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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谈学习党史
·编者按·
学习时报自2021年2月10日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老一辈革命家谈学习党史”特别栏目，共刊发《毛泽东谈学习党史》《周恩来谈学习党史》《刘少奇谈学习党史》《朱德谈学习党史》《邓小平谈学习党史》《陈云谈学习党史》6篇文章，现予以集结推送，以飨读者。
毛泽东谈学习党史
作者：熊杏林
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百年中国沧桑巨变，百年大党胸怀千秋伟业、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百年历史，是共产党人前行的动力，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激励我们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研究党史的号召。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70多年过去，这篇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仍然闪耀着科学的光芒，为学习研究党史指引方向。
学习研究党史的目的意义：“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创造些新的东西”
1941年的中国共产党，在20年的斗争中，既经历了胜利也经受了挫折，既出现过“左”的错误也出现过右的机会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带来很大危害。遵义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开启的。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中开宗明义，“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在报告最后，毛泽东结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体会，点明了学习研究党史的另一层目的，“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学习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古今中外法”
关于学习研究党史的方法，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但对于什么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毛泽东有着自己独特见解，而且创造了专属术语——“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说：“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借用这个意思，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他还提出，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古今法”，就是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问题，而他的“中外法”，就是要从矛盾对立面角度看问题。综合起来，“古今中外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主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重要的党史文献。《六大以来》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党员干部反映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不少人由此产生了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1942年，毛泽东又应党员干部的要求，主编了《六大以前》，收入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1943年，毛泽东在《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基础上，挑选能够代表和反映中共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文献，编辑了《两条路线》。这三部文献，从延安整风直到今天，都是党史学习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和理论指导。
学习研究党史的基本思路：历史分期
对历史进行分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旨在揭示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毛泽东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他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了三个阶段划分：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毛泽东作出这三个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是“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所打击的目标”和“我们的路线”。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过，“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不仅如此，对于“革命的准备”阶段的研究，报告有大量篇幅。毛泽东说：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离不开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报告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此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当然只看客观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报告中，他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进行了研究，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关于辛亥革命，毛泽东说：“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毛泽东这些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要走进历史，把问题还原到产生问题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去研究的重要论述，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把握，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卓越智慧。(作者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周恩来谈学习党史
作者：李庆刚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史。从少年时代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宏愿的周恩来，自1927年开始，在党的核心领导层的岗位上一直工作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奋斗的一生，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历史的一个缩影。对于党的历史，周恩来烂熟于胸;对于学习党史，周恩来高度重视。周恩来谈学习党史，重在结合工作实际，在很多情况下也把自己摆进学习中，通过现身说法，把学习党的历史的经验和体会自然而然地讲出来，可谓润物无声。周恩来谈学习党史，涉及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等，内容丰富，意蕴深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习党史，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精神密码。
学习党史，能使我们认识到树立和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之于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周恩来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自我解剖：“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周恩来率先垂范，推己及人。他强调，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能因遇到一点挫折而气馁，必须具备坚定的革命精神。他指出：“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周恩来深谙人生和党的历史的辩证法，他认为“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练人的”。他强调：“我们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吃苦中得来的!”这种吃苦的革命精神，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周恩来指出：“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融入和体现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奋斗过程中，这正如周恩来所强调的，“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学习党史，不能忘记人民群众这个根本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人民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恩来强调，学习党史，不能忘记人民这个根本。
在党的历史上，周恩来是较早使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的领导人。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在论述了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基础上指出，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0月在接见来京的老根据地代表时，周恩来强调，“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来说的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周恩来还与大家重温了党的历史：“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1959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溥仪等首批特赦战犯时，再次强调指出：“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人民的胜利、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人民英雄的浴血奋斗和奉献牺牲。周恩来强调“饮水思源”，强调学习党的历史不能不铭记人民英雄。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和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碑文。碑文由周恩来亲自手书，内容为：“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对于书写碑文，周恩来高度重视。为了写好碑文，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前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周恩来还亲自来到工地，征求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刘开渠的意见。周恩来诚恳地询问：“怎么样，行不行?”刘开渠说：“从前只看过您的题字，还没有看到您写这么多、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周恩来的书法浑厚凝重，严谨大方而又富于变化，体现出他不忘人民群众这个根本，用心讴歌人民英雄、郑重书写党的历史的真挚情感。
学习党史，要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奋斗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周恩来多次强调并引用毛泽东的话，寄语大家“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49年5月，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周恩来专门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毛泽东”。如何学习毛泽东?就是通过学习党的历史来学习毛泽东，就是学习毛泽东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精神，就是“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而毛泽东的这种作风，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对于毛泽东所总结强调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周恩来更加重视并不断予以强调和弘扬。1964年10月，周恩来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党的历史。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在演出中突出表现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他说：“我们不仅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三个法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国以后十五年依然如此。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分析，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基本的原理还是一样。”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周恩来特别强调党要有铁的纪律。他指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
学习党史，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的观点和方法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史承载和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知史才能爱党，知史才能爱国。周恩来强调：“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郑重对待党的历史，重视党史的叙事、编纂和书写。鉴于党史资料是记录和反映党的活动、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是编写和研究党的历史、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源头活水，周恩来十分重视并亲自抓史料的征集和利用工作。1959年4月，他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撰写回忆录，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和掌故，为编写历史提供素材，“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周恩来强调，“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研究党的历史，不能简单化、标签化，还要研究它的对立面。周恩来说：“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他说：“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很有些东西可写的。”周恩来强调，对党的历史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比如，对于学习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他指出：“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比如，对于党的六大，周恩来既肯定了其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方面的认识基本上是对的，也具体指出了其关于革命中心问题、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等方面的认识存在不足。再比如，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它是两头好，中间差。周恩来进一步具体指出，“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平均每八年是一个时期——1919年至1927年是初期，1927年至1935年是中期，1935年至1943年是后期，“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这一评价全面客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刘少奇谈学习党史
作者：刘荣刚
刘少奇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党史学习教育发表了很多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有益观点。回顾学习刘少奇的这些论述和观点，对新时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学习历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刘少奇的一生，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紧密相连。他对党史、新中国史非常关注和熟悉。1939年初，他撰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报告大纲，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条件、经过和各个阶段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带头学习党的历史文件和决议，多次讲述党的历史问题。他主张，对许多不清楚的党内历史问题，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1951年上半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30年历史的简明党史。刘少奇倾注了很大精力，3次修改全文，共修改了480多处，加写了不少内容。1961年6月，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作报告，回顾总结了党的光荣历史，阐述了党的任务。
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一个事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完全解放而奋斗，一直达到共产主义。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40年来，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中国进行人民民主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历史”；“是建设中国近代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根据地上试验成功，借以教育我们党与全国人民的历史”。
刘少奇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前进与后退，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与后退。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前进了，中国也就前进，中国历史也就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后退了，大概中国是不会好的，也是要后退的。他认为，如果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就不能了解中国的现代史。
学习历史是提高理论修养的需要，“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
刘少奇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重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他在1938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命题后，有了写作论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想法。1939年刘少奇回延安后，在马列学院讲了加强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问题，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发表。后出版单行本，一版再版，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刘少奇提出，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要求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等方面的修养。
刘少奇认为，革命的行动受革命理论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但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1941年他在回答宋亮（即孙冶方）的问题时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他提出，“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
刘少奇提出，提倡党内理论学习，“十分必要”。他强调，“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不学历史，就“理论不起来”。提高理论修养，要研究和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刘少奇引述毛泽东的话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当前运动的实际情况，研究本国和世界的历史，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行动，并且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较低的同志。
刘少奇主张，提高理论修养、加强理论学习，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它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刘少奇有深刻论述，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欧洲人，讲的是欧洲话，用欧洲文字写书，主要讲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现在把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变成中国字，而且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刘少奇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他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完整概括和系统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
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历史的结论。他指出：“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学习历史上的革命经验”“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
刘少奇善于向实践学习、向历史学习，他提出要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必须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革命者，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这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党员干部真正懂得了党的历史经验，就会增加无限的信心与勇气，避免许多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把工作大大地推向前进。
刘少奇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党员干部要认真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善于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重大问题和基本经验的研究，使研究适合于党的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全党要展开一次新的学习运动，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他提出，“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只有这样，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维护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党经常的正确的领导，才能在今后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
刘少奇指出，成功往往要经过许多挫折，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有可能得到成功。他认为，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也犯了许多错误，得到了正面经验，也得到了反面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从两种经验的比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样，就能够增强“免疫力”，更快地学好革命和建设的本领。
刘少奇要求党员干部用心研究中国党的历史经验，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学说，“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只要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自己，我们就能以完全巩固、完全准备好了的姿态，迎接伟大光明的时期的到来”。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编审）
朱德谈学习党史
作者：潘 宏
在党的领袖中，毛泽东称赞朱德为“人民的光荣”，周恩来高度评价朱德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因为朱德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经历最全面，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最典型，他心甘情愿地“投降无产阶级”，作为“红军之父”在人民军队创建史上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足迹遍及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向中央写的调研报告最多，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的一生与中共党史密切关联，朱德谈学习中共党史对后人有诸多启发和借鉴。
学习党史，要用“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筑牢思想根基
朱德1886年出生于四川仪陇佃农家庭，受过两年新式学堂教育，深明“读书不忘救国”道理，曾立下“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1909年，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投笔从戎，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后在辛亥革命、反袁复辟和反段祺瑞独裁统治斗争中，驰骋沙场成为战功显赫的滇军名将。朱德远渡重洋追寻共产党追求救国真理的故事曾被传为佳话。朱德婉拒孙中山重入滇军辅助革命的建议，因为他“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对孙中山“为什么不去没有封建制度又有很多进步制度的美国”留学的疑问，他如此答复：“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在德国，朱德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次讨论中，当许多同志惊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时，朱德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拯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朱德世界观的改变，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中国革命的深刻思想认识。此后，朱德一生关于中共党史的总结与学习，始终与他的坚定信仰和意志、党性原则和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从未动摇。朱德经历十年“文革”，依旧信仰坚定，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井冈山、瑞金、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1975年春节，他在住处会见前来拜访的宋时轮，在谈到学习时，不断强调共产党人信仰的重要，认为党史学习要追根溯源，要认真“学习马、恩、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四届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时，89岁高龄的朱德备受鼓舞，多次提笔写下“革命到底”条幅以铭志。临终前不到两个月，朱德还拿着自己看过的新译本《共产党宣言》，到中央党校去看望译者成仿吾畅谈感悟。他忠实践行了终生“革命到底”的誓言。
学习党史，要尊重历史弄清真假马列主义
延安整风是全党同志对中共党史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总结。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参加延安整风，协助清理中共党内路线是非问题。整风期间，朱德作为军事高级干部学习组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共党史，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注重从党的历次挫折中汲取教训，纠正党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中的偏差。1942的12月4日，朱德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深刻分析教条主义在党内长期统治的原因，指出，“大多数同志学习马列主义不够，分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同时，中国又非常需要马列主义，因此，当错误路线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时，大家就相信了。所以，今后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使那些冒充的马列主义、假招牌的马列主义非收起来不可”。他高度赞扬毛泽东实事求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魄力和能力，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书不唯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系统分析教条主义危害的同时，朱德点名批评王明，指出，“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诚恳恳地做一点工作……”。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与毛泽东有着“朱毛不可分”特殊身份的朱德，在整风中为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作出了重大贡献。尊重历史，强调从党的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中分辨真假马列主义，可谓抓住了党史学习的根本，有助于党员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做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贯彻者和执行者。
学习党史，军人要树立终身为党服务的思想
朱德在德国期间，曾给中共旅欧支部写信，表达个人的学习志向“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1944年，在延安组织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特意谈到了《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背景及其在我党建军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象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古田会议前后，朱德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探讨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他诚恳地表示“对过去的那些我收回”，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拥护党的决议，坚决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朱德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还特意讲了军人与党的关系，“这一次选举，军队里的负责同志当选的相当多，所以，有些同志担心将来会不会以军治党？这个事情，请同志们放心。因为我们党不是才发展起来的，又经过了整风，又有毛主席的路线的。另外，我们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去服从党。我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就宣誓服从党。因为我是军人，应无条件的服从党，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党培养成的，我们每一个军事干部都一定要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朱德参加南昌起义时，是南下部队的开路先锋，“三河坝分兵”后，他负责指挥起义殿后部队，最后担负收拢失败后四散撤退的起义部队坚持斗争，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的权威诞生于南昌起义后灭顶之灾后的重生，为革命军人如何学习中共党史树立了光辉榜样。
学习党史，要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年事已高，但他敏锐地感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比民主革命更为复杂、更为漫长，探索任务更加艰巨。为此，他每年都利用2—3个月或更多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对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领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中肯意见。他建议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他对党无限忠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调研情况。他认为，“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从1951年至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中包含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1960年，朱德远赴陕西、贵州、四川、河南4省考察，当切实感受人民的苦难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阐明自己的调研观点：中国各地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不同，物产和生产水平差异大，应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而不能“求其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5年12月30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应该让农民致富，群众生活越富越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意义重大。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 ）
邓小平谈学习党史
作者：蒋永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学习党史，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就学习党史问题，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发表过很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阐释了党的光辉历程、理论成果、宝贵经验和伟大精神，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用全面科学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党的历史中有领导正确和取得胜利的经验，也有遭受挫折和受到损失的教训，如何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是学习党史中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在许多场合经常讲党史，讲完之后他曾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
1943年11月，39岁的邓小平领导北方局整风运动，此时，延安的整风运动已转向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整风审干阶段，他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回顾建党22年多的历史，将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与挫折，同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党的事业的胜利发展相对照，得出“深感整风的重要”的结论。这个讲话较早使用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对于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
邓小平提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他领导和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过17次重要谈话，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智慧。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该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科学地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初期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邓小平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邓小平熟悉我们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在回顾党史时，他常说，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致开幕词，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特别重视从学习党史中汲取开创新事业的精神动力。有一次，他看了一份材料，说党的四大时全国只有900多个党员，就这么900多人的一个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以后又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看完这份材料后，他感慨地说：“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不要小视我们的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说，我们党同样“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
改革开放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随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从而坚定全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会见外宾时，他常常谈到改革、开放、搞活方方面面的理论与实践。关于中国道路，他说：“我们相信会成功的。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
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青年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学习党史可以铸魂补钙，保持理论清醒和政治坚定。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年轻人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一些不解和误会。邓小平认为这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后来强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他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出现一些消极因素，表现在思想理论领域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2月18日，他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阐释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程，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他提出：“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用历史教育青年，就是要说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而这个选择完全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实际作出的；就是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就是要用党史中蕴含的宝贵革命精神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回顾亲历的党史人物和重大事件
邓小平辉煌的革命生涯就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党史画卷。他特别怀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先烈。1963年，他为广西军区政治部编辑的《广西革命回忆录》题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韦拔群是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也是邓小平特别怀念的革命先烈之一。1962年12月，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满怀深情地写下长篇题词，足足有200多字，可见他对韦拔群缅怀的情感之深。
八七会议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23岁的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50多年后，1980年7月，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特地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故地重游，他给随行人员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当纪念馆的同志请他讲讲八七会议与百色起义的关系时，邓小平强调说：“首先要讲八一南昌起义。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
遵义会议是党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31岁的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触景生情，他对随行同志肯定地说：“会议室找对了。”接着，他指着会议室里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个角里。……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觉得窄了。”1965年11月21日，邓小平再次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在后来领导和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关于遵义会议的评价，邓小平明确讲“这个事情我清楚”。决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删除草稿中“实际上”三个字。
从1938年起，邓小平先后担任129师、晋冀鲁豫军区、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政委，他同刘伯承亲密合作，带出了一支威震中外的刘邓大军，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赫赫战功。他对二野很有感情，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回想战争年代，邓小平讲了很多故事。对二野总的评价是：“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二野之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靠的是什么？邓小平认为靠的是内部的团结，他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回顾往事，邓小平说“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从邓小平讲的党史故事中，我们倍加感到百年党史的艰苦卓绝，也进一步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编审）
陈云谈学习党史
作者：徐建平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奠基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经历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陈云极为重视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研究。
洞房给新婚妻子讲党史
延安时期，“陈云在洞房给新婚妻子于若木讲党史”曾经被延安的党员干部传为佳话。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由于疲劳过度，导致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一时非常严重。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从陕北公学选调学生党员于若木来护理他。
到陈云身边工作，于若木后来回忆道：我去后，只是给他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因为医生要求静养，他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便经常和我聊聊天，有时还让我唱革命歌曲，我唱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给他听。相处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不久，我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同志把他作为我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把他请来，向他说明了我们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我二哥对陈云同志的印象甚好，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在1938年3月结了婚。我们的婚礼十分简朴。结婚那天晚上，陈云只花了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婚后不久，陈云曾用3个晚上给我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对党中央造成的威胁，讲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以后，陈云又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五个月，结业后，我又进了马列学院学习。到那里讲课的，大多是中央领导同志和在延安的大学者。陈云也去讲过党的建设。这门课的内容十分严肃，他讲了一个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就是要奋斗到死，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干到“翘辫子”，给学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坚定了大家革命的信念。由此可见，陈云十分重视党史的学习。陈云比于若木大14岁，此时陈云已经是个经过生死考验的成熟革命者，而19岁的于若木只是个学生党员。用于若木的话来说，“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越显得自己幼稚无能。”对党员的教育，对自己亲人的教育，陈云同样严肃认真。
对党史问题要实事求是
陈云对党史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一贯坚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曾经担任陈云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回忆在陈云身边工作时，听到他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述。比如，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关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等。
1932年2月，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叛徒口中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用的别名，便想出在报上刊登“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假消息的毒计，企图瓦解共产党的人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事被“四人帮”用来攻击周恩来。周恩来当即驳斥，指出这是敌人的造谣。但因为当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对敌人的阴谋并不知情，对当年地下党辟谣的情况也说不清楚，便打电话问陈云。陈云虽然在当时的临时中央，但已经离开特科，到全国总工会工作，只知道是敌人造谣，并不知道辟谣的具体经过。为防止他们再拿这件事做文章，1972年5月，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称自己知道这件事，并指出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得到平反，有关部门召集这些同志开座谈会，请大家回忆地下工作的历史。陈云作为原中央特科的领导人，接见了这些曾在隐蔽战线为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同志。陈云在讲话中就提到要把“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搞清楚。后来，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陈云的意见，联合撰写了《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伍豪启事”完全出自敌人之手，我党地下组织在其刊报后，采取了巧妙的办法给予揭露。
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陈云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历史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1983年7月，辽沈战役纪念馆请陈云为他们编辑的《辽沈决战》一书题写书名。陈云把书稿要来看后，让秘书整理了《对编写<辽沈战役>一书的意见》。对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些敏感的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陈云实事求是的分析令人信服，为正确评价东北解放战争历史提供了科学依据。
推动解决党内重大历史是非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强调要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头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推动邓小平复出、平反冤假错案、科学评价毛泽东等党内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的作用。
1977年3月10日，陈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前，与胡乔木商量，又征求耿飚、王震等老同志的意见，非常郑重地写了200余字的书面发言稿。3月13日，陈云在西南组作书面发言，明确提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的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陈云的发言不同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会议工作人员要求陈云修改这篇书面发言，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被他拒绝。3月17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复出的又一次呼吁。4个月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复出，顺应了历史的要求，符合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为顺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1978年11月12日和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两次发言，先后提出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全力支持有错必纠，积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他领导中央纪委直接负责复查刘少奇、瞿秋白等在全党全国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平反工作，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
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对此，陈云反复强调，“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陈云的意见为统一全党的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云有关学习和研究党史问题的论述，是他学习哲学和一生遵循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对我们当前学习“四史”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系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唯实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