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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摘 要：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弗朗西斯·福山从自由民主制的坚定捍卫者转变为重视国家建构的审慎的自由主义者，推动了“历史终结论”向政治秩序论的理论演变。“历史终结论”的目的在于终结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进而终结世界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在当代，福山并未放弃“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但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在事实层面上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历史终结论” ；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国道路；多元现代化。
20 世纪末，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主张后发民族国家仿效自由民主制以实现现代化。他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坚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信仰信念信心。近年来，有人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巨大成功，福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放弃了“历史终结论”。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福山的观点只是微调，骨子里没有变化。因此，厘清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及演化变迁，批判其观点背后的理论实质和政治立场，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将具有重要价值。“历史终结论”——一种粗糙理论和狂热情感的混合物。20 世纪80 年代末，福山认为，二战结束以来，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间长达半个世纪的竞争胜负已定，作为自由民主制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宣告失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类需求，因此历史在逻辑层面宣告“终结”。其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依据有二：第一，科学技术确保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方向性；第二，人的被认可的欲望促使普遍历史向自由民主制演进。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的现代化理论，其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动力引擎，构建科学技术——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私人化的历史进程，最终导向人类历史向自由民主制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的结论。
政治秩序论——强调国家建制的温和的保守主义。随着世界政治的现实变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霸权地位带来的挑战，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迫回归到了其老师亨廷顿重视政治秩序的理论视阈。在亨廷顿看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退行实属可预见的历史必然。早在20世纪中期，他就提出了强大政府或政治秩序论，认为后发民族国家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并强调列宁主义政党政治对于第三世界的适用性。为了挽救自由民主制的政治衰败危机，福山运用国家建构来补充和修正现行的西方自由民主制。他赋予了建设国家能力以高度重要性，提出了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相互补充的理想政治体制。其中，强大能干的国家需要满足强大和自主两个基本条件，足够强大的国家能力用以克服过度自由和民主的弊端，保证决策高效、执行有力；官僚体系的自主性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受利益集团的支配，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服务。在此基础上，他要求公民适当让渡个人权力，交由具备专业技术的政府来行使，并充分理解、信任国家和领袖的决策。可见，在自由民主制“终结历史”的问题上，福山的态度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秩序论的理论演变中渐趋谨慎保守，其理论论证也更为严谨现实。但是，他始终捍卫和维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政治秩序论不过是“升级”版本的“历史终结论”。 现实危害：从意识形态的“终结”到现代化模式的“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经问世就引起广泛传播和热烈讨论，在三十多年间裹挟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回潮。它的现实危害集中体现为试图营造自由民主价值和自由民主制终结历史的意识形态幻象，进而终结后发民族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一方面，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模仿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意图论证作为理念的自由民主制具有普世价值，从而实现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终结。黑格尔主张普遍史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方向和目的。在他看来，历史本身就是绝对理性现象，向自由状态演进的过程。自由通过启蒙运动以及其所催生的欧洲革命得以实现，意味着绝对理性的运动到达其终点，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抵达完满形态。通过模仿黑格尔的历史逻辑，福山认为，作为绝对理性的自由状态的现实形式，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终结了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更进一步创造的可能性。根据“理念分有说”，福山衍生出两种自由民主制内涵：第一种是现行资本主义国家运行的自由民主制，其正在经历严重的政治衰败危机；第二种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民主制，其旨在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自由民主价值。因此，即便曾经树立的自由民主制标杆纷纷倒下，福山始终认为自由民主制不会遭遇系统性危机，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仍不失为最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的批评切中要害，福山在实存状态和纯粹理念的自由民主制间反复跳跃，并最终将“将来时态”的自由民主制作为理论阵地，其背后暗含的意蕴是理想状态的自由民主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同时也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其用资本主义“终结”人类意识形态的历史势必谋求对人类现代化模式的“终结”，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阻碍后发民族国家多元现代化转型道路的求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美国文化是传经布道式的，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外传播价值观，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作为“传经布道”的典型代表，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现代化理论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致力于在第三世界推广自由民主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恰恰是现代化理论的高调回归。无论前期推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还是后期宣扬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相结合的新的自由民主制，甚至鼓励自由民主制发展出多样化的实践形式，福山始终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从老牌自由民主制国家中吸取经验，建设新的自由民主国家。较以往不同的是，他反对武力推广，主张榜样示范，坚信只要美国自由民主制表现优越，即可吸引发展中国家自发模仿，这不得不说是新保守主义政策向内收缩的表现。如今，以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仍试图从其国家发展的历史中抽象出“普世”模式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运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指标实时评估和衡量其发展进程，窒息发展中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模式的自主空间。这是一种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目标的新的殖民形式，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警惕。中国道路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日益彰显优越性，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修正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启发。尽管福山仍坚持“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一方面在事实层面宣布“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另一方面又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首先，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及其带来的挑战直接影响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演变过程。在提出“历史终结”命题之时，福山将改革开放视为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宣告失败的标志，从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既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的制度形式和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奇迹，他必然重估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世价值，进而反思和修正“历史终结论”。他不仅承认“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而且认为中国道路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福山对中国道路的肯定是有限度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排斥和否定态度。一者，他认为中国政府是权威主义政府，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二者，认为中国法治和自由负责制有待加强，中国道路不具备可持续性。三者，坚信中国道路具有偶然性，否认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参考价值。其次，福山关于中国道路的态度折射出其坚守“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在三十多年间，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基本观点，以及在世界范围推销自由民主的根本立场是没有变的。第一，福山坚持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人要求被承认的普遍需求终将引导世界历史向自由民主制进化的普遍史观没有改变。第二，即便承认资本主义具有破坏性本质，福山坚持用民主弥补资本主义缺陷、否认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社会形态的可能性的资本主义永恒立场没有变。第三，关于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终点没有变。面对全球范围内自由民主制普遍表现不佳，福山发出美国缺乏优秀领导人、体制改革“近期无望”的颓唐呼声，果断将理想的自由民主制与美国政体做切割。但是，他依然认为自由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体制。他在2014 年《华尔街日报》上发文，坚定指出“历史终结论”无需进行重大修改，从长的历史视角来看仍然成立。最后，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在事实层面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为拓展世界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证明，不考虑本国历史文化、现实需求和民族情感等国情实际，盲目迷信和移植西方自由民主制，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和建设，坚持从本国国情和具体问题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方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能力的优势，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卓越表现，彰显了社会体制、执政方式和治理方法方方面面的优越性，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神话不攻自破。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国家沉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备自我革命机能，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敢于“啃硬骨头”打破利益藩篱，不断改革体制机制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促使中国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完善、更加巩固、更加体现优越性。此外，中国道路的胜利开辟，不仅证明了现代化转型之路具备多元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了启发，而且其参考价值不仅局限于同源于中华文化的东亚地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国家由弱变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于亟待凝聚民族力量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都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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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贺银垠，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尚庆飞，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博导，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21年9月中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研究”( 项目编号：19AKS002) 的阶段性成果
本次转载来源：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