功经验，需要提炼和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新理论。在《资本论》揭示的劳动、资本、剩余价值这三大主要概念体系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未来社会应产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这启示我们全面构建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以“劳动”为核心概念，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理论，需要运用《资本论》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及《资本论》中的方法论。《资本论》是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立场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立场和宗旨，建立人民经济学。

基于《资本论》第一卷基本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²⁵《资本论》第一卷阐明的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问题，为后两卷阐明的内容提供了前提和基石，同时，它规范了研究对象、确立了方法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石。《资本论》第一卷全书从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剖析，当代资本主义不管是在逻辑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存在深度问题，这愈发证明了《资本论》深度在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程恩富教授认为，根据《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资本主义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发展，不能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量。根据《资本论》的分析，当下那种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很成熟，进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成熟完善的理论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贫富阶级对立是无法根治的顽疾，长远来看，呈愈演愈烈的趋势。《资本论》中“资本”这个范畴，是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环境问题的关键，私人资本积累使生态恶化成为必然，也造成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转移了污染。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规律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为我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资本论》中分析的内核重要范畴——劳动，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重要组成部分）中，必须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资本论》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启示我们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同时，还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自主自力型经济发展道路。

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国企改革方向。²⁶今天，《资本论》依然没有过时，且在经济危机中一再彰显着它的生命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程恩富教授非常重视对其原意的理解。他根据《资本论》阐述的对两对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经营无限扩大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理论分析来看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危机的必然性就显而易见。程恩富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为了公平，实际上还有放在前面的效率，《资本论》也主要是从效率角度探讨问题的，就是它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理解这个问题，要解决对“社会所有制、合作经济、重建个人所有制、按劳分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些难点的认识。理解这些本意，对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程恩富教授认为，我国现行的是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只不过处于初级阶段，并向马恩列说的“社会主义标准”的社会过渡，初级阶段以后还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²⁷并按照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最后发生根本性飞跃，以实现共产主义。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程恩富教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方面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进行了概括，关于重要地位的概括有：支柱论、命门论、实体论、力量论，关于怎么做的概括有：底线思维论、“三做”“四力”、 ²⁸“三个有利于”、 ²⁹制度自信论、党组织核心论、内生动力论、国资监管论、职工主体论、混改目的论、细节决定论、公开透明论、带动作用论。

以上关于程恩富教授《资本论》新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他的诸多研究内容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是我们了解和学习他这方面思想应当把握的。此外，程恩富教授早期还写过一些文章对其他学者研究《资本论》的著作进行评介，也写过《资本论》学术讨论会述要，这一方面说明他不仅积极支持相关研究，而且善于学习和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说明他非常关注《资本论》的研究动态。纵观程恩富教授对《资本论》的研究，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研究轨迹（主要以时间为序）：《资本论》的基本问题研究→对研究《资本论》著作的评介→《资本论》学术讨论述要→《资本论》阐明的重要思想→《资本论》的时代价值，研究轨迹背后蕴含着研究思路，这样的研究思路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注释

123转引自程恩富、周环：《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兼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4《解读社会思潮，探索经济改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来校讲学》

http://jjxy.tjnu.ede.cn/info/1022/1531.htm,2015-10-28。
5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主张市场化和自由化，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私有化，反对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宣扬个人主义。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7程恩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等若干问题的讨论》，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10《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11《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187页。

12胡岳岷、胡慧欣：《21世纪中国<资本论>研究的统计分析——基于CSSCI来源期刊文献的视角》，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13程恩富：《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3页。
14程恩富：《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3－84页。
15程恩富：《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6页。
16《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200页。

17程恩富、刘召峰：《拜物教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载《理论探索》2012年第4期。
18程恩富：《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国企改革方向》，载《领导科学论坛》2018年第16期。

19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96页。

20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八个重大原则》，济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154页。

21程恩富：《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05页。

22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88页。

23程恩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载《资本论研究》2016年第12期。24程恩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载《北京日报》2017－10－16（28）。

25程恩富：《资本论在当今时代的重大价值》，载《资本论研究》2017年第13期。

26程恩富：《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国企改革方向》，载《领导科学论坛》2018年第16期。
27此观点还为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2011年发表文章中的观点。
28“三做”指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四力”指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29“三个有利于”指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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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排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处

责任编辑：肖斌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