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一个重要动因就在于成功地通过学习立德固本、兴业强党。在百年来对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求索和奋斗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诠释了学习方向、学习方位、学习方略的全新视野。在缘起与旨归之维，中国共产党的学习目的坚决且明确，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学；在生成与建构之维，中国共产党以“必修课”为核心、以“傍身技”为基本、以“教科书”为重点进行学习，确立了“三位一体”的内容考量；在自觉与范导之维，中国共产党突出实践观点、依循问题意识、秉持时代视野，把捉了实践学习、辩证学习、动态学习的方法并进。重视学习、坚持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实践追求和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汲取奋进伟力的光荣传统和可贵优势，更是百年大党强健壮大的基本经验和深刻根源之一，其深湛蕴含在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及其实践的必然逻辑和革命基因中，由此构筑起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围绕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要件而生发出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在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理论的继承中创造性地解答了“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三个关乎学习本质的基本问题，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活动的全过程，是凝结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结晶中的一大亮色。质言之，一部中国共产党创榛辟莽、高掌远跖的成长创业史，就是一部踔厉奋发、乐事劝功的接力学习史。“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1]在学习观及学习活动的诸变量中，学习目的居于核心地位，它以动力源泉和灵魂支柱的作用决定着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其他要素，支配着人的学习活动的全过程。回眸中国共产党靠学习起家、靠学习强党、靠学习前进的百年征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和逻辑的高度统一中始终是学习的忠实追随者、精心组织者、积极促进者、主动履行者，以学习目的为方向先导成为了学习的光辉典范和杰出代表，明确解答了“为何学”、“为谁学”的落脚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毋庸置疑，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切中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时代定位和历史重任，也正是对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缘起与旨归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表达，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方向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百年党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目的的具体意指有着在场性和时代性的不同内涵，但究其根本，终是统合外生性要求和内源性自觉，兼顾显性价值表征和隐性价值根据，以内外同构的价值论毫不动摇地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在外生性要求这一向度，学习缘起于民情，旨在以学利民。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在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学习目的时，必须将其放置在为民学的语境中进行历史性考察。对此，毛泽东认为学习者、受教育者的正确目的，就应当是挽救民族于危亡、拯济社会于危机，而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想要通过建成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 [4]309。“为人民服务”和“进京赶考”命题的提出，正是其学习导向性、深厚人民性的精准表达。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伟大革命所提出的的崭新课题，邓小平重申学习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要依靠学习、依靠重新学习去克服征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刻要以“三个有利于”和人民满不满意、赞不赞成、拥不拥护、高不高兴为准绳去考虑问题，从战略高度将学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和人民群众利益福祉联系起来，让新挑战的压力警醒学习，让新机遇的召唤促进学习，在党内造成一种学习的清风正气。江泽民将学习从党内范围提高到全社会范围，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到事业永续发展、未来后继有人的大事，如果不绷紧学习这根弦，我们党就会受制于实践、落后于时代、失信于人民。因此必须以党内勤学习带动社会大学习，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希望添柴加火 [7]309。在党的十六大上，胡锦涛明确提出要推动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实现全体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要求全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和人民持之以恒去学习、去工作、去奋斗”[8]496。进入新时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学、为民学相统一的学习归宿。习近平将学习意识上升为政党意志，他点明了学以强党、学以兴业的规律：共产党人学理论以谋大事、学知识以管本行、学历史以懂全局，掀起一个个学习热潮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强劲动力[9]401。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也跳不出这个规律。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学习，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宏图伟业，其学习观的外生价值主体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在内源性自觉这一向度，学习缘起于党性，旨在以学强党。学习不仅仅是一个思想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学习的内源性动力来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学习活动，一方面是由于学习主体先进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执政兴国规范性的价值。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看到了学习对于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将这个饱含忧患意识的问题始终和党的兴衰绑定在一起。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迫切需要“进货”——学习本领，这是建设大党和建设大国的必然要求。邓小平警醒党内同志不要只忙于事务性工作，要注重学习以避免思想的庸俗化，防范因此而引起蜕化变质的危险。他准确地判断道，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是可能的，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是不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6]263-264。江泽民在全党呼吁学习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暴露的党员干部的不良问题和不正之风，同不注重学习、不讲究修养、不提升觉悟密不可分，从反面突出了学习的重大意义，精准切中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要害[10]623-624。胡锦涛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变化中明确了抓紧学习、抓好学习这一问题的不变，要求全党凭借学习在时代中牢牢站位脚跟，完成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指出学习是使人走出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等囿闭的指南，也是弥补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等痛脚的良方[9]404。这些居安思危的话语无不指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另一逻辑基石——为党而学、以学强党。学习方面过得硬，理论方面才能清醒，政治和信仰方面才能坚定，党的健康肌体才能不受侵蚀而充满活力与生机。中国共产党只有把学习作为涵养政治素养、增长政治智慧、砥砺政治品质、保持政治定力、提高政治能力的根本途径，以学自重、以学自省、以学自警、以学自励，才能防范知识老化、思想僵化、能力退化、格局固化、党性弱化的威胁，才能使全体党员在迷乱错综的表象中界定本质，在思潮激荡的交锋中破浪前行，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缘起和旨归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同音共律，难以分割的。无论是以学利民，还是以学强党，二者均充分昭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二者均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得以谐和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而学习恰是这条道路、这种精神、这股力量的必要环节和关键所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崇高愿景的召唤与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将潜在且抽象的理想性旨归诉诸有效且具体的学习内容，既从共时性的角度来把握学习拓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又从历时性的角度来思索学习结构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在对学习活动整体的定位和理解中进行“学什么”的方位考量。职此之由，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建构了“必修课”“傍身技”、“教科书”三位一体的学习内容，生成了一个核心、多个重点的要义格局，兼顾照应了全面广泛、系统深入和突出重点、扭住关键的双重原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尚学土壤中培植出了具有独特思维语境和存在格调的新花。无论是学习内容，抑或是指导思想，都需要明确一个首要的、根本的和核心的内容，这个核心内容必须内蕴着参验价值和基准作用。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学习和掌握了这个核心内容，就把握住了其他知识乃至整个学习过程的定盘星。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秉承了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便肇始的理论优势，百年间始终不变的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必读经”以规整全党价值意向、拔升全党理论思维，并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对难题、化解矛盾，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学习内容中首先学、系统学的永恒命题地位。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作走向胜利的“指南针”，他一贯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精神和战斗力之源，“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研习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重点解决的大问题 [11]533。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党内理论准备不足的状况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良倾向，邓小平正本清源地阐明了“学习什么? 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管年龄多大，必须力求使自己学会本行”[5]263，即便在新时期共产党人进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前发展，也不能忘了“老祖宗”的话。江泽民作出深刻总结：如果离开了科学的世界观，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决策的科学性、人民事业的正确性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就会丧失坚实的哲学基础，动摇其根基，迷失其方向[12]438，因此，必须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的面前。胡锦涛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且突出地体现在理论先进性，共产党人强化学习机制，当务之急是要强化科学理论的武装，以理论的科学性塑造党的先进性。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灵魂和旗帜，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党一切工作和克敌制胜的“看家本领”和“基本功”，再次升华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学习内容的认识。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把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领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真正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13]75。历史和实践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唯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作为普遍共识和主动选择，用好真理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肩负起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人才会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才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为政之道，务于多闻”。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宏伟且壮阔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结构和贮备也必然是完善而系统的。为适应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需要，打破原有知识阈限，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多岗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历练，以内在连续性的自觉投入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动态过程中，形成了广学博学、专精专能、善作善成的一致性要求和时代化表述，确立了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基本内容的学习观方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事业和发展方向时，提出了“又红又专”这一集思想或政治叙事与技术或业务叙事为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他认为要警惕因“红而不专”而褪色变质的危险，要求各行各业的党员干部要努力精通真知识、好知识，打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一仗，有力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不懂业务，不懂技术”等负面认知[4]309。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又红又专”的思想，认为红与专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的，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掀起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新高潮。他认为靠清谈空讲无法实现现代化，学习知识是建设社会主义之必要，不具备专业技能和知识，即使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热情，也可能无用武之地，甚至起到阻碍作用。江泽民在全党推动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将“讲学习”排在第一位。他多次呼吁广大党员干部掌握足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如此才能更好地讲政治，更好地驾驭复杂局势，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12]491。胡锦涛特别关切科学素养和文化素养的培筑，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走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前列，要深入广泛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多领域学问，以此拓宽视野，提升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14]255。站在新起点，习近平统筹政治、工作、作风三个方面树立了好党员好干部的标准，鼓励党员干部要勤学苦干、多思善悟，“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9]403，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精一行成一行，努力让自己在工作岗位上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成为技能型的行家里手。有据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中始终把科学文化知识界定为学习观的方位之一，以工具性学习为抓手对目的性价值进行有效施为，以博学专能的张力与平衡强化先进性和纯洁性，做到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并举、综合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兼得、中华优秀文化成果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互应，由此获得了全局把控、全盘分析、全面驾驭的巨大现实势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没有产生任何对历史启示的轻视，在百年的学习活动中始终倡导总结历史文化、汲取历史经验，并将其作为总汇和传递过往智慧、经验、遗产的宝库，作为承载轨迹、把握当下、开创未来的向导，在鉴往知来中把握住了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为全党各项事业的向前推进提供了可靠的逻辑遵循。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活动来看，这一学习方位既具备普遍性，也存在特殊性。其普遍性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出于唯物史观的自觉将其看作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事业的应有之义，提及学习，必有学史，时代的嬗变及变幻的程度只会增加其历史学习的厚度，而从没有动摇其历史学习的态度。其特殊性则在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丰厚“家底”深耕细作的不同侧重和多样阐发。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明确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的形象，认为新中国是古老中国的一个发展，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总结、运用历史遗产[11]533-534。邓小平把“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5]381作为学习任务和工作职责之一，他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发展壮大的一个精神动力就是学习和掌握了历史启示。江泽民运用“三个不可能”的叙事申明了历史的重要性：“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7]301。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部署全党学习工作时多次强调，要用历史教育党员干部，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要善于从中外的盛衰荣辱中认识和把握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脉搏，以学习主动性提升历史主动性，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高度注重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他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5]。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靠总结经验吃饭”、注重历史继承性的学习主动，善于把握历史规律、提高历史修养、分析历史问题、形成历史见解，在学习历史中凝铸党魂、淬炼党性、沐浴党辉，才使得百年大党在怒潮翻卷的历史考验中贯通起苦难辉煌的过去、高歌猛进的现在、光明在前的未来，砥砺前行而不致走向歧途。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内在特质，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学习方略上的准确把捉，表现在对“怎么学”问题的明确解答。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学习奋斗史中，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重要方面，就是根据时代变化，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理路，实现学习方法上的自觉与范导。因此，要从整体上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还理应看到其以实践学习法、辩证学习法、动态学习法为主要路径依赖的学习方略。“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知行合一、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内生要求和内在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曾动摇的学风和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更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现实基础和核心方略。回溯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人敢学敢作、善作善成，既主动学习“有字之书”，也重视学习“无字之书”，在学习中实现了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双重改造，使其实践第一的学习方法成为对交替往复的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辩证运动的最好注脚。毛泽东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到学习领域，落脚到学习目的，上升到党性层面，并将其列为三大作风之首。他认为精通学习内容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如果不具备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态度，就意味着党性的不完全，甚至没有党性。藏在人民群众实践中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倡导要向实践求知，拜群众为师，有的放矢，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16]790让学习和工作交融互动，这是学习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他所开创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事业也是这一方略的最好体现。邓小平对于这一问题概括出“管用”的精炼章法。他认为学习主体在学习实践中要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不能裹足不前，在闯练和试验问题上必须要放胆果敢，将所学所知倾注于实际工作中去。江泽民认为“学习不是经院式的”[7]304，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现实论断，多次强调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新世纪新阶段，在推动构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的系统实践中，胡锦涛始终围绕“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8]497的方针，倡导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寻找破解难题的答案。习近平在工作中始终把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作为学习的关键环节来抓，他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所付出的努力，自始至终都是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必须要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13]518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实践的本质决定学习的本质，能否把学习灵活应用于实践并释放效能，是检验学习是否达到目的的关键印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论和学习观中，学习从来不是坐而论道、装点门面的对象化过程，突出实践观点、进行知行合一的实践学习才是其学习的不竭动力源泉和可持续性学习的根本保证。“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7]22。马克思这一经典论述是对辩证法、特别是对辩证否定观革命批判精神的透辟诠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辩证学习观的根源实证。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以唯物辩证思维的姿态来对待学习，在此主要关涉到学习思辨化和学习创新化两个尺度的交互。其一，学思结合，博观约取。这是学习思辨化的尺度。中国共产党人向来善于使用自己的思想器官质疑问难，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从来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16]817，反对浮光掠影式的、生吞活剥式的本本主义学习，而是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14]157，不拘泥于书本，不困囿于成规，不迷信于权威，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懈探索中形成并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18]482。这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科学的。其二，学创结合，守经达权。这是学习创新化、学习成果化的尺度。中国共产党人在能动性学习、创造性学习上有清醒的认识，洞悉在前进道路上单靠老祖宗是行不通的，完全照搬别国经验、照抄别国模式也是行不通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12]131。基于这样的理论勇气，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守正学习与创新创造良性互动，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相映成辉，以学而后化、化而后创的逻辑，毫不含糊地用新知识、新经验和新成果去促成新创造，坚定不移地向取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成果的征程上迈进。这两个尺度的互动在百年党史中的直观彰明，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打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打破苏联和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总之，从实事求是的语境中把捉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方略时，可以看到，对问题意识的依循，一方面使保障学习科学性的审慎态度和保障学习上升性的辩证方法之间形成了同源同构性，另一方面也使学习致力于创新理论、发展实践的必要步骤成为现实可能。时代是出卷人，中国共产党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当今世界正在历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交互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当前中国共产党正进行着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尚处于休止之境，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民族和人民事业的奋斗尚处于无休止之境，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动态学习也将处于无休止之境。“时代试卷的作答不可能立竿见影，需要久久为功的毅力、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19]，而中国共产党人正具备这种学而不厌的学习情趣和谦虚谨慎的学习品格。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多次化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说明永久学习之必要，他认为“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3]177，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3]184，即使是精通马克思主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也要不断通过学习接触新事物、研究新课题[4]271。为了让全党在党和人民事业的新问题面前不落后、不掉队，邓小平申明了三个“总是要学”，即“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5]270。江泽民在迈入新世纪前针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任务、新挑战发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7]309的时代号召。胡锦涛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创立了集体学习制度，提出了建立学习型政党的目标，推动党走在时代前列的机制化、站在学习前排的常态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赋予学习观以新的时代内涵，历史性地优化了学习观的框架和领域，他带领全党以钉钉子精神应对学习形势的变化，秉持“一锤一锤接着敲”的态度对待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把“要我学”“学一阵”的“一阵风”扭转成为了“我要学”“学一生”的“四季风”，使学习在全党蔚然成为了一种追求、一种喜好、一种习惯[9]406-407。就时代视野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而言，从来不是阶段性、被动性的，而是学无止时、学无止境，学习在时间链条上呈现出永恒性、无限性，时代在学习序列上呈现出引导性、进阶性。毋宁说中国共产党是把握时代脉搏、结合实践发展来跟进学习，不如说是在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中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着眼未来充电赋能，从而赢得主动。基于以上论析，中国共产党学习观是目的导向、内容充实、方法清晰的成熟观念体系，其方向、方位、方略的践履嵌入了缘起与旨归、生成与建构、自觉与范导三个维度的逻辑证成。历史经验和现实基础已经充分证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风雨涤荡中把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习航向，正是凭借这种百折不挠、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在沧桑浮沉中脱颖而出，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依靠这股中流击水、潮头勇立的学习劲头在澎湃激荡中奋楫争先，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倚赖这个聚精会神、锲而不舍的学习定力在乱云飞渡中砥砺从容，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站定于建党百年的辉煌时刻，必将会以老练而崭新的学习面貌谋定“国之大者”，学在深处、看在高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继续团结人民、领航中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习近平党校十九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155.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3-264.
[7]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0]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23-624.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4]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5]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党建，2021(4)：8.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82.
[19]李宏伟，严国红.论习近平时代观的核心命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4)：32.
本文作者：董在全，山东济宁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章来源：《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