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田鹏颖：论21世纪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运动的曲折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开始对曾经的理论依赖、政治依赖、路径依赖进行反思，并且带领广大人民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深入思考，即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阐述，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本本”必要且重要，但是前提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于“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一定要给予纠正。掷地有声地告诫那些迷信“本本”的同志，“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便科学地回答了应该怎样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应该怎样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乎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哲学问题。1937年，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阐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之无愧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就在学理和哲理上解答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最坚实、最有说服力的学理支撑。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即事物的矛盾法则（对立统一），从而揭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即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刻解释了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学理基础。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鲜明表达了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怎样的正确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应该采取怎样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且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不仅指明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必修课”，而且警示一些共产党员“脱离”中国环境而“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就是将其主观臆想化、抽象化、空洞化，这样做也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换之言，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因此，便合乎逻辑地提出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具备强大的理论逻辑支撑，而且拥有来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过深刻总结得出的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实践逻辑的“合力”支撑。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次飞跃的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对于接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意义重大。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就坚持“结合”的原则不动摇，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实际，凭借“一化三改”这项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了一条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得以真正确立。在“三大改造”完成后，为了巩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汲取苏联经验教训，不失时机地提出“以苏为鉴”，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就此成型，为后期建立起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论十大关系》也由此成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着重论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性，准确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亟须解决的当前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主要矛盾，态度鲜明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性质，从而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这其中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不仅如此，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此阶段的诸多批示、批语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至今依然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呈现，这些重要思想对于今天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对此高度评价，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4]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大步迈进的伟大飞跃，不仅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探索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而且使日后中国能够进一步发展与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也由此奠定。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在这个时期还是没有找到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后人必须要接续探索这条道路，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开始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谋划和发展。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命题，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核心主题，开创性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极具勇气、胆识与魄力，积极回应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给出了如何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列问题的答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创造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新起点，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更宽领域进发。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深刻反思该如何更好地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党地位、推动国家不断向前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实践中，逐渐积累了治党治国的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自信满满地向21世纪进发。21世纪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战略主动，紧紧抓住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接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得到了更加坚定地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斗志昂扬，不仅成功的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一条能够呼应时代主题、具有中国特色、通向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得以“千呼万唤始出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满活力与动力，并且提供了稳定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创新，解决实践难题，推动历史变革，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得以向更高、更新、更广阔的境界迈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最新成果，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列理论和实践难题，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6]这就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明示世人，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必然的、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科学判定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精确瞄准新时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不断提高站位、拔高眼界、敞开胸襟，以磅礴气势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实践之行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以创新的理论及时廓清实践之难题、思想之迷雾，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继承与创新、江山与人民、国内与国际相统一的高度，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三重保障”，向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昂扬迈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以来所取得的“四个伟大成就”充分证明，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且将其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7］。因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救中国、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整体性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掌握了精髓，明晰了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实现与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结合，通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总结、升华，解决了理论的“水土不服”问题，不仅深刻的改变了中国，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标注鲜明的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体化结合过程。因此，中国实际（现实实际）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实际），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结合的不可回避的对象或前提。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现实实际）相结合。在百年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矢志不渝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独立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践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准则，反对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防范机械模仿国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深刻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因此，我们能够真正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境况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对于谋划中国发展、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循环往复”结合，是解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重要对象（前提），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必然呼唤。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实际）相结合。在百年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本来，坚持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在几千年历史演进中得以传承的中华文明之精华，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联结，在继承文明遗产的同时不断进行守正创新，从而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中国化）的新境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以丰厚的给养和良好的创新氛围，赋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风貌。毛泽东对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因此，我们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实际）的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对象（前提），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深厚而持久的力量。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今天的实际是中国历史实际的延续，亦即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归根到底来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激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深刻改变了中国灿烂的现实。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三化”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是诞生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要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所接受、掌握、运用，就必须实现本土化。具体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要想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必须进行中国化发展，要想回答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就必须进行时代化发展，要想转化为具有改变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就必须实现大众化发展。那么，若要解决21世纪中国的系列问题就必然意味着需要同时解决马克思与中国的“空间距”“时间距”“主体距”的问题。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三化”不容分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亟待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空间距”问题的锁钥。马克思对于人们习惯性的奉其理论为教条的做法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是随着实践变化而发展的行动指南，而并非让大众“向其跪拜”的“教条旗帜”。关于这一点，可以在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关于发展道路给予极大赞美时，马克思却将其视为一种“侮辱”中得到证实。而且，从我国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确实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药方”和随处套用的“公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非是受哪个人、哪个政党的主观意愿的任意驱使，而是因为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确实解决不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的。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境况和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与发展，必须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才能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解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穿越地域之隔发挥其最大的功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时间距”问题的密码。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这给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出了一个最现实、最紧迫、最需要直面的真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这就需要我们善于将满足19世纪需要、展现19世纪特征、表达19世纪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今时代的时代课题、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潮流等相结合，从而创造出符合当代中国特色的时代内容、时代形势、时代话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成美好现实。”［10］这就意味着，解决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中国问题，必然要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只有“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化解当代中国的现实课题，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穿越时空之隔发挥其最大的功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主体距”问题的锦囊。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人民、来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内在需要，是使其永葆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广大人民得以对自己进行理论武装从而迸发出“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必要选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脍炙人口的论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8］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只有被广大中华儿女所接受、所吸收、所掌握，才能让活跃在书斋里的理论在人民大众的伟大智慧和广泛实践中实现向强大物质力量的转化，成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并且自觉运用的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物质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的必要条件。由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必然之举，只有“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被广大人民所掌握，才能诉诸大众实践、解决大众难题，才能让马克思主义跨越主体之障发挥其最大的功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考察，“中国”总是特定时代的中国，因此“中国化”必然是“时代化”；时代总是中国的具体的历史的表征，因此“时代化”就是“中国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为大众所认同、所掌握、所运用，没有大众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的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因此就无法实现“改变世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整体性回望百年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向前迈进，收获了丰硕的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文化成果为有机整体的成果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连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1］走自己的路，是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解决和回答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遇到的现实问题，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独特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经济建设与其他各方面建设协调发展；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统筹兼顾；社会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推进”［11］，百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一条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进程中形成的当之无愧的首要实践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冲破地域藩篱、打破民族隔阂、穿越时空距离，进而在中国大地内生的具有中华民族优秀基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根据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的现实需要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马克思主义谓何、何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了回答“社会主义谓何、何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了回答“建设所谓何样的党、何以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了回答“实现所谓何样的发展、何以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为了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所谓何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挺立时代潮头、把握时代脉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飞跃的科学理论，是能够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进程中形成的当之无愧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能够凸显社会主义制度在21世纪的今天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制度优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度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10］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进程中，确立起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军队和党的制度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在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中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智慧。百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不仅是21世纪中国繁荣富强的根本制度保障，而且丰富了人类制度文明的宝库。无论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还是重要制度，它们都是在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当之无愧的制度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同中华文明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交汇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12］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的基础上，坚持红色革命文化基因的承继、坚持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从而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文化传承与创新、包容与发展、交流与互鉴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强大自信。百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同时，彰显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风貌，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在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当之无愧的文化成果。
道路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文化成果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各个成果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互相支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的伟大实践。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要求需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它在社会发展方位上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在推进“五位一体”发展中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社会生产的落后”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转变，由“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变。要兑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都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往往比解决“物质文化需要”难度更大、任务更巨，这也意味着“发展起来后”的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一点不会比不发展时少。对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后”所面临的问题更复杂，所肩负的责任更艰巨，提出必须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993年，邓小平与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3］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更复杂、难度更大、挑战更严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系统分析我国发展环境所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提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等重要论断。要解决这些“发展起来后”的问题，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找不到可以直接再现的“案例”，这就要求我们以如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问题导向，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党的领导为坚强保障，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重要抓手，用不断发展的理论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相关原理，正确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在我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呈现，准确分析因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带来的新特征，以积极、不懈、拼搏的姿态迎接新挑战、制定新战略。在应对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机遇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
（二）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新挑战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陡然增加，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威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挑战不断等，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择手段的以“各种名义”频频向我国施压。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个世界怎样得到有效的治理？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怎样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国又该怎样在“乱云飞渡”中从容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进军？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风险挑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和智慧。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为全球治理贡献新理念、展现新作为、获得新成就。要解决由国际环境变化引发的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系列世界和平建设问题、全球发展问题、国际秩序维护问题，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中找不到可以直接应战的“枪炮”，这就要求我们以迫切需要解决的制约世界发展的核心问题为中心，统筹中国和世界“两个大局”，精确研判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与新挑战，加速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分析力、影响力，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成为人民大众得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思想旗帜，在国际环境的“内在紧张”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
（三）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新挑战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全球正在同时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转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产业巨变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情感方式。至此，在某种程度上则会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将推动全球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向后工业化、后信息化社会转变。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势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改变，对传统比较优势、要素供给、制度供给等方面将会形成多方压力，对全球治理体系和各国经济社会制度带来新的挑战。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找不到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进理论创新，从而用创新的理论这一“行动的先导”指引世界经济复苏的现实运动，真正做到敢抓、抢抓、善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全球产业结构转型机遇，加强科技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产业优化升级，进而达成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优势的目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切实推进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浪潮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
（四）人类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等新风险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身处“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的困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面临威胁，国际社会间贫富差距加大，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和冲突趋于激烈。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威胁，同时也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防护带来巨大挑战。不仅如此，饥荒危机愈演愈烈，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3400多万人距离饥荒仅一步之遥，如不能立即采取更大规模、更有实效、更具针对性的援助行动，全球20多个国家将爆发饥荒危机。与此同时，地区战争与局部冲突持续上演，人类和平发展同样面临巨大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14]可以说，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都不容乐观，要统筹解决这些关乎人类幸福的新的风险挑战，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可以搬运。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理论创新、坚定理论自信，用饱含世界情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谋划世界发展新篇，进一步增强战略定力，创造性运用底线思维，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处变不惊，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在应对瘟疫、饥饿、战争等不断发展变化的各类风险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3］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0.
［5］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46.
［7］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02.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10］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
［13］邓小平年谱(下)[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辽宁日报,2019-11-06(04).
本文作者：田鹏颖，中共党员，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本次转载来源：“思想田野”微信公众号
本站责编：曹野
转载请注明作者、来源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