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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骏：中国道路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概括为五个方面：（1）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2）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3）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4）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5）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为中国道路和为其做出思想引领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不同阶段的思想成果。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中国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必须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
《决议》清晰地勾画出了由四个发展阶段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百年中国道路：第一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出了一条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走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三阶段，从1978年到2012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四阶段，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时代的变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并进一步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这四个阶段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书写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道路及其成就，《决议》写道：“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里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就是指从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如果说《决议》对于正确道路所取得的成果的概述由于这条道路正在行进过程中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我们从《决议》对正确道路历史意义的说明就更加清楚了。长期以来，我们对国际范围内两种制度的对比关系一直坚持“西强东弱”的基本判断。现在《决议》以“世界范围内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变化”，这是对当今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态势的新的判断。《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和所走过的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了概括：“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赶上世界历史步伐，并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成功引领未来世界的发展。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道路决不是仅仅包括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生产总量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它还包含有根本社会制度变革，即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径直奔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变迁的飞跃道路。中国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决议》将每一个阶段的中国道路都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指引下所实现的飞跃的实践成果。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了人类历史在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阶段的时代任务。社会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人类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和大潮流面前，各国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任务便是将马克思主义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开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经过俄国的发展而传入中国。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道路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由此可见，中国道路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即共产主义道路。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许多人不能正确地解读中国道路。有的人只愿意承认中国道路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生产总量方面的成就，却否定中国道路是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历史形态变迁。也有人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中国道路，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倒向了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道路的片面理解。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辩证的发展观点来认识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经历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会把社会主义道路看做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和曲折的历史过程，就应当认识到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就不会随意否定历史上的道路，随意否定现在正在继续走的道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愿意接受中国道路，也肯定中国道路在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两方面的成就。但是，他们认为，中国道路没有遵循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五形态或者三形态说的社会演进顺序，他们进一步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已经不能解释中国道路。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不断地有人提出“重建”“重塑”或“重释”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这涉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不能科学解释20世纪和21世纪的社会主义？
事实上，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1917年列宁发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就有不同的意见。十月革命胜利，证明了列宁的理论和主张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和俄国国内的不同意见总体来看是平息了。但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一直都反对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例如，考茨基诅咒十月革命所诞生的苏联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列宁批判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列宁以革命的辩证法论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发展顺序上表现除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随着20世纪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局面以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道路和相应的列宁的这一理论又遇到了挑战。中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讨论中有许多中国学者坚持否定苏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立场。其实，否定人类社会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道路，不仅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且也严重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科学地阐释中国道路，就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由于篇幅所限，对于这个理论问题的论述，不能在这里展开，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拙文《论〈资本论〉的俄国化和中国化》（《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4、5、6期）。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说人类社会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恰恰相反，俄国和东方社会国家之所以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作为人类的一个重要部分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时代任务，取得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明成果。一定意义上说，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道路，也是要归功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没有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矛盾激化，人类社会是不会走到能够建立任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当然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在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和文明成果，其形式不是将自己变成资本主义，而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辩证地吸收和借鉴。
在《决议》序言中提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习近平同志率领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将是继续沿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