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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
本期导读
马学为体
西学为用
国学为根
世情为鉴
国情为据
综合创新
专家简介
程恩富教授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曾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美国《每月评论》和《科学与社会》、日本《经济理论》、俄罗斯《政治经济学问题》、越南《当代中国研究》等十个国家的报刊发表60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40多本（套）书。论著被转载或转摘数千次；海内外报刊等媒体采访数百次。30多次获中国社科院、中国和世界级学会及上海各种优秀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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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
推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可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
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
西学，指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经济学。西学为用，就是在马学为体的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运用，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体”服务的。
强调国学为根，就是要重视中国古代及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在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必须确立世界的眼光，面向全球范围的经济实践，做到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知己知彼，方能科学地推进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科学把握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以及世情和国情两大空间范围内的实践，最终都要落脚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下已呈现出五大发展态势：注重对国内外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探讨、注重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术语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分析、注重用与时俱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01月21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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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
三、经济学现代化的总体创新原则
改革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直是经济理论界热门话题。1994年初，程恩富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①]一文中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作了总体判断，后引起连锁反响。近年来，这个话题又被一些学者以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如何推进“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等形式提了出来。在上述问题引导下，目前理论界流行诸如“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必须西方化或国际化”、“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是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取代是改革方向”、“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只有先从组织上让非马克思主义的‘海龟’执掌院校”之类的解答。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中国经济学作为应当科学地揭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必须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挑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科学发展的要求，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正确提问，就决不是如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接轨、使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问题。而应当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进中国经济学在科学轨道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化的问题。
分析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就其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而言，可以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②]下面拟阐述对这一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马学为体”
“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③]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马学为体”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根本原则，一旦偏离这一原则，理论创新将难以为继，经济学的现代化将偏离科学化的轨道。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空发展概念，而是在时空发展中的不断科学化的过程。只有“马学为体”，才能保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创新始终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强调“马学为体”，有必要纠正近些年来流行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误区：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流派。二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割为“革命的经济学”与“建设的经济学”。三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只是意识形态非学术。四是认为生产力先进的美欧国家，其经济学也一定是先进的。
在追求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坚持“马学为体”，就越能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而越是偏离“马学为体”，越是追随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越难以实现科学的现代化，而且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学陷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的可悲地位。
（二）关于“西学为用”
撇开自然科学，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指阐述近现代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就整体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保持着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科学的固有特征，如：表面性、片面性、主观性、虚伪性、辩护性和庸俗性，因而从整体上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
但是，不能“西学为体”，并不等于不要“西学为用”。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借鉴和利用。按照我国古代哲学的“体用”一般含义，“‘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表现和产物”[④]。用这种“体”“用”一致的思想看“马学”同“西学”，可以看到，两者之“体”存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基本思想的根本区别；相应的，两者的“用”或者说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存在一系列差异，例如在理论形式上，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经济学两大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板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再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有机理论体系。然而，如果把“马学”与“西学”的“体用”区别绝对化，以为“马学为体”就绝对不能借鉴、利用“西学”，那就陷入了孤立地对待“马学”、“西学”的形而上学误区，在思想方法上就连近代的张之洞都不如了。
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在西方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有的描述了社会分工制度、市场竞争机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的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危机的不可避免，有的创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分析、调控和预测方法，有的揭示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某些规律，有的对企业管理一般制度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有的形成了经济政策学，凡此种种，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状况。只要我们能够剥离其不科学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充实，就能提炼出科学的经济思想。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树立了讲科学的榜样。一大批原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经过马克思革命性的批判、分析和借鉴，以崭新的含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的系统。
这里有必要指出，决不能把“西学为用”与一种流行的倾向混同起来，这种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应用价值，在解决市场的实际经济问题方面只能用“西学”。改革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应用领域进展受阻，因为一些应用经济学的学科负责人以基本照搬西方应用经济学为“创新”，存在一种“学术惰性”，由此产生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有应用价值这种错觉。我们必须克服这一“学术惰性”，树立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自信和自觉，努力构建或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应用经济学学科体系，如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心理学、经济美学等。为此，也决定了我们应当尤其重视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努力吸收“西学”这方面的有益元素，加快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经济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样的“西学为用”（毛泽东是提“洋为中用），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术及其中国化的“体”服务的，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三）关于“国学为根”
撇开自然科学，国学是指中国古近代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指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古为今用”，“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他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各种经济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反映。它们直接、间接甚至扭曲地反映着的，不仅有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因素，而且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属于中国从古到今的“根”或者借用生物学的说法，属于中国经济形态的“基因”。只要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还存在，这些“基因”就会存在。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因素，才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诚然，我们所说的“国学为根”，并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弘扬“国学”，而是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
历史地看，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包括许多给当代人诸多启发的科学成分。它们是很了不起的。例如，我们在史书中可以读到“劳则富”[⑥]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⑦]、“治国之道，必先富民”[⑧]、“俭节则昌，淫佚（逸）则亡”[⑨]等等，这些经济思想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富民才能强国，主张爱护劳动力，珍惜劳动时间，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我国古籍中关于预先规划国家经济活动（如《管子》的“国规”思想）、封山禁猎、封湖禁渔等记载，包含着从全局布局生产力，力求经济持续发展等等，可以说是现代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声。这些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要求，具有长远的历史价值。
研究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还有助于增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力，纠正那种一讲经济现代化，就想到西方经济学的自卑乃至盲目崇洋心理。历史展示出我国古近代产生过许多卓越的经济思想，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产生了《管子》（相传为崇奉管仲的一些学者所作）这样的系统论述经济管理的著作，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思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财富与劳动的关系，阐释了分配、消费、增长、贸易、财政以及市场、货币、价格等广泛的经济范畴，堪称世界范围内的罕见的经济学辉煌巨著；产生了一批具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如墨翟把“利”归结于物质财富，那时就提出了与西方近代斯密思想相近的“交相利”的思想（彼此相利，利人就是利己）；范蠡提出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循环论[⑩]，这些思想都可与西方古希腊色诺芬等思想家对人类的贡献相媲美。就近代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思想而言，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反映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康有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皇的改良主义者，但他的《大同书》,是用“国学”语言和智慧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终极经济模式，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最具想象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列，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和终极者，成为“马学”的同盟者；体现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经济思想也并不单纯是西方的舶来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扶助农工的中国式的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平均地权和抑制私人大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也有“马学”和建设国有经济为主导和控制力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初级社会主义可溯源、可借鉴之元素。
（四）关于“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
“马学”、“西学” 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的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
——“世情为鉴”。“世情”有丰富的含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指整个世界及各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演化和发展状况。“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例如，世界新自由主义主张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宣扬“私有产权神话”、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福利个人化。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推行下，一度成为全球盛行的经济学思潮。然而，综观近10年左右的这种思潮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出现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几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几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并没有通过私有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近年来，拉美国家纷纷倾向“社会主义”，这显示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化阶段正逐步走向衰败，经济全球化终将趋向社会主义主导的阶段。以上述“世情”为鉴，中国现代经济学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应采取分析和甄别的科学态度。
——“国情为据”。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着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以及城、乡差别实情。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围绕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中国经济学有必要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要充分看到，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中国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共同致富的典型，如河南的南街村和刘庄、江苏的华西村、长江村等。从它们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发现前无古人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有效结合的新规律。只有从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五）关于“综合创新”
上述理论上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实践上的“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它们最终要落实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要求在综合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外经济实践，科学创新已有的经济理论。没有分析，就不可能综合；没有在不断分析过程中的相应的不断综合，也就不能做到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综合。因此，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在结合当代中外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提供的经济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他们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综合创新”，乃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外国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其中包括分析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激进经济理论、凯恩斯左翼经济理论、克鲁格曼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以及“中心—外围”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积极汲取当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系统学、场态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1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参考文献和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