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藏》第一部第一卷至第五卷收入的1894—1903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出版的相关著作、译著类文献，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传播阶段的思想过程和文本特征。这五卷文本大致可分作五类，其中第二类较为集中地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有关思想的文本，同第三类比较性研究的四组文本一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主要文本。在“文以载道”的意向下，这一阶段形成了“西学中源”“西学中述”和“西学中用”等三种文本迻译理念。《马藏》这五卷收入文本的“宽”的对待方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严”的学理要求和思想内涵为依循的。社会主义学说初入中国，处在混沌的思想潮流之中，大浪淘沙、去伪存真，最后科学社会主义脱颖而出，这是在1903年之后的一个时期逐步完成的。
关键词：《马藏》；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过程；文本特征；
《马藏》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文献的汇集与编纂，旨在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及文本的再呈现，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源地，北京大学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编纂一套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接受和发展的历史文献典籍，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是北京大学应当肩负的使命和学术担当。基于此，2015年初，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实施《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开启。2019年初，《马藏》第一部第一卷至第五卷出版，是这一学术文化工程建设的最初成果，也是这一学术文化工程建设走出的第一步。《马藏》中国编分作四部：第一部为著作(包括译著)类文献；第二部为报刊文章类文献；第三部为各类通讯报导，以及各种档案、笔记、书信等文献；第四部为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类文献。各部之下，按照思想历史过程分别设卷。现在出版的《马藏》第一部第一卷至第五卷，收入的是1894—1903年间出版的著作、译著类文献共28册，约合360万字。《马藏》这五卷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主要文本，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思想过程和文本特征。《马藏》编纂坚持用真实完备的文本理路再现历史，特别是再现思想历史。在编纂中，坚持尊重历史、细致纂修，精密诠释、求真拓新、全面筹划、系统编排；坚持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传导过程和思想过程作出系统呈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进行总体探索。依照《马藏》编纂的这一基本设想，收入《马藏》第一部开头五卷的文本，大致可以分作五类。第一类是“首次”意义上的文本，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首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或思想的文本，以及“首次”介绍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文本。这些文本中的“首次”，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事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重要标记。这类文本以收入第一卷的《大同学》(英国器德著、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上海广学会1899年出版)和《俄罗斯大风潮》(英国克喀伯著、独立之个人译，少年中国学会1902年出版)为典型。《大同学》是从英国学者本杰明·基德189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一书中节选、译述而来的。“Social Evolution”被译作“大同”，显然采用了《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大同”之意。《大同学》第一至第四章，先在1899年2—5月《万国公报》第121—124期上连载，同年出版的《大同学》单行本增加了第五至十章，合为十章。《万国公报》上连载的《大同学》第一章提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1)第三章提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马克思——引者注)。主于资本者也。”(2)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第一次出现中文“马克思”及其主要著作《资本论》的名字。从一开始称“英人”马克思，之后又称“德国”马克思来看，无论是李提摩太还是蔡尔康，他们对马克思并不十分熟悉；所以，在接着的对马克思思想介绍上的陋简乃至失真也就不奇怪了。如认为“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3)尽管这一理解较为偏颇，但还是使中国人“首次”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及其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思想轮廓，以“安民新学”来称谓社会主义在思想界也一时得到传播。实际上，《大同学》不仅“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而且还“首次”提到恩格斯的名字及其学说。《大同书》单行本第八章“今世养民策”提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恩格斯——引者注)。”(4)面对社会现实中“贫富相仇”“几成不解”这一“为近代各国第一难处之事”，而且“迄尚未有善法以处之”的现状，《大同学》提到了恩格斯处置这“第一难事”的理论，即“恩格思(恩格斯——引者注)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于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5)这一疑似对恩格斯《反杜林论》有关思想的概括同样较为陋简，但它还是以“首次”提到恩格斯的名字及其社会主义思想，定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历史之中。第二类是较为集中地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有关思想的文本。这一类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中最有影响的资源，呈现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相关思想在中国最初传播的状况。这类文本主要有：第一卷日本幸德秋水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 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第二卷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第四卷日本西川光次郎著、周子高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 年出版的《社会党》。第五卷日本幸德秋水著、中国国民丛书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 年出版的《广长舌》；日本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载于《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2至6期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这里特别要提到《广长舌》一书。《广长舌》作者幸德秋水是日本明治時期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活动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最有影响的日本学者。在《马藏》这五卷中，还收入他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中文译本。日文原书名为“长广舌”，中文译作“广长舌”，二者意思相同。《阿弥陀经》有言：“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幸德秋水用“长广舌”一说，视如佛家传经布道，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喉舌。《广长舌》的日文原书出版于1902年11月，同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中文译本。《广长舌》既有对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介绍，如对社会主义的“实质”“理想”“适用”，以及帝国主义“衰运”等问题的阐释；也有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评介，还有对民意党人的主张以及西方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等的说明。尽管思想芜杂、且多有语焉不详，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内容还是主要的，特别是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在驳斥“社会主义者。破坏主义也。社会党者。乱民也”的谬论之前，幸德秋水就引用了“独逸(德国)之社会主义者之言曰。革命者。进步之产婆也”的名言，揭示了对待社会主义“未遑究其真相实质之如何”的根源；(6)在对“社会主义者。非以绝灭资本家为目的也。特改革自由竞争之制度。代以社会主义之制度”的论述中，展示了社会主义具有的“凡社会上之资本。皆为社会上民人共有之公物。其生产之利益。亦各分配公平”(7)的特征。幸德秋水还提出：“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二十世纪人类进步必然之势。决非彼等所能防遏”，“以观察现在世界之大势乎。何也。社会主义者。固二十世纪之大主义。大理想也”等。(8)《广长舌》的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无疑发生着重要的影响。第三类是比较性研究的文本，主要是对一种外文原著同时或短时期内出现的不同中文译本的比较性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突出现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探索的重要根据。这里讲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指：“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题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9)在“互文性”意义上，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文本思想生成和文本转呈的特征和意义。在这五卷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实际，编纂了四组比较性文本。一是第二卷中日本酒井雄三郎著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的两个中文译本的比较性研究，即由华文祺译、1902年教育世界出版所出版的译本；1902年作新社出版的译本。《马藏》编纂中分别称其为“华文祺译本”和“作新社译本”。二是第三卷中日本有贺长雄著的《社会进化论》的两个中文译本的比较性研究，即萨端译的闽学会1903年出版的《社会进化论》、麦仲华译的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的《人群进化论》。三是第四卷中日本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的四个中文译本，即由达识译社译、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出版的译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编译、蜀魂迻译，乐群编译社1907年出版的译本；由创生译、奎文馆书局1907年发售的译本；由高劳译、连载于《东方杂志》1912 年第8卷(第11、12号)和第9卷(第 1至3号)的译本。《马藏》编纂中，将这四个文本分别称作“达识译社译本”“蜀魂译本”“创生译本”和“高劳译本”。四是第五卷日本村井知至著的《社会主义》的三个中文译本，即连载于《翻译世界》1902年11月第1期至1903年1月第3期的译本；由罗大维译、广智书局1903 年出版的译本；由侯士绾译、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的译本。《马藏》编纂中分别称其为“《翻译世界》连载本”“罗大维译本”和“侯士绾译本”。这四组比较性文本同以上第二类文本一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主要文本。这些文本涉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有关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第四类是从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社会思想等综合意义上的各种文本，这类文本涉及思想理论各个领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相关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思想理论背景材料。这类文本主要有：第一卷英国马林著、李玉书译，上海广学会1899 年出版的《富民策》；日本浮田和民著、出洋学生编辑所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论》。第二卷日本岛村满都夫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社会改良论》；吴铭译自日本《太阳》杂志1900年第6卷第8号临时增刊，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第三卷日本有贺长雄著、富士英译，作新社1903年出版的《近世政治史》；曾剑夫译自日本民友社“平民丛书”《十九世纪之大势》一书，上海文明书局、苏报馆1904年出版的《世界进步之大势》。第四卷有作新社编译，1903年出版的《万国历史》。第五卷有日本田岛锦治著、作新社译，作新社1903 年出版的《最新经济学》。这类文本在《马藏》这五卷中占有较大分量，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无论是社会主义思想还是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往往是与各种思想相互交错、混沌一体地传入中国思想界的，就思想文化史整体视界而言，对这些文本中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思想的理解，是厘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思想特征的重要方面。这些文本中，由浮田和民著的《帝国主义》特别值得一提。浮田和民在《帝国主义》一书中秉持的是“伦理的帝国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于世界各处。举野蛮蒙昧之民。教育训练。使进文明。先进国之责任也。彼遂行帝国主义之国家。一则谋己国之利益。一则藉此以尽大责任。文明之制造品。各国为扩张商业。遂流入世界之各方。而促蛮族之进步。”历数各国帝国主义发展的状况，浮田和民居然认为：“俄国为帝国主义。于北亚细亚之寒村僻地。中央亚细亚之荒野大原。大通铁道。警醒未开之民”；“英国为帝国主义。于阿非利加之黑暗大陆。纵贯铁路。大与蛮民以利益。蛮民之训练。实帝国主义直接之大结果” 。(10)在晚清中国思想界，在浮田和民极力为帝国主义辩护的“伦理帝国主义”传入中国的同时，幸德秋水的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传播。1902年，幸德秋水《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的中文译本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日本早期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思想，与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对立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时介入中国思想界本身，说明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影响，也要求从对立的思想勃然中探寻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特征。对浮田和民《帝国主义》这类文本的了解，对于从更为宽广的思想史的视域，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思想内涵和文本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五类是通俗小说类读物的文本。这一类有第一卷的美国毕拉宓(Edward Bellamy)著、李提摩太译的，由上海广学会1894年出版的《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2000—1887)。这是一部宣扬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小说，揭露了19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黑暗和堕落的现状，充满了对理想社会主义中新社会制度的憧憬。李提摩太在翻译中做了大量删改，刻意增加了所谓“养民新法”的内容，扩展了原书中基督教的内容。第一卷还收入了1904 年《绣像小说》第25至36期发表的这部小说的译文，取名为《回头看》，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原书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从《百年一觉》到《回头看》，其间相隔10年，体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本样式和思想特征的变化。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着剧烈变动，当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不畏艰难，怀抱着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愿望，到处寻求真理，着力于思想启蒙。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对欧美的社会主义学说已经有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学人接触到这些著述后，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11)他们积极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著述，翻译成中文，急迫地向国内传播。在译介过程中，几乎所有学人都依循“文以载道”的理念，联系清末中国的国情及社会现状，以“载道”的强烈意愿，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所赞赏的思想主张和种种“主义”，落实相关文本，承当启蒙责任，力图在“传道”中“悟道”、在“悟道”中“行道”。在《马藏》第一部第一卷至第五卷中，论及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思想的中文译著大多来自日文原著。这些日文原著，是明治末年日本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思想最初探索阶段的文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还比较粗浅、陋简。中文译者集中关注的是日文原书中体现的新知识、新思想，特别是其中呈现的社会变革的政治主张，在中文翻译中，难免有诸多急就、仓促的痕迹，产生许多误译、漏译等现象。加上日文原著中留存的对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思想的诸多误解，伴随“文以载道”愿望的往往是文本转呈上的诸多缺憾。《马藏》第一部开头五卷的文本，出版于1894年至1903年间。这10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在“文以载道”的意向下，对各种文本迻译的理念相继发生，同时也相互影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启时期的文本特征和学理进路。《马藏》第一部第一卷收入的《富民策》《大同学》《俄罗斯大风潮》这三个文本，呈现了那一时期文本迻译的“西学中源”“西学中述”和“西学中用”的三种理念。在之后10年的演进中，这三种理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903年之后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文本迻译的新的理念。这里涉及的文本迻译的三种理念概要如下。一为“西学中源”，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文本迻译的最初理念。这一理念突出地呈现于《富民策》文本中。《富民策》署名为马林著、李玉书译。所谓“马林著”，实际上是马林对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的节选。马林(应该包括译者李玉书)对乔治的经济学说极为推崇，在疑为李玉书撰写的《富民策序》中提道：“于其道服膺久矣。乃取其书而翻译之。曰单地税。而总名之曰富民策”；进而认为，乔治“以为富国不如富民。富一二有资本之民。不如富天下无衣食之民”，这也如同“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谚云。君出于民。民出于土。此即地税富民策之所由作也。”(12)《富民策》的思想之源，似乎在于《尚书》所言，“西学中源”的迻译理念渗透其中。《富民策》关于“富民”的主要政策实为西学所有，但译者还是相信，这些政策是以《尚书》“所由作也”，被视作《尚书》思想的翻版。《富民策》在介绍材、地、工、本的含义时，既结合基督教教义认为“地”为“上帝所造以养人也”，也溯源《礼记》《书》《诗》等中国典籍，寻找重“地”的思想渊源，提出“故虞廷置敷土之官。周礼重职方之掌。书言禹甸。诗咏周原。古人治国之经。未有不以地为首务者。以生民托命之所。而根本之于此立也”。(13)甚至认为像“工”(劳动)这样的概念，“考之中国往古。自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于是乎工之事始肇。其后神农黄帝尧舜相继而起。皆制器以利生民。”(14)“论交易”一章一开始还提出：“致富之道。交易为先。交易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也。昔黄帝为日中之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孟子亦曰。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15)认为交易之道的思想之源也在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19 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中源”的迻译理念是当时西学东渐中思想文化传播的一种流行理念。《马藏》的编纂者引述了陈炽和黄遵宪的相关论述作出证明。如陈炽认为：“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鼗建铎、闾师党正之遗意；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再如黄遵宪提出：“今观于泰西之教，而乃知之矣。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16)在编纂《马藏》第一卷时发现，《富民策》出版后，《万国公报》上刊登的一篇读后感提出：“今观此书之旨，尤足使华人知计学之精，且知此意也者，非惟泰西近日之良规，亦即中国本来之古制。特中国虽有此意，而未见实事，仅托空言，加以后之学者，不善读书，以致深没其文，大晦其意，古人之良法遂不复大白于世，夫亦甚可惜矣。”(17)“西学中源”的理念，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有其存在的学理原因。《富民策》秉持“西学中源”的迻译理念，更多地在于使西学的“计学”(经济学)新知，易于为当时的知识阶层所接受。在“文以载道”意向中，“西学中源”的迻译理念学界多有认可，构成当时思想启蒙中的重要特征，但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这一理念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富民策》中，“文以载道”的意向与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之间相联系的取向已经显露。《富民策序》一开始就提出：“尝读西士所著各种富民策。词意精卓。条律详明。皆以泰西往日之良规。为中国方今之新法。细绎其中大旨。”(18)马林和李玉书都十分看重西方各种富民策“为中国方今之新法”中运用的意义。例如，中国的土地分配不均，是造成中国农业生产落后的重要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历来的“井田之法”已经不适应了，尽管“井田分地之法。意非不善。但非今之所宜行。盖上古之世。风气未开。人民尚少。故可一人必得一地。一地必属一人。耕凿自安。田园为业”，而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四通八达。万业千行。如必以地分之。恐有非其所宜而不知用。”(19)李玉书提出的是改良的“按地科租”法，即地租归公，“实较胜于以人分地。譬人有千亩之田。而适生十子。则以人均地。按股而分。计其子各得田百亩均矣。然此千亩者。地既有肥瘠之不同。租亦自有多寡之不等。是均而不均矣”。(20)在“文以载道”意向下形成的这一观点，已经实际地转向“西学中用”的迻译理念了。二为“西学中述”，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文本迻译的主要理念。这一理念在《大同学》中得到集中体现。《大同学》成书经由“节译”到“纂述”的过程，“纂述”一说刻划了“西译中述”的基本特征。傅兰雅对“纂述”过程曾作过如下描述：“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21)最后呈现的“纂述”文本，没有脱离原文的基本思想，但“节译”者和“纂述”者也把自己的思想植入其中，最后的文本包含了对原书内容和相关问题的“纂述”。《大同学》在“大同学节译本自序”中对原书作者本杰明·基德及其思想做了高度评价。李提摩太特别强调，基德在对当时欧洲列强的概述中指出：“更见有各大国者。竞筑兵舰以为雄。其铸械巧于前。其练兵又多于前。或疑各国之兴。莫不由是。滔滔不返。孰指迷津。于是各大国整军经武之需。为地球自古以来未有之巨。” 在“国家养数千万坐食之兵”的同时，“民生安得而不困。且募兵制械之数。尚不知何所底止。小民颠连窘迫。势亦必岁有所增。”面对国家穷兵黩武而民众颠沛流离的现实，基德“心窃悯之。特著此书。或大声疾呼。或微言隐讽”。李提摩太感慨道：“俾人共知善治国者。必以善讲天道为指归。凡不愿讲天道之国。无不衰败随之。此理甚深。非止关繋于一国。实亦关系于全地。明哲之士。无不击节叹赏。”对于“甚深”之“理”，李提摩太坦言：“余寓中华。垂三十年。知华人亦有步外国之后。而同受其迷者。此余所深不愿见者也。余常愿中国盛行救世之大道。而成有知有道之国。不愿其趋此迷途。而堕入无知无道之中。”因此，在将基德的书“译作华文”时，“不必句翻字译。故仅节取各章中扼要语。胪举无遗。中国不乏贤智。苟能俯赐披览。或亦不无小补。爰书数语。并质当途”。(22)“西学中述”的迻译理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传播的意义得到充分表露。三为“西学中用”，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文本迻译的重要理念，这种理念在《俄罗斯大风潮》中得到集中体现。《俄罗斯大风潮》的译者为马君武(1881—1940)。1902年《俄罗斯大风潮》译著出版时，马君武正在日本参与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同时结识孙中山，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俄罗斯大风潮》选译自托马斯·柯卡普出版于1900 年的《社会主义史》第九章“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史》众多章节中，选择“无政府主义”这一章，并更名为“俄罗斯大风潮”，显然是为了借鉴无政府主义思潮来谈论用之于中国的革命，表达了马君武及其同事们当时秉持的革命信念。在《俄罗斯大风潮》的“序言”中，马君武提出：“无改造社会之思想者。其人断不可谓之大豪杰。休乎哉。抱改造社会思想者之豪杰乎。其目的或全达。或达其一小部分。或历数世而达。或历数十世而达。当其生时。世人皆辱之逐之。以至于戮之。谓其人为诞人。视其说为邪说。然历数世或数十世之后。则莫不敬式崇拜之。”(23)这里表达的思想和理念，实为聚集在日本的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者的理想和信念。马君武赞同《社会主义史》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渊源的说法，他在《俄罗斯大风潮》“序言”中指出：“法兰西之国民者。世界上思想最高尚之国民也。圣西孟(Saint Simon圣西门——引者注) 之徒。倡社会主义于世。(即公产主义)其势力日盛。至十九世纪而英人达尔文斯宾塞之徒。发明天演近化之理。由是两种学说。发生一种新主义。是新主义英文曰 Anarchism无政府主义今予所译之书。”(24)在马君武看来，无政府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和进化论中产生的“新主义”；在政治上，“无政府党人者。各国政府之最大公敌也”。(25)值得注意的是，马君武一方面按照英文原书，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做了说明，即“无政府主义者。最明白最单简之主义也。一言蔽之曰。不认外界之威权。不许有土地或资本之私产。人人按其才力之所近。以作自由之工。无工业等等自养之法。不能成自由社会也。自由社会者。人人有平等之自由。而互相连合。故改造社会之宗旨。不过使其成为自由社会。而自由联合耳。善人之尽其义务。非惧政府及警察也。因义务乃其自己之义务。而自尽之。譬之人之有生。即须自然呼吸空气也” ，(26)表达了他对无政府主义之“西学”而“中用”的意向。另一方面，他在正文的开首，就脱开英文原书，增加了以下文字：无政府党主义“有翻天覆地之精神，具挟山超海之气力，弄神出鬼没之手段，扫去世间一切君主教主重重网罗。万人一魂，欲造出其理想中之新世界。前者死，后者继。无论男女贵贱，莫不勇猛侠烈，以杀君相贵族等等恶类，为独一之目的。烈烈乎！无政府党之主义也。堂堂乎！无政府党人也”，(27)以此表达他以“西学”之无政府主义 “用”于中国现实的激情与信念。三、1903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本呈现特征《马藏》第一部开头五卷，对1903年之前文本选择的尺度较“宽”。这种“宽”的对待方式，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文本的实际状况和思想特征设定的。这里讲的“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各种思想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从当时各种思想传播的整体考察，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思想特征和演进路向。酒井雄三郎所著《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的“华文祺译本”和“作新社译本”，均出版于1902年。《马藏》编纂者在对该书作出细致考证和反复研究后，将《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收入《马藏》第二卷。《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对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至19世纪90年代欧洲政治历史做了简要阐释，全书共四章。第一章“近代欧洲政界之起源”，对维也纳会议的情况及其通过的《最后议定书》及“神圣同盟”形成等问题做了阐释；第二章“政党之抗争及制度之变革”对欧洲1830年、1848年和1870年欧洲革命中主要国家政党及其政治主张和思想变革问题做了阐释；第三章“欧洲四大国政界之进化”对这一时期英、法、德、奥四国政治发展及其变革作出较为具体的阐释；第四章“物质进步之关系于政界”对19 世纪以来人类在器械的发明、蒸汽和电力的使用、各种化学品的出现及生物学的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对各个方面的发明、进步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20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就是从对19世纪欧洲政治发展及其思想变革开始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也是与这一政治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的文本特征，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知识背景、学理基础和思想基础都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从较“宽”的视界上，将《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的这两个文本编入《马藏》第一部第二卷的主要原因。把《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的这两个文本编入《马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译著在对19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史的阐释中，把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及其影响写入其中，并且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对巴黎公社作了描述，使这一以阐释19世纪欧洲政治史为主题的著述，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发生了独特的影响。在《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提到：“社界党于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后。虽大遭蹉蹶。然当时际变乱幸得脱者。及变事稍定。相率旋国。再纠合同志与诸国党员通声息。大张其势力。如彼等所提倡之万国劳工协会(国际工人协会)。殆有风靡全欧之势。然此协会组织不善。未几即解散。而其党员各图于本国扩张其党势。表示民主社界党之政纲。先起于德意志之政界。而诸国党员。亦皆各效其能。遂渐具政党之体。”(28)在这里，对“卡尔马格”即卡尔·马克思思想，在“万国劳工协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以及1876年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第三章还提道：“千八百七十年。拿破仑第三为普所败。共和党乘之。第四次于巴黎起革命。遂创立现今之第三共和党。虽然。昔日之王政党。乘普法战争之纷扰。而得掌握政柄。共和党分为二派。巴黎之革命党。袭共和党之故辙。又于巴黎起革命。收揽政权。建设孔米缪(社会党之义——笔者注)政府。”(29)这里的“孔米缪”即为commune,就是指“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也在欧洲政治史整体上为中国知识界所知晓。显然，由此来看《马藏》第一部开头五卷收入文本“宽”的对待方式，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文本特征的“严”的学理的和思想的依循为内在规定的。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文本几乎全是译著，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从日文迻译而来，在这些日文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几乎都是与其他思想和理论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大部分还不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社会主义思想论述为主要内容的。《马藏》第一部开头五卷也以“宽”的方式收入这种类型的部分文本。《马藏》第一部第三卷收入的《世界进步之大势》，是根据1893年出版的日本民友社《十九世纪世界之大势》翻译的， 曾剑夫在1903年将其译成中文出版。该书集中论述的平民主义思想，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流行的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思潮。首先，该书认为19世纪的物质进步和文明发展社会进化是18世纪社会进化的结果，即“欲观测十九世纪者所最宜注意者也。考察十八世纪英国殖产发达之源。为供十九世纪之资也。然试更进而察十八世纪普及显著之特色”。(30)溯源历史，特别是对18世纪英国“殖产发达”(即产业革命)的考察，对理解19世纪的社会进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次，19世纪的社会进化与18世纪的社会进化，有着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十九世纪承势而成长足之进步。比于百年前之社会、政治、宗教、道德、学术。能不惊其变化绝大哉。然其中特有而最著者。物质之进步也。颂扬十九世纪者。或主于此。是不可以不论”；(31)另一方面，物质进步并没有带来同步的文明进步，相反，物质进步同时确实是文明的败落，“英国为最。而赖救助金免饥饿者百万。劳动汲汲。不能得人间最下度之生活者几百万。食物与清洁之空气欠乏。而不能避死亡疾病者以万数。无保育之幼儿。死者如蝇。无量家族。栖息起卧于不洁小屋中。有蹴杀妻者。有缢子者。有饥饿者。有卖淫有泥醉者。有窃盗有欺骗者。芸芸苦况。甚于罗马之奴隶。而王公贵人。骄奢无度。虽历史上何时代无罪恶愚贫残酷之事。然未有不均平如斯之甚者。”纵观这两个方面，结果就是“十九世纪社会之状态。最可寒心者也”。也就是说，“若使富者益富。奢者益奢。则其结果社会之不平均必加甚。是非文明之进步。而退步也。”(32)这些社会进化的现实，成为平民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如《世界进步之大势》指出的：“社会平民主义。至十九世纪大发其光辉也。然非偶然出现”。(33)在这些原因中，阶级和阶级冲突是最为显著的原因，“平民社会者。基础天则与道理所立之社会也。人为之阶级。过去之偏僻。不束缚其思想活动之社会也。阶级制度之社会如梯然。对上层为奴隶。对下层为主人。各事其上层。臣之于君。子之于亲。仆之于主皆是也。组织阶级制度社会之要素。不在人而在地位。无地位则虽有才干。亦无所发挥。而今则反是。非无贵族。但以平民之主人。而受平民之奉事也。亦非无阶级特权。但无遮平民进路之障壁也。然是等阶级制度。亦将绝迹于社会。此自然之大势。岂区区人力所能支哉。”(34)《世界进步之大势》把平民主义思潮同其他的激进主义思潮联系起来考察，社会主义就是其中相联系的思潮之一种。在论及19世纪法国革命剧变时，《世界进步之大势》提道：“不能划然于始者。其何能划然于终乎。千八百三十年四十八年七十一年巴里之暴动。千八百四十八年与四十九年欧洲之沸乱。独逸之社会主义。佛兰西之急激共和主义。鲁西亚虚无党之行动。皆可谓结革命之果实。然仍不得以此为告终也。”(35)在这里，从平民主义视角来看，“独逸之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同法国的“巴里之暴动”(巴黎起义、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欧洲之沸乱”(欧洲革命)、“佛兰西之急激共和主义”(法国的激进共和主义)和“鲁西亚虚无党之行动”(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都是作为与平民主义相联系的思潮对待的，平民主义始终是《世界进步之大势》的主题。《世界进步之大势》在对平民主义在社会进化影响的比较阐释中，同样认为：“他日者或救以社会主义。或以同盟罢工任其自然之优胜劣败。或别有良法乎。不能断言。然平民主义之胜利。必可救殖产社会之不平均。殖产界独闭其门户。信不能防平民主义之侵入也。”(36)从推进社会进化的意义上来看，该书更看重的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而是平民主义的“良法”。蔡元培在为《世界进步之大势》所写的“序”中，对该书所宣扬的平民主义思想及其对中国思想界将产生的影响做了明确说明。蔡元培认为：“日本大哲以平民主义之眼光。看破欧美十九世纪为过渡时代。而其胚胎在前世纪。其希望又非后世纪不能达之。著为此书。大旨以物质文质为作用。而道德进步为趋势。非达于社会平等之天则不止”。据此，蔡元培相信，该书宣扬的平民主义“于吾国思想界必大有影响无疑焉”(37)。收入《世界进步之大势》文本，就是以清末社会改良思想理论影响为根据的。显然，《马藏》文本选择之“松”，是以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大背景为“严”的根据的。三是在这一时期存在的涉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文献，还不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意义上的文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还只被理解为众多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翼，科学社会主义还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混和在一起并没有作出区分，马克思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还处在混沌的思想潮流中并没有脱颖而出。《马藏》第一部第二卷的《近世社会主义》，由赵必振译自日本福井凖造的同名著作，中文译本出版于1903 年2 月。这可以看作1903年之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最有影响的文本。在《近世社会主义》的“凡例”中，福井凖造对他认可的“社会主义”做出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在时间限界上，以1789年“法兰西革命以后欧美诸国之社会主义为主”，在这之前，“虽间采社会主义者之议论。然社会之势未大。其足以当讲究之价值者甚少”；二是在理论特征上，“以经济学上之一学说与政治学上之一议论。以判定此主义之是非善恶。为本书之目的。然为解释社会问题。自信为讲究社会主义者之必要。著者特搜集多种之社会主义的议论。以供社会问题解释者之资”；三是在阐释内容上，在于“说明社会主义之本质。然于其党派之运动。亦为讲究社会主义者所不容忽。不可附诸等闲。然本书先记述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状态。至其运动。于他编再述之”。(38)《近世社会主义》分作四编。第一编为“第一期之社会主义”， 主要为19世纪前半期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涉及巴贝夫、卡贝、 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路易·勃朗、蒲鲁东等人生平，以及他们的著作和主要观点；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主要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涉及马克思、拉萨尔、洛贝尔图斯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观点，同时也涉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第三编 “近时之社会主义”，主要涉及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拉萨尔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阿道夫·瓦格纳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观点，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缘起及其在英国、德国、美国等地的传播；第四编“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对英国、法国、德国、中东欧诸国和美国社会党活动情况，以及亨利·海德门、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生平及其思想做出阐释。社会主义学说初入中国，思想上异彩纷呈、鱼龙混杂，处在混沌的思想潮流之中；大浪淘沙、去伪存真，最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脱颖而出，是在1903年之后的一个时期逐步完成的。这一逐步完成的过程，可以认为在《近世社会主义》中已初见端倪。《近世社会主义》尽管把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混杂在一起，没有做出严格区分；但它还是强调19世纪40年代之后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突出成就。在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提到：“英法二国之旧社会主义”即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其议论徒驰于空理。而唱荒唐无稽之说。以其儿戏的计划”；而“德意志之新社会主义”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较，则“全然大异其趋也。以深远之学理。精密而研究之。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信真理与正理。故于多数之劳民。容易实行其社会主义。得多数雷同之赞助。”(39)但是，《近世社会主义》又把这种“新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归于马克思和拉萨尔，认为“如马陆科斯(马克思——引者注)如拉沙列(拉萨尔——引者注)周游欧洲之各国。以传播其思想教化。熏陶最为广至。其运动之活泼。与前者大异其点。吾人今特倡导此新社会主义。其抱如何之思想。如何之运动。如何之方面。其势力如何之发达。而述第二期之社会主义。”(40)《近世社会主义》对德国“新社会主义”的评介，在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平分秋色，没有作出任何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的说明。当然，在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近世社会主义》还是首先对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做了阐释。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中，提到了《共产党宣言》，认为“开共产的同盟会。以组织一团体。千八百四十七年。乃草其宣言书。公刊之。为国际的劳动者结合同盟之端绪。以待他日社会雄飞之机。养成劳动者之势力。”(41)而且还以更大的篇幅介绍了《资本论》的内容及其理论和实际的意义，如在《资本论》创作上指出马克思“博采群书。窗下研炼。费十余年而成。探学理之蕴奥。以讲究资本之原理。依其研究之结果。成彼一代之大著述。题为‘资本论’”；(42)在《资本论》理论特色的说明中指出：“无论其同时代之如何人。无出彼右者。其经济学感化一般人民之程度。德意志之学者。亦无其比。彼于经济学上。最精细之观察。且为确实推论家之一人。故其著‘资本论’实为社会经济上之学者之良师。亦可窥见彼之一代之性行。及其思想云”。(43)在《资本论》在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上提出：“加陆马陆科斯(卡尔·马克思——引者注)创设社会主义之实行。与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以期社会之雄飞。其学理皆具于其‘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其学理与主义”，(44)在欧洲思想界“马陆科斯(马克思——引者注)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45)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呈现的思想过程和文本特征，在1903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生着深刻变化，在《马藏》各部和各卷的卷帙浩繁的文本中，将得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相契合的呈现。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藏》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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