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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莹：“学以致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与“中国道路”的形成
“学以致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与“中国道路”的形成
关键词：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以致用；新资本形态；资本逻辑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在逐渐摆脱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基本定位，以一种加速的方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之下，完成着自身从“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西欧用了近500年走完的历程，中国社会大约用了100年的时间。历史交替的大变局夹杂着各种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救亡”与“启蒙”并非作为一个此消彼长的两个主题，而是被期待着通过一种思潮、一个观念的形成而一揽子地得到解决。正是这一独特的时代问题，让马克思主义，这个原本带有着强烈欧洲底色的理论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一次全新的再生方式。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在于“革命”，那么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则是“建设”。而这样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主题却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独特的传播得到了一个可兼容的思想场域。这一可兼容的场域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马克思思想的特质；另一方面，却在于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特有的吸纳方式，即带着全部独属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视角来反观马克思的哲学，以探寻问题之解答的方式来重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这一阐释路径所发挥的作用，从来不是书斋中的革命，而是直接开辟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道路。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形成的每一个阶段，都与马克思思想中某个重要元素的再阐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回顾这一历程，将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道路的形成，提供最为直接的理论参照系统。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与传播
尽管我们总是普遍认为，正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在此之前，即20世纪初期，当思想界面临着如何动摇千年中华帝国的统治基础这一现实问题时，马克思与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进入了思想界的视野当中。早在1899年2月到4月间的《万国公报》所连载的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中，就曾三次提到了马克思，而这篇文献本身是对英国哲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Revolution）一书的前四章的翻译。在其中提到了“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1]。其中的“安民新学”所指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后在同年出版的《大同学》的第八章中，再次提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2]。其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又被称为“养民学”。同期，维新派的思想大家梁启超在1900年代的《新民丛报》当中也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在他的笔下，马克思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泰斗，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对于梁启超而言，意味着“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而颂扬之”[3]。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进入中国之际，即作为一种用以改造社会的思想运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语境当中，被冠以安民与养民，并特别强调了以公有制为特质的经济架构的改造，作为安民与养民得以可能的方式。把握住对经济架构的改造，成为了最初中国学者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支点。
马克思思想在中国的这一传播特质与其在欧洲、美洲的传播情况基本相似。即两者都将其视为一种富有现实指导力量的思想运动。这一特质决定了马克思很多著作虽然自1900年后就已经陆续被介绍和翻译，但最具有影响力的却集中在《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这两部著作。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如果说《共产党宣言》以激昂的“宣言”激发了中国学界对于这个德国版的“大同世界”的向往，那么，《资本论》却以其科学的表达方式、严密的逻辑推理为这种未来世界的真实可能性提供一种科学的保障。因此，当中国思想界在激荡的近代历史之间探寻一条“中国道路”的时候，马克思思想中的这样两部著作不仅提供了理念，而且提供了实现理念的可行性道路。以至于无论是近代以来的改良派、革命派，还是无政府主义者，都曾是《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最早的传播者。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都曾在报刊上译介过这两部著作。例如，朱执信曾于1905年的《民报》第2号上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十项纲领，而宋教仁则于1906年《民报》第5号上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索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4]。而朱执信在译介《共产党宣言》的同一文献当中，也对《资本论》给出了最初的介绍。
二、毛泽东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建构
这些早期的介绍和传播为近代中国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启示。马克思思想所引领的这一次西学东渐是最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的一次引介，它对于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而彻底的，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走出了思想家们所构筑的象牙塔，作为一种能够发挥效用的现实原则而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方针。而中国的革命家，如毛泽东，也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当中完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次建构。而这一建构的完成产生了两个方面深远的影响：其一，毛泽东思想所建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影响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后继理论之一。这一思想对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与美国的亚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成为引领1968年五月风暴的3M，即马克思（Marx）、马尔库塞（Marcus）与毛泽东（Mao）思想；其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而且其中还包含着诸多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发展。比如对于马克思所提出的在实践中去检验认知的说法，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变成了“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5]。在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极为复杂的辩证法问题，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却转变成为了“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6]，而用以证明这一方法的例子不仅来自于当时直接的革命斗争，还有普通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水浒传》。经过这样一种改造，原本带有着浓重欧洲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了街头巷尾的中国百姓可以理解和把握的一种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其中诸如辩证法、形而上学等原本极为学术化的概念，在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中，都被改造为一种实用性的方法。这是中国思想界接纳马克思特有的一种思维路径。
概而言之，近代中国接纳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学以致用”的态度，而最先传播、研究和讲述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一群中国社会的革命家，这一特定传播者与传播方式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从进入中国之际，就对中国道路的选择和完成，提供了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三、1978：中国开启马克思主义引介的第二次高峰
如果说在革命时期，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凝聚群众力量、指明未来方向的作用，那么，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观以及对其《资本论》研究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最为著名的当然是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上刊登的胡福明起草、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献。这一文献随即被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全文转载。从而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了人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吹响了号角。而就在这篇著名的文献当中，马克思写于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一段哲学认识论的讨论，被再一次直接转变为一种富有行动性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当中这样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7]这原本是马克思为了清算西方哲学传统中旧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所共有的思辨原则而提出的一种新的认识方式，后两种思潮在认知上都纠缠于现实与理念世界，即彼岸世界是否相符的问题，也即现实的桌子的真理性总在与桌子的概念相符合的意义上才具有真理性。而马克思则试图以人的感性的活动，即实践，作为判定事物之真理性的一个重要路径。这一独特的认识论阐释路径，在青年马克思固有的语境当中原本仅仅具有一种哲学革命的意义，但在亟待新变革的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下，被直接转变为极富有针对性的原则表述：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8]
在此，哲学的认识论变成了破除十年“文化大革命”所留下的诸多陈旧思想的利器。虽然这一思想的结果并不是当时青年马克思撰写《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时的理论旨归，但却是马克思思想内在精神最为准确的表达。对于马克思来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9]。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思想形态的哲学自身与现实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以现实去反应和迎合思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思想还要努力地实现自身的现实化。用马克思的原话就是“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所构筑的哲学与社会现实的斗争实践有着天然的契合。因此，中国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固有的思想资源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马克思哲学精神的真实显现。
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以“学以致用”为自身生成的内在动力。正是在这一内在动力的驱使之下，马克思著作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总是在不同时代表现为不同的特质。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开启了它被引介的第二次高峰。以《资本论》为顶点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三重理论属性：它剖析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因而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科学；它对这种经济活动的内在矛盾以及人在其中的生存处境给出了哲学批判，因而是一种关于现代社会的社会哲学；它论证了资本的必然消亡，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又是一门关乎“改变世界”的实践之学。《资本论》问世以后，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和问题意识的变化，这三重理论属性交替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就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列宁在吸收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其有关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中国共产党人则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创新，从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可以说，对《资本论》的研究、阐释和探讨，无处不牵动着当代中国的思想骨骼与精神命脉。而如果说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总是在某个关键点上为中国的革命与变革提供合法性，那么，《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则为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起初，我国学界按照列宁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断，以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编排，将《资本论》划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门类之下。这意味着《资本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而不是一项独立的哲学建构工作。但在此基础上，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得以蓬勃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因素被引入我国的经济建设中，为我国实现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尤其是《资本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了一项摆在时代面前的紧迫的思想课题。这一课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如何阐释《资本论》的论证逻辑，如何界定《资本论》的论述对象？如何以《资本论》为参照，阐释当代中国经济运行模式的特殊性、合法性和优越性？如何在当代中国现实的背景下，阐释《资本论》所提出的价值问题、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危机问题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如何拓展《资本论》的理论框架，以澄清党和国家在当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如何以《资本论》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剖析为依据，建构一种能够为我国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理论参照的经济学框架？可以说，当代中国用以理解自身的历史性实践的话语体系，正是在《资本论》的经典理论同中国现实之间的参差互释当中建立起来的；而当今世界上也不再有另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积蓄着如此强大的阐释张力和创新活力。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以致用”的最佳试验场
澄清当代新资本形态同资本逻辑的本质规律之间的关系、同以往的其他资本形态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当代中国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尤其具有突出的意义。因为资本逻辑在现代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严格说来并不是从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资本形态开始的，而是从当代诸多“新资本形态”开始的。19世纪中期，中国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一个环节，只参与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外围”当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中发育出来，但革命后的中国也开始了一段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时期。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伴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而同步展开，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所引入的资本因素，已经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当代新资本形态的因素。因此，当代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表现出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史上各种经典问题的特殊性，而中国学者也正是在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地“当代化”，同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可以说，20世纪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意义直至今日才通过这一革命的遗产而完全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取得世界历史性胜利的方式，或许既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也不是在一国之内率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计划经济，而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内部不断培育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两者之间建立共生关系，从而不断扭转、调适、吸纳乃至同化资本的运行逻辑，最终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内部，通过实现二者之间的最终和解来扬弃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说，当代的中国是担得起也应当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一再加剧和迁延、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尚未成型的契机之下，实践这一历史使命，使得中国成为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学以致用”的最佳试验场。
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道路的形成总是包含着以革命推动建设、在建设中完成革命的双向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能够将现实实践带入理论并由此让理论自身直接富有实践性的思想形态，注定成为构筑中国道路的助推器。如果说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激励着中国现实实践的革命者彻底改造了中国社会运行体制，那么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中对于现代社会经济架构，即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分析和批判，又一次成为了现代中国改革者的一个有效的理论武器。进入新时期之后，我国正是引入资本因素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无论知识界和舆论界的争论走向何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则始终聚焦于资本同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矛盾之上，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解决着各种实际问题，让富强、普惠、民主和正义等价值能在一定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得到实质性的实现，而不仅仅是得到形式上的主张。这或许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以致用”对当代中国实践最为深远的影响，也是当代新资本形态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理论路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历史转折之际，当社会现实一再印证着中国道路的合理性的同时，通过这一道路而得到升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必然在这一过程中被锤炼为时代的经典。
注释
[2]顾海良主编：《马克思在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页。[3]顾海良主编：《马克思在中国》，第28页。[4]参见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73页。[5]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7页。[6]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8]顾海良主编：《马克思在中国》，第256页。[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0页。[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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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夏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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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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