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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立：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
我曾以“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认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1)关于“魂、体、用”三元模式在文化研究中的普遍适用性,我也做过一点探索,比如根据《论语》中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2)“人而不仁,如礼何”、(3)“礼之用,和为贵”(4)等论述,说明在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价值观念体系,一种旨在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伦理学说。(5)近日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后面简称《决定》),从我关注的这一特定角度觉得收获颇大。因为在我看来,《决定》全文都在讲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魂”、“体”、“用”问题,从文化在当今世界和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要作用,讲到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魂”与“体”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后分别论述强“魂”健“体”的各个方面,从指导思想、任务目标、方针政策讲到具体措施、实践步骤,目的都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决定》把“魂”、“体”、“用”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讲得十分透彻、十分到位,而且非常清楚明白,为我们认识有着内在精神生命的人类文化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科学的解释工具,格外突显出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里谈一点我的初步学习体会,以求教于各位同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之“魂”
为了与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说成是“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划清界限,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我们没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单地界定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或“平等”、“共富”、“公平”、“正义”,或“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民”(“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等价值观念,尽管这些内容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把代表他们自己特殊利益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制造“共同利益的幻想”,来欺骗广大人民。(1)因此,光凭“平等”、“民主”、“自由”等概念的字面意义,还很难区分是形式上的平等还是实质上的平等,金钱控制的虚假民主还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不顾他人的个人自由还是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自由。如果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特征,一目了然地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分清界限,做这样的概括至少是意义不大的,很难真正显示出我们的文化优势。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显得不够简洁和凝练,但是却避免了概念混淆不清的缺点,有利于揭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特征和丰富内涵,也有利于揭露剥削阶级“普世价值”说的虚伪性。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的理论工作者发表了许多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章,指出它的四个方面基本内容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贯通、层次清晰、逻辑严谨的有机统一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这对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往细处深处考虑,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回答。比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本来就有价值观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什么关系?是提供一般价值学说的方法论指导,还是在内容上也有所交叉重合?能否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二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其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指导思想地位也应该是指其整个学说体系而言的。又如,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资源,因此就有必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研究,特别是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怎样具体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传统价值观的精神联系,同时指出二者在时代特征和阶级本质上的区别,既不是抽象继承也不能简单割断?把自由、平等、博爱说成是“普世价值”不行,把仁、义、礼、智、信说成是“普世价值”肯定也不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本质在价值观上的体现,与剥削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说没有共同之处,否则就很难说明它在人类价值学说史上的革命变革意义。诸如此类问题,都有待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阐明。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价值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决定》对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用好红色旅游资源,使之成为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课堂;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礼让宽容的社会风尚,等等。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由虚变实、由软变硬,让它真正能够发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作用。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大做强当代中国文化之“体”
理论上的清醒是行动上坚决的基础。正是由于对文化的内在力量和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有深刻认识,《决定》才果断地做出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手抓,做大做强当代中国文化之“体”的正确决策,并从管理体制、政策措施、资金投入、法律配套等方面给予有力保证。《决定》在厘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当做抓文化之“体”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时,也没有忘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强调发展文化产业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提醒人们防止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迎合低级趣味的错误倾向。我们的文化产品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魂”,真正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在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中发挥其竞争优势。当代中国文化之“体”的建设除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外,还包括发展国民教育等重要方面。《决定》也讲到了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体系建设、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等内容。2010年7月,我国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载体。强国必先强教,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自然也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强“魂”健“体”才能充分发挥当代中国文化之“用”
我们先来看文件中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论述：
第一,《决定》做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正是基于对文化在当今世界和我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突出表现在四个“越来越”上,即“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比如在讲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时,《决定》具体阐述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在讲到文化与民生的关系时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更好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第二,《决定》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出更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魂”的精品力作,是为了让它们能够发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作用。第三,近十年来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区分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采取分类改革、双轮驱动、两翼齐飞、全面推进的方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即对其作用、功能的全面认识,以及把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需求区分开来,明确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作用、功能主要是“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发展文化产业的作用和意义则是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品是多种多样的,其作用和功能也是多方面的。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要求体现正确的思想导向,要求是健康的而不是低俗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化产品启蒙心智、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舒缓压力,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作用。第四,《决定》对当代中国文化之“用”还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了论述。比如一开始就讲“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是从宏观上讲文化的作用、地位和特性问题。血脉的作用是贯通,家园的作用是安居。这是说文化可以发挥贯通、维系民族精神的血脉作用、纽带作用,同时还具有安顿人的精神的家园作用。接着讲以中华文化为精神血脉和精神家园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决定》对各个方面的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都对其作用、功能有充分了解和清楚的认识,比如在讲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时,就明确说是为了“使之更好地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在讲到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时,也强调要“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此外,诸如“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之类的论述比比皆是。对“用”的高度重视正是有高度文化自觉的表现。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有体有用、体用统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唐代学者崔憬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之妙用也。”(1)这是体用范畴的本义,即指物质实体、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著名哲学家朱熹和王夫之都经常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体用范畴。如朱熹说:“假如耳便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用。”(2)“如口是体,说出话便是用。”(3)王夫之说:“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其曰用以备体。”(4)在他们看来,有其“体”必有其“用”,不同的“体”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有两类事物是需要区分开来的,一类是有精神生命的事物,一类是没有精神生命的事物。有“魂”之体与无“魂”之体的作用、功能是不一样的。有“魂”之体的作用、功能必须“魂”与“体”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无体可依的“游魂”和无魂支撑的“空体”、“僵体”都是异化了的东西,都不能发挥其作用和功能。文化是有活的精神生命的有“魂”之体,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必须“魂”与“体”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文化之“魂”与“体”的辩证关系,是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的关键。从道理上来讲,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不仅要有一定的物质载体来承载,而且要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来传扬,才能产生现实影响和显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力量;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也需要有内在精神价值的充实和支撑,才有主心骨和精气神,才立得起来并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魂”与“体”谁也离不开谁,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这个道理似乎并不难懂大家都能接受,但在实践中我们过去确实有对文化载体和传播手段建设重视不够的问题,也有把先进的思想文化讲得太空因而效果不佳的问题。在今天人们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度极高之时,又出现了受“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影响、部分文化产品的思想格调不高甚至低俗化的不良倾向。这就说明把握文化之“魂”与“体”的辩证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遵循、贯彻并通过实践来验证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已经证明,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才能成大用,这就是文化之“魂”、“体”、“用”三者统一的辩证法。
“魂、体、用”三元模式开辟了认识文化的新视野
我们高兴地看到,“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决定》中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决定》明确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而且是“第一要义”,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地位,也就是说,它是“魂中之魂”。这就充分肯定和格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决定》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这就明确肯定了中国文化(“我”)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有益文化之“用”的地位、“他山之石”地位。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各自的地位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谓一目了然。《决定》除了从当代中国文化内涵构成的角度涉及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定位之外,还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魂”、“体”、“用”三者关系问题,即以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魂”,以承载着文化精神价值的各种文化的物化形态和传播手段为“体”,结合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强“魂”健“体”的具体措施,强调只有处理好“魂”与“体”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完成当代中国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识形态使命,才能有效配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其提供精神支撑,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精神文化需要,才能发挥提高人的全面素质的作用。这是对“强魂健体才能成大用”的文化发展规律的生动说明。世界上的事物现象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去认识和把握纷繁复杂的事物、现象和关系。中国人尝言“体用一源”、“体用一如”、“体用不二”、“体用相即”,有体有用、体用统一的思维模式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中有着深厚传统,今天也不可能完全弃之不用。但在运用时要界定清楚其涵义,以免陷入因概念混淆而造成的“体用困境”。我们不讳言体用,但是要慎言体用。对于“一分为三”或更复杂一些的事物现象,“体、用”二元模式就有明显的局限性了,“魂、体、用”三元模式可能是一条出路,也不排除还有其它的“兼和”模式。“魂、体、用”三元模式并不是什么人设计、创造出来的,它是对客观世界某种事物、现象和关系的真实反映,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当然这个模式也不能随便套用,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弄清楚问题域(对象、范围)和“魂”、“体”、“用”的具体涵义,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辩证法的“活的灵魂”用好。应该说,“体、用”二元模式和“魂、体、用”三元模式都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它们各有其适用范围,都只能用来说明一定的事物、现象和关系。对于文化这一类属于有“魂”之体的事物现象,可能更多地需要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我们是在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中,在与各种文化主张的长期争论中,才逐渐形成“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和“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方能成大用”等规律性认识的。从古代“内体外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到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再到我们今天对文化之“魂、体、用”辩证关系的认识,反映人们的文化理念是不断发展更新和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自己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固定思维模式的束缚,不断开辟认识文化的新视野,达到对文化的本质、发展规律和作用功能的科学认识。《决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阐明当代中国文化之“魂、体、用”三者统一辩证法的典范。它不仅对文化改革发展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指导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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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2,(01)
引用格式：方克立.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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