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探论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在内部省思和外部推动的双重作用下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的探索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围绕学派概念界定、学派构建意义、学派类别划分、中外学派比较、学派构建方法等维度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从自觉增强学派归属意识、积极开展学派交流对话、努力提升学派创新能力等方面着力，进一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学派意识；对话；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是立足于一定的历史大背景和时代大方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极大促进了中国哲学界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思想大解放，在此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在内部省思和外部推动的双重作用下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的崭新征程。经过40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在学派概念界定、学派构建意义、学派类别划分、中外学派比较、学派构建方法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的背景和维度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从自觉增强学派归属意识、积极开展学派交流对话、努力提升学派创新能力等方面着力，更好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的背景任何理论的提出和实践的展开都是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的。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首要的任务是要认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出场背景。马克思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从宏观层面来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出场是实践的需要、是理论的需要。一方面，就实践需要而言，是整体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的需要。其中，“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序幕，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认为，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具有哲学史和效果史的双重意义：从哲学史来看，“必须坚持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实践观点”“推动了人们关于实践观点意义的认识并超越了狭隘的认识论限制”;[2]从效果史来看，“这一‘效果’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对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核心概念‘实践’理解的深化上”。[3]这种双重意义是紧密融合的，概言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为改革开放、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启扫清了思想障碍”。[2]这也极大促进了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大解放，学术热情不断呈现高涨态势，学术争鸣不断形成新的局面，学术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仍未见到学派的形成，更谈不上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讨论”,[4]这引发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整体性自我省思，特别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随后掀起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如有学者指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场集中而热烈的论战”。[5]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围绕实践问题和人的问题(如人道主义、人的异化、人的主体性等)等重大问题掀起了学术探讨热潮。另一方面，就理论需要而言，是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创新发展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创新发展在全国展开，其中，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镇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等整体层面”[6]创新探索。同时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镇对国外学派研究较为重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镇愈发感觉到学派意识和学派构建的重要性，因为“以学派为解释原则，它所有具的哲学品质，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7]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镇把构建学派提上了重要日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出场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的新面貌，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助益。从微观层面来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出场因素是繁多的、背景是复杂的，为更好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出场背景，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种背景来考察。其一，从内部背景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出场是源于内部省思的，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出场是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状况不满意(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还没有获得真正的学派归属感。这里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发展状况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各种思潮、观念、理论等文化意识的兴起和争论，这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既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解放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社会成员如何提升文化意识辨别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积极关注和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文化意识发展状况，给予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二是对既有学术成果的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辛勤耕耘，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微观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唯物史观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人的发展理论、能力理论、共同体理论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尽管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依旧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保持着严肃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的态度，力求让学术研究成果更加优质。同时积极学习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界。三是对学术创新发展的诉求。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共同创立的学术创新发展共同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呼声愈来愈高，宏观研究主要包括对哲学基础理论问题、哲学教科书体系问题、哲学的经典文本阐发问题、哲学的理念先导功能问题、哲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构建问题等方面的创新研究，在哲学必须要直面自身的改革创新问题与哲学必须要主动自觉融入社会现实和人的生活实际等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并积极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从多领域多视角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其二，从外部背景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出场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强烈刺激，坦率地讲，国外某些哲学界并不十分认可和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学术研究话语范式等),由此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哲学界的话语权面临严峻挑战，登上国际哲学舞台的机会较少，甚至在某些研究领域没有学术话语权。这里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因囿于一家之言而被误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由于承继所在学术地域的学术传统，学术的“标签化”十分鲜明，这样就容易导致自说自话，就容易导致在狭小的学术圈里面打转。对本学术圈十分熟悉，对本学术圈外的其他学术圈认知较少或不去问津，学术视野窄化现象就产生了。如不能突破一家之言，从全球学术成果中汲取养料来助力成长发展，那将会造成一家之言的自我封闭，这是任何以哲学为志业的学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二是因话语弱而被边缘化。由于囿于一家之言，学术话语在固定的有限的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超出这个范围就难说有影响力了。因此学术话语就一步一步走向了弱势和边缘化。如果从全球学术话语视野来看，能够在全球哲学讲坛上发表学术创见的，那也是少见的，虽然全球化带来了普遍交往的便利，但是全球化学术交往带来的学术不公平问题依然存在。此外，不同国别的哲学学者的背景也是有差别的，影响着学术话语交流。三是因创新不足而被淘汰。学术创新不足就会带来学术危机。学术创新不足的一个诱因是学者的学术自信力不足，面临“学术权威”而却步，从事理论创新的意志力和行动力尚显不足。学术自信力不足就会造成学者在其学术领域内的系统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考匮乏。由此，有些学术领域因创新不足而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消沉下去了。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出场是时代、实践、理论等多因素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自信力，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集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整体学派话语强大合力，进而不断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球学术话语的影响力和引领力。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的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是多维度的，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概括起来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主要对学派概念界定、学派构建意义、学派类别划分、中外学派比较、学派构建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一)学派概念界定的研究关于学派概念界定的研究，我们可从工具书的释义和学者们的研究观点来综合分析。首先从工具书释义来看，如《辞海》认为学派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8](P2947)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学派的地域性(学派所在地)和师承性(学派创始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学派”的翻译是“school”(“a group of writers, artists, etc. whose style of work oropinion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same person or ideas”[9](P1782)译成中文是“工作风格或观点受到同一个人或思想的影响的一群作家、艺术家等”;“a way of thinking that a number of people share”译成中文是“很多人共有一种思维方式”),“学派”可以理解为“拥有并共享相同的原则、方法、风格、观点等的一个团体”。学派的学术思想(风格、观点、原则、方法、思维等)和学术人格(学派成员的个体人格和学派团队的整体人格)是鲜明的融合的。其次，从学者们的研究观点来看，如于光远分析了“自然辩证法学派”,指出：“有一套自己的哲学观点，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治学和工作风格，是一个学派得以成立的条件。”[10]何兆武对“清华学派”进行了研究，认为“所谓学派，亦即有着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致的主题、方向和兴趣的一个有组织的学术团体”。[11]由前述可知，学派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学派的共同的学术理想(指学派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等);二是学派的公认的代表人物(指学派的创始人或公认的能够为本学派代言的学术领衔人物，其中学派人物之间具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三是学派的独特的学术话语(指学派特有的学术语言系统，有时候可根据学术语言系统来对学派进行区分)。由此可以把学派概括为：在坚守共同的学术理想的前提下，在学术领衔人物的带领下，使用独特的学术话语展开学术研究活动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学术共同体(或团体、群体)。概言之，学派是指一个将学术理想追求、学术代表人物、学术独特话语等元素融为一体的专门的学术共同体。学派十分重视师承关系和学术传统，具有显著的师承性和传承性。一般而言，学派会推举本学派的传承人或带头人作为本学派的领衔人物，且把学派的学术传统不断传扬下去。如吉林大学哲学系是“以刘丹岩教授为代表的哲学系创始人”“以高清海教授、舒炜光教授、车文博教授、邹化政教授和乌恩浦教授为代表的第一代学科带头人”“以孙正聿教授、孙利天教授和邴正教授为代表的第二代学科带头人”,[12]在这里有着鲜明的学派特性，即“创始人、带头人”“第一代、第二代”等彰显了学派的师承性和传承性。(二)学派构建意义的研究学派构建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张一兵、张亮指出，“事实上，不管是物质支持、政治环境还是学术氛围，港台新儒家当年的境遇都不如当前的中国哲学界，但他们之所以能够于贫瘠的文化荒漠之中浇灌出新儒学这一流传甚广、影响甚远的哲学新花，则完全借助于学派的力量”“对于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进行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13]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对“新儒学”的深度思考，强烈提出必须要加强学派构建。学派构建意义极为重要，整体意义是推动学术繁荣发展，具体意义是有助于推进学校高水平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助于促进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学术的可持续创新发展，等等。如黄明东、陈梦迁、刘博文指出：“学派的存在有利于高校学术和学科形成特色，而学术领袖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方面可以发挥引领作用，凝聚学术研究与学科团体力量，树立学科成员的学术和学科信心促进学术发展。”[14]学派构建对于高校的学科建设的作用是首要的，以此带动学科人才培养。武建鑫指出，“大学学派一直代表着最先进的学术生产力，并恒久地扎根于大学学术发展的每一块版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历史印记”“大学学派所赋予的时代价值主要是作为一种科研团队的理想类型，以及自生自发秩序对于学术组织创新的意义”。[15]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定是有一流学科和一流学派做支撑的，是大学学术的充分体现。何振海、刘玉杨指出，“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生态群落，学派在形式上与现代大学中组织化的学科之间也有极高的相似性和关联度，学派的成败得失和兴衰历程背后所蕴含的规律性内容，对大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同样具有极富针对性的参考价值”。[16]学派体现了大学的学科高效组织化和学术健康生态群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刘道玉指出：“学派是学术精英凝聚的群体，是衡量一所大学乃至于国家学术水平高低最重要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派的大学无论如何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我国那些要想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必须重视学派建设。”[17]学派构建关乎学术精英发展和大学学术水平。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出，要保持和巩固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军地位“形成相关学科领域的‘人大学派’”。[18]此外，学派构建还能够促进学派的学术文化生成和传承。以学派构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人才培养，当然“学派式”“学派化”培养人才的专业性较强，需要会通各学派精华再创造，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条有效途径。因此，学派构建的意义是巨大的、是深远的，可以说，学派构建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学术大事。(三)学派类别划分的研究国外致力于哲学研究的知名学派是很多的，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把积极地研究社会现实直接地当作“批判理论”[19]的基础和首要任务)、奥地利维也纳学派(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精通自然科学或数学，探讨“逻辑的和认识论的问题”[20])等。国内致力于哲学研究的知名学派也是存在的，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而言，也有许多知名学派。如于光远认为，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中间存在一个哲学学派，即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学派，阐述了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学派的特点，指出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学派，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当中重视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学派；在自然辩证法学派当中，是特别重视“人工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的一个学派。[21]在这里提出了“自然辩证法学派”。曹典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可分为两大“学派群”,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群，一个是21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群。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群主要包括“七大范式学派”,即北京大学范式学派(以黄楠森先生为代表)、中国人民大学范式学派(以肖前为代表)、吉林大学范式学派(以高清海先生为代表)、南京大学范式学派(以孙伯鍨先生为代表)、武汉大学范式学派(以陶德麟先生为代表)、中山大学范式学派(以叶汝贤先生为代表)、南开大学范式学派(以陈晏清先生为代表);21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群，主要包括“六大范式学派”,即中国人民大学范式学派(以陈先达为代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法)、吉林大学范式学派(以孙正聿先生为代表、以反思问题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复旦大学范式学派(以俞吾金和吴晓明先生为代表、以与西方思想对话为主要研究方法)、南京大学范式学派(以张一兵先生为代表、以文本——文献学方式为主要研究方法)、苏州大学范式学派(以任平先生为代表、以出场学为主要研究方法)、黑龙江大学范式学派(以衣俊卿先生为代表、以部门哲学-“文化哲学”为主要研究内容)。[22]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以历史分期的方式进行了划分，同时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学派。宫敬才认为，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学派存在，并以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黄楠森)、北京师范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研究(袁贵仁)、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孙伯鍨)、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陶德麟)、苏州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研究(任平)等进行例证性描述，并把这个五个例证命名为“五大学派”即通史学派、价值论学派、文本学派、中国化学派和范式或叫反思学派。[23]这里的学派是以研究内容作为学派划分依据的。张一兵、张亮指出“从已故孙伯鍨教授到张一兵教授，学科点的两代学术带头人在方法论上始终具有充分的自觉，并有意识地按照学派的模式来建设学科点”,学术界同行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南京大学学派”。[13]阐释了“南京大学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及其方法论的学派意识自觉。裴德海对以张一兵教授为代表的南京大学学派(或称“历史学文本分析学派”)进行了分析。[24]任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派”,指出“出场学就其本义而言就是关于在创新时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因何出场、怎样出场的理论”。[25]提出了“出场学派”的基本概念。王文东分析“出场学派”,指出“出场学具备学派形成的一般条件，满足了科学研究创新的标准，具有一套较为完备的核心理论和概念体系，已逐步形成属于自身研究志趣的学术共同体”。[26]韩彩英、李春涛对“自然辩证法学派”(于光远)、“语境论学派”(郭贵春)的境遇及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路径抉择的问题进行了分析。[27]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借助网络媒体来推介和宣传学派也成为了学派的一项常态化活动，如吉林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开通微信公众号，传播本学派的学术声音，如吉林大学的“反思与奠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办)、南京大学的“实践与文本”(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办)。但从整体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类别划分还主要是宏观视野的划分，至于微观视野的划分，如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生态哲学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四)中外学派的比较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对中外学派进行了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曹典顺比较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差别：其一，在研究背景上，首先是时代背景的差别，即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80 年代末；其次是理论背景的差别，即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把对社会的批判性思维作为学派的宗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用译著的国内外学术成果来反思社会实践；再次是生存背景的差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是学者们的自觉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存在则是政府、学校、社会的多重推动和学者们自觉行为的有机结合。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理性方法(以实践要服从理论为逻辑前提、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准确解释理论与现实问题为根本目的、以哲学的概念框架为内在逻辑的思维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实践方法(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为逻辑前提、以现实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以解决实践问题为根本目的、以哲学的概念框架为内在逻辑的思维方法)。其三，在研究内容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内容本质上是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研究内容本质上是诠释。概括起来讲，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派标识是关注社会现象批判、理论本身彻底性检讨和马克思哲学重新构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派标识是强调对社会现实反思、对社会实践改造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诠释。[28](五)学派构建方法的研究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存在是客观现实，但实事求是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构建仍旧尚处在探索阶段，正如张一兵、张亮所言：“对于中国哲学界而言，学派的建构实际并无现成的范例可供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13]学派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关于学派构建的方法也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重点关注和研究的一项内容。立足学派构建的实际状况，有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正在积极探索学派构建的方法。如黄明东、陈梦迁、刘博文提出“学派的形成需要遵守学术中立、价值中立等原则，高校应该允许并倡导学术争论，促进学派快速成熟，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率先促成学派诞生”。[14]学派构建需要高校领导层予以高度重视，为学派构建提供良好学术环境。武建鑫提出“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遵循“学派创生”理念，摆脱“跟班式”科研，跳出“中国学派”误区，“从探寻适宜的学科制度入手，通过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健康成长培育具有内生力的学术秩序”。[15]学派构建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何振海、刘玉杨提出“中国大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主动引入学派意识，着力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健康的学术土壤，鼓励学科确立特色化的学术基石和理论引导，培养兼具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学科带头人，打造具有内聚性、开放性和持久延续性的学术团队”。[16]学派构建必须需要具有强烈的学派意识，把学派构建与学科建设、学术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发展等有机融合起来。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的建设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的背景和维度的考察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是高度重视学派研究的，学派研究已经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我们还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所在的专门的学术领域，有些学术领域一直在生长着，还发出了新枝，还有些新兴的学术领域不断萌芽，但也有一些学术领域已经枯萎甚至没落，等等。通过以上发现，我们可以达成以下共识：必须要自觉增强学派归属意识、积极开展学派交流对话、努力提升学派创新能力，大力推进学派构建，更好助力学术发展。(一)自觉增强学派归属意识学派归属意识的核心是学派文化归属意识。任何学派的生成都是有一定条件的，也就是说，学派是在一定的学术环境下才能生发出来的。学术环境一般是由学术理想(精神的要素)、学术人才(人的要素)、学术资源(物质的要素)等基本要素构成，而这种学术环境是学者作为积极的自觉的主体来认识和改变的，同时，学者也受到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学者-学术环境”构成了学术文化的载体，学术文化经过不断演进和发展，形成了学派自己独特的学派文化。其一，学派文化特质的个体性。一般而言，不同学派文化的特质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学派文化来区分不同的学派。学派成员受到学派文化的浸润，就逐渐形成了基于学派文化的学派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学派文化是各具特色的，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是学派成员的学派特质的最显著的表征。学派文化发挥着强化学派成员的学派归属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核心作用，是学派的“学术名片”。如孙利天系统阐释了吉林大学哲学系的“高清海哲学学派”(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推进哲学观念的变革)。[29]由此可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高清海哲学学派”的学派特质，换言之，致力于实践基础上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高清海哲学学派”的学派特质。其二，学派文化特质的整体性。针对个体学派文化意识而言，学派文化特质是多种多样的。现实中的学派文化意识表现在与国外学派对话中依托个体学派力量明显，依靠国家层面的整体学派的力量有待提升，通过个体学派文化传播来带动整体学派文化传播也需要强化。而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共同体而言，一定是具有学派共同体的整体学派文化的，通俗讲，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共同体的整体学派文化，努力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共同体的整体学派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将有助于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整体发展过程中发挥学派共同体文化的最大效能，这不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体学派文化，而且可以为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共同体的整体学派文化在全球影响力提供强有力支撑。(二)积极开展学派交流对话学派文化是包容的、开放的，是需要通过交流对话来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的。交流对话是促进学派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其一，学派交流对话促进学派走向成熟。学派的兴盛必须要打破学派的地域隔阂、自我封闭和自言自语，要主动开门进行学派之间的交流对话，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并在学术资源信息方面互通有无，充分共享，而且可以促进本学派不断自我反思和批判革命，进而采取更加有针对性有实效性的举措来推进本学派的整体发展。也就是说，借他山之石，促自身发展，这种发展不是放弃本学派的原则的发展，而是经过交流对话后的深思熟虑的采取可行步骤的“新发展”。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对话过程为例，如张一兵、胡大平、张亮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从对一种异于我们自身经验的旁观，到对一种关涉20世纪现实与思想变迁的理论话语的理解，再到在对话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建构，无论是在对象认知、理论逻辑还是基本立场上，我们逐步走向成熟”。[30]可见，对话有助于促进学派逐渐走向成熟和定型。其二，学派交流对话重视吸纳学派话语。学派话语是学派的语言系统，是学派交流对话的重要前提，可以说，有多少学派，就有多少学派话语，也就是说，面对不同的学派话语，如何在彼此尊重各自学派话语的基础上营造学术争鸣的学术氛围，这也是学派交流对话的一个目标，是推动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的学术母语是中文，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的学术母语是多样化的，如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要在学好并使用学术母语的基础上，广泛学习国外学派的多样化语言(主要是指外文的学习，根据学术研究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这样有助于更加深入认识和理解国外学派的历史传统、文化风格、专长特色等，努力熟悉不同学派的学派话语，才能够源源不断汲取不同学派的思想精华，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不同学派之间的认识和了解，传递不同学派的话语，而且极有益于促进学术争鸣。(三)努力提升学派创新能力学派归属意识和学派交流对话同时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提升学派的创新能力。任何学派自创生后，都不能一劳永逸，学术发展的潮流是往前的，只有始终坚持学术创新，学派才能够永葆生机。其一，学派创新要始终坚守师承关系。提升学派创新能力，要坚持“导师-弟子”的师承关系。古今中外成熟的知名的学派，都是始终秉持师承关系的学派传统，所谓“授业恩师”,正是学派传统的真切表达，“弟子”要把学习、继承、发扬“导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作为其一项重要的学术志业。学派创始人开启了学派的学术之门，其弟子、后继人、追随者等无不受其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影响，因此，学派创始人及其弟子、后继人、追随者等必须要努力提升学派创新能力，依托学派创新能力来大力为本学派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人才，提高学派的影响力，确保学派能够永葆生机、行稳致远。同时学派要对弟子、后继人、追随者等以创新引领，实现学派整体创新能力提升与学派成员个人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机融合。如张一兵、胡大平、张亮所言“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秉承孙伯鍨先生开创的文本历史分析传统，长期坚持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认真研读”,[30]由此可知，学派的学派传统为其学派的弟子、后继人、追随者等所秉承所开拓。其二，学派创新要主动融进生活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哲学，是不断创新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社会发展的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即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如孙伯鍨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肩负起历史的重担，这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考的大问题”。[31]黄枬森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缺乏理论创新是不行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一切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先导”,[32]高清海指出：“社会的变革必然要向哲学提出新课题，引起哲学观念的变革”,[33]陶德麟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前提还是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34]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主动自觉担负起融进时代发展状况、回应时代发展诉求、引领时代发展主潮的重任，不断在时代发展的生活实际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构建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是在中国的生动实践过程中逐步生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35](P313)这个“新派别”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35](P296)是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统一作为学派学术传统的“马克思派”[36](P110)(或“马克思学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自觉传承和发展“马克思学派”,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如北京大学哲学学派(或称“黄枬森哲学学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派传统)、吉林大学哲学学派(或称“高清海哲学学派”,“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学派传统)、南京大学哲学学派(或称“孙伯鍨哲学学派”,“经典文本历史解读分析”的学派传统)、武汉大学哲学学派(或称“陶德麟哲学学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派传统)等，这些学派的创始人及其弟子、后继人、追随者等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成为带动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向前发展的催化器和加速器。任何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都是渴求能够在学术上建功立业的，时代呼唤这样的学者敢于发时代先声，敢于领学术新潮。“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37]我们相信，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不断走向深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也将不断发出时代学术思想强音，不断供给优质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推动学术持续创新发展。参考文献略 原标题：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背景、维度与建设 作者简介：孙福胜，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 文章来源：《学术探索》，2021年第5期 本站责编：曹野 转载请注明作者、来源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