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百年历程及经验
摘要：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就开始了,它有百年的历程。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哲学省思中,很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历史脉络及其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在反思中找寻启示。我们认为,尽管在各个时期,"三化"形式和内容有所侧重,但不宜割裂开来单个地分析,而应坚持精细分析与整体观照相统一。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三化"可划分为七个时期:引入与传播期（1917—1935年）;耕耘与收获期（1935—1949年）;探索与曲折期（1949—1966年）;迷雾与负重期（1966—1977年）;反思与涅槃期（1978—1982年）;突破与创新期（1982—2011年）;创新与新飞跃期（2012年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们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必须坚持"一元指导"与"多元对话"的辩证统一;必须坚持领导主体与实践主体的心心相印;必须坚持基本国情与时代潮流的同频共振;必须坚持文化根基与世界文明的互动融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程和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就开始起步了，它有百年的历程。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哲学省思中，很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历史脉络及其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在反思中找寻启示。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尤其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界有一个说法，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并大致勾勒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1921—1949年，实为28年)是历经曲折，但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30年”;第二个“30年”(1949—1978年，实为29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1978—2009年，实为31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困境，不断从一个胜利迈向又一个胜利的“30年”。这是从大历史的角度进行鸟瞰，呈现的是三个“分水岭”,但还有十多年的历史没有纳入。我们认为，尽管在各个时期，“三化”形式和内容有所侧重，但不宜割裂开来单个地分析，而应整体观照。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三化”可划分为七个时期。这一时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从日本、欧美(主要是法国)和苏俄三条渠道传入中国并得到传播。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艾思奇等。主要内容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初步解释，所采取的范式主要是“启蒙”,不但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历史，用通俗化的语言教化劳苦大众。可以说，既为中国革命准备了“干部种子”,又为中国社会准备了“理论种子”。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掀起了留学高潮。这一留学高潮直接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其中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瞿秋白、蔡和森、蔡畅、李维汉、赵世炎、向警予、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聂荣臻、陈毅、叶剑英、萧楚女、徐特立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大钊于 1920年创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主要成员如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还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实地宣传。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他们用日文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介绍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1920年10月，瞿秋白以“为国人开一条新路”为目的，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俄国，是较早全面地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1923—1924年，瞿秋白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书。1927年，他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哥列夫的《唯物论——新哲学》一书，该书附录了他自己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论概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概念》两篇论文，进一步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留学法国的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党的历史上较早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人。蔡和森积极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在这里，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与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斗争中运用理论，又在斗争中发展理论，形成共产党“自己的理论”。蔡和森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全面宣传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初步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时中国是最早的宣传者之一。艾思奇是当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人”。他的《大众哲学》是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著作，认为自己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良多”。《大众哲学》不仅受到许多共产党人的赞许，就连国民党败退到中国台湾后，蒋介石也感叹道：“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人心丧失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大众哲学》的成功关键在于用通俗生动的语言、群众熟知的事例和当时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引导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尽管没有选择出国留学，但他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21 年，毛泽东在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初步探索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问题。他明确指出：改良主义之社会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恐怕永远都达不到目标；“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在中国，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所以“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在考察中国的具体国情后发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将农民运动视为“痞子运动”是完全荒谬的。如果放弃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实现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则无从谈起。毛泽东认为，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党领导农民运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革命相结合的有效途径。1927 年，毛泽东主持“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工农武装的绝对领导；秋收起义推动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的结果。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同教条主义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应当重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开辟，推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不断地走向深入和具体。中央苏区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有效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党通过在苏维埃大学、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等教育机构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等课程，大力实施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央苏区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理论宣传队，训练了专业的工农红色通讯员，各地成立了读报团、讲报队等组织，讲解政治理论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中央苏区还创建了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等机构，大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解读介绍著作。中央苏区创办出版了160余种报刊，向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央苏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翻译、编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中央苏区在进行理论宣传时，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活动。如《红星》报就因其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文章短小、通俗易懂而广受欢迎。中央苏区大力开展群众喜爱的戏剧、歌曲、舞蹈等文艺活动，既活跃了苏区的文艺生活，又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苏维埃政府考虑苏区群众文化程度较低的实际情况，最早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载体多是红色标语和传单，如“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共产党是工人农民的政党”等，通俗易懂，极富号召力。1931年7月，中央苏区创办了《青年实话》杂志，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青年群众学习理论的要求，适时选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和语录，登载他们的革命事迹、革命故事，发表党的领导人的理论文章，有效地提升了青年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开播“赤都新闻”和“红色中华”等节目，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于电台和广播的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道：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的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独的，我们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中央苏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为后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传播时期，所采取的范式主要是“嵌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局部、简单走向系统、有序。主要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李达等。李达的贡献主要在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播；而毛泽东则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李达是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李达就已经精研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1937年5月，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等方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不仅在书上写了许多批注，合计约3 500 字，而且把《社会学大纲》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学习。侯外庐先生称赞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是很冒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可见，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首倡者，也是“三化”事业的率先践行者和推动者。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他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率先举起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在1941年写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 1942年写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实质上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37年写作的《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毛泽东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写下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著作，完整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探索和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成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处于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时期，采取的主要范式是“改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中国大众，占据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冯定、艾思奇等。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一转变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三化”提供了重大契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善于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深邃思想，把深刻的道理融入生动的故事，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效地转化为广大干部和普通群众都能够掌握和运用的科学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坚持“结合”的原则，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进行“三大改造”,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以后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6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又及时总结经验，特别是以苏联为鉴戒，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制定自己的建设路线，以求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和 1957 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探索“第二次结合”的理论奠基之作。再比如，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均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功不可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思想宣传工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同时，还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运动”等，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以彻底打击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划清敌我界限；以暴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了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完成了立场转变，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抗美援朝期间，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全民文化扫盲过程中，卓有成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宣传工作。广大理论工作者立足于新时期的现实国情，向党员干部和各界民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群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思想文化还不能适应的状况。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过激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做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普及工作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比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度和“左”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1958年，伴随着经济“大跃进”,文化上也出现了“大跃进”,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后来又出现了全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这就使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从而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留下了隐患。再譬如，这一时期党内“左”的思想已开始抬头，反右斗争扩大化，且愈益严重。这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讨论，还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都暴露无遗。政治与学术的过度粘连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僵化，从而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顺利推进。这一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采取的主要范式是“斗争”。“文化大革命”给新中国带来了无法抹平的创伤，同样也给马克思主义“三化”事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因为它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丧失了大众化的本来意义，致使大众化演变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 1977 年前后，正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被打断，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马克思主义“三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一度被林彪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控制和利用，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逐渐演变为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歪曲，“阶级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群众运动成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林彪集团的蓄意操纵和鼓动下，学马列演变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的运动，鼓吹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人手一本语录，天天背诵语录，甚至发展到中小学生以学语录为第一要务，大肆宣称只要背好“老三篇”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种做法看起来是在普及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损坏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三化”遭遇挫折的10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参与，他们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基础性力量，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如果没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和创造，杰出人物和领袖的理论创新就失去了坚实基础。“文化大革命”的10年，理论工作者正常的学习、研究和生活秩序被打乱，他们的学术话语权被剥夺。这是拨乱反正的时期。按照我国著名学者龚育之先生的看法，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采用的主要范式可以概括为“精用”,即邓小平指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被大众认同和接受；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要简明扼要，易被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要对人民大众管用，对大众具有吸引力、感召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工作并没有立即步入正轨，因为“左”倾错误和影响短时间内不可能被马上清除，拨乱反正的任务也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诸多错误认识的纠正和思想误区的克服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三化”在这一时期还处在艰难前行的阶段。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以此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三化”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三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至1982年，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主要贡献是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破除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主要任务是让人民大众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分开来，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通过学习和讨论，人民群众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三化”在反思和探索中逐步走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误区、泛政治化的误区，开始紧紧围绕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实际问题展开研究，有序推进，健康发展。1982—2011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时期。马克思主义通过解决“四个重大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而进一步中国化，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1983—1992年，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反对全盘西化的斗争，主要任务是让人民大众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邓小平是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杰出代表。他尊重实践，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新境界。1993—2002年，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三讲”教育，主要是让人民大众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被误解的社会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信念。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加上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不少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产生了误解，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迷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大众文化的阵地，就会有其他的文化去占领它。通过学习，人们从抽象地谈论姓“社”姓“资”以及“计划”“市场”的思维定式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认识中解放了出来，对迷信思想特别是邪教也有了充分的认识。2003—2011年，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组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主要是让人民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通过学习，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三化”永无止境。随着实践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亮丽新篇正在不断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把握基本国情，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寓意深刻，内涵丰富，气势恢宏，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人类理想作出中国表达，对历史使命作出时代回答，对共同愿景作出大众阐述，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堪称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典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非凡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强大正能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多变、多样的趋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如果仅仅采取传统的“说教”模式和“灌输”方法，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往往容易使人产生疲劳甚至反感。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有效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充分利用图书、广播、影视、音像、网络、短信等大众传媒，利用多样化的宣传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比如，在图书出版方面，强调可读性、趣味性，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实现了哲理性与通俗性的密切结合，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作出了榜样。同时，还采取相应的举措，将思想的魅力与艺术的魅力结合起来，如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借力艺术性助推大众化，通过高雅艺术表现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渗透于艺术之中，寓教于乐，让“高居庙堂”的理论真正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在百年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和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一是必须坚持“一元指导”与“多元对话”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根本原则。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先驱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对话和交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因此得到检验和巩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曾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指导思想后又经历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等思潮的交锋。在三次争论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及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阶级斗争的方式、暴力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等思想主张，在后来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都一一得到了印证。中国共产党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与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克服错误倾向干扰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收一切先进文明的有益成果，并在吸收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领导主体，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践主体，两者缺一不可。对这一点绝不能含糊。缺乏前者，“化”不起来；缺乏后者，“化”不下去。历史证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与中国共产党相互依存、相得益彰。有无这个领导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三化”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和历史任务、党的工作中心的确定和转换，都与马克思主义“三化”紧密相连。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世界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很多，但是高度自觉、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政党，则不多见。这正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一枝独秀、脱颖而出、引领风骚的重要原因。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三化”也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坚持以人为本，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路线，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良性互动。历史经验深刻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三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呼应和引领时代潮流，不断向前推进的，从而得以丰富和发展。一方面，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不迷失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的基本前提。没有对中国国情，包括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尤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就不可能找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核心问题、迫切问题、难点问题，就无法形成正确的适合各个时代实践要求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呼应和引领时代潮流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的又一秘诀。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进程总是同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走向和时代潮流，也是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和不懈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使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新道路，马克思主义“三化”得到了顺利推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宽广的眼界对时代进行了分析，准确地对时代脉搏进行把握，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准确的判断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三化”,从理论渊源上看，既不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另起炉灶”、凭空创造的全新理论活动，而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会贯通从而得到滋养和壮大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过程中，既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又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问题，还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正确把握和科学解决，是马克思主义“三化”走向成功的主要经验。(1)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彼此吸收与融合的过程。中国文化“有容乃大”、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性，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化”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领导中国人民在总结外来文化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地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有选择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范例。(2)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方面，用列宁的话说，只有用全部人类文明成果武装头脑，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吸收了众多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在这一系列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列宁说过：“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地向世界开放的品格，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又不照抄照搬。习近平有着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是注重对国外有益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成就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宽广视野和博大气度，增强了这一新思想引领时代发展和世界潮流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光芒。(3)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上，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文化之一。从春秋战国起，汉民族即注意吸收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中国从东汉至隋唐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成功嫁接、移植和中国化，以及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后来发生的重大影响，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有容乃大”“厚德载物”的最好证明和范例。近代以来，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对西方基督教、进化论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三化”都有重大启迪作用。同时，只有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使其积极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的更好结合，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掘自身的优秀遗产、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行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深谙此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才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优秀代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都注重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从而创立了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当今，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加强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进行吸收借鉴，以培养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借鉴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同样应当辩证地看待西方文明中的意识形态部分。我们应当认识到，资本主义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存在着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差异性，又具有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因素。西方文化是侧重于发展的文化，注重的是文化变化的实际过程，不断涌现出新观念。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自我，强调在经验和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强调真理是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产物。这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应当吸收和借鉴的。所以应当加强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根据时代发展不断充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借鉴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以推进文化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
作者简介：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2014年入选“国家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组织部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出版学术专著9部，主编3部，发表论文19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6项。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陈远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