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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永：从“老路”与“邪路”思维的生成机理看中国道路的基本遵循
摘要：中国道路业已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只要研究中国道路，我们就不应该忽视两个与之对立的道路，这就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没有谁会愿意承认自己主张老路或邪路，主张封闭僵化或改旗易帜。但事实证明，“老路”思维和“邪路”思维还会时不时地冒出来，甚至还有可能会阻碍中国道路的正常前行。探讨老路与邪路思维为什么会生成，对于我们把握中国道路的基本遵循、更加坚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老路思维的生成机理
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走出来的道路，以此为参照，有种观念认定老路就是指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段时期走的路其实就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这种理解当然是有问题的，老路是曾经走过的路，并不必然是封闭僵化的，新路都是在老路的基础上开辟出来的，不能因为有了新路，就忘记老路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就全盘否定以前走过的路。有的时候，不是老路本身有问题，而是在已经走出新路的情况下还想着要走回老路，才有问题。
封闭僵化的老路思维之所以生成，是因为新路不是尽善尽美之路，也会出现问题，尤其会出现老路不曾遇到的新问题，这个时候就容易得出还是老路好的想法。若依据这种思维，会认为要解决当今中国资本运作、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问题，就必须“重走正道”，必须坚持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走教科书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就必须实现绝对的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共同富裕；就不能不讲革命、不讲阶级，必须要明确革命的对象，进行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因素、打倒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马上实现真正的公有制，等等。如此主张如若转化为行动，就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走弯路、走错路，给中国带来社会动荡，阻碍社会进步。
产生封闭僵化的老路思维的原因是在寻求客观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之道的时候，过度夸大了理论、理想、应然的维度。其出发点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从理论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实现。它从应然而不是实然出发，从自己的主观想象而不是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封闭僵化的思维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理解而生成的思维；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思维，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建设道路的理想化、应然化想象生成的思维。
从理论的、理想的或应然的角度来思考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时，结果不是向前看、向前走，而是往回看、往回走，认定还是从前好、以前对，这无疑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为什么会认定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比现在的中国社会要好？是因为封闭僵化者需要以“现实”来证明理论的正确、理想的可行，而当前或未来社会不足以提供这样的“现实”，那么从历史上寻求“客观”依据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是，这种“客观”经不起推敲，注定只是假想的美好现实。我们不否认，今天中国存在由于资本运作、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带来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拉大、道德诚信缺失、价值观念多元等，但不能以此认定，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就全是公平正义、无比美好，人们无不淳朴善良、大公无私，人与人之间都是友爱互助的关系。无视当时人们生活普遍贫困、阶级斗争扩大化引发社会动荡、民主法制削弱等实际状况，本身就是不客观的。
对社会抱有美好想象、憧憬，看到社会发展的问题忧心忡忡，这种精神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看到社会的问题就开始怀旧，想要回到过去，让所有一切重演，这条路注定是走不通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变化，道路必须与时俱进，再走回老路，是不可能的。遇到问题，不应往回看，而要向前看。我们应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走好脚下的路，脚踏实地，放弃不切实际的想象、理想，变得更加务实，认识到美好的理想需要一步一步向前走，才有可能将其照进现实。
二、邪路思维的生成机理
中国道路是新路，是开拓创新之路，但开拓创新绝不意味着改旗易帜。旗帜，事关道路性质，决定了是此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社会主义就是中国道路的旗帜，有些人意识不到这个旗帜的价值，总觉得举什么旗并不重要，错误地认为只要有利于中国进步就行，改旗易帜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一定要在意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现成的路可学、可走，为什么偏要较这个劲？
抱有改旗易帜思维的人事实上看到中国道路现在还存在一些没有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试图为中国社会发展找到出路，只不过提供的出路是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他们实际上假想了一个十全十美实际上却又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国度，其化身就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思维习惯是美国怎么好、是如何做的，中国怎么有问题、应该如何改正。在他们看来，欧美国家就是文明、民主、法治的国家，是已经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道路自然就是好路，是值得走的路；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向人家学习，只要走它们的路，就会解决中国的问题，就会像欧美国家一样发达、一样现代化。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国家发达并不代表其道路就文明，就值得推崇。西方道路在历史上绝不是什么文明发展之路，恰恰相反，是滴着鲜血的野蛮掠夺之路，是剥夺其他国家利益以实现本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水平高不代表这些国家就完成了现代化，除非我们认定资本所主导的现代化就是现代化本身，靠掠夺其他国家成全本国利益，实现少数人掌控大量财富、主宰权力就是现代化的标志。当今时代，现代化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是在并排跑，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不存在没有问题或矛盾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以推进更为理想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实现。
改旗易帜论者往往只是在畅谈西方道路多么好，却鲜有把落脚点放回到中国现实国情上，也少有考量中国实际能否与他们的理论彼此兼容。他们的道路是从书本上，从别人身上硬扒下来的，而不是从实际中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他们把既有理论和经验——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和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神圣化，不是用现实去匡正理论，而是用理论去剪裁现实。一条道路在别的国家行得通、走得好，在另一个国家却未必如此。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道路，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选择什么样的路，适合，才是最关键的标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根本上是因为只有这条路适合中国。
中国道路是由中国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与本国国情所决定的，西方道路也是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与国情中走出来的。学习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经验，要真正学到家，其实也是要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与国情出发，而不是简单移植它国模式到中国来，让中国走它们的路。中国道路是一条与西方道路起点不同、路程不同的独特道路。评价中国道路好不好，坚决不能把本身就有缺陷的西方道路作为评判标准。我们应该在与西方道路的比较中，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道路内含的智慧，看到中国道路相对于西方道路所独有的元素。
三、中国道路内含的基本遵循
对应于老路，中国道路是新路；对应于邪路，中国道路是正路。整体而言，中国道路是守正创新之路，它内在地包含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进路。要避免产生封闭僵化的老路思维，防止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思维，必须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坚持其基本遵循。
中国道路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只重科学理论不顾现实国情，就可能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只顾基本国情而忽略科学理论，就可能会犯颠覆性错误。中国道路既坚持科学理论，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只谈其中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的思维方式，是对中国道路的误读。很少有一个国家的道路像中国道路这样如此强调理论指导，如此强调科学理论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守，中国道路才不会走偏。但只讲理论指导，从理论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顾基本国情、客观实际，走的路注定曲折。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从国情出发思考中国发展的问题，而不是无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实，不应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去空洞地进入到对中国道路的思考。
中国道路既内含社会主义美好愿望，又遵循中国客观历史进程。走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尤其需要着力于解决理想与现实、美好愿望与客观历史进程之间的矛盾。要立足现实，实现理想，而不是为了理想，撇开现实，这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由之路。没有好的主观愿望，只看到社会的弊病，偏执于历史的悲观论调，看不到未来的前景，肯定推动不了社会进步、打造不出美好社会；只抱有美好主观愿望，而置客观历史进程于不顾，也注定难以收到满意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个字，“社会主义”一定意义上代表理想，代表美好主观愿望；“中国特色”代表现实，代表客观历史进程，中国道路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美好主观愿望与客观历史进程的统一，这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唯物史观，中国道路可以说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具体应用。
中国道路还是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道路，是目标始终如一、方法灵活可变的道路，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目标、立场，灵活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路径的可行性、有效性。原则性的体现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道路的政治根基，不可撼动。灵活性的体现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正是改革开放让中国道路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个别论调把中国道路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对立，认为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是对立的、抵牾的，不可能兼容的，这其实是没有理解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事实上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恰恰捍卫了四项基本原则，而绝不是对基本原则的伤害。只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找不到有效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会使基本原则本身被质疑、被批判。
社会主义是好东西，它作为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作为新社会形态，肯定是好东西，但对这种好东西如果认识不清或者运用不好，便会形成难以消解的思维桎梏，制约人们的头脑，导致中国社会发展走弯路甚至遭遇重大挫折。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新的成功探索，与任何一个思想家所描绘的社会主义道路都不完全一样，与历史上各个国家包括中国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不一样。既然是新事物，就应该面向事物本身，挖掘它本身蕴含的智慧，揭示它内在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用已有的理论、曾有的实践来简单评判。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遵循，要求我们摆脱固有的教条理论以及现有的发展经验的制约，立足于实践不断革新思维、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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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次转载来源：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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