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辰纪念】袁武振、梁月兰：习仲勋生平思想学术研究综述

习仲勋 生平思想学术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习仲勋 生平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选编、追忆文章、传记类著作、影像资料、研究论文等五种类型。研究者在习仲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贡献，习仲勋的党建思想、统一战线思想、文化教育思想、改革开放思想、法制思想，习仲勋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今后要进一步发掘整理新资料，改进研究方法和思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关键词：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后对习仲勋 生平思想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1月20日，《群众日报》《人民日报》先后以《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为题，发表了介绍习仲勋革命经历和优秀品质的文章。1962年，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含冤蒙难，对习仲勋的研究限于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术界重新开展了对习仲勋的研究。1992年4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中共陕西省委牵头编写习仲勋研究丛书，开始编辑《习仲勋文选》和《习仲勋革命生涯》，撰写《习仲勋传》，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进入新阶段。到2013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前后，国内学界产生了许多习仲勋研究成果。

01

近年来关于习仲勋 生平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

目前，国内学界对习仲勋 生平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选编、追忆文章、传记类著作、影像资料、研究论文等五种类型。
（一）著作选编《习仲勋文选》1995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习仲勋生前审定的文稿77篇共37万字，包括习仲勋1940年1月至1992年10月间的文章、讲话，涉及对敌斗争、政权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青妇工作以及新闻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习仲勋文集》（上下卷）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收录习仲勋自1940年至2002年的讲话、报告、文章、批示、电报、书信等文稿，共计210篇93万字，其中77篇选自《习仲勋文选》。这两部文稿的公开出版，为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仲勋论统一战线》，201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习仲勋1940年至1989年间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谈话、报告、文章、批示等109篇，是关于习仲勋统一战线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二）追忆文章有关人士的追忆文章主要收录在《习仲勋革命生涯》《怀念习仲勋》《习仲勋纪念文集》中。这些文章是记述人的亲身经历，对史实回顾详细全面，为进行习仲勋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口述资料。《习仲勋革命生涯》2002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选编了习仲勋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回忆文章67篇共46万字，图片43幅。2005年，习仲勋丛书编委会将《习仲勋革命生涯》未编入的文章经过修改，编辑成《怀念习仲勋》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习仲勋纪念文集》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与习仲勋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身边工作人员以及亲属的回忆文章共98篇，内容涉及习仲勋一生的每个历史阶段及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文集》201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活动的主要资料，包括中央和陕西省、甘肃省、广东省举办的纪念活动介绍及有关领导的讲话文稿，习仲勋亲属及战友的回忆文章。何载撰写的《红旗漫卷西北高原：缅怀习仲勋在西北》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价了习仲勋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大西北的解放和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习仲勋秘书张志功撰写的《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2014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从22个角度全面记述了作者在习仲勋身边长期工作的深切体会和由衷感受，介绍了习仲勋爱护干部、重视人才、重视文化工作以及热爱家庭、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伟人胸怀和情操。石杰、司志浩主编的《在西北局的日子里》2013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十多位习仲勋在西北局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对他的回忆文章。严宏伟、邱然主编的《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2015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采用访谈形式，通过讲述人的回忆，真实还原了习仲勋深入群众、扎根群众、奉献群众的鲜活历史场景，生动再现了习仲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朴实无华的人生。
（三）传记类著作党史研究部门组织编写的传记类著作，主要有《习仲勋传》（上下卷）《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主政广东》等。编撰者深入调查研究，大量征集资料，并得到许多亲历者和当事人的大力支持，这几本著作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习仲勋传》上卷和下卷分别于2008年、201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为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将《习仲勋传》上下卷合起来作为一套书印行，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习仲勋76年的革命历程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建立的历史功勋，高度评价了习仲勋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情操。姚文琦、梁月兰、袁武振撰写的《习仲勋》简传，被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8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中共庆阳市委组织编写、曲涛主编的《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2009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经历。中共广东省委组织编写的《习仲勋主政广东》2007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真实记录了习仲勋主政广东两年多的工作历程，高度评价了他革命精神及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此外，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峥嵘岁月——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习仲勋在延安》201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田润民著述的《习仲勋在旬邑》201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武中宪编著的《习仲勋在长葛》2014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甘肃省委编撰的《习仲勋与甘肃》201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影像资料在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期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央视纪录频道承制的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2013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通过对许多历史当事人的采访和历史文献的研究发掘，聚焦习仲勋各个历史阶段精彩的人生片段，全面展现了习仲勋的革命功绩和崇尚品格。该编委会编撰的《习仲勋画册》2006年由广东海天出版社出版，收录490多幅图片和毛泽东给习仲勋的多封信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习仲勋画册》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收入图片594幅，图文并茂地再现了习仲勋同志13岁即投身革命，到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彩人生，及其“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与党内外人士的深情厚谊及其温馨感人的家庭生活。中共榆林市委组织编撰的《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烽火塞上——习仲勋在榆林》画册，201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再现了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在榆林生活、战斗的经历。夏蒙、王小强主编的《习仲勋画传》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图片近300幅。
（五）研究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的论文900多篇，其中2013年是学术界研究高峰。研究者在习仲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贡献，习仲勋的党建思想、统一战线思想、文化教育思想、改革开放思想、法制思想，习仲勋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02

 近几年关于习仲勋 生平思想研究的主要观点

（一）关于习仲勋对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贡献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习仲勋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贡献研究。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学者们对习仲勋创建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贡献及其基本经验展开了研究。袁武振、梁月兰认为，习仲勋倾注超凡的智慧和极大 的精力领导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巩固红色政权和发展经济进行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在关系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习仲勋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加强党对红军及游击队的统一领导，使根据地形势转危为安。（《论习仲勋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王新生认为，照金苏区时期习仲勋完成了由一个基层组织干部到一个根据地领导层主要干部的转变：第一，习仲勋到照金苏区后，加强了根据地领导层中代表正确主张的力量；第二，在照金苏区这段经历，为习仲勋此后参与领导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实践经验；第三，习仲勋在照金苏区善于做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给根据地其他干部很大影响。（《习仲勋与照金苏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王继凯认为，习仲勋在领导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中，从当地实际出发对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多方探索：坚持以建立和发展严格的党组织体系为突破口，确立革命发展的核心力量和基本框架；以政治建设为灵魂，整顿和发展革命武装，形成革命发展的基本支撑和战略力量；以梢林为割据中心区，并实行多区域呼应发展，形成特有的根据地发展模式；以社会改造为动力，因地制宜加强根据地建设，建立革命发展的广泛社会基础。（《习仲勋在陕甘边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二是习仲勋对抗日战争的贡献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先后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关中分区和北大门绥德分区，历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关中分区专员、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和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政委，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委。袁武振、梁月兰认为，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军民，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开展反摩擦斗争，坚持抗战，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论习仲勋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 第9期）吴连书、田慧琴运用具体的统计数据，展现了习仲勋在主政关中分区期间，按照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精神，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用扎实的工作作风，在建政权、反摩擦、搞土改、抓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工作业绩。（《档案数据展业绩——统计数据展示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期间的工作业绩》，《陕西档案》，2012 年第 5 期）祝彦、肖淑娥认为，习仲勋在1943年任绥德地委书记后，把移民工作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紧落实。他坚决贯彻边区政府奖励移民的政策，鼓舞了绥德分区移民的积极性；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广泛动员，使得移民工作顺利进行；广泛联系群众；使得绥德分区的移民工作在党、政、军、民一条心的良好局面中大步前进。（《习仲勋与抗战时期绥德地区的移民运动》，《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4期）三是习仲勋对解放战争的贡献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先后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袁武振、梁月兰认为，习仲勋带领陕甘宁边区军民，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加紧备战；受毛泽东指示，领导策动横山起义，接应王震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习仲勋和彭德怀率部转战西北战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和贺龙、林伯渠一起经略后方，全力支援前线作战，努力建设陕甘宁边区，精心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城市，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习仲勋对解放战争的重要贡献》，《党的文献》，2016 年第 5 期）田晓光研究了习仲勋对西北解放的贡献，总结了习仲勋在保卫延安与支持前线作战、土改纠“左”、经略大西北等方面，为西北五省的解放呕心沥血、运筹帷幄、折冲樽俎的光辉业绩。（《习仲勋与西北解放》，《陕西档案》，2009年第3期）一些学者系统研究了习仲勋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贾巨川认为，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区别老区、半老区和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及时地纠正“左”的偏差，这些政策和成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为各解放区甚至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纠偏》，《党史文汇》，2007年第4期）四是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的贡献研究。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习仲勋主政西北。袁武振、梁月兰认为，习仲勋领导西北各族人民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积极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习仲勋对建立和巩固西北人民民主政权的贡献》，《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12月下）面对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的实际，习仲勋带领广大群众致力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平抑物价，实现了西北地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习仲勋注重抓好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植树造林、铁路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改善了西北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对西北经济建设的重要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张成洁认为，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西北新区土地改革自始至终注意贯彻执行“慎重稳进”的民族政策，使历史上极具复杂的民族关系得到改善，形成了各民族之间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促进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为之后西北地区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仲勋与西北新区土地改革中的民族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五是习仲勋对广东改革开放的贡献及其改革开放思想研究。1978年4月至1980年10月，习仲勋主政广东，带领广东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学界研究了习仲勋对广东改革开放的贡献，分析了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形成的动因、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陈弘君认为，习仲勋充分发挥广东的人文地缘优势，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促进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企业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价格和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率先改革，开启广东对外开放的大门，为广东开创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崭新局面。（《习仲勋：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主要开创者》，《红广角》，2012年第10期）刘雪明、魏景容总结了习仲勋对广东改革开放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敏锐地发现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政策问题，迅速确立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政策议程，明确提出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亲自设计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政策方案，高度重视广东改革开放政策的效果预测，全力推动了广东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习仲勋制定广东改革开放政策及思想述要》，《重庆社会科学》，2013第11期）李文珊认为，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开放是发展广东省经济的必由之路；必须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广东省可以利用自身优势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应该系统规划、快速稳步地推进。（《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的改革开放思想》，《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熊金武认为，习仲勋不仅是经济特区的探索者、实践者和倡导者，对特区路径有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认识，还系统阐述了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内涵、优越性和激励机制，倡导改革者精神，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统一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构成。（《习仲勋经济特区思想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二）关于习仲勋党建思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习仲勋党建思想的整体内容研究。习仲勋在不断的学习、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他的党的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学界对习仲勋的党建思想的形成原因、主要内容和特点及其现实启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姜杰认为，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建理论主要是：坚持正确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反腐倡廉。（《习仲勋执政党建设思想理析》，《红广角》，2015年第12期）张传恩认为，习仲勋党的建设思想包括：以理论学习、整风运动为载体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民主集中制为依托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以培养年轻干部为切入点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以务实的态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习仲勋党的建设思想初探》，《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王淼认为，习仲勋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习仲勋的党建思想为党的建设、社会稳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为当今中国党建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建国初期习仲勋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初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二是习仲勋的宣传思想研究。宣传思想是习仲勋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永春、张新洲认为，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宣传思想，主要包括：以舆论宣传为宣传工作之要，以党的领导为宣传工作之本，以群众路线为宣传工作之魂，以实事求是为宣传工作之基，以改革创新为宣传工作之道。（《习仲勋宣传思想探析》，《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 第5期）袁武振、崔慧认为，习仲勋领导创办过《红色西北》和《关中报》等党报，在实践中形成了“报纸是指导工作和学习的工具”“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等新闻宣传工作思想，提出了“真、短、快、活、强”的新闻宣传工作五字箴言，这些思想对新形势下做好新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习仲勋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12期）邱曙东认为，习仲勋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以人民群众为本，高度重视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注意党报党刊的学习教育作用，其新闻宣传思想体现出明确而强烈的真善追求，群众路线是习仲勋新闻宣传思想之魂。（《群众路线：习仲勋新闻宣传思想之魂》，《党建》，2013年第8期）   三是习仲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调查研究思想研究。郑林华认为，实事求是是习仲勋一生的做人原则，也是贯穿他革命生涯的一根红线，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才能推进改革。（《“能实事求是，是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弘扬习仲勋实事求是的作风》，《新湘评论》，2014年第1期）王涛认为，习仲勋基于对探索历程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提出“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的观点。习仲勋实事求是的信念来源于靠群众、为群众，实事求是精神落脚于会谋事、会做事，这一党性观反映的是习仲勋勇于独立思考、敢于冲破任何僵化教条的创造精神，折射出的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追求。（《试论习仲勋的党性观——从“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谈起》，《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王晓荣、岳国芳认为，习仲勋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切决策都要事先调查研究，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置身于群众之中，调查研究过程要务求实效，抓住典型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以指导全面工作等；其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有考察、开调查会、入户访谈、蹲点调查、典型研究等；其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以及调研报告，不仅及时、直接地指导解决了拟议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对指导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全局工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调查研究目标不论是战争动员、生产发展，还是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都彰显着务实、创新和为民的特点。（《习仲勋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理论探索》，2014年第2期） 四是习仲勋的群众观研究。习仲勋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学者们广泛研究了习仲勋群众观形成的根源及其群众观的主要内容。陈旭东认为，习仲勋群众观的形成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来源于早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历练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实践，汲取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群众观，丰富于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习仲勋群众观的价值内涵及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启迪》，《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陈超认为，习仲勋群众路线思想的内涵包括：人民群众是革命、建设的主体，必须把人民群众当“英雄”；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必须把人民群众当“老师”；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必须把人民群众当“亲人”；人民群众心中有杆秤，必须把人民群众当“考官”。（《习仲勋群众路线思想及其现实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第11期）李万锦认为，习仲勋群众观思想和实践准则包括：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端坐”在百姓一方的群众立场；不做“官老爷”，始终坚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群众观点；设身处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当亲人的群众情怀；求真务实，坚持灵活运用党的政策的群众工作方法。（《习仲勋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阐释与践行述论》，《理论导刊》，2015年 第5期）巩瑞波认为，习仲勋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是“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重要原则是“从群众来，向群众学习”，践行方式是“一切依靠群众，发挥群众智慧”，根本目标是“一切为了群众，为群众服务”。（《习仲勋群众路线思想述论——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理论导刊》，2013年第7期）五是习仲勋反腐倡廉思想研究。习仲勋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许多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刘雪明、禹黄姣认为，习仲勋反腐倡廉的政策思想包括：以崇尚艰苦朴素，树立廉洁政风为出发点；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整风运动为手段；以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为途径；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注重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发扬民主，加强监督，完善司法为保障。（《论习仲勋反腐倡廉的政策思想》，《廉政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许春涛认为，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察觉到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认识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并在实践中探索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举措：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精简机构，提高政府机关工作效能；不采取“暴风骤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论建国初期习仲勋反对官僚主义思想》，《廉政文化研究》，2014 年第 4 期）
（三）关于习仲勋统一战线思想研究习仲勋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党内外公认的“统战大师”。学者们广泛研究了习仲勋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习仲勋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原因，从文教统战、军事统战和民族宗教统战等几个方面探究了习仲勋统一战线思想的内容及特点。一是习仲勋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潘敬国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结合西北地区实际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路，主要包括：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应结合起来；谁要是忽视了民族问题，谁就忽视了西北的实际情况；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实事求是，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思路》，《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梁月兰、袁武振研究了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对统一战线的重要贡献：策动组织横山起义，给西北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把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领导榆林和平解放，创造西北地区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榆林方式”；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从西北实际出发，积极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贡献》，《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仲杉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对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所做的精辟论述，关于民族宗教政策：积极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提出“联合封建反封建”的统战理念，团结爱国宗教人士推动统战工作，依靠民族宗教人士平定民族叛乱；关于文教工作：实事求是领导文教工作，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关于妇女运动：以成员多样化的组织为形式开展妇女统一战线，从物质精神两方面入手，彻底解放广大妇女群众。（《建国后习仲勋统一战线实践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樊丽明、杨硕认为，习仲勋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六个方面：不干涉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做好新一代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民族地区要将发展经济和生态保护相结合；克服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加强宗教事务领导，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统一战线的“两个范围联盟”；开展统战理论研究。习仲勋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具有时代性、务实性、包容性的特点。（《习仲勋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探析》，《四川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袁武振、梁月兰研究了习仲勋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贡献：落实统战政策，实现拨乱反正；推动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指导统战工作实现新的转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克服“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加强对宗教事务的领导。（《习仲勋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贡献》，《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4月下）刘勇、仲杉研究了习仲勋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的原因：对革命运动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验的总结是其实践基础，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指导及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统战思想的借鉴是其理论条件，注重对国情的深入调查研究并通过认真学习、思考和反复提炼分析是其有效方法。（《习仲勋统战思想探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6期）二是习仲勋与文教统战和军事统战研究。刘斌、王琳指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习仲勋对如何落实党的文艺统战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创造性的探索，在文艺工作的立场、文艺统战工作方法、文艺批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在文艺团体创办、秦腔艺术、电影艺术、新闻工作以及文艺工作者的培养方面开展了大量具体实践，这些都体现了他高超的统战艺术。（《习仲勋文艺统战思想与实践述略》，《红广角》，2014年第12期）陶利江、周亚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提出了针对文教工作的统战思路和对策：文教统战工作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应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辩证客观看待文教工作者，让文教战线的党外人士有职、有责和有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文教统战思想论析》，《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李文珊指出，习仲勋始终重视和坚持不懈地领导与从事军事统战工作，思想理论上不断发展成熟：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时期初步形成、在主政关中和绥德时期逐渐成熟、在解放战争任职西北局书记时期全面成熟、在解放初期主政西北时“炉火纯青”。（《论习仲勋军事统战思想的发展历程》，《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三是习仲勋与民族宗教统战研究。李恬认为，习仲勋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工作思想：坚持慎重稳进原则，妥善解决民族问题；坚持民族团结原则，根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坚持共同繁荣原则，把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论习仲勋的民族工作思想》，《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冉文伟认为，习仲勋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践了四个方面的民族统战思想：“坚持团结争取上层的方针”，剿匪平叛，实现西北局势稳定；“联合封建反封建”，坚持“两个不能变”，谨慎稳进搞好西北地区土地改革工作；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坚持民族平等，开展“各民族共同协商”，“做好两个准备”，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习仲勋的民族思想及当代启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巩瑞波认为，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坚持“稳进慎重、和平解决”的策略，成功地解决了新疆、西藏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指导下，以政治争取为主，团结了一大批民族宗教界人士；力克“左”倾倾向，制定灵活有效的策略，把土改工作顺利地推向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努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习仲勋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重大贡献》，《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吴大华、胡月军认为习仲勋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包括六个方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有所准备、分步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巩固各民族平等团结主要原则，以密切各族人民群众的友爱、互助、合作为重要条件和目的；要纠正不注意总结已有经验，不能积极制订出推行计划和无准备地、盲目地开展工作的不良倾向；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全党要牢固树立“一切立足于、着眼于帮助少数民族治穷致富，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服务”思想。（《习仲勋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7期）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总结了习仲勋在宗教统战方面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科学方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宗教工作正确方向；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特别重视做信教群众的工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推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坚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指导加强和改进宗教工作；坚持团结合作、广交朋友，发展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习仲勋同志对宗教工作的卓越贡献》，《中国宗教》，2013年第10期）
（四）关于习仲勋文化教育思想研究习仲勋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对教育工作的推进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界研究了习仲勋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及其教育思想的内容、特点。一是习仲勋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研究。张传恩认为，习仲勋十分重视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发展，采取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举、国民教育与干部教育并行等措施，发展小学教育，培养革命后代，领导筹建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探索“绥德式”办学改革，创办干部学校，实施社会成人扫盲教育等积极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为边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习仲勋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发展的贡献》，《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袁武振认为，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培养训练西北地区急需的干部队伍，指导创办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为办好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习仲勋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 年第 3 期）石开玉认为，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教育工作总方针，对教育加以全面调整，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得以恢复与初步发展。他在主政广东期间，采取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增强社会对教育的支持、提高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等措施，使广东教育事业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论习仲勋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长春大学学报》，2014 年第 9 期）二是习仲勋文化教育思想的内容研究。朱文武认为，习仲勋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兴办形式多样的教育事业，文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繁荣社会文艺事业。习仲勋文化建设思想鲜明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政治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包容性等方面。（《习仲勋的文化建设思想及其现代启谕》，《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4年 第4期）仲杉、司成铭、郝鑫认为，习仲勋的文化思想有着独特的内容和理论特点：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兴办教育事业，运用先进的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文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弘扬民族传统文艺发展等内容。其理论特色在于：思想上高度重视党对文化的领导权，内容上突出阶段任务，实践上基础扎实，理论上渊源清晰。（《习仲勋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王亚娟认为，习仲勋给世人留下许多值得珍视的教育思想：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灵魂和方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教育为主；以人为本，实行公平教育。（《习仲勋教育思想初探》，《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 第12期）
（五）关于习仲勋法制思想研究学界研究了习仲勋对法制建设重要作用的认识、法制思想的内容及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贡献。仲杉、宋成锐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习仲勋司法工作内容有：参与制定了一些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规；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积极探索司法工作的方针。习仲勋司法实践的原则是：坚持司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坚持重文教轻刑罚。习仲勋司法实践的特色是：注重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思想定位的教育，大兴联系群众、深入调查之风，司法过程中重视人民调解。（《论习仲勋司法实践与其当代价值——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心》，《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5期）米卫娜认为习仲勋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要求政法工作人员要在思想上要端正认识，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建立一支德才兼备、有高度责任心和事业心的法制队伍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习仲勋法制思想述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王万宾认为，习仲勋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参与了我国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制定和修改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和完善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新时期立法进程中做了很多开创性、基础性的工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积极推动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为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贡献了重要力量；积极参与了全国人大的代表、外事等各项工作，大力推动各级人大常委会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促进加强对地方人大工作的联系和指导。（《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10 期）
（六）关于习仲勋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研究习仲勋在76年革命生涯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启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2013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习仲勋的精神品质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今天我们纪念习仲勋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始终不渝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格；学习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呕心沥血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一生热爱人民、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崇高风范。（《在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近年来，学术界对习仲勋的精神品质进行了深入地研究。齐霁、刘欣认为，习仲勋的一生闪耀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革命品质，展现了他伟大的精神风范：心系群众，爱民如子，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辉本色；乐于奉献，不计得失，展现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生活俭朴，廉洁自律，体现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习仲勋的精神风范》，《学理论》，2015年第12期）崔雅宁认为，习仲勋一生的事业体现了他崇高的革命品质和人格风范：对革命事业始终忠诚、矢志不渝；对身边工作人员关怀备至、严格要求；始终心系百姓、关心他们的疾苦；对待家庭责任感强、严厉而不失温柔；对人对己胸怀坦荡、高风亮节。（《习仲勋的人格风范》，《党史文苑》，2014年第10期）梁月兰、袁武振结合“三严三实”对习仲勋的精神品质进行了解读：习仲勋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家人、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央、坚持为人民群众做实事，“严”与“实”贯串他的一生。（《“严”与“实”的楷模习仲勋》，《党史博览》，2015 年第 10 期）冯立鳌分析了习仲勋的价值观：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本位，以发展为尺度的价值标准，以真善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一种朴实高尚的价值观构成习仲勋领导思想的深层底蕴，习仲勋用一生领导活动的实践兑付了这一高尚的价值观。（《论习仲勋的价值观》，《学术研究》，2011年第7期）马忠智认为，习仲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锤炼出了鲜明的革命风格，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方法：尊重实践，务实求真；尊重群众，热爱人民；勇于担当，敢于创新；乐观豁达，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崇高品格和风范是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反映，其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论习仲勋的思想方法和崇高品格》，《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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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习仲勋 生平思想研究的思考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习仲勋生平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总体上来看，研究成果较多，成绩喜人。首先，表现在研究文章的数量上。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输入“习仲勋”进行关键字“文献”检索，显示文章总数有3000多篇。其中1950年到1960年共有27篇，1979年有2篇，到2007年达到75篇，2008年至2012年在110篇至190篇之间，2013年为618篇，2014年为494篇，2015年为356篇。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输入“习仲勋”进行关键字“期刊”检索，显示文章有1750篇。1950年到1960年共有5篇，1979年有2篇，2012达到93篇，2013年为297篇，2014年有257篇，2015年为179篇。其次，表现在研究的领域范围上。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深化对习仲勋生平事迹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关注对习仲勋思想进行研究。学界对习仲勋生平事迹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习仲勋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主政西北时期、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时期、主政广东时期、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工作时期等这几个时期。对习仲勋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统一战线思想、改革开放思想、党的建设思想、文化教育思想以及习仲勋的精神品质等几个方面。最后，表现在研究者的群体上。近几年国内有一批专家、学者在深入研究、广泛宣讲习仲勋的生平思想。他们以自己渊博的知识素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不断对习仲勋的生平思想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将习仲勋独特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精神品质上升到理论高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近年来对习仲勋的生平思想研究尽管取得了上述成绩，但从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来分析，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弥补和提高。首先，进一步发掘、整理、出版习仲勋研究的新资料。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资料还不够系统全面，比如有关习仲勋在西北局时期、主政广东时期、中央书记处时期的资料还不够详尽，影响到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习仲勋研究的新资料，这是深化习仲勋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应做好做实。其次，尽快编写出版阐释类著作，弥补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的空白。目前已经出版的反应习仲勋生平思想的书籍，多属于回忆文章汇编和传记类著作,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高度，进行归纳、总结、阐释的著作仍显不足，应尽快编写出版《习仲勋对中国革命建设的贡献研究》《习仲勋思想研究》《习仲勋年谱》等阐释类著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最后，改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推进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的整体突破。比较研究法现已广泛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是对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明确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重要性。今后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深入研究习仲勋的生平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比如，习仲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习仲勋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作用，习仲勋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独特性和历史性，习仲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每个阶段的特殊贡献，学术界今后应在这些问题的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尽快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17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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