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与学术新探索
摘要：新时代新征程为学术研究开阔了视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了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时代主题，努力探讨“传统学术的精华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和“剖析典型性命题，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对新课题作深入考察和精心阐释，拿出原创性、时代性、体系性的新成果，定然使研究者和受众成效显著地提升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创造力和旺盛生命力，确立文化自信，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传统思想精华；内在逻辑；典型性命题；中国精神；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向我们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领导人民大众克敌制胜的法宝，以此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正确理论、路线和方针。百年奋斗史册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彪炳史册的理论突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由此向全人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工程所具有的蓬勃兴旺的生命力。当今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关口，（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庆祝建党百年活动和中共中央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十分适时地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的召唤，《决议》作出了最新的具有高度科学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新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其最重要的理论品格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思想和方针的保证，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宏伟事业大踏步向前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开启的新时代新征程，也为学术研究拓展新领域，预示着学术文化事业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前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时代主题卓有成效地贯彻于学术领域，推动研究工作出现蓬勃奋进的新局面，我们所面临的任务的确十分艰巨。然而，马克思说得好：“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从学理层面讲，这次中央全会做出的新总结、新概括，对于研究者的宝贵启示，就是树立了学术研究中实现继承性和创新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的典范。“两个相结合”这一精当的新概括，正是新时代中国精神和时代智慧的精华，而同时，我们又能深刻地体会到与以“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基本特征的继承、发展关系。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精髓，是党领导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特别是从总结反对以王明路线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形成的，而“左”倾路线的要害是根本不懂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只会背诵马恩著作的片言只语，凭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发号施令，结果造成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之所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总结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历史教训。（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因为此，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必须实事求是，眼睛向下，切实了解中国的实际；同时，必须认真学习历史，了解和重视灿烂的古代文化，提出重要的论断。1938年，在中国面临日寇疯狂侵略、局势极其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他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现状和学习历史一同作为党的三大任务，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 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40年，他高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 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并且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具风格，必须“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代之以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作为毛泽东思想之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也应当与重视历史遗产、吸收古代文化的灿烂成就和发扬优良文化传统相结合。“同中华文化传统相结合”这一主题在当时也已经涉及，只是由于时代环境所限制而未展开阐发。如今，历史过去了80年，中国的革命进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积累了更多丰富而深刻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标志着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飞跃，中共中央《决议》所概括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宏伟纲领应运而生。这是80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而又无比豪迈的伟大斗争在理论上的结晶，是民族复兴伟业取得节节胜利、因而确立“文化自信”的展示，是凝聚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理论指针。党中央文件为学术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注入了新活力，我们倍感精神振奋，任务艰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按照《决议》的精神，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演进和规律作深入探讨，对丰富的古代名著的精湛内容和深刻哲理进行发掘、总结，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力和特质进行阐释，发挥上述各项对治国理政、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和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力的当代价值，这是意义何等重大的世纪文化盛事！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应义不容辞地为此尽一份绵薄之力。下面谨就“传统文化的精华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与“剖析典型性命题， 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试作阐释。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理论，为何能远渡重洋，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生根，成为引起伟大历史变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能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产生三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新飞跃，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深刻逻辑力量？当前党中央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主题，从文化层面言，其内在的联系和中介又是什么？———显然，对这些问题拿出有充分根据的答案，（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仅能更加雄辩地证明为什么当年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必定能够大大地推进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这一时代主题的丰富内涵、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认识，引导社会科学研究提升创新水平和发挥推动现实前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学说和科学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正如列宁所指出，它是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价值正在于“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同样是表达了历代人民大众的美好追求和理想。这些思想和学说虽然尚未达到欧洲18世纪先进学说的高度，但其发展方向是相同的，其中所包括的命题也往往是相同或相似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相通的，这就成为“五四”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和桥梁。以往学界对于“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的研 究关注不够，而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却事关重大，对此作全面探讨不但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这一20世纪时代主题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十分必要，在当前，尤其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的指导意义、历史渊源和对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大理论贡献，具有前沿性的重要价值。唯物论和辩证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我们从古代典籍中能够发掘出大量确凿的材料，证明传统学术的精华是与唯物论和辩证法原理相通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演变，都有客观规律，这些规律须从一切社会现象总和中分析研究出来，“不可知论”、神秘主义等都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能起反作用。中国古代文化中正好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料，并且从先秦到近代形成优良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其显著者，如：先秦思想家即认为阴阳二气和“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础；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认为物质世界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管子》认为，社会的礼制道德，不是凭空产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仓廪实则知礼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衣食足则知荣辱”。汉代司马迁推进了这些认识，他论述社会经济生活有自己的法则：“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法则提高到客观存在，并以得到验证的“道”来论述，强调它不是什么行政力量所能强制，也不是人的意愿所能改变，以此推动社会的发展。恩格斯这样论述唯物史观最根本的观点：“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因而白寿彝先生在评价司马迁的成就时指出，这说明他的上述认识确已“接触到了真理的边缘”。而在西汉时期学者概括出来的“实事求是”、必须依靠可靠的事实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的思想，由此形成传统学术的优良传统，更是与 马克思主义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相贯通。《汉书》记载，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喜爱学术、喜聚图书，与诸儒相讲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此后学者，犹以清代经世派和考证名家为代表更以此为判断客观情况、考辨学术的准则。至现代，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更将“实事求是”阐释为中共正确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的准则。他阐释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主席这一经典性阐释，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东汉的王充、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魏源等都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提出了闪烁着进步光辉的论点。王充发挥了“仓廪实，民知礼节”的命题，他说：“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 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认为社会的治乱直接决定于民众的经济生活状况。王充《论衡》全书的著述宗旨是“疾虚妄”，也即以唯物的观点为指导，对于一切鬼神迷信、妖言妄 说、诈伪臆断之词进行驳斥。清代进步学者王夫之、颜元、戴震都自觉地担负了批判自宋明以来理学、心学盛行时代唯心主义说教的任务。清初王夫之批评理学家把封建统治秩序称为“天理”，认为它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先验存在的错误理论，坚持“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命题，并加以发展。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事物的原理存在于事物之中，离开了具体事物，这一具体的“道”便不存在；客观事物发展变化，“道”也随之而发展变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就有力驳斥了理学家称“道”是超乎事物之外、先于事物存在的错误理论。比王夫之时代稍后的颜元，则在发展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提出卓见。梁启超曾专门写了《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一文，表彰颜元及其学生李塨倡导重视实践的思想，称他专重实践的思想不独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实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颜元学说的核心是获得学问的唯一途径在于实际践行，他提出，必须“亲下手”，亲自实践一番，变革事物，才能获得真知识。故说：“今之言致知者，不过读书、讲问、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譬如欲知礼，任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总不算知。直须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 亲下手一番，方知礼是如此，知礼者斯至矣。譬如欲知乐，任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层，总不 能知。直须搏拊击吹，口歌身舞，亲下手一番，方知乐是如此，知乐者斯至矣。”颜元对理学家讲烂 了的“格物致知”命题做出新的解释：“格物谓犯手实做其事。”他批评理学家终日读书讲论、闭目静坐，并不能真正懂得事物：“朱门一派口里道是‘即物穷理’，心里见得，日间做得，却只是读书讲论。……其实莫道不曾穷理，并物亦不能即。‘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那会去格物？莫道天下事物，只礼乐为斯须不可去身之物，亦不会即而格之。”乾嘉时期的思想家戴震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尖锐地批判理学家否定情欲之说。戴震认 为，情欲是人生的本能，也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存在，保证人的情欲依照其自然的逻辑发展，国家才 能得到治理，社会才能获得安宁，如果禁绝性情、遏止人欲，就等于壅塞仁义，堵死社会发展之路。“夫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戴震写有《与彭进 士书》，直斥程、朱援释入儒，尽失孔子学说真解。程、朱所持“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教，至百年来为害斯民至烈！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更加明确而简洁地总结出必须“行”然后才能获得“知”的命题，在其哲学著作《默觚》 中的论述掷地有声，使人深受启发。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 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如庖丁之一啜。”魏源能够达到如此的认识高度，是有极其丰富的实践基础的。他堪称是嘉道时期出色的实践家，其足迹甚广，少年即从家乡湘西的邵阳出发，到长沙求学，此后多次远行到北京应考。因其关心水利兴废，所到之处必多方跋涉，实地观察山川水流高下走向；此后又入陶澍、贺长龄幕府，参与道光年间著名的海运、票盐、漕运诸项改革，从广泛的实践中提升认识。他又于道光六年（1826）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纂辑成《皇朝经世文编》，共120卷，精选清初以来见识突出的经世致用、有益国计民生的论著、奏疏、信札等共1300多篇、约700人的文章，而以顾炎武、黄宗羲排在卷首。全书分列的类目有学术、治体、吏政、户政、兵政、刑政、工政等，编成后数十年风行海内，被称誉为“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的必备著作。如此深厚的积累和对现实社会及学术风尚深刻而独到的观察，决定其重视实践的理论又很有批判性锋芒， 对于宋明理学家惯于空谈和清代朴学家醉心考据、不问世事二者共同的轻视实践的严重弊病，有切中要害的评论，指出：“不仅理学家存在‘有知无行’、脱离实践的弊病，而且从清代以来就与其相对垒的汉学在知行问题上‘屏斥躬行，……甚至训一贯为壹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也完全脱离社会现实。”“魏源继承王夫之等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坚持‘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论观点”，正由于此，其进步观点对于晚清学风的演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夫之、颜元、戴震、魏源等人从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政治运作层面对理学的有力批判，充分显示出中国唯物主义优良传统的强烈战斗精神，预示着统治中国社会长达五六百年的理学时代行将结束，中国思想界将进入剧烈变动的新时期。上述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主张和批判精神，恰恰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革命学说的桥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唯物论直接相联系。经典作家对于辩证法的精髓有许多精警的论述， 如，“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恰当地结合社会生活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实践，运用并发挥这些真理性认识，便能在革命运动或学术领域中创造出出色的成绩。中国的先哲们有大量的关于辩证法的深刻论述。尽管他们的认识往往是朴素的，表达不够系统，但这些论述同样是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进程辩证运动和发展的宝贵认识。20世纪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些思想精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正确性，由此而成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介。先秦儒家经典《诗经》《周易》 等书中论述辩证、发展的观点丰富而突出。《诗经》 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诗句，用自然界高岸、低谷的剧变，形象地比喻社会新旧制度、强弱势力的巨大变化。《左传·鲁昭公三十二年》载，晋国大夫史墨引用此诗句并加以引申，他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进一步深刻地阐发事物永远处于变化演进之中，无不向其对立面转化，国君可以变为臣，贵族可以变为庶民，反之亦然，这就是事物辩证发展的法则。孔子《论语》有许多讲事物辩证关系的警句，如言：“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避免事物走向两个极端。又说：“过犹不及”，指出超出一定的限度事物即走向反面。有关教育的辩证法思想尤为丰富，如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又提出“经”与“权”这样一组对丰富辩证思想很有意义的范畴，“经”是事物的常规性，是在通常情况下应当遵守的做法；“权”是灵活性，是在不违反原则前提下的变通。在特殊情况下，死守常道恰恰是违反原则的，而必须做灵活的处理才符合于原则。此后孟子、董仲舒都对这一思想加以发展，使儒家哲学尤为增色！儒家经典 《易经》即用六十四卦的排列、变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显示出正反事物互相对立而统一的关系，“易”就是“变易”之意。成书于战国的《易传》充分地演绎了“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是由于事物自身包括有自己的对立面的统一，所以事物才有不断的变化、发展。如《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论断高度概括运动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演进趋势，成为两千多年来鼓舞中华民族奋发进取、刚健有为、衰而复振、乐观创造的精神支柱。《易传》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上下无常， 刚柔相易。”“安不忘危。”都是讲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易传》作者又特别强调变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所有这些论述表达出的中心思想是：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事物的变化就是通过对立面转化的方式，不断更新和前进的过程。《易传》的局限性主要是论述循环往复的变化，而并未强调发展过程中质的飞跃。《老子》书中也有许多关于辩证法的出色论述，如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柔弱胜刚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这些都是通过总结自然界和社会现 象，从不同角度论述矛盾的双方存在于统一体中，互相消长，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的道 理。先秦兵家名著《孙子兵法》由精湛地运用辩证法思想，总结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 备，出其不意”等有关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因而成为世界军事学的经典之作。后世见识卓荦的人物，继承了前修的辩证思维并向前推进，以高度的智慧精研学术、评论历史、指陈现实，著成光华熠熠的文化宝典。司马迁精通《周易》的辩证思维，他以华夏几千年历史的壮阔道路和西汉蓬勃向上的时代风气为蕴藉，撰成通史巨著《史记》，总结出“通古今之变”的光辉史学思想，“古”与“今”同贯于一史，始探明其上下之“通”，又考察其各个重要阶段之“变”，影响了中国史学发展二千余年，至今学人和政治家视此为著史的卓越指导思想。他又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的重要观念和方法；其成功的观察和运用，在《高祖本纪》中总结夏商周三代治策和世风之向对立面转化，精粹地演绎为“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 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而又大力肯定西汉建国初年由酷虐统治政策毅然决然代之以宽厚政治、与民休息，为“承敝易变”之成功典型，因此在历史哲学上符合拨乱反正的历史必然性， 故曰：“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而《平准书》则是运用“见盛观衰”法则的名篇，及时地总结出文景之世因奖励生产、节省财政开支而出现“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而因贵族官僚豪强奢侈无度， 更因武帝连年大规模用兵，民众负担繁重的财政支出和劳役而导致“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恰恰证明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到明清鼎革的年代，进步学者更运用辩证思维总结此“天崩地解”的大变局，思想上获得一大解放，因而产生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两部杰作。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严厉抨击曾经长期盛行的 “理学”，指出其实质是空谈误国：“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以明心见性之空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另一位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则彻底撕下封建皇帝千百年来神圣不可侵犯、出口即为“圣旨”的外衣，揭露其虐民、残民的本质，愤怒地加以斥责：“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顾炎武、黄宗羲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言论就是运用辩证思维对社会现实和学术变迁作深刻的总结而得，因而为中华优秀文化增添了光彩！至乾嘉时期，中国社会已处于近代的前夜，感觉敏锐的学者，已经感悟到时代的迫切需要，因而发扬批判精神，运用辩证分析的思想锐器，对因循保守的局面展开冲击，以求开创新路，章学诚就是这样的具有革新勇气的人物。其所著《文史通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名著，我们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十分有必要对这部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认真地发掘、总结，重估其价值。原因在于，一者，章学诚处于当日理论思维相对薄弱的时代，唯独他重视对历史哲学的探索，敢于启开“千古未凿之窦”， 甚至发出石破天惊之伟论。其过人的勇气、厚重的底气，从何而来呢？就在于对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自觉继承，深谙其中的精义妙理，因而在孤独和挫折中找到方向，称他是理论上的勇士，毫不为过。再者，其重要观点，都是从辩证分析得来，此乃《文史通义》全书精髓所在。道路坎坷，生活艰辛，使他不仅勤奋读书，而且多有历练，从社会实践中更多地获得辩证分析事物的经验，因而做到自觉地发扬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传统，取得了超越常人的成就。然则当日唯以考证为高，使章学诚饱受歧视。而此后以“单纯考证尺度”作为评价学术标准者仍然颇有其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对章学诚的理论成就十分隔膜，甚至讥之为“乡曲之士”，致使对他所著这部文化经典的真价值竟失之交臂。冯友兰所著《中 国哲学史新编》，其全书学术之价值不能低估，可是在其论述清代的第六卷中，却未见为章学诚设立专门章节，甚至书中连章氏的名字也见不到。这种情况确实给清代学术史研究留下了极大遗憾！今天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努力做好创造性阐释，让其中的真金放出光彩，此项也是当前学术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文史通义》一书的精髓，就是运用辩析法在历史哲学诸领域创立新说，其理论具有“开凿鸿蒙”的价值，远远超出史学评论的范围。书中极具警策意义的创新观点所在多有，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三项。一是，首倡“六经皆史”说，通过辨析“经”与“史”关系问题，论证儒家六经并非圣人头脑创造出来的，而是古代治国实践的产物；由于深谙辩证法的道理，章学诚在社会指导思想这一根本问题上达到难能可贵的高度，论述必须打破古代经书上的“道”万古不变、不可移易的思想桎梏，树立根据时代之变迁、总结出新的“道”的新观念，做到“约六经之旨而随时 撰述以究明大道”，这样新创立的“道”才能发挥指导现实、除障救弊的作用，“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当日之急务是在迂腐拘牵、暮气沉沉的思想界闯出一条新路，章学诚对于“道”的探索的确具有时代觉醒的意义。二是，正史编纂的后期也呈现封建“末世”景象，墨守成规不知变通，芜滥舛误弊病丛集。当世士人对此视为当然，无动于衷，章学诚却指出此种病态有如河淮洪水泛滥、溃烂决裂，非救治不可。他分析了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做到诸体配合、灵活变通的创造活力，到后期正史编纂者缺乏裁断、陈陈相因的演变及其实质。又以辩证眼光分析“史义”与“史例”二者的关系，《史记》之成功在于以“史义”统帅“史例”，后世多部正史则相反，对“史例”的运用不知因时而变，结果“史义”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根本不能体现历史大势，成为“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因此他以极大的魄力，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即：“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要吸收“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 不拘常格、灵活变通的优点，拿来改造积弊严重的正史编纂，表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这一改革主张影响了近代以来历史编纂新的格局，直至今日。三是，在学风问题上，当时考证之风极盛，考据学末流尤其醉心于细小问题的考据，认为此乃是学问的全部。章学诚指出，这种脱离实际、不问世事 的做法完全违反治学的正途；搜集材料、襞绩补苴，只是“功力”，不等于“学问”，应当回到治学“经世致用”的正确方向。故言：“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 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这些例证有力地证明其对辩证思维的运用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因而目标坚定、识见高明，具有自觉的使命担当精神，并且预示着学术风尚行将发生变化。鸦片战争时期成为时代思潮的新起点，经世致用学风重新勃兴，进步学者运用“法无不改”的辩证观点，以更大的声势批判空疏学风，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残酷，倡导实行社会改革。龚自珍警告“衰世”已经到来，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还于1841年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著名口号，表达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救亡图强的呼声。还有林则徐、姚莹、包世臣、张际亮等学者力倡经世致用的论著和主张。所有这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成果，恰恰成为中国本土学者运用辩证法在历史剧变时期所取得成就的一次检阅。以上举证和论述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都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珍贵成果，而且二者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得出的许多基本认识与致力于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目标上，都是互相贯通、彼此呼应的。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由于深受中华文化精华的熏陶，因而一旦阅读到马列真理便心悦诚服地接受，用以指导革命并不断取得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事件。中华优秀文化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由此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向前发展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启示我们，对于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极具鲜明民族特色的命题，我们要剖析其中深邃的哲理，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第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和而不同”这一典型性命题。“和而不同”的命题，文字简洁质朴，内涵却深刻精妙。更加难得的是，这一命题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由年代不同地域各异的三位哲人分别提出来，并作了精辟的阐释，这种情形确实堪称是古代中国智慧的一次集中绽放！“和”与“同”，是从自然界万物到治国观念、人际关系以至君臣关系中高度概括出来的一组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概念。“和”指在保持独立性前提下的协调，有原则的统一；“同”指放弃独立性的“苟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讲原则，附会阿好。前者促使事物保持健康发展，国家得到有效治理；后者则导致事物混淆失序，国君决策失当，社会弊病丛生。《论语》《左传》《国语》分别记载了孔子、史伯、晏婴三位贤哲的言论，内容精警，而又各有特色。孔子所言为“君子和而不同”，主要从人际关系阐发，明确地区分“和”与 “同”两种相反的处事态度，主张形成既保持独立性又互相协调的人际关系，反对放弃原则性的迁就、苟同。史伯的言论则强调按“和而不同”行事，才能导致万物合理有序、健康发展，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互有差异、各具特点的百物，对立而又统一地相处，才成为丰富多彩的世界。取消了特性，只有同而无异，就不成为世界了。晏婴对“和而不同”之阐发尤其达到极致，既精深渊茂，又亲切有味，从名厨何以能烹调出佳肴的妙理，到强调国君秉政、良臣建言，都必须符合有原则的协调、有区别地对待的道理。尤其是，臣对于君的主张，务必做到赞成其可者而剔去其否者，才能达到政平国兴。其言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 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 可也如是。”合而观之，先秦哲人对“和而不同”这一典型性命题的精彩论述，是对世间万物和社会实践、治国原理极其高明的分析和提炼，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对世界哲学理论宝库的重要贡献， 足令后人感到自豪，而且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另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命题，是有关古代国家体制“封建”与“郡县”何者为优的阐发。西周初实行封建诸侯的制度，建立了鲁、卫、晋、齐、燕、楚、秦各诸侯国。至战国末年，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于是有人议论说：周初实行大封建，由此周朝延续了八百年。秦改行郡县制，结果二世而亡，可见，封建制远比郡县制为优。从西汉初思想家贾谊开始，一直至清朝嘉道年间的龚自珍，对于这一涉及国家政治体制的命题，多有评说，形成了内容丰富、颇具系统性的历史评论。对此，我们应站在纵观历史、分析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时代高度认真加以总结，对于其中若干重要的理论建树，尤应联系历史的大关节点深入探析。诸如：贾谊是坚决主张“削藩”、维护国家统一局面的人物，而他为何同时肯定西汉建国之初分封异姓王的举措，以及其史论对此后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班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唐代柳宗元著《封建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针对有的人所持的封建是圣人所设的制度、不应改变的复古主义论调，作了透彻有力的分析驳斥。他明确指出，封建不是圣人的意志所决定，而是当时形势所决定：“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 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柳宗元进而论述，废封建而设郡县，是历史的进步，是时势的要求，防止了割据分裂对人民造成的灾难。其对历史的审视，除了在历史理 论上贡献很大之外，在实践上对于反对中唐藩镇割据势力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清初王夫之在 《读通鉴论》中，评价秦罢诸侯置郡守，乃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此在历史理论上有何重大推进？处于近代史开端时期的龚自珍撰写《答人问关内侯》，肯定西汉与清代对功臣只封虚爵，不予封土建国，因而大大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此项卓识与其高度评价清代实现“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主张建立各民族间“安”与“信”的关系、大力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进步思想，又有何内在的紧密联系？这些也都说明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总结中国历史演进规律和吸取历史经验，确实具有重要的价值。除此之外，构成中国人真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深厚内在基础的传统思想精华，还有反抗压迫的精神、同情民众苦难的情怀，以及大同思想。中国历代志士仁人对两千年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残酷的阶级压迫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他们嫉视邪恶势力、同情民众苦难的言论，以及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同样影响、哺育了20世纪初的进步人物，在他们心中播下反抗和革命的火种。古代哲人揭露、批判剥削阶级对民众残酷压迫的言论为人们所熟知的，先秦时期如孔子斥责“苛政猛于虎”；孟子公开地否定统治者恣意作威作福、老百姓备受奴役的不合理社会秩序， 故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倡言民众推翻祸国殃民的暴君是天然合法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上》中更用对比手法强烈地谴责社会现实的惨酷：“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种怵目惊心的景象更使历代有识之士无 比痛恨剥削制度的残酷。时代较近的，如清代思想家唐甄爆发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龚自珍指斥封建帝王是“霸天下之氏”，对众人震荡摧锄以建立其淫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关于大同理想社会，古代哲人曾描绘出美好的图画，最著名的是《礼记·礼运》篇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 谓大同。”《礼记》作者称这种没有压迫、剥削，没有掠夺、欺诈的“大同”社会早已实现，而这实际上是处于充满阶级压迫的现实的不合理社会之中渴望达到“大同”理想的一种表达。与此相关的是另一部儒家经典《公羊传》对“太平世”美好社会的憧憬：“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公羊传》描绘出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各民族间再也没有隔阂，没有战争，平等友好相处，共同享有幸福生活的理想境界，与 《礼记》作者的大同理想可以互相补充。“中国历代优秀人物和人民大众如此痛恨人剥削人的制度，长期追求大同社会而不能实现，至近代由于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社会残破不堪。在这种背景下，当先进人物从唯物史观创始人的书中，读到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学说时，自然欣喜地接受，并且满怀热情地投入斗争，希望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解救民众的苦难，最后达到人类彻底解放的理想社会。”中国传统中的“大同”理想由此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互融互摄，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投身于改造中国社会伟大实践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新征程为学术研究大大开阔了视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了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一时代主题，努力探讨“传统学术的精华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和“剖析典型性命题，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我们的深入考察和精心阐释，对当前理论建设定将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使研究者和受众在以下两个方面提升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直接继承者，虽然是从西方传入的，但它又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舶来品”。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时，就包含着能为中国人和其他东方民族自然地接受的思想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唯物史观原理相贯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能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发挥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作用的深厚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 了三次飞跃，促使中国面貌产生巨变，并且今后仍将与时俱进、永葆其常青活力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毫不动摇的根本原由。二是确立文化自信，奋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业，为灿烂的中华文明续写华章。本课题研究以创造性阐释和转化为指导，努力发掘古代哲人在唯物主义思想资料，辩证、发展观点及其在治国理政和推动社会进步上发挥的作用，反抗压迫的精神和大同思想等重要领域的优秀遗产。展现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风格，是视角新颖，又具有突出的原创性、时代性、体系性价值的学术新成果。从这些方面继续大力发掘和阐释，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发展新时代学术文化事业，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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