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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月红、周进：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和发展
（二）第一个历史决议的重大判断深刻蕴涵正确党史观的基本要义
（三）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共产党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深远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历史问题，也是政治问题。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新篇章，也揭开了党的历史的新篇章。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探索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曲折和失误。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起点，党内外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然而，当时还存在一些对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特别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等重要政治问题。
正确认识、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并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结论，是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必要条件。邓小平指出：“要对三十一年的历史作个总结。这是党内外的普遍要求。过去的问题已经结束了，需要作个总结，不走这一步不行。”[18]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立。起草工作历经1 年零8 个月。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学术探索、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产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提供了宝贵基础，拓展了研究视野和领域。
1.胡乔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6月底，《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部讲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历程的文稿，经毛泽东、刘少奇修改审定后，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先后由《人民日报》发表和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弱点”，但胡乔木以“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的脉络的本领”[19]，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完整梳理，对党史分期和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论述，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体系框架，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30 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20]，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史的权威教材。作为党史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所创设的研究体例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党史教学与研究中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两次被教育部指定为高校党史课教材代用本和毛泽东著作讲授提纲。
2.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为了满足国内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迫切需要，也为满足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过几种类型的《毛泽东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教育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的主要工作有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毛泽东在审阅计划收入的文章时，一方面选定编目，拟了一些标题，另一方面对有些文章的内容作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大量的题解和注释，有的是对重要历史背景的说明，有的是政治性、理论性的阐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出版，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有力促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64 年3 月，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21]《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本，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著作中最具权威性的版本，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权威文献基础，为丰富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发挥了极大推动作用。
3.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展。1949 年7 月1 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其以“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22]为宗旨。1951 年7 月，中国史学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历史学开始了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从以唯物史观改造旧史学到全面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重要时期。对于史学界来说，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主要解决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普及了唯物史观，树立了劳动的观点、正确的阶级观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观点、历史主义的观点，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出版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既有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也有深入探讨的断代史成果；既有民族史的研究，也有对地方史的考察；既有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与文物成就的著述，也有各种大型史料丛刊的编撰①参见曹家齐：《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1999，第146-147页。这些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史学成果的面世，进一步巩固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的思想理论内涵，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4.党史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版的党史论著、党史讲义数量逐渐增多，如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0 年）、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4 年），成为全国干部、青年和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和政治理论课的教材。1961 年历史主义思潮兴起后，胡华于1962 年撰写的《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反思了“史学革命”中的极端做法，强调“党史科学也是历史科学”，自有其“逻辑、系统性和科学性”[23]，是这一时期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大量党史文献资料，如报刊资料的影印出版、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回忆史料的整理出版等②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布尔什维克》等19种革命期刊和《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大公日报》等6种党报影印出版；《毛泽东选集》《李大钊选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资料汇集》等文献资料整理出版；《跟随毛主席长征》《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文史资料选辑》《星火燎原》等大量回忆史料出版。参见王炳林等：《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第77-78页。为全面系统推动党史研究提供了扎实史料基础和研究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极大推动了党史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由此，新成果不断涌现，党史研究日益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回顾和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穿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深刻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就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研究、阐释和回答，彰显了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进程与前景、成就与经验。
1.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在指导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也要对历史功过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24]291-292。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的一生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全面认识，放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艰辛探索，努力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主、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把握。在全面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同时，这一决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科学揭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坚持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辩证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第二个历史决议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运用到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的工作之中，以总结历史经验为认识和研究党史、新中国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特别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但新中国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开辟拓展和深化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新中国成立32年的历史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 年、“文化大革命”的10 年和历史的伟大转折四个阶段。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必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要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7]30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同两年“徘徊”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联系起来，贯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初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起来，深刻阐明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政治前提和理论准备①参见宋月红：《“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于党史、新中国史理论之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
3.改革开放之初就鲜明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点。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同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0个方面，并作了阐述，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较早和较完整地阐发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阐述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由此而来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党的工作重点；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明确提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些主要点实际上是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概括。在此基础上，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深刻揭示党史、新中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深刻蕴涵着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第二个历史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分析新中国成立32 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公正评价其中的功过是非；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团结一致向前看[24]291-292。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17]61
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内容，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认识历史问题、历史是非，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和意志，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统一思想、团结奋斗和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础，是确立和进一步发展正确党史观的重要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此后，199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00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201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等三部权威著作，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正确党史观的深化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总的依据，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必然。正如胡乔木所言：“在这70 年里，党曾经进行过哪些斗争，取得过哪些成就，犯过哪些错误，书中可以说大致写得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吞吞吐吐，含糊其词，既没有歪曲，也没有夸大和贬低。”[25]该书对党史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如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该书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结束语中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的估计，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成就，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认识[25]。
2021 年是建党百年，我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实现，走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赶考之路上，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第一个百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为第二个百年汲取历史智慧和历史自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刻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反映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第三个历史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体现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党的历史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6 月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2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是正确党史观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学习研究党史、树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的根本遵循。党史研究以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为指导，继续在新时代繁荣发展、守正创新，不断强化和拓展。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其理论渊源是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7]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28]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其实践基础建立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之上的。两个大局，是重大的战略判断，也是重大的战略决策依据。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融合交汇，为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空间；胸怀两个大局，是谋划工作、指导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的基本内涵。共产党人树立正确党史观，就“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29]。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准确把握百年党史中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只有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才能正确认识党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任务。总之，只有用科学的认识方法，才能形成宏大全面的历史观，才能充分认识到百年党史“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30]。共产党人树立正确党史观，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一方面必须针对错误思潮进行理论辨析，剖析其错误根源，使人们认清它的真实面目和背后目的：另一方面要讲好党史故事，引导人们正确地看待党的历史，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彰显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是一种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指运用宏观的视野分析看待历史，全面系统把握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科学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述，从宏观的历史进程、从历史长河中得出科学结论彰显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是从时间的长时段、空间的宽视野分析把握历史，其原因是：历史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时间、空间和主客观方面存在普遍联系，即“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31]。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32]1182018 年 12 月 18 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33]“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32]235-236。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密不可分，应真实、全面、联系地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大历史观，回顾往昔，直面现在，开创未来，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总结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刻论述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重大问题，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贯通起来，与人类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在新的征程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和宝贵历史经验。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总结为五个方面：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就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只有继续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才能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历史就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条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而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决议把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总结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党只有直面各种矛盾，不断破解矛盾，才能在斗争中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之间的关系，胸怀两个大局、胸怀天下，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4]，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第三个历史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决议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决议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党团结带领人民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34]。
第三个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既有政治高度，又体现出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新的重大判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13个方面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新的提炼和概括，由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八个明确”提升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十个明确”，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历史使命和战略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决议首次将“两个确立”并列提出来，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决议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是一个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34]。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整体、全局出发，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第三个历史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彰显了百年大党的历史自信、政治自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洞察时代大势，回答时代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深刻阐明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展现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光明前景；科学揭示党带领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第三个历史决议站在新的起点上，准确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历史自信的赓续性，有利于不断增强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主动，不断提升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对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深化党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党在百年奋斗中通过三个历史决议，确立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为深刻认识党史、研究党史、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1.三个历史决议为确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审视历史的基础上，把握历史逻辑，总结历史规律，形成新的理性认识，实现理论创新创造。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推进理论创新创造的过程。在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要求是，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35]，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这些要求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充分体现，也是确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制定历史决议一以贯之原则要求的高度总结。
2.三个历史决议为确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形成了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根本立场和根本方法，也是把握三个历史决议思想精髓的关键。只有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才能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才能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才能寻找到总结历史经验的正确方法。三个历史决议坚持站在人民立场、立足中国实际，依靠集体智慧，总结历史经验，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3.三个历史决议为确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树立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重大历史关头，往往是党面临的客观形势和中心任务即将或已经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三个历史决议所处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但都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胜利前进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于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关头，“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6]76。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于改革开放大潮初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于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为全党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确立正确党史观、丰富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再到深化和拓展正确党史观；从深刻回答什么是党史、如何认识和研究党史，到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再到深刻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全面总结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极大增强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团结统一，必定更好地指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宋月红（196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周进（1977—），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