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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云泽、刘同舫：超越“中西文化之争”：从“比较式对话”到“合作式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之争；比较式对话；合作式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西文化之争”及其比较式逻辑思维
“中西文化之争”的议题是伴随世界历史的开辟、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以及中国国势的变化而愈益显现与泛起的。追溯公元1500年以来“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幕景也由此拉开。那些原本囿于地理空间阻隔、交通工具的限制以及陷于封闭思想窠臼的不同地域与民族根本无法进行普遍性经贸交往和广泛性文化交流，因此，也就不存在悬置于文化体系之上的“中西之争”，但是自从中西“两种文化在空间上的大规模接触后，竞争淘汰的问题就随之产生了，价值比较的课题同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5]面对西学东渐的狂飙猛进，在中华文明圈内开始涌现文化危机意识：是颠覆异己走向“全盘西化”，还是“以我为主”力图固本培元？显然，在中西文化相互抵牾与争锋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创制了中西比较的思维样态。“中西文化之争”的背后隐匿着一条比较式思维的逻辑脉络，其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道路探索中“西化”“中化”“特色化”三者依次交替、冲击碰撞的全过程，也贯通于唤醒和重塑中华民族主体性精神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古今时空。
我们不应忽略掉引起中西文化争论的前提问题，即这一争论无非是两种价值观念在思维方式上差异性的历史呈现。必须首先从理解比较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与价值指向出发，把握比较式逻辑思维与中西文化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才能拥有开解“中西文化之争”的关键锁钥。
比较式逻辑思维是一种比较研究范畴的运思方法，其是存在于最少两种带有异同的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之间的对照方式，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现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我们发现思想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6]这种内嵌差异与共性的比较式逻辑往往由于知性化、实体化的思维方式取向而导致其所依托的评价标准体系缺乏完备性，由此，比较者极有可能流于比较的思维形式，依仗自身的学历背景、阶级立场以及主观臆断而做出昧于事实而罔顾发展逻辑、惯于谄媚而甘于自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有比较就会有产生争论的可能，尤其是比较双方或多方都可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根据自身意愿和好恶展开偏向争论，俨然致使争论加速升级、矛盾激化甚至冲突对垒，最终带来的思想混战有可能弱化甚至遮蔽比较式逻辑思维原初的功能效应。穷诘究竟：一方面，中西文化展开“比较式对话”是引发中西文化论争的引擎，而文化之争的较量过程与胜负结果则体现为两种文化进行比较式逻辑思维的角逐过程和优劣权衡；另一方面，比较式逻辑思维的功能优势正在于摄取了争论者的主观色彩而容易阉割“中西文化之争”的真正价值旨归，从而容易导致理性化的争论陷入主观性的比较。有学者指出，不同文明或文化的“比较研究虽可视为一种涉及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却毕竟不是社会科学，更不是科学；其所使用的概念既然不是科学概念，便必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7]如果我们忽略中西比较者进入文化论争的客观因素，一味地从个体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的评判体系出发审视中西文化的关系和发展问题，难免会使得不同思想文化和学派之间错失平等对话和交流发展的契机，反而容易出现盲目狭隘或情绪偏激的中西“意气之争”。
在新的历史转折阶段，我们不能且不应抛却比较式逻辑思维以审视“中西文化之争”的新境遇，要通过中西文化开展全方位的“比较式对话”，做到“知己知彼”“见贤思齐”；也不能盲目地将论战的任何一方标榜成“中国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推崇者或“傀儡”，要认识到在文化比较视域中论战焦点与论战双方都有可能同时叛离“比较式对话”的正确轨道，而误入相互对立、排斥、斗争的藩篱。中西文化正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二者自身的文化转型和彼此关系的变动影响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因而关注和思考“中西文化之争”的现状与困境问题以及中西文化共生何以可能的发展问题就成为了学界关乎人类文明发展与前途命运的源动力与驱动力。
二、“比较式对话”与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困境
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命运同西方文化的整体演进时序相联系、相交错，中国文化残存的传统症候与现代化发展缺陷也需要汲取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来弥合与修复，中西文化论争不应该在“古今中外”这一时间与空间双重错位的条件下进行文化优劣式的比较，而应当真正诉诸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互促互融。近百年中西文化论争的问题导向与价值取向是与时代语境的更迭、民族历史任务以及国家综合实力变化紧密关联的：在近代中国衰落式微期，一些新文化运动者疾呼“打倒孔家店”以致力于“全盘西化”；在当代民族全面复兴期，一部分新儒学的倡议者主张复兴儒家文化以试图“去西方化”。不难理解，人们通常从中西生产力发展的快慢、经济体量的大小、军事力量的强弱等硬实力层面进行单向式的二元比对，这种主客对立的惯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在当时的历史视野下极易造成狭隘空间中的相互赋形，当对立式思维迁移至文化发展的领域，自然就要归纳区分出中西文化的好坏、优劣与高低。
人类文化究竟是否存在高低之分并不是当今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审视的恰恰是在中西“比较式对话”的起始阶段就已预设了文化“优劣之别”的先在观念，其必然产生出文化何者优劣的结果，这反倒成为我们今天应该重思与质疑的主要方面。运用比较式思维逻辑考究中西方文化不是为了划分出中西方文化何者更优、何者稍劣，而是在比较中确证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形态，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借鉴与求同存异。但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者来说，他们往往因固执己见而各执一端、因弊于成见而分庭抗礼，从而致使文化沟通对话的合作渠道演变成了口诛笔伐的交锋战场，这已然将中西文化置于难以挣脱的二元对立观念的思维羁轭。
在以比较论优劣的文化对话中，究竟谁是这场“中西之争”的“优胜者”或“落败者”，至今似乎没有定论或结局早已湮没不彰。“中西文化之争”的冲锋号角并没有因时代变迁与国力增减而偃旗息鼓，反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西双方针对“发展模式”“国家道路”以及“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计划与市场等思想领域再次展开更大规模的舌战交锋。选择哪条发展道路、达成某种理念共识以及创建何种经济体制同中西比较的结果并非必然关系，却与本国国情绝对相关，但是人们只要一进入中西“比较式对话”的语境中，就会热忱于依附二元相斥、对立的思维定势，并习惯于从两大文明体系中一决高下、分出优劣，从而人为地阻断多元文化融通的桥梁。
而有论者却指出，“这种截然二分的比较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二元分类的断定并不为过”，这是为了更好的“简明扼要呈现不同文化体系的特征”，[10]这会造成中西文化论争过程中所比较的前提被悬搁和隐伏等后果。必须明确“比较的前提在于把比较的双方放在同等位置，不预先判定何者为正统，何者为非正统，而是将之作为各自都具有独特意义的思想对象加以考察。这一视野背后蕴含着对‘古今中西’之争中不同偏向的扬弃”。[11]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不能简单草率地采用“优和劣”“好和坏”“高和低”的价值标准，一旦中西文化以此为比较的圭臬，进入论争语境，就难以规避跌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这种僵化的二元思维模式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它将中西之间跨文化的对话方式与空间范围囿于封闭的比较研究视域，“将所有跨文化的话题贴上既定的标签，预设性地造成误解和对立，与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和生活世界的开放性格格不入”。[12]同时在二元框架视域下不啻催生了西方“强文化”的优胜姿态与中国“弱文化”的自卑心态，而且长期支配和影响了国人对待和遴选自身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非理性态度与极端化倾向，直接造成了中西文化坠入无休止的诡辩论怪圈，以及近代以来国内学者反复求证中华文明媲美甚至优越于西方文明的“自我”非“超我”的境地。总之，这种比较往往带有浓厚的排他性与误导性色彩。
中西文化是在“比较式对话”的语境中诱发争论，甚至走向对立分裂的，两大主要文化的分离阻碍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克服“比较式对话”的弊病与缺陷的合理对话方式，以更加行之有效的“构建性方案”平息乃至超越“中西文化之争”。
三、走向“合作式对话”：超越“中西文化之争”的建构性方案
在“中西文化之争”的当代语境中，中西比较研究与比较对话不得不反思和转变“论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维度，无论哪种偏颇的解释标准和理论取向都可能把理性的学术探讨拽入主观的经验漩涡，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中西文化之间是互相分离、彼此对立的不平等关系吗？中西之间的文化争论与对抗是否构成近现代乃至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宿命？这是否叛离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所昭示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发展演进的世界历史规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破解，仅凭机械评判难以对中西文化现实关系的改观产生实效，需要我们处理好在中西“比较式对话”中产生的竞争对抗关系，重新建立两者之间平等沟通、开放包容的合作关系。
人类文明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4]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均是人类文明谱系中的智识资源，因而中西文化本就孕育着历史统一与命运相济的文明共同体，理应相互认肯、平等对话、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当然，中西文化间共性与差异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共性理应作为中西合作对话的基础，但差异不能作为中西文化对立决裂甚至走向暴力的根源与借口，差异恰恰是两种文化需要交互了解、彼此镜鉴以及会通融合的动力与因素，差异则更需要通过合作对话予以理性分析和认知，探究如何在差异中寻求共存的实践路径。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摒除彼此互斥的斗争状态而走向合作对话的和谐之境，进而超越并结束这种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中西争论，真正臻于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良性互动。
倘若不能克服中西文化之间“比较式对话”所产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魔咒，就无法消解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分歧甚至文化冲突，世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只能以虚幻、抽象的形式出现，并最终匿于形式化、止于可能性。我们需要深刻明晰中西文化之间开展“比较式对话”的限度和边界，并试图构建与“比较式对话”不同的交流范式，即以“合作式对话”代替“比较式对话”以应对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同时修补比较研究思维在中西论战中所造成的思想紊乱和功能失效的纰漏。有学者指出：“共同合作研究将比那种整体比较的方法走得更深、更远。”[15]传统的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在机械僵化的文明观下形成了抽象的对话原则，从抽象式的比较对话转变为内涵式的合作对话，逐步把无休止的对立争论引向更深层次的思想共鸣，“合作式对话”显然优越于“比较式对话”。在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视野下，不同文化之间向来不缺乏比较的“竞争对手”和“斗争手段”，却严重匮乏比较之后的自我反思和通力合作。全面开放的合作式跨文化对话，恰好是长此以往中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在自我理解和定位中较为缺失和忽视的时代姿态。[16]我们要辩证批判和转变中西文化“比较式对话”中所呈现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偏向，在消除“比较式对话”的范式局限和视角盲点的基础上拓宽人类文明多元统一的全球视域，从“比较式对话”向“合作式对话”迈进，进而适时提出和自觉建构具有世界性的命运共同体以打通更合理的跨文化对话的渠径。
从“比较式对话”走向“合作式对话”，并不是在回避中西文化论争困境的基础上抛却比较逻辑思维，而是在合理运用比较方法与思维的同时更倾向于找到中西彼此平等互动、互促共融的合作路径，通过跨文化的“合作式对话”以充分实现中西双方共生共存、共享发展的旨归，进而真正探索出跨区域、跨民族、跨国家合作对话的一个“建构性方案”。这个过程不仅是从关注“比较”向更突显“合作”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主体性反思批判向理论构建的实践转向。
20世纪初期，处于内忧外患、支离破碎的旧中国亟待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与政治救赎。救亡与图强的时代主题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力量聚焦于文化层面，试图通过中西“比较式对话”找到某种西方话语来补充民族解放的内容与途径。伴随“新旧文化论战”“主义与问题之争”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引入与角逐，中国文化自觉地进入了同西方文化全面比较的视域，即通过中西比较研究进而找到真正符合国情与革命主题的思想武器以承担挽救国家危亡的历史使命。五四运动以来中西文化间的“比较式对话”更具有时代紧迫性与现实必要性，既要警惕过度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主体性，又要防止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化理论对中国文化的侵蚀。不过，跨文化的“比较式对话”随着中国历史任务的完成与时代主题的转化愈来愈趋于走向自身的反面。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个体社会化的发展浪潮，我们除了继续运用中西比较对话的方式与功能以检审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顽疾和汲取西方发展的积极要素之外，更要深刻把握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即不仅要关注人类命运、世界治理以及全球化问题，而且要提升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共同性水平，进而把跨文化对话的重心从“比较式”转变、拓展成“合作式”，最终形成踞于历史与现实、个体与集体、民族国家与世界地区的多重维度以考量人类未来发展走向的“建构性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1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内嵌着“合作式对话”的思维理念与运作方式，其作为止息和超越“中西文化之争”的“建构性方案”，不仅具有观照人类文化发展多元统一的历史自觉，还兼备了破解世界性治理难题以及不同民族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进而走向新型现代化的实践价值。
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拒斥“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与纯粹比较的斗争方式，既“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遵循差异和平等的原则，在充分的多方参与的对话中寻找共识”，[18]通过“合作式对话”跨越中西文化隔阂与冲突；同时又从更高层次的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与文明的赓续性出发创制多元文化交互性作用、协同性发展的对话规则体系，以及拓展文化交流互鉴的多元化载体、综合性平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助力于消解不同文明样态之间对立互斥的恶性状态，实现良性的沟通对话，从而达至各文明样态优化结构、创新转化和提升意涵的内在目的。
另一方面，走向“合作式对话”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与现实支撑。中西双方唯有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思想，“通过平等、均衡、相互开放、相互倾听、相互包容的交往、交流、沟通和交融，才能形成对话式文明，提炼出文明对话模式，打造包容性的世界秩序，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9]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合作式对话”的诉求，充分昭彰了人类文化整体性发展的价值取向、人类改变世界的主体性精神、智识精神以及日益强化的文化危机意识与责任觉识，积极将合作共赢的对话意识具体化为文化往来中的思想程序和制度体系，并为化解长期持续的中西文化论争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未来构想与实践举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关切不是以超越“中西文化之争”为目标指向，但它却在力图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和聚合普遍价值认同以及指明人类未来发展趋向的进程中自觉地开启了“合作式对话”的交流模式。这一交流模式能够接纳不同文化的差异、回应多方利益诉求以及协调文明间的交往关系和共生关系，真正达到了中西文化之间“异则并建”而非“同则消长”以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境界，所谓“中西文化之争”也就不攻自破。作为以“合作式对话”为内核的“建构性方案”在超越“中西文化之争”的理论叙事中，不再只是“排斥人类其他文明成果的单独叙事或者对抗西方话语的反叙事，而是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打造全球文明对话模式、为催生更为公正合理的新型世界秩序、进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元叙事”。[20]在塑造全新的文化交流范式和宏大叙事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立足“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与论证视域，承担着中国自身文化的建构和促进全球文化交流的双重功能，从整体性视角对文明历史的规律和前进方向进行合理解释，基于“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共同繁荣”等价值理念缔造起贯通中西方文化的“合作式对话”，进而在与人类利益高度融合、与生活相互依存的同一时空内实现个性伸张与普遍秩序的统一。[21]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检审与把握中华文明复兴与人类共同性发展的时代命题，需要推动不同文化交流范式的必要转型以有效协调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中西“比较式对话”的历史限度与现实需求的转化，推动“合作式对话”的理念应势出场，并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构建中，且内含“人类意识”“全球意识”和“文化意识”，进而得以真正具备超越除文化层面之外所有形式的“中西之争”的思想力量和实践功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充分彰显了中西双方异质互通、弥合分歧与化解冲突的时代姿态，更绘制了一幅跨文明之间和谐共处、合作对话、世界大同的历史图景。
注 释
[2] 汤一介：《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学术月刊》2004年第7期。[3] 有学者指出，历史上两次“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是肇始于公元1世纪的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其二是从1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文化的东渐。而后者开启了中国学界存续百余年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参见汤一介：《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学术月刊》2004年第7期）；也有学者认为，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基督教教士东来，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论争的序幕。自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显得尤为激烈与尖锐（参见张岱年等：《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5] 刘登阁等：《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6] 汪信砚：《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7] 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8] 有学者认为：“不承认文化有高低之分，就等于不承认差别，也就等于不承认文化的进化和发展。只要文化是进化的是发展的，不同的文化就有发展的快慢之分，就有进化程度的高低之分”（参见张鸿雁：《民族偏见与文化偏见——中西文化比较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也有部分学者主张“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指出“任何文化、文明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能区分高下优劣。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参见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笔者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物质生产水平、地理单元、人居环境等客观因素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发展程度以及表现形式的异质性与差异化，所谓中西文化优劣只不过是人为地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时空序列上的差异性迁移至文化领域的一种非对称状态。故而，忽略中西文化比较的基本前提无疑使得争论变得不合时宜、徒劳无益。[9] 参见杜维明：《21世纪儒学面临的五大挑战》下，《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1期。[10] 任剑涛：《“中西之争”的全球史呈像》，《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11] 杨国荣：《世界哲学视域中的智慧说——冯契与走向当代的中国哲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12] 王俊：《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13] 杨国荣：《世界哲学视域中的智慧说——冯契与走向当代的中国哲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15] [美] 桑德尔等：《从“比较式对话”到“合作式对话”——对陈来等教授的回应与评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16] 参见王俊：《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17] 参见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18] 王俊：《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19] 贾文山等：《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20] 贾文山等：《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21] 参见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文章来源：《学术界》2020年第4期 图片来源：浙大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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