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当前我国金融安全现实性研究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高质量金融开放是高水平金融开放的灵魂；高质量金融开放不仅是对我国和我国人民负责，同时也是对接受我国金融开放所在的各国和各国人民高度负责。金融安全与国土安全的表现形式与表现特征有所不同。我们亦决不反对在特定条件下在经济包括金融领域所采取的一些必要的妥协举措。列宁也曾明确指出：“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但是，我国的整体经济安全特别是其中整体的金融安全，与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等一样，都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是我们国家总体安全观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金融和货币主权愈来愈彰显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与血液，切不可等闲视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个别西方大国休想在我国台湾这块神圣领土上玩弄霸凌或引诱等各种把戏，企图让我们放松对我国金融安全的高度警惕，以用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土安全这一传统安全领域里的显性的“硬安全”来置换我们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金融安全这一隐性的“硬安全”，这是不会得逞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金融安全；金融风险风险防范
习近平高度重视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早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明确指出：“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的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是贯彻习近平关于防范金融风险一系列重要指示的重大战略举措。认真落实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十分重要和十分迫切。这里所说的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的重点，既包括蚂蚁金服这样名义上好像是国内私人资本，但其主要股东却是被西方用各种途径与办法控制的国内外合流的资本，同时包括直接投资的国内外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中美金融圆桌会议（CUFR）在2021年秋季再次召开，举行了（线上）虚拟会议。以往举办的中美金融圆桌会议，吸引了黑石、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国金融界重量级企业的有关代表参加。在这一会议召开后，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安全相关思想的深刻内涵，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的金融安全的相关问题，对于准确研判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理清我国经济金融工作思路，推动更高水平的经济金融开放，以实现金融开放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我国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只有站在当今世界所处时代的高度，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认清时代的阶段性变化，我们才能真正认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这里所说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明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时代，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历史时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两个必然”的一个宏大的历史时代。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时代中，既包括习近平所说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又包括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即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还包括当前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阶段开始向垂死阶段过渡并进入垂死阶段这一相对更小一点的历史时期。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对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的进步起着促进甚至极大的促进作用。但进入帝国主义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后，资产阶级由原来上升的阶级变成了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垂死的阶级。在资本主义垄断、腐朽和寄生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虽然仍然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无产阶级逐渐觉醒和壮大，必然逐渐上升为革命的主导力量，使得帝国主义时代同时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时代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共生共灭，亦可以说，帝国主义时代有多长，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就有多长。如果从1581年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尼德兰共和国（即今荷兰）建立算起，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德、英、法等先后进入以垄断、寄生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时代，至今才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应高度重视对当前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阶段开始向垂死阶段过渡并进入垂死阶段这一相对更小一点的历史时期的研究。这一相对更小一点的历史时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帝国主义由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金融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并将最终灭亡的这一历史阶段，具体时间的长短当然无法准确估量。如果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算起到其从总体上终结，这一历史阶段则往往可能需要近百年直至上百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当然，当今世界已经攀上极盛峰巅，个别帝国本身的衰落和跌落亦极可能并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习近平多次强调，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把这一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紧密联系起来看待与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以上这两个大局，其战略判断的基点就是建立在帝国主义从垄断、寄生即腐朽的顶点开始并正在向垂死直至最终灭亡曲线上滑落这一雄厚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既有前所未有的难得机遇，同时又有世所罕见的严峻挑战。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决不能有急躁心理，要有足够充分的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和相应的战略定力，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认为帝国主义很快就要终结，但结果并不是如此，到时就会很失望甚至严重损害争取胜利的信心；同时又要看到世界各国人民逐渐觉醒这一根本力量和世界社会主义光明灿烂的前途，充分发挥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斗争精神，坚定信心、奋发有为。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我们既要看到眼前并兼顾眼前利益，同时更要看到长远和根本利益，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统筹谋划。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灭亡的具体时间，可能不是一些同志所想的很快到来，但亦可能不是一些同志所想的遥遥无期；较长时期才能到来和不是太长时期到来，这两头都要准备，如此我们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里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代表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共产党人的共同觉醒和共同努力程度。列宁在100多年前写作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指出，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广义上的战争，除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外，又包括了贸易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以及网络战、法律规制战、科技战、生物战、太空战、地球物理战等。列宁又强调：“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帝国主义，亦可以称之为金融帝国主义。在当今世界，这些被金融霸权罗网所缠绕的附属国，还没有真正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外交上完全独立起来，其中有些领域和有些方面本质上仍然是现时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日益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当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泛滥仅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表现形式而已），金融是国家管理经济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工具。在此条件之下，金融管理本国经济的根本职能之一，就是防止极少数霸权国家威逼利诱其他国家无度开放货币主权。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本质上都是开放货币主权、让美国和西方金融大鳄占有并操纵金融市场的结果。金融帝国主义越接近灭亡，鲸吞他国财富以挽救自己的欲望就越强烈。对金融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含混和动摇。正因为经济是基础，金融是国家管理经济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经济工具，正因为当代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阶段开始向垂死阶段过渡并进入垂死阶段这一相对更小一点的历史时期，就是说个别大的金融帝国不仅是秋后的蚂蚱，而且更是秋后的蚊子，所以完全可以预计，在当今这个时代，在未来几十年内，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垄断集团的关系，本质上是激烈的竞争、博弈甚至是严酷、残酷、血腥的较量，其较量的关键部分实质上是在隐蔽的金融战线上静悄悄地展开的，而其他种种狭义和广义形式的战争，往往是直接或间接地为金融战争而服务的。他们所发动、从事的金融战，不仅是要从货币金融战线直接抽取我国多年辛勤积累的巨额财富，更是企图颠覆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十分坚定、清醒的认识。2021年7月6日，由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James George Stavridis）等撰写的美国畅销小说《2034：关于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出版发行。书中描绘了2034年中美两国在南海爆发战争，并最终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虚构故事。有美国高级军官看完小说后说：“书很好，但开战年份设定的不对。这不是2034年的事，而是2024年或2026年的事！”2021年8月18日，《约旦时报》刊登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Charles Crulac）、盖茨基金会前首席财务官亚历克斯·弗里德曼（Alex Friedman）题为《美中并非注定一战 》的文章。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和中国注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但未必是直接的国家间战争。其理由有四：第一，两国的任何军事冲突都会迅速变成核冲突；第二，中国的军事实力大幅增长，但在几乎所有重要的衡量标准上，仍然落后于美国；第三，中国已经在全球软实力战争中斩获胜利，中国应对疫情的表现比美国好很多；第四，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密不可分，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其中大部分不能轻易抛售，否则会导致巨大损失。以上四条理由都重要，但第四条理由颇为独特，尤为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也就是说，美国当局有不少人笃定和赌定：中国为了缓和目前紧张的中美关系特别是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眼前利益，不仅不会大量抛售美债，反而还会继续大量增持美债。这一笃定和赌定，不仅是美国当局一些人对企图挽救千疮百孔的帝国继续衰败而开出的一副单相思的宽慰剂，更是他们企图用中国如何缓和中美关系特别是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眼前利益作为诱饵，企图采用相对隐蔽的金融手段从根本上搞乱、搞垮我国而开出的所谓“良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深化改革，可以预言，这一企图必将惨遭失败。前些年，新自由主义如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样在全球肆虐，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却完全忘记了或有意不提垄断亦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同时又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最终则必然是马克思发现并命名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彻底展开，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反抗，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彻底终结，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当今世界，金融是全球市场经济中各种要素的血液和命脉。商品、人才、产业、教育、科技、规制、军事、意识形态等所有霸权的根基和全部的秘密都在于金融垄断。一旦美国的金融垄断和美元霸权有所动摇，那么其他所有垄断和霸权都会跟着动摇。但是，很少有人对此给予揭露。这也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教授的任务不是暴露全部内幕，不是揭穿银行垄断者的种种勾当，而是加以粉饰。”列宁当年对金融垄断者，以及为了个人私利甚至特定小集团利益而依附于金融垄断者这张皮上的众多根毛发，即资产阶级教授的这一抨击，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的资产阶级学者即所谓公知对金融垄断者的粉饰，只会进一步延长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美国人民遭受金融灾难的痛苦期，但绝对不可能避免全球范围内金融垄断者给各国人民必然带来的种种可能和难以预料的灾难。还可以这样断言，金融灾难到来得越晚，那么最终到来的全球性金融灾难便会愈加炽烈，各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便会愈加深重。习近平号召全党学习历史。这对我们透过复杂的历史进程，把握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了解金融帝国主义的历史劣迹，有助于奠定“两头都要准备”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更准确地把握当下金融主权这个关键环节。毫无疑问，当年苏联的解体，首先是西方在苏联的意识形态打开了缺口。但值得我们进一步高度关注的是，紧接着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不仅迷信美国的宪政制度和多党轮流执政制度，而且迷信美国和美元，在金融领域彻底交出国家主权，国家的物质基础乃至经济基础从根本上被撼动。2013年，由党中央批准在全党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播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制作的六集党内教育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的解说词中谈到了西方对苏联的金融战。今年是苏联亡党亡国30周年，在这里让我们重温如下一段解说词：“西方对苏联的货币金融战，也极大地削弱着苏联的经济实力。1961年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1∶1.1。从1989年开始，苏联由原来的固定汇率制‘转型’为双重汇率制。各种国际金融机构蜂拥进入苏联境内，他们用美元购置卢布，特别是在苏境内高息揽储和借贷巨额卢布，推高卢布比值。外汇市场上卢布兑美元的比价很快接近为1∶2。接着，所谓‘苏联国企没有自生能力’‘苏联国企债券被严重估高’‘卢布应更加自由浮动’等各种研究报告充斥‘国际社会’特别是苏联境内。苏联国企证券价格快速下跌。外来投资者则在卢布高位时乘机大批收购了十分廉价的苏联国有企业。由于外资银行大量的短期借债等，引起苏联国内急遽的通货膨胀。1990年11月，外资银行乘苏联汇率改革之机又开始抛售卢布，并引导着卢布对美元的贬值预期，卢布兑美元的比值很快下跌为100∶1。卢布的外汇市场被彻底击垮。1993年，卢布与美元的比值为1400∶1，加上国际套利者低价购入的苏联国有资产和卢布贬值所逃掉的巨额卢布债务，最后卢布对美元的实际贬值程度竟达112000倍这一天文数据。美国仅动用区区几亿美元，在几年内就洗劫了苏联人民70多年辛辛苦苦积累的28万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以上铁的事实进一步说明，苏联亡党亡国，其根本原因是党和政权性质的逐渐蜕化变质，并在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直接导引下，政治上完全放弃党的领导，经济工作特别是作为经济命脉的金融工作完全放弃了国家主权所致。现在的国际政治，已经进入了全球“动荡变革期”。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加大了文化战、金融战和科技战等投入，在世界各地引发“颜色革命”即“颜色叛乱”。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很多国家推动“颜色叛乱”，其根源之一就是通过金融文化侵略，攫取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货币主权，从而可以通过印钞直接用美元支持这些国家的少数西化精英制造内乱；还在很多国家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洗劫这些国家积储多年的财富，制造普遍性的贫困和大量难以维持生存的贫民，从而先后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的金融领域已经布局多年，蓄谋已久、伺机而动，但是，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有力地打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一战略布局和战略步骤。2020年年底，党中央毅然打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一重拳，进一步打击了沆瀣一气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我国制造金融危机、推翻我国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狂妄目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后，以美元为代表的金融帝国主义的金融触角逐渐伸及全球各地。当今全球财富向极少数金融寡头口袋里的集聚已达峰巅，不仅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已达峰巅，美元国债同样达到峰巅。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国债从23万亿美元急速攀升到2021年7月1日的28.43万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GDP的136%，每年仅国债利息支出就接近6000亿美元，但其国家总储备（主要是黄金）才有5000亿美元。最近25年来，美国国债余额一直在持续增加，并始终处在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且国债余额还在逐年增加，使得当今美国持续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2021年9月8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Yellen)还警告国会领导人，如果白宫和国会不提高债务上限，就会造成拖欠国债无法偿还。可以预计，到2024年美国仅国债利息支付就高达上万亿美元，届时必然会导致借新债只能偿还利息却无法偿还本金的危险。美国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本来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已经显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先后延长了美元霸权的寿命。这期间，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断加深着美国对“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这一合作方式的依赖。以上合作方式的深化，亦带来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加速和内外种种矛盾的集聚特别是美国巨额债务的累增。美国为了摆脱这一最为根本和最为基础的经济金融危机，必然会首先想方设法对准我们这个有着3.2万多亿美元的全球最多外汇储备的大国。美国会不惜采用各种非常规思维和手段，企图永久赖掉这些巨额外债。从一定意义上讲，近几年美国连续在新疆、香港、新冠肺炎病毒起源等问题上发起大规模的污蔑宣传，军机公然接二连三地降落我国领土台湾，甚至公然鼓动“台独”分子搞台湾“独立”，在我国南海一再制造紧张局势，鼓动日本重启军国主义，鼓动澳大利亚拥有、制造和部署核潜艇等，其目的之一极可能是企图用这些看得见的硬威胁，威逼引诱我国继续大规模增持美国国债，并确保源源不断向美国输送以美元结算的物美价廉物品和我们在金融方面的无底线开放。我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亦需要看到，我国实行的是干部任期制，改革开放往往也是从易处着手，即提前大规模释放地租、级差地租和超额地租的红利，这就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些难啃的骨头。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到2020年10月初，发达国家债务总额达到了196.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432%；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76.4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245%。其中，美国债务总额为美国GDP的383%。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债务总额已达到335%，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快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从2009年起至2020年，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实行11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规模相应急剧扩张。“十四五”时期，多数省市的债务可持续性堪忧，粗略计算，大约1/4的省级财政50%以上的财政收入将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按照央行提供的统计数据，到2021年7月底，我国企业负债率进一步攀升到1384%，是美国的两倍以上。我国个人从银行贷款总额是67.4万亿元，人均接近5万元。我国广义房地产业（其中包括一些城市非必需的地铁建设等）直接间接债务已经超过银行贷款总额70%以上，我国恒大、碧桂园、万科等地产十大巨头的平均负债率在2017年就已攀升到80%以上。我国现在的房价已处于高位的三难境地：维持当今房价，则住房空置率很高，有学者用国家电网提供的数据指出，一类主城区零用电的空置房占20%；将来房价如果继续直线高攀或者急速下跌，都可能是一场极难应对的金融乃至经济灾难。2021年9月20日，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在记者会上表示，在有需要时，美国政府已准备好应对中国地产市场危机和当地地产商恒大可能违约的风险。我国的社保和医保与欧洲主要国家不同。在欧洲主要国家，国家应支付的部分是充到个人账户的实账。而我国则仅是账面上走的虚账，并没有列入每年的国家预算，社保和医保现在实际支付的仅是单位和个人已缴纳的部分。这次新冠肺炎疫苗全民免费接种，预计到2021年年底完成，疫苗支出可能是上一年度医保总支出的1/3左右，等于新增一笔沉重的财务负担。另外，西方的金融市场已经开辟了数百年，而我们对此积累的经验和经历的教训仅有几十年，对国际金融运行规律和风险评估掌握得远远不够。综上所述，金融安全绝不仅仅涉及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而且从根本上涉及党和政权的安全，切不可轻视和忽视。巩固政权往往需要“三个子”：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从一定意义上讲，其中的钱袋子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物质基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领导下，枪杆子已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笔杆子与钱袋子亦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但其中各自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仍让人忧虑。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仅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同样应是毫不动摇加强党对经济特别是金融工作的领导。经济、政治、文化与外交，是紧密相连、血肉相依的一个整体，绝不是互不相干的“四张皮”。如果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各自为政，不能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紧密合力，非但事倍功半，还极可能犯下不可挽回和不可饶恕的颠覆性错误。习近平关于“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的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等重大战略判断具有重要意义。金融风险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所有风险中最为隐蔽、最为主要、最为直接、最为关涉全局、最为迫切需要化解和破解的风险。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不能懈怠。今后二三十年乃至50年左右，是彻底暴露腐朽透顶、矛盾百出的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其中包括金融制度）的重要时段。2021年9月1日，习近平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把坚持敢于斗争列入我们党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之一。在国家金融安全战线，同样迫切需要这样的风骨、气节、胆魄。我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开放，不仅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而且内蕴着需要更高质量的开放；不仅需要向发达国家开放，同样需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尤其需要向“一带一路”沿岸沿线国家开放。高质量金融开放是高水平金融开放的灵魂；高质量金融开放不仅是对我国和我国人民负责，同时也是对接受我国金融开放所在的各国和各国人民高度负责。确保金融安全是高水平和高质量金融开放的根本性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还先后提出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十六个诸多领域安全概念。在论述经济安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土安全是我们传统安全领域里的显性的“硬安全”；金融安全同样是我们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隐性的“硬安全”。当然，金融安全与国土安全的表现形式与表现特征有所不同。我们亦决不反对在特定条件下在经济包括金融领域所采取的一些必要的妥协举措。列宁也曾明确指出：“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但是，我国的整体经济安全特别是其中整体的金融安全与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等一样，都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是我们国家总体安全观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金融和货币主权愈来愈彰显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与血液，切不可等闲视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个别西方大国休想在我国台湾这块神圣领土上玩弄霸凌或引诱等各种手腕，企图让我们放松对我国金融安全的高度警惕，以用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土安全这一传统安全领域里的显性的“硬安全”来置换我们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金融安全这一隐性的“硬安全”。我们就是要鱼即领土安全与熊掌即金融安全兼得，因为确保鱼即领土安全与熊掌即金融安全本来都是属于我们不可侵犯的神圣职责。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动高质量、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才能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为此，我国应继续高度重视金融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安全问题，必要时召开相关内部研讨会，分别请各个方面包括有不同看法的专家人士畅所欲言，以达到正确的集中决策之目的。这亦是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有困难，但这是为着绝大多数人的困难，所以是前进过程中可以克服的困难；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是为着极少数人的困难，他们的困难比我们多得多，并且是整个历史发展趋势中不可逾越的困难。正义和时间在绝大多数人和社会主义一方，不在极少数人和资本主义一方。对此，我们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心与决心。
本文作者：李慎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黎瑞东、王立强、余云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