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整体性历史看,理论飞跃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从阶段性变化到整体性跃迁有机结合的系列复杂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核心主题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集中回答如何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理论设想的情况下,即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次飞跃"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工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会随着实践的推进而发生阶段性变化,因而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不断"结合",在不断"结合"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次阶段性飞跃,陆续形成党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主题的回答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总体性特征表现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产生了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诸如"新时代论"、"新矛盾论"、"两大布局论"等,特别是随着后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中国将进入"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在新时代开启了一个由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化的新起点,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飞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无论是作为一项理论命题抑或是实践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面临着历史与时代境遇变迁所不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因此，不断结合时代境遇的变化，在改变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实现“改造现实”与“改造理论”的有机统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变的一条逻辑主线。因此，“结合”与“飞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质与核心内涵的重要关键词。学术界普遍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之中，通过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两次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所谓第一次结合，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求解的是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路的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1]，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所谓第二次结合，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求解的是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此后党的若干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坚持了这一基本观点。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姿态，不断推动自身理论形态的充实与完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具有了新的历史方位[2]。新时代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有学者指出，新时代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代[3]。从实践的布展层面来说，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展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理论建构层面看，“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 这一核心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形态与“出场”方式。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谱系中综合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一个深刻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当下实践的重大现实问题。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那么，倘若从学术层面展开进一步探讨，这一最新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谱系中究竟站位如何？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之间的关系何为？都是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与探讨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也开始了一些探讨。诸如，有学者提出用“新飞跃”的概念来涵盖这一问题，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新实践的思想结晶，其包含着系列原创性理论贡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5]。也有学者提出用“第三次飞跃”来涵盖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新特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任务凸显等，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6]。还有学者提出，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前两次，“第一次飞跃”解决的是“救国”问题，“第二次飞跃”解决的是“富国”问题，当下“第三次飞跃”是在“发展起来以后”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重点解决“强国”问题[7]。不难发现，目前学术界主要使用“新飞跃”或“新的飞跃”来定位这一问题，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质性判断层面，相对缺乏进一步从学术理论层面展开深入的系统性剖析，特别是缺少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发生机制与整体历史进程出发加以综合把握。其实，无论是使用“新飞跃”还是“第三次飞跃”，都表明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已经进入新阶段，但关键问题是，新时代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创新，究竟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谱系与历史方位中进行何种定位？这仍是一个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分析与探讨的重要问题。因为无论是使用“新飞跃”抑或是“第三次飞跃”，都表明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下推进当前理论建构的新形态，那么，这里“新”的飞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飞跃是从哪里来、又要跃到哪里去？飞跃的实践主题及理论样式与以往相比，又呈现出何种具有本质性特征的新内容？等等。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谱系出发，集中探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是否一蹴而就？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中关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题与当下实践的关联性如何？三是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集中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问题，梳理理论飞跃的历史进程与逻辑谱系，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基本经验的回溯，谨以此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一项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是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 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重大的理论命题，被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之中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形态。通过基本的逻辑梳理或历史前溯，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系列曲折发展的过程；其整体性飞跃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系列阶段性变化与整体性飞跃的充分积累。（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变过程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这一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9] 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超越一种单纯的理论学说，而上升到救国救民的真理高度，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俄国十月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两方面的重大历史意义：一方面是提供了一种“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另类参考效应。近代以来，中国在求索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学习西方，但始终面临学而不得的尴尬境地，“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10] 成为考问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难题。既然学习西方道路在经历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暂热闹之后纷纷退场，那么，情势危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选择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尝试一番？这成为当时许多先进分子的普遍理论共识。因此，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开始具备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与中国共产主义先进分子改变现实的实践运动相结合，“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0]；另一方面是俄国十月革命勾画了一幅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另类理想图景，为求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困境提供了别样参考。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出现的，这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进步主义历史观，这种通过革命促进社会推陈出新的进步主义观念，对近代中国一直深受困扰的循环主义历史观产生了严重冲击，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下获得了解放的希望和发展进步的空间。在此之后，一个理论问题被提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在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是否需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赋予其一定的民族形式“出场”？倘若在理论与实践上需要这种结合，那么，另一个重要问题便被引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能否结合，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究竟在何处？其结合的中介与环节又究竟何为？我们不妨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出发，逐一对上述问题展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发展的早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因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基本状况不同的是——苏联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与各种错误思潮展开的长期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苏联具备了较好的前期准备与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导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地是在紧急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早期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有较好的理论准备与积累。正如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昨天林老（林伯渠——引者注）讲得好，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11]。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理论准备的相对不足，一方面为中国革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契机，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在一段时期内的盛行。换言之，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期，似乎只需要背熟书本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结论，将经典结论直接用到中国实践之中即可。（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毛泽东同志曾对党内早期盛行的教条主义与理论原教旨主义倾向作过尖锐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2]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情况从根本上证明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因而，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考问中国革命能否成功的紧要问题。这是从现实实践层面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但从理论层面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双向互动，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更多地是指其中存在的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西欧等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实践的具体结论。因此，带有普遍性与抽象性于一体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必须要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才能确保其发挥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功效。因为从来就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赋予一定的民族形式而出现[13]。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单纯学院式研究或停留在书斋中就能完成的工作，它首先是一个实践化的过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结合”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援引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传统话语、概念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赋予其新的符合中国实际、具有民族风格的表达形式。这种理解更多地是在一种解释学意义上展开的抽象化解读，其遵循的基本路径可以描绘如下：首先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找出若干概念、术语；其次将这些概念与术语用来比附、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后形成所谓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话语表达形式。不可否认，借助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来解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早期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但实际上，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阶段，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发挥解释并改造现实实践的功效，必须要深入实现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并非理论与现实的硬性对接，而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通过特定中介、经历一定阶段才能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复杂综合体。首先，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运用理论分析具体实际情况，不是照搬书本中的具体结论，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在理解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基础上，用理论阐释现实。进一步说，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如阶级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等）解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中国具体国情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同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诊断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得出中国基本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14]。其次，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诊断中国革命实际的基础上，形成若干科学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顺利展开。毛泽东同志正是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基础上，得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科学方针，即“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15]。最后，立足于现实实践所形成的丰富经验基础之上，通过对经验的系统化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因此，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环节概括为如下两个步骤的双向统一，即理论的实践化（运用理论分析现实、形成实践方略）和实践的理论化（现实实践经验的理论化总结）。（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部存在从阶段性变化向整体性跃迁的过程自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但从现实历史性实践层面看，1938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更多地是一项正式的理论命题，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实践层面逐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恰恰是对此前这一实践化进程展开系统理论总结的产物。因此，可以从逻辑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区分为：实践化与理论化两大维度。从实践化的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已经逐步开启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求解革命道路问题的进程。例如，1925年毛泽东同志就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则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而回答区分敌友这一关涉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16]。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凝练与提升，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化维度。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实践化在先、理论化在后。而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之后，实践化与理论化两个维度之间实现了合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部，始终存在着从阶段性变化向整体性跃迁的有机统一。从哲学视角看，事物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态势的不断变化，一般都是由阶段性的局部变化逐步转变为整体性跃迁。主体对于事物的认识过程与事物内部自身的发展变化态势之间保持着同频共振的关系，即认识是由感性认识出发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事实上，事物的整体性跃迁（变化）的产生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必须要经历阶段性变化的充分积累，惟其如此，方能推动最终整体性跃迁的生成。倘若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算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化进程已经开启，直至1938年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期间历时20余载，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系列曲折的探索。不妨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为例加以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党内理论准备的相对不足以及革命形势严峻等客观情况的限制，在中国革命走何种道路的问题上，一开始确实主要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本本中的具体结论，寄希望于走“城市中心论”并以“一次革命”的方式获得胜利。然而，实践证明上述照搬经典结论的“拿来主义”做法，只能对中国革命产生灾难性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17] 正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充分总结的基础之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科学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即矛盾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多元重构。一方面，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范围而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始终伴随着全球历史的开辟与后发民族国家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革命并不仅仅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抗争，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革命形势的影响，使得中国革命具备了世界历史性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催生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内在特殊性。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落后国家的革命历史道路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多重决定因素与矛盾结构而促成的一种地方性不平衡发展的景象，是本‘应该’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或者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革命的一种空间转移”[18]。另一方面，从中国革命内部实际情况而言，由于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限制，使得中国社会内部并非以均等化水平发展，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较强的城市“中心”与力量相对较弱的农村“边缘”之间的矛盾空间，构筑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内在历史与逻辑必然性。当然，如前所言，这条科学革命道路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系列的曲折性探索之后才逐步形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到：“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19]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重要文本载体，《毛泽东选集》中的经典文献并不是一蹴而就写成的，而是在不断经历革命的洗礼和“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基础上形成的“血的著作”[2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倘若缺乏系列变化的充分积累，不可能实现最终质的飞跃。如前所言，在经历了阶段性变化的充分积累基础上，会推动整体性跃迁的产生。事物或认识的整体性跃迁只有在特定的环节或节点才能产生，但实际上在整体性跃迁发生之前，阶段性变化的过程中也会发生许多重要的飞跃，正是这些阶段性重要飞跃的充分积累，才能最终推动整体性跃迁的产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例，这一思想正是在经历过许多次阶段性变化——在若干小的理论飞跃的充分积累基础上，才最终形成整体性跃迁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时间的溯源角度看，毛泽东同志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创立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前提——在1920年夏天。这一点从他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中可见一斑，他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1] 这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是从政治立场的角度而言，即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但实际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观点并未熟悉精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能否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指导革命实践之中，是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命题。毛泽东同志在接受斯诺的采访中谈到：“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21] 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政治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这一大逻辑中的首次小飞跃。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之初，主要是围绕发动城市工人运动展开的，这是因为早期受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使然。在经历了系列挫折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势，成功实现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这一次转移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大逻辑下的重要飞跃。就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而言，同样也经历了若干次小的理论飞跃、经历了理论探索的不断创新与阶段性推进。例如，《毛泽东选集》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于1925年12月，那时，毛泽东同志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但从个体思想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进程而言，此时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仍然处于萌芽阶段，这一时期尽管他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该文中对相关材料的运用以及行文观点等方面，更多地是基于一种社会调查研究意义上的现象分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底蕴尚未得到充分彰显。以更加直观的形式而言，这篇文章中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并不多，并且这一特点在1937年之前毛泽东同志的相关文献中也是如此。这主要是受中国革命客观形势所限，使得当时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在内的一大批革命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他们更多地是在马克思主义一般性原理的指导下从事革命运动，加之中国革命的形势异常严峻——敌强我弱，使得我们党必须时刻从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随着革命形势的良好发展，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问题相应地被提上议程，特别是面对党内教条主义者所谓“山沟沟里面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讥讽，推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建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大飞跃逻辑中的一次重大的部分阶段性飞跃。这一次部分阶段性飞跃的重要标志即是1937年《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发表。这两篇文献较之于毛泽东同志之前的其他文献，使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术语、概念，并且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了大量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活内容与全新表达方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这次重要阶段性飞跃之所以能够生成，与毛泽东同志在这一阶段集中精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夯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之间密切相关。从毛泽东同志1936-1937年的阅读材料中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特别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批注[22]，其中许多批注内容构成了后来《实践论》、《矛盾论》的核心内容[23]。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飞跃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系列中介与环节；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基本步骤可以概括为“理论的实践化”与“实践的理论化”的双向有机互动过程；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必须经过阶段性变化的充分积累，只有如此方能最终推动整体性跃迁的生成。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主题及其范围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第一次结合”与“第一次飞跃”，既取得了标志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效——“站起来”任务的完成。那么，在完成“第一次飞跃”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还需要实现新的结合与新的飞跃？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并非封闭的体系，其呈现出一种通过不断求解现实问题进而丰富自身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空间。结合时代特征与实践变化，不断建构新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现实实践呈现出动态的历史性变化，不同的实践任务与实践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与契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实践主题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即由“破坏一个旧世界”转向“建设一个新世界”，因而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新的实践主题——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但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显著因子，导向社会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内设的必然归宿。毛泽东同志以“不断革命”的方式求解新的实践，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进行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进行的革命。因此，他提出革命要不断向前推进，而此时继续革命的对象就在于发动技术上的伟大革命[24]。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革命，核心主题就在于建设社会主义。面对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实践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需要实现“第二次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否需要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经过“第二次结合”之后是否在理论上会产生“第二次飞跃”？这些重要的问题，构成了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核心主题非常明确，即在一个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理论设想的中国——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条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设想、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艰辛探索，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取得了不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并通过历史的积淀与当下的创新，逐步获得了关于这一问题比较科学全面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原初实践主题，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仍然适用，当下的诸多理论与实践探索，从根本上仍然可以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整体性理论逻辑之中。（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原初语境及其历史延续众所周知，较之于对资本主义及其统治秩序的深入系统化解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并未作出完整系统的论述，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描绘大多以零散的方式展开，这主要受制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现实任务。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规定性，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一是零散性，即并非在某一单个文本之中展开集中系统化论述，而是散落于若干文本之中，诸如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逻辑指导下的理想社会状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未来社会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的浪漫主义式若干设想，以及后来《〈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若干规定，等等；二是设想性，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见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因而相关理论规定更多地是一种设想或预设，但这种设想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且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其立足于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之上；三是对偶性，即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规定更多地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面加以设置的，非此即彼。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寄希望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获得直接可供使用的答案。因此，历史与实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要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通过“第二次结合”才能实现“第二次飞跃”。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思考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未提供可以直接照搬使用的答案；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之间存在诸多的差异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设的社会主义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截然相反，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5] 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和现实境况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探索性实践。（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因此，在早期的探索过程中，学习当时仅有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26] 但是，苏联经验更多地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理论总结，其能否直接运用到国情不同的中国？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27]。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自然成为理论与实践双向发展所提出的共同要求。推进“第二次结合”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苏共二十大”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共产党系统反思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开启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开端。毛泽东同志曾用“揭了盖子”、“捅了娄子”来评价“苏共二十大”事件。所谓“揭了盖子”是指苏联的一切并不都是好的，破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所谓“捅了娄子”是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从内容到方法上的严重错误，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28]。此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次思想观念的彻底革命，即由“学习苏联”转向“以苏为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9] 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明确区分了两种学习态度，一种是不加批判、全盘照抄的拿来主义态度，另一种是辩证的学习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30]。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辩证批判地学习苏联经验是一个方面，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推动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学习老祖宗”固然重要，但必须要不断结合现实的实践活动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31]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而全新理论的产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概念演绎，不是停留在书斋中的抽象逻辑思辨活动，而是根植于现实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产物。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式提出，通过吸取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教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照搬所谓马克思主义金科律令，以及苏联教训——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系列失误，必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进一步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第二次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28]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主题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便是何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定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需要确立一定的参照系，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说，可以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若干带有预设性的理论参照；从实践上说，可以由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即苏联经验提供带有现实性的实际参照。但无论是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抑或是苏联经验，都不能直接用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这是“第二次结合”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政治上的先进性与经济上的落后性的矛盾比较突出；三是初期学习苏联经验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矛盾仍然较为紧迫突出。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事件，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32] 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探索的开端和重要标志性理论成果是《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实在此之前，即在“苏共二十大”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开启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其中重要的代表即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一论”和“再论”）。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并参与了这两篇文献的修改，它们并非仅仅针对斯大林问题而作，而是更多地关系到如何对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如何独立开启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问题构成了“第二次结合”的核心问题。例如，“一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判断、“再论”中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判断以及不同解决方法等重要思想，都被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吸收与发展。《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第二次结合”、推动“第二次飞跃”进程中首先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其初步勾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起点与理论框架。以往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存在两种固化思路：要么在理论上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要么在实践上照搬苏联经验。“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33] 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跨越，摒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体结论的原教旨主义式崇拜，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待他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坚持从中国本民族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4]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绝对的金科律令和定于一尊的模式，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坐落于具体的民族性实践之中才具备生命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33]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协调处理各种力量、各方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初期敏锐地意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病，通过对苏联经验和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处理好十对关系，亦即直接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十对矛盾[33]。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对矛盾即是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问题上走了不少弯路，过分强调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不仅严重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从长远看也对重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坚持重工业优先地位这一重心不动摇，另一方面也不断提升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促进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内在地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本质性特征与核心问题[33]。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仍然存在矛盾的问题。以往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私有制与剥削，因而要么否认矛盾存在，要么回避矛盾问题，进而使得在现实工作中畏手畏脚。中国共产党从矛盾普遍性原理出发，明确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结构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与阐释。首先，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矛盾，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基本矛盾存在本质性区别，即社会主义通过自身的制度能够调节并解决上述基本矛盾；其次，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实行不同的解决方法；最后，明确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主题高度加以把握，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飞跃，书写了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新篇章。上述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中形成的，构成了“第二次飞跃”过程中若干次小的理论飞跃，是从属于“第二次飞跃”整体性大逻辑基础上的部分阶段性飞跃。但必须要承认的是，由于历史与时代因素的限制，上述理论创新性成果在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中并未能够得到较好的坚持与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上述理论原则，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走向了曲折与误区。尽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尝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时代条件与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上述探索经历了诸多曲折与失误，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并未中断——围绕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展开的探索性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以往实践经验与教训的系统化总结，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在实践层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层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了“第二次飞跃”过程中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阶段性飞跃，构成了极具标志性价值的阶段性飞跃，这主要是经过如下基本的逻辑环节实现的。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验，重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关键仍然在于“结合”，即理论的基本规定性必须坐落于现实的实践基础之上，必须要实现与实践的结合、互动。照搬照抄经典理论设想和他国经验的做法，在根本上都是将理论或经验进行简单平移，与“结合”的精神实质相违背。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以“结合”的方式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到的一条基本结论[35]。换言之，通过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打破了以往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迷信与僵化的理论误区，重新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结合”逻辑，即只有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才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道路。这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对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建构问题，即只要现实实践发生变动，理论就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在动态的历史性“结合”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理论样式。（2）科学分析基本国情，厘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地坪”“第二次飞跃”的关键在于“结合”，其具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现实，对于前者疑问不多，但何为具体现实，则存在诸多疑问。以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走入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现实的理解存在偏差，进而走向了以理想代替现实的理论误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现实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目前已经是社会主义但将长期处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改革开放实践的基座，也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逻辑起点。（3）科学判断时代主题，重新界划中国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方位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在时代主题的认识上更多地强调革命与战争，特别是在“冷战”的帷幕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绝对的对立关系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冷静分析和理性思考，提出的东西（和平）南北（发展）两个问题构成了世界发展的关键问题，并认为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5]。这一判断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构筑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且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历史方位进行了重新测绘，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是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的封闭实践，而是需要融入世界市场，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争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格式塔式革命，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历史方位的重新测定。（4）通过推动改革开放，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立足于对基本国情与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便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作出科学的规划，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首先需要解决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升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呈现出更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显著优势。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由原来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如何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通过对内搞改革（革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客观需要的旧的机制与体制）和对外搞开放（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方式，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其中，对内搞改革的重要代表性成果便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打破了长期困扰人们的一大思想难题，即原先赋予市场和计划以意识形态的属性，并以绝对对立的思维方式把握二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从配置资源手段的方面出发，把握计划与市场的本质属性36，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为发展生产力构筑了坚实的动力基础。因为改革开放本身的重大突破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设想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双重突破，因而在其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争议。那么，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其中依循的评价标准是什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评价、衡量改革开放的成效，即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三个方面来评价。（5）通过双重突破与两个转变，重新厘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在“结合”态度的指导下，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突破性认识，既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设想的固化规定性中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不是从既往现存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角度出发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性实践出发，实现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认识的两个转变。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从“否定式”到“肯定式”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一问题我们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6] 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加以探索，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多地是从否定性层面展开的，即在并不完全清楚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更多地认识到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段时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否定式”论述，构成了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方式。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在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逐渐从“否定式”向“肯定式”方式转变，即从肯定性表达层面阐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例如，社会主义就是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更能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其中集中系统化地从肯定式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6]。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从静态结构到动态功能的转变。以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层面出发的，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更多地是从其作为资本主义“对偶性”存在的角度理解的，并且这种理解更多地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定义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描绘呈现出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样态，即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主要侧重于生产关系层面，其主要通过所有制层面的公有制、经济运行方式层面的计划经济和分配方式层面的按劳分配来表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静态的结构性因素都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这种结构主义的理解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理论模型建构的色彩，其以相对静止固态的方式把握社会主义属性，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固化思维和僵化方式的出现。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逐步突破了静态的固化结构，开始从动态的功能层面出发加以理解；逐步突破了单一生产关系层面的勾画，开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勾画，更多地是从社会主义具有何种功能的角度出发加以把握。换言之，从生产力层面说，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层面说，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种从动态功能角度出发，能够更好地结合现实实践的动态变化性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前进和发展。以上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都是经过系列曲折探索之后才逐步清晰的。上述若干理论认识都是一次次逻辑飞跃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过程中的部分阶段性飞跃，也是对“第二次飞跃”阶段性变化的充分积累。并且，以上几个环节之间呈现出相互关联的密切关系，其逻辑结构关系可以描绘如下：通过总结经验，（1）恢复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在此基础上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提出（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3）和平发展时代主题论，对国内国际情况的科学分析，铸就了（4）社会主义基本任务和工作重心论，面对如何推动经济建设这一问题，提出（5）改革开放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如何衡量评价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出（6）“三个有利于”标准，最后在综合上述理论飞跃的基础上，得出一次带有综合性整体性理论飞跃的（7）社会主义本质论。上述七大理论成果的提出，标志着“第二次飞跃”过程中的重大突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二次飞跃”整体性变化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阶段性理论飞跃。当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在继承上述部分阶段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情况与时代特征，不断推动整体性变化基础上新的部分阶段性飞跃，不断建构“第二次飞跃”整体逻辑框架下新的理论飞跃的生成。例如，围绕党的建设问题和科学发展问题，分别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理解，丰富了“第二次飞跃”过程中的理论资源库。（二）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主题的内在继承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因为新的实践情况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新挑战；第二，“第二次飞跃”过程中不断产生小的理论飞跃与部分阶段性飞跃，催生了求解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诸多新答案，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多新的理论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与新特点，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新特征可以从诸多方面加以把握，不妨以世情、国情与党情三个切入点加以分析。从世情变化的角度看，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考验，“四化趋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不断增强，“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过去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感到迷茫，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感到迷茫”[37]。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经被赋予了诸多新的内容：和平并不太平，国际局势动态起伏，热点地区冲突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不断增强；发展并不容易，后经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少数国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特别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与不可预见的挑战，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从国情变化的角度看，尽管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性积累，当前国情已经发生了许多新的阶段性重大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便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8]。这一转变具有如下重要规定性：一是从社会生产的角度看，当前我国已经不再是落后的生产状态，而是在生产力水平质性飞跃的基础上仍然面临与美好生活需要相比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发展凸显的问题；二是从人民群众的需求看，当前的需求已经超越了单一物质文化的维度，而有更加多元化、层次性更高的需求。总体上看，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折射出的不再是“发展不足”带来的问题，而更多地是“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新问题。从党情变化的角度看，党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诸如，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是长期的、复杂的，广大党员干部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仍然是尖锐的、严峻的，能否重新锻造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本色，通过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上述新时代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提出了许多具有新的时代意蕴的理论命题，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同时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可能性。这里就提出了一个理论上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即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中究竟站位如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逻辑能否继续涵盖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否已经如一些学者所言开启了所谓的“第三次飞跃”？本文认为，从实践主题与理论逻辑等方面看，一方面新时代仍然继承了“第二次飞跃”的基本主题，另一方面新时代的诸多实践与理论创新已经逐步溢出“第二次飞跃”的逻辑范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2.新时代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体性问题持续进行探索尽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存在诸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并且在主题上也存在着重要变化，即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这一主题，从根基上仍然从属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问题，是这一总问题在新时代的新表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9] 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问题。（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新时代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探索，一方面从根基上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这是新时代实践探索的基本理论底色；另一方面又结合新的时代境况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突破性发展，这是新时代实践探索所呈现出的重要时代特色。“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问题在当前仍然没有过时，这是由诸多因素共同造就的。诸如，社会主义探索的艰巨性和开拓性、实践活动的开放性以及理论创新的永恒性等，共同决定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持续性的时代价值与意蕴。新时代的探索仍然是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问题展开的，对这一总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新的认识与发展，但无论认识和发展如何，其本质上仍然从属于这一总问题所规定的理论范畴之中。这一总问题所规定的理论范畴或张力关系，就是前述的必须要恰当处理好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本质规定”与具体实践的“时代特征”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0] 的重要论述，其实就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问题所构筑的“本质规定”与“时代属性”张力关系的科学回答。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是有机衔接的整体性过程从逻辑上看，“第二次飞跃”的整体历史一般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因为这两个历史时期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性。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差异性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这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从而误读了“第二次飞跃”的内在逻辑关系。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二者都构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历史[39]。这两个阶段的差异并非根本性差异，而是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问题展开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探索，二者之间是继承、创新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所谓继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性实践的直接继承，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所谓成功的经验，包括改革开放前实践留下的丰富物质基础（如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化体系）、理论准备（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亦即“第二次飞跃”过程的初次部分阶段性飞跃）和制度保障（如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这些方面都是可以直接观察到、感受到，可供直接继承和使用的“明线”；所谓深刻的教训，主要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这些方面通过总结经验已经成为指导实践进一步展开的宝贵财富，这是一条不能直接继承但通过总结提升可以利用的“暗线”。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实践也是对以往实践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因为新时代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断代，也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断代，它是在对以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整体性继承基础上的新阶段。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指出新时代“出场”的过程中，用了一段非常鲜明的引导语——“经过长期努力”[41]，这表明新时代的到来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期积淀的产物。这里的“长期”可以从多重维度加以把握，既可以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索伟大复兴的历史出发把握新时代的必然性，也可以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整体性历史进程出发来把握新时代的必然性，还可以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分从更高的普遍性高度——人类求索现代化的历史出发来把握新时代的必然性。这里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历史，新时代仍然从属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整体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逻辑主题。4.新时代理论创新成果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关涉当下实践最新情况的科学判断，它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更加精准的认识。新时代仍然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不过新时代具有诸多新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42]。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探索的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谱系中的定位可以用“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关键词加以概括，其继承和发展的对象，一方面是作为基础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总体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1]。既然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明新时代的探索仍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中推进的，回答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阐释的问题，也是有学者提出用“第三次飞跃”概括新时代的主要考虑，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三次伟大飞跃”，即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以及“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43]。由此可见，新时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逻辑主题，立足于“第二次飞跃”所取得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成果之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新历程。尽管“第二次飞跃”的理论主题等核心内容仍然适用于新时代的实践，但新时代也有诸多新的情况与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注入了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新时代在汲取“第二次飞跃”取得的实践成果与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逐步完成“第二次飞跃”与开启“第三次飞跃”有机统一的过程。一方面诸多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标志着当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从系统化自觉认识已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出发推进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即贫困问题的解决、生产落后状态的摆脱，标志着中国即将进入“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与认识已经提升到了一个与以往相比具有重大突破性发展的新起点。（一）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新起点从百年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整体性历史与逻辑看，一次全新理论飞跃的开启，必须要基于全新的历史与逻辑起点之上，必须要呈现出与以往相比具有诸多新的历史特点与时代特征。笔者认为，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从总体上尽管仍然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问题展开，但这一问题已经具备了不同于以往的诸多新的理论与现实规定性，已经具备了开启“第三次飞跃”的主客观条件。新时代具有较长的跨度，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方位推进，特别是“两个一百年”历史性奋斗目标的相继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在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开始推进，标志着“第三次飞跃”的开启。1.新时代的时间跨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新起点回答新时代能否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并开启“第三次飞跃”，首先要厘清新时代的时间跨度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逻辑起点看，一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化，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那么，新时代究竟从时间上看具有多长的跨度？回答这一问题，应当首先分析新时代需要完成的历史性奋斗目标。从奋斗目标衡量新时代的时间跨度问题是一种简便的操作方式，因为只有预先设置的奋斗目标完成之后，才标志着新时代的跨越。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抽象化与具象化两个维度出发，对新时代的奋斗目标作出详细阐释。从抽象化维度而言，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五个时代”勾画了新时代的基本时间跨度[44]。第一个时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这是一个总体性层面的规定，“继续夺取”是一个长期性战略规划，并没有具体到哪一个时间节点；第二个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细化的奋斗目标，预设了比较明显的时间节点，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建设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跨度是30年，即2049年为最终时间节点；第三个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第四个时代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这一目标的实现至少需要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务完成的基础之上；第五个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是从相对宏观角度出发对新时代的世界影响作出的描绘，什么是“更大贡献”、何时才能完成“更大贡献”，这些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从上述五个时代界划的角度看，新时代需要完成诸多重大的奋斗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实践的积累与推进。从具象化维度而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战略安排作出了详细阐述，集中勾勒了新时代的时间跨度，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即将完成的历史性任务；“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一奋斗历程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前1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后15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为“第二个一百年”所设定的理想状态是：“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4] 可见，到21世纪中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状态应当是：物质生产力水平得到巨大提升，社会整体性协调性发展的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根本解决。在这一阶段，我国原来的主要矛盾得到根本性解决，必将迎来新的历史性飞跃的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崭新起点。2.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新特征新时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特征，这是构成新的理论飞跃的基础性条件。从总体上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新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时代具有诸多新情况与新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体逻辑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界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基石的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找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名词，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所发明的专有名词。为形象化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之相适配的另一个名词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援引的“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以较为显性直观的方式比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奋斗目标，而当时我们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解主要是从经济层面展开的，即人均GDP数量需要改变原先较低的情况。所以，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其实质就是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的相对比较落后，主要不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以往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时，主要是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长期封闭的状态，改革开放后发现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拉大，于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缩小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相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中，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些都是理想化阶段的社会主义表现样态，与这一阶段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确实与之存在巨大差异，所以我们将改革开放初期称之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5] 显然，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言的初级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参照系中加以衡量和界定的。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参照系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专有名词，“初级阶段”前面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修饰词，而是界定初级阶段本质属性的专门规定，即一方面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形态，而非资本主义的形态；另一方面初级阶段是和社会主义相比呈现的相对不发达的阶段，不是与资本主义相比的结果。如果是与资本主义相比，新时代我国综合国力已经跃升至世界前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已经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综合实力方面已经领先于世界上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国际形势变化对国内政策的影响，那么现在必须考虑国内政策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影响。”[46] 如果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的参照标准来衡量，新时代我国在诸多方面已远远领先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能继续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缘何党的十九大报告仍然提出，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化，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47]。其原因在于，较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理想化状态的设定，新时代尽管取得了诸多历史性成就，但仍然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模型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时间跨度极大的范畴，新时代是初级阶段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最新表现形式，尤其是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后，新时代将进入更高级的阶段，此时就不再是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再是主要解决发展不足的问题，而是需要着力解决好发展起来以后所面临的问题[48]。随着实践的推进，特别是随着“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之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走向一个新的起点，这一起点是经济社会整体性、协调性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是基本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所以，这一个阶段可以借助于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49]，将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之后的阶段，不妨称之为“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随着新时代实践的深入发展，进入“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将在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不会中断，因为其必将开启对全新问题的探究，即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此时关于这一问题的探索，可能更多地是在一个前所未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设想的意义上展开的，这种探索是在一个具有更加宽广普遍性的意义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即超越原来具有民族性特殊性的探索，而上升到普遍性全球性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标志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地理边界而进一步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已经有资格成为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高地[50]。换言之，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实践”提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性普遍性高度加以把握，亦即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载体书写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到这一阶段，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完成与“第三次飞跃”的开启，而“第三次飞跃”则要重点解决21世纪如何在物质生产水平高度发达、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其实也可以直接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因为这一次飞跃所解决的问题已经超越单一民族的特殊性探索，而上升到普遍性实践的高度。之所以“第三次飞跃”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意义，主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一是新时代的实践是中国逐渐由世界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的实践，这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角度加以衡量的。当代中国所开启的实践已经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区域性范畴，而具备了世界历史性意义与影响。特别是求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全球性危机与问题，“中国方案”与“中国理念”的价值效应已经实现了民族性影响的逻辑外溢，而愈发具有世界普遍性价值；二是新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超出单纯民族国家的特殊实践，这是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普遍性规律角度加以衡量的。以往基于初级阶段实际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多地强调基于本民族经济与社会文化固有特点之上的特殊性选择或考量，而新时代所逐步开启的“第三次飞跃”，则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普遍规律的理论探寻。3.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主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都是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基础上推进的，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飞跃也是如此。新时代之所以能够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主要在于其具备了较为成熟的主客观条件。从客观层面看，新时代的理论飞跃具有丰富的现实基础。一次新的理论飞跃的生成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积累与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期努力”的必然结果。“长期努力”不仅表明新时代继承了以往实践积累的物质生产力总和，而且也表明其继承了以往实践积累的理论创新的宝贵成果。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为新时代彰显自身特殊历史定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过程中所不断积累的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由特殊走向普遍，夯实了理论根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构筑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关于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在以往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已经得到了较为清楚的阐释，为新的理论飞跃扫清了理论上的认知障碍。此外，就理论创新而言，理论飞跃的开启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与理论积累，而且在现实层面也亟待理论创新的客观情势。就新时代而言，推动理论创新与飞跃成为一项极端紧迫的重大任务。因为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与物质生产力质性跃迁相伴的是精神生产层面空间的极大开拓与现实需求的不断增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51]。从主观层面看，新时代的理论飞跃具备成熟的主观条件。推动理论飞跃需要有较为敏锐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能动意识，因为理论飞跃的产生并不是一个无主体的自动化过程。即使现实实践层面的创新已经进入较为完备成熟的阶段，倘若缺乏理论自觉性与自主性，理论层面的创新也不可能自动生成。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工作，以辩证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过程中，“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52]。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工作，密切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情况、新特征，直面现实实践层面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总结新经验并上升到系统化理论化高度，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1世纪与当代中国以新的理论“出场”形式，不断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意识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在直面问题、求解问题的过程中寻找理论创新的突破点与生长点；二是坚持本土意识，立足中国实践，围绕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51]；三是坚持开放原则，恰当处理“不丢老祖宗”与“说新话”之间的辩证关系，坚决摒弃以实用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立足于实践创新的基础之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二）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新境界新时代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具有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其中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从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高度出发，推进相关工作。也就是说，更加符合规律、更加系统认识规律，构成了新时代理论创新的本质特征，这也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53] 如果说“第二次飞跃”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性探索过程中，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分别就“第二次飞跃”过程中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和科学发展问题作出了集中阐释；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在继承以往理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加整体性的高度，其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回答，更加强调从整体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高度推进“顶层设计”，并且这种“顶层设计”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上具有更强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核心主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是“基于一大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二是“面向一个主要矛盾”——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重大转变所带来的原创理论性贡献；三是“协调两大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布局的原创性贡献。1.“新时代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重新锚定如前所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过程中，科学判断现实实际情况是实现“结合”的关键，也是催生“飞跃”得以顺利完成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之所以能够完成，关键在于科学分析了这一阶段“飞跃”的历史基座，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启并顺利推进，关键在于科学分析了这一阶段“飞跃”的历史基座，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需要在继续坚持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在实践中将要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特征，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以产生的理论基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论”，是当前一切实践都必须坚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理论创新的逻辑基础，这是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基石。（1）“新时代论”拓展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多元把握以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理解与把握，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性实践出发加以透视。这种理解更多地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的历史起点出发加以把握的，其能够直接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自然有积极的价值与意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更加宽广、更加深远、更加多元的历史视角出发加以把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从“三个意味着”的角度把握新时代，为重新认知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和新的叙事逻辑。第一个意味着是从民族复兴的叙事线索定位新时代，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有机统一。近代以来求索民族复兴构成了中国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各种主义和思潮的试验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纷纷走向失败，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选择[54]。因此，从民族复兴的现实线索把握新时代，有助于阐释清楚当下实践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在历史必然性。第二个意味着是从社会主义的叙事线索定位新时代，即通过中国实践彰显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生机与活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低谷，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看来，资本主义已经“终结历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20世纪的陈旧产物，似乎中国步苏东社会主义后尘已经成为单纯的时间性问题。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保持了巨大的政治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非但没有被唱衰，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发出了强劲的声音，代表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在场性”。第三个意味着是从人类现代化的叙事线索定位新时代，即中国实践超越了阶级、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分，从更加宽广、更加普遍的高度为人类现代化图景的多样性描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往对人类现代化的理解往往是基于西方“一元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基础上展开的，即现代化只存在西方模式一条道路，西方社会终结了对于现代化问题的解释权。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存在着“既希望加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55] 的深刻矛盾。而中国通过自身独立自主性的探索，彰显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凸显了人类关于现代化的图景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定位，但新时代的诸多新的理论规定性实际上丰富发展了对于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这个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不是历史学意义上或社会制度意义上的新时代。”[56]“新时代论”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过程，无论从实践论还是认识论的角度看，否认初级阶段内在变化性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实践的变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也会发生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在初级阶段大框架内发生的变化甚至是阶段性飞跃。例如，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最感性的印象就是建设小康社会，但实际上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对于小康社会内涵的理解也经历了系列的变化过程，即从最初基于人均GDP达到800美元的客观量化标准，已经提升到新时代从更加全面丰富的角度理解小康社会——超越单纯GDP逻辑，从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层面理解小康社会，并且这种理解是导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目标。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规定性，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新境况的理论概括。“新时代论”的提出，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始终需要谨慎处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初级阶段是一个涵盖着极大范围的基本理论规定性，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长期“不变”是“底色”，但在变化的过程中也会发生部分阶段性飞跃，“变”是彰显新时代诸多新特征的“特色”。具体来说，新时代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不变”，是当前一切工作都必须牢牢遵循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从根本上规定了当前一切工作的主要任务，仍然需要集中精力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从根本上完成对初级阶段的超越。只是新时代条件下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即突破以往单纯粗放型生产方式，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不变，这一理论规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过程中始终具有能指性意义。与此同时，必须要高度关注初级阶段“不变”的大背景下，当前实践活动所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不能因为初级阶段的“不变”而无视甚至否认现实实践中出现的“变”，否则，便不可能清晰准确地把握现实实际情况，不可能深入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的“第三次结合”与“第三次飞跃”。2.“主要矛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境况的精准把握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新特征就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关系到新时代实践整体的全局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要求与挑战。实际上，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历史进程，不同时期的“结合”与“飞跃”都是为了求解现实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矛盾，这深刻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于实践、面向问题的导向与内在逻辑发生机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系列变化，能否从根本上把准主要矛盾变化的内在逻辑，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展的成效。（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为此，需要以历史性方式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性变迁。新时代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的变化，明确提出了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变，从而构筑了一种以开放性方式对待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历史性变迁的理论空间。立足实际、把准矛盾、求解矛盾，构成了推动新时代伟大实践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现实路径。（1）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作为衡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示器”主要矛盾是什么？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矛盾集合体中界定主要矛盾？这些问题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密切关联。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转变其实折射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新历史基座。从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角度看，可以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况作出更为精准的界划：现阶段我国发展所呈现的最大特征，已经不再如改革开放之初一般表现为发展的落后状态，新时代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境遇的描绘也不可能如改革开放之初一般通过“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等字句来勾勒。现阶段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在整体上超越贫穷落后的基础上，生产发展面临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里所言的“不平衡”、“不充分”，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存在落后的生产力——不充分以及区域、城乡、收入等之间的不平衡，而是特指在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质性提升基础上所遇到的新问题，特指针对美好生活而言存在的供给不充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不平衡[57]。（2）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构成新时代实践的重要着力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在生产发展起来以后遇到的新问题，是原有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因而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加以辩证考虑。从需求侧看，必须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在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满足的基础上，新生发出的关于更加公平、正义、美好环境等方面的全新需要。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原先落后的生产所导致的关于单纯物质文化需求供给不足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善。在这一基础上，人民群众不仅期盼更高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也提出了更新的超越单纯物质文化层面的其他需求。“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没有消失，而是呈现出升级态势，新生的主观需求则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58]；从供给侧看，需要从以往单纯粗放型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立足于需求侧的变化和供给侧的不足，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加充分平衡。3.“两大布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规划的重新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进行布局，这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难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资源库中很难找到现成答案，以往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并未能够回答好这一问题。因此，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主要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方式加以推进的，这种推进更多地是以分散性的方式展开。最早基于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感性认识，将主要精力聚焦于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之上。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系列其他问题，诸如，环境污染、社会和谐、精神文化需要提升等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局开始突破以往侧重经济维度的固化路径，注重从其他方面出发综合考虑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规划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布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即更加尊重客观规律、更加强调从整体性系统性“顶层设计”的高度加以把握，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机协调。一者，“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整体上推动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理性认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认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展开的，这是基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条件下的选择。新时代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实际的双重考量，明确提出从更加总体性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局，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有机统一高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并设定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二者，“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阶段性主要任务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核心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要聚焦当前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最紧迫、亟待解决的问题；三者，协调推进“两大布局”实现了新时代长远性规划与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统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关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性规划，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基本特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聚焦现阶段实践最为关切、最为核心的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核心问题都可能被陆续解决，但从“五位一体”的总体性高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布局将构成一种长期性规划。概言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历史进程出发，对其展开基本的思想史与学术史梳理，可以寻找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飞跃始终遵循的基本规律，其以鲜明的方式集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并非一蹴而就的单向化过程，理论的实践化与实践的理论化双向有机互动构成了理论飞跃的内在逻辑机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因其内在主客观条件的成熟，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第三次飞跃”，而其显著特征就是关于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规律性高度，从更加系统、更加总体的高度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展开顶层设计，使得“第三次飞跃”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效应愈发突破单一民族国家的区域性实践，而具备更加宽广、更加持久的普遍性价值与意义。（选稿：周洪竹 责任编辑：杨斯涵）[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8、20页.[3]何毅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学习时报》,2020年6月15日.[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5]李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是怎样到来的》,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5页.[6]冯景源、龚维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其重要意义--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特征》,《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7]韩庆祥:《深化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重要学理性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18]刘怀玉:《中国道路自信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武汉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页.[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2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2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9页.[23]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卷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351页.[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557页.[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3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8、44、240-241页.[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3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5页.[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116、373页.[3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3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2-114页.[4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0页.[42]李捷:《从六大维度全面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4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4页.[4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29页.[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46]秦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国际背景》,《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6期.[4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48]刘建军:《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50]何毅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学习时报》,2020年6月15日.[5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7页.[5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5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56]田鹏颖:《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57]卫兴华:《应准确解读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58]唐皇凤:《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作者单位：张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基地
文章选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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