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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文章】胡乐明：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下文简称“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此后，理论界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基本特征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从分析方法、理论内容、政策体系和时代价值四个方面，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发展及其如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以期进一步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系统化、学理化，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同首先便是方法论的差异，经济学的突破与创新往往也首先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突破与创新，没有方法论的根本性突破便不可能有经济理论的系统性创新。一般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分析的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经济世界和经济主体的认知以及经济分析基本程序和一般规则的界说，决定经济学家观察经济世界和构建经济理论的视阈，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分析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基本研究方法，具体包括演绎分析方法和归纳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等；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分析的具体技术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显然，不同经济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差异主要体现于方法论的第一个层次，经济分析的具体技术方法在各个经济学流派之间常常通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之所以构成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关键便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则，从而在批判和发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因此，一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但是，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硬核”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内涵，国内外经济学界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中国学者林岗、张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可以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他们认为，经济分析依循上述五个命题，将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应该说，上述认识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毫无疑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同时又融通古今中外经济分析的合理成分，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原则和分析方法。
习近平经济思想丰富和拓展了生产力的具体内涵，坚持和发展了生产力标准原理。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准。但是，对于生产力的具体内涵及其构成要素，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一直存在二要素论、三要素论和多要素论等不同观点的争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都是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过程的构成要素。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习近平明确指出，创新就是生产力，“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样，将创新和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突出了创新和生态环境在生产力构成与发展过程的重要地位，丰富和拓展了生产力的具体内涵。同时他又明确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带有根本性的标准。这为我们分析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和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
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阐释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互动逻辑，突破了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一元决定论”和“多元决定论”的藩篱。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理，指出生产力对于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具有一元决定性作用。针对普列汉诺夫的“经典”阐释的逻辑缺陷，后世思想家从坚持、发展甚或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尝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理进行多样化的“重写”与“重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其中的典型。但是，无论是普列汉诺夫的“一元决定论”还是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皆非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结构性总体，虽然生产力和经济因素在其中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等其他因素也绝不是经济结构的简单反映，而是通过“交互作用”共同参与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依循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习近平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也就是说，虽然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但是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结构关系，有着作用与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非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而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同样是一个结构性总体，它们的“共同作用”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样态和趋势。因此，必须全面准确理解生产力标准原理，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机联系,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不能撇开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结合，深化了人们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特殊规律的科学认识。波普尔在其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指出，历史主义的贫困乃是想象力的贫困，因为历史主义者不能想象变化的条件之下的变化，把发展的规律变成了无条件的“绝对的趋向”，它们载着我们不可抗拒地朝着某种方向走入未来。显然，这种指责毫无根据可言，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性和规律性的同时，马克思从不排斥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一个历史性总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即使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也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必须注意区分关于各个国家发展过程的“历史概述”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习近平明确指出,现代化不是单选题，世界历史并非单线式前进而是多向度发展，“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我们“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这表明，我们既要坚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又要尊重各个国家发展过程的特殊表现和具体选择。同时，也不应割裂“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有机联系。各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人口规模、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作为“中介环节”和“变化条件”，共同影响着“一般规律”在各个国家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深化认识一般规律的实现形式及其在各国的特殊表现。
习近平经济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全球视野和空间维度，融合贯通国内国际经济分析从而深刻揭示了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及其与国家经济发展规律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消灭了各个国家以往自然形成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从而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资本关系的全球扩展必然“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使一切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民族的各个方面互相往来、相互依赖。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续写了马克思未竟的“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维度和国际经济分析。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关系，总结了经济全球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揭示了实现中国梦的发展道路必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的历史必然。他明确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身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体化的世界”，我们必须“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这表明，“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融合贯通国内国际经济分析，不仅已成为新时代谋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也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原则，研究经济形势、阐释经济问题，必须从经济发展长周期和全球经济大背景出发。
二、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
按照马克思的“六册计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应该至少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六个部分，它们融通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封闭分析与开放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既涉及经济制度分析也涉及经济运行和发展分析，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之后，其后继者们依循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并结合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论”“不发达经济论”“世界体系论”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论”等重要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时代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互动关系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全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第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的拓展体现于“术语的革命”。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论及马克思的理论创新时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在一定意义上，“科学革命”突出地表现为“某些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资本论》的“术语革命”主要体现在，原创性地提出诸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等新的概念范畴，以及批判性地借鉴诸如工资、资本等原有政治经济学范畴。正是通过上述“术语革命”，马克思才得以创立其宏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创建于“术语革命”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是“术语革命”的典例。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显然，新时代许多重要论断所包含的新范畴，诸如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理念、发展质量、发展格局等等，也同样具有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的重要意义，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奠定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范畴基础。
第二，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的拓展体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的理论创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制度分析，马克思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紧张关系”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就经济体制变革、经济领导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作过系列重要论述，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分析。关于经济体制变革，习近平强调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总在不断运动变化，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必须在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的同时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也就是说，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制度变迁，既是一个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又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制度安排的协同过程；既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自发探索过程，又是一个“顶层设计”主导之下的理性建构过程。这一思想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也突破了建构主义与演进主义等西方制度变迁理论的局限。关于经济领导制度，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实施党的全面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现代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多变，一个国家能否取得良好发展在根本上就取决于经济领导制度是否科学合理及其效能发挥。可以说，经济领导制度是关乎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经济制度。习近平上述论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填补了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论空白。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其不仅涵盖了界定生产资料归属的制度安排，也涵盖了有关生产、分配与交换的制度安排，既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制度设计，也与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重要创新。
第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的拓展体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面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的矛盾运动，全面刻画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总体图景和一般规律。承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同时借鉴中外优秀经济理论成果，习近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供求关系是经济运行的内在基础。习近平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这摆脱了西方经济学说关于供求两侧孰者为重的无谓纷争。资源配置是经济运行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这样，既凸显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位于“市场经济”的本义，又强调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优势，从而不仅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匡正了新自由主义“市场至上”的偏狭认知。经济体系是经济运行的总体呈现。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表明，“经济体系”既包括生产力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呈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间层次范畴。上述论述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近现实”的理论空间，也融通了微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的“隔阂”。
第四，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的拓展体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面的理论创新。经济发展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追求，也是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焦点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分析，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以其关于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格局的系统创新，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发展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是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推进量的积累日益接近质的飞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突破，是明确阶段性发展任务、制定发展方略的根本依据。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而且，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必须统一贯彻。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新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回答了关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战略指引，也是超越已有发展理论和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创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习近平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新发展格局理论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也写就了发展经济学新的篇章；既明确了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给既希望加快现代化进程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即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掠夺式发展路径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走过的依附式发展路径不同的自立式发展路径。
第五，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的拓展体现在关于全球经济及其与国家经济之间互动关系方面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积累了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之下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统治-依附”关系的丰富文献，相对缺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参与甚至主导全球经济体系从而实现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分析，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主旨的系列论述极大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上述空白。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全球经济的理论基础，“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任何逆经济全球化的企图和行为都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化解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发展失衡等挑战与问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必须“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首先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并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它要求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断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这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先进方向。“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稳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样，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阐释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与一般规律，深刻揭示了各国经济之共生共荣、休戚与共的内在本质和必然要求，突破了西方国际经济理论强调利益差异、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理论新的篇章。
三、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体系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如此。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年之所以从哲学研究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因为在1842-1843年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此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就自由贸易、关税制度、住宅问题、工资制度以及铁路运输等许多现实经济问题发表了深刻的政策见解。例如，他曾明确指出：“保护关税真能保护商业和工业吗？相反，我们把这种制度看作是和平时期保持战时状态的措施，这种战时状态先是针对外国，一旦实施，必然转而针对本国。”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解决我国经济当前和较长时期“怎么看”“怎么办”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在政策目标、手段、主线以及具体举措等方面阐发了系列重要论断，构成了指导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完整系统的政策框架，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体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政策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面，具有丰富深邃的价值追求和实践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我们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制定经济政策一定“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评判经济政策是否科学有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也就是说，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我们一切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根”和“魂”。围绕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一系列适应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阶段性发展任务需要的具体政策目标，包括党的十八大确立的“第一个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目标，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一起构成了一个指向明确、逻辑清晰、有机统一的政策目标体系。总体目标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它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本遵循，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本要求。具体目标是总体目标在一定阶段或一定领域的逻辑延伸和具体呈现。它既明确了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又确定了应对短期经济问题的行动要求。这样，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构成的有机整体使得国家重大经济举措能够紧密衔接、协调一致、远近兼顾，摆脱了西方国家政策目标频繁变换所导致的“政治周期”，彰显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政策手段包括基本手段与具体手段两种类型，构成系统完备、搭配紧密的政策手段体系。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手段。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管理和调控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需求侧和供给侧所反映出的经济问题既涉及生产力也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也涉及上层建筑。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精准施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逻辑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灵活运用和政策思想的重大创新。围绕政策目标和基本手段的操作实施，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了系统完整的具体政策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以及体制变革等不同方面。这些政策手段既有总量性手段，也有结构性和制度性政策手段，而且尤为强调通过结构性调整和制度性变革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要求。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结构性问题最为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因此结构性调整是确保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治本良药”。他又指出，造成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障碍”，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必须通过体制变革消除影响要素合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的各种障碍，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经济政策必须既关注总量性变量，更应关注结构性和制度性变量，政策操作必须延伸至结构和制度层面，充分发挥结构调整和体制变革的政策效应，从而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政策手段的狭隘认知。
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政策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规定着经济政策的操作思路和主攻方向。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调结构入手，做好加减乘除法。做加法，就是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补短板、惠民生，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做减法，就是压缩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做乘法，就是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市场、商业模式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做除法，就是扩大分子、缩小分母，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密度，避免各类发展风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必须把握其“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必须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鼓励创新，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增强微观主体内生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我国经济长期形成的各类结构性失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使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而既超越了凯恩斯主义过分突出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而忽视供给管理和市场功能的思维局限，也超越了西方供给学派过分突出供给管理和市场功能而忽视需求管理和政府作用的偏狭认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思想的又一重大创新。
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政策举措涵盖战略性政策部署及其统摄之下的战术性政策安排，具体阐明了我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的行动方略和操作指南。战略性政策部署是我国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面向未来战略目标的行动方略。主要包括：（1）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2）坚持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坚持以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3）加快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4）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5）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6）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7）坚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8）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战术性政策安排是战略性政策部署统摄之下、既针对当下问题又面向未来目标的经济工作行动指南，其涉及范围和具体内容十分广博，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等等，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内需、能源安全、精准脱贫、住房制度、产权保护等方方面面。上述战略性政策部署和战术性政策安排相互配合、紧密衔接，统筹协调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际多重关系，着力实现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落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充分彰显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系统观念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强大力量。
四、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价值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资本论》已经过时的论断，既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时代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时代特征、全球视野和中国元素，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理论内容和政策体系，不仅指引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为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且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石和方向指引，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经济巨轮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航向稳步前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能快速转换，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上述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取得，最根本的就在于坚持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环境依然面临深刻复杂变化。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成功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和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根本的依然在于坚持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最为关键的就是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深入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临新的外部环境、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须强化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防范化解那些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更高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做到完整、准确、全面，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持续不断地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必须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发展中国家和人类社会实现经济健康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一直以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专利”。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并不灵验，相当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据此有效地摆脱贫困，反而长期滞留于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不断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与之不同，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习近平经济思想所倡导的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总量的规模扩大，也更为重视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的质量提升和质态改进；不仅重视国际循环和对外开放，也更为重视国内循环和自立自强；不仅重视物质水平的持续提升，也更为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表明，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内在本质的科学认识，也切实给那些渴望加快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绝非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模板”。同时，习近平经济思想也为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升温，逆经济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习近平经济思想给出了中国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各国应该超越差异和分歧，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难题，而且有助于长久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不仅是保障经济全球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的有效举措和科学手段，也是推动实现人类进步与解放的全新理念和根本指引；不仅符合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符合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客观规律，必将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转向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石和方向指引。思想来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而升华。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也必将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丰富和完善，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从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贯主张。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这一“结合”的产物，诸如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等重要论断也正是对中国发展的“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丰富实践是理论研究和政策探析的“富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系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实践经验，尤其是科学提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经验新成果。同时，必须树立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准确把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互动的新情况新特点，努力打造易于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总之，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新问题新规律，不断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4]程恩富主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
[5]洪银兴主编：《新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作者简介：胡乐明（196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北京 100836）。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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