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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舫：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重张力及其进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重张力及其进路
摘要：“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践淬炼而成，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全球发展样态的理论化表征，实践与理论、历史与当代、中国立场与世界格局以及整体与局部的张力构成这一理论话语的内在规定。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处理好实践与理论的张力关系，在“拉近”与“拉开”理论和实践间距的过程中形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主张”；要处理好历史与当代的张力关系，在对马克思主义“原本”“副本”的继承和借鉴中厘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创新边界；要处理好中国立场与世界格局的张力关系，在审慎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概念“宽泛性”的前提下，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有重点的相互促进；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张力关系，在整体性与学科化的视域融合中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高质量发展。只有通过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多重张力的辩证把握，才能不断明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进路。
关键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张力；进路
一、实践与理论的相互推促
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表现出新的“出场形态”源于现代化建设实践上的新变化，展现了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统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理论新样态，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实践新推进。在理论形态上，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与帝国主义问题，批判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分析技术进步或新技术运用带来的社会正义问题等；在实践形态上，回应21世纪资本主义以及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诉诸“武器的批判”审视西方传统左翼政党的新策略，推动后发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进程。
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诸多新理论和新思想，内在要求以新的“称谓”表征其自身。实践作为理论之源，是助推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本质力量。但作为一种学术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研究中的新突破还可能源于已有学术成就合乎逻辑的自我演进，这种学术进步需要一种新的理论称谓予以概括。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众多理论成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展现了更为广泛的国际视野，蕴含着更加深刻的价值关怀，将其冠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称谓更符合理论发展的逻辑规定与现实根据。
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性关系。这种张力在现实性上表现为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可避免的实际间距，在客观性上表现为理论为了“切中”实践而内在要求的思想间距。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是要推动理论不断“切中”实践，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这既要拉近又要“拉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具体涉及如何“拉近”以及“拉近”的“度”的问题。在哲学史上，马克思首先科学、严肃地对待实践、考察实践，将实践问题真正提升为重大的学术论题，并赋予其存在论层面的理论意涵。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贴近实践的品格，并不是促使理论“泯然”于实践。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表达与理论话语应当有所区别，拉近理论与实践间距的前提是承认理论与实践间距的存在。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推动理论走近实践、走向实践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推动理论走近实践的过程中，往往容易消弭理论与实践之间应有的距离，从而致使理论丧失自身学术高度和反思力度而沦为实践的附庸。要推动理论“切中”实践，还要切实“拉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5]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深化理论对实践的反思力度。由于受到既定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的束缚，理论无法做到对历史和实践的整全性把握，因而需要“拉开”理论与实践的间距，跳出因实践而产生并固化的思维认知。具体而言，拉近理论与实践的间距就是要“以‘人民需要’为尺度和标准来确定选题方向，深入人民群众展开调查研究，将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6]“拉开”理论与实践的间距就是要使理论暂时独立于实践，要秉持强烈的人文关怀并将其“渗透”于实践考察之中，借“科学精神”“艺术精神”“伦理精神”等“中介化”的方式来把握实践。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孕育于21世纪理论和实践的新变化之中，在不断推动理论“切中”实践的过程中出场。深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关系，既要拉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又要“拉开”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让理论之思与实践之问同向同行、相互促进，不断寻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适当接口，在理论前瞻性和实践需要之间找到平衡点，持续有效推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摆脱“学徒状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我主张”。
二、历史与当代的背景叠加
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即始终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170余年的思想发展史中予以辩证考察。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个前提性问题是要明确什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在21世纪的理论领域中，出现了许多自命、自称，或被比附、误认甚至强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明确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边界”问题显得重要且必要。而如何勘定“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探寻答案。
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回到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本”中，呈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本来“面貌”。从解释学上说，任何对文本的理解都是一种“有罪的阅读”，[7]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探寻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像”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许多文本都只是手稿，所谓“经典著作”的形成掺入了后人技术加工的过程，如果不细致考证文本实况而望文生义乃至断章取义，往往就会曲解经典作家的本意，更遑论推动其在21世纪实现新发展。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就以文本构成情况复杂著称，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明确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确定“标题”，这份手稿现今的标题是后人根据马克思在《驳卡尔·格律恩》一文中对其称呼而确定的，且中译标题“意识形态”即原文“Ideologie”尚有不同的翻译方式。在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驳卡尔·格律恩》中，“德意志意识形态”被翻译为“德意志思想体系”。[8]如果采取望文生义的态度，据“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标题名称，而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是以“意识形态”为主要论题的著作，就有可能产生理解上的偏差，由此衍生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自然也就不应当作“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要结合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前鉴”。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取得过重大突破，无论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苏联马克思主义，都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解“前鉴”和思想资源。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还要坚持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发展的重要“前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关注的现代性问题、消费主义问题、文化霸权问题等诸多“症候”，在21世纪并没有得到消弭和缓解，反而愈加严峻、更为凸显。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识也需加以强调，20世纪末“苏东剧变”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威信”受到强烈质疑，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试图将苏联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区隔开来，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遭遇的挫折、出现的失误都归诸苏联马克思主义，企图借此“保卫马克思”，这实际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塑造了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色，其帝国主义理论在21世纪也愈发显现出真理的力量。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列宁主义，仍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主张。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光辉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本质界说为“人类解放”，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边界”问题。厘定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边界”，要将其放置于“人类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主题中，也只有将“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才能充分彰显其思想的全部内涵。如果说，人类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本”中更多地表现为理论形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集中凸显了理性关怀、批判立场和多元特征，那么，在苏联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人类解放则更多体现了实践旨趣、人民立场和现实经验。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充分坚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传统，在对历史的诘问与反思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根本”。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同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原本”，与19、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标识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发展性。在《共产党宣言》19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由于相较1848年革命形势有了较大变化，因而《共产党宣言》原本“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9]21世纪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相比，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中的具体内容可以并应当加以“时代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仅因其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原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更在于其对实事求是理论品格的发扬而享有马克思主义的称号。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本本化”的“迷信”，始终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时代新变局。面对区别于“一般原理”的时代新变化、新形势，不应简单因其与“本本”的不一致而被“悬搁”，或将那些力图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张视为“异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会因对新的具体情况的排斥而有所增益，反而可能在“独白”中走向“凋零”。只有不断回应时代问题、适应新的发展变局，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彰显其真理性，在21世纪以新的样态“出场”。
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既不能“告别马克思”，也不能成为教条主义者，而是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基本原则及其“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人类社会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以及从现在到将来的发展的统一性，积极面向实践问题和时代课题，不断坚定历史自信、涵养历史思维，在破解时代之问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真正凸显和充实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化发展产物的鲜明特质。
三、中国立场与世界格局的双向渗透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将二者模糊混同，也不能简单以“拿来主义”对待全部21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内蕴时间维度，还潜在蕴含着“世界的文学”的“普遍性”尺度。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进程的迈进，“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1]取而代之的则是“世界的文学”的“普遍性”。这里的“文学”泛指一切精神文化产物。21世纪马克思主义表征了“世界的文学”的“普遍性”，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命题，其内涵、外延相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更为宽泛。这种宽泛不仅体现在外延上，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涵盖了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更体现在内涵上，即相较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可能较为“宽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必然要与各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相较于诞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覆盖范围内的许多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现实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与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让渡性”的成分可能较多。在是否坚持“人类解放”的基本立场、如何落实“人类解放”的原则以及如何将其展开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2]等问题上，不同的民族、地区、国家可能且往往会选择不同的道路。站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彻底性”，诸如拉美地区长期存在的“解放神学”等诸种思潮及主张不能直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借鉴，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合法身份。21世纪马克思主义虽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但应该看到其概念中所具有的世界普遍性意蕴。一方面，要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中国学者不能仅仅依据中国的实际而对其边界和标准进行肆意剪裁、设定，将世界上其他倾向于进步、解放的有生力量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要提高理论鉴别力。当中国学者面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时，由于其在逻辑外延上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成互斥的关系，即便其大多能够坚持正确的立场，也不能简单“照搬”其策略与结论。当面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容易陷入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混同的逻辑误区，我们要看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内涵、外延上的宽泛性，不能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作“无菌室”，误以为似乎凡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就能为我所用，就能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是要笃定坚持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立场。
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要认识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及内蕴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中，存在着“时空对应性”。如果说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关注“欧洲典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回答了“东方社会向何处走”的问题，那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大议题就在于如何走好“中国道路”。这种“时空对应性”的发展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重要表征。马克思主义固然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其对一般规律的揭示不是源于形而上学的抽象逻辑，而是根植于“历史科学”对具体实际情况的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考察史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尚且在较为一般的层面叙述资本主义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则自觉缩小了研究的“视域”，具体考察了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研究了16、17世纪荷兰等地区商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以英国为典型的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关注到了资本主义起源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差异性。到了晚年，马克思又着力研究俄国、印度等东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情况和历史前景。马克思之所以严谨、具体地分别考察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特殊情况，是因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黑格尔式绝对理念运动的单线逻辑和统一模式，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的路径，但在同一时代内部，某一具体情况则可能具有典型性，这正是马克思先后重点关注意大利、英国、俄国等地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的缘由所在。就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说，最具有典型性的课题无疑是“中国道路”的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发展、发展得如何，直接代表、关系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许多以往时期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取得了诸多引以为傲的重大成就，树立了更加瞩目的国际形象，生成于中国实践之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领头羊”。
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自觉认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作用。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探讨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问题，内含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仅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还应当带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种带动作用不仅表现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推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还表现为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直接贡献。持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秉持世界文化的普遍胸怀，积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实事求是、有所鉴别地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让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立场与世界格局的双向渗透中迎来更广泛的发展和更光明的未来。
四、整体与局部的视域融合
就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整体性是其本然属性，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需要将其放置于学科化的视域中予以考察。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划分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三个部分，并称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13]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域与学科化视域在列宁的系列论述中也都有涉及。在我国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依托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制发展，一定程度上分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整体性视域开始得到重视。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必须结合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一整块钢”的论述加以看待，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整块钢”，只有在学科化区分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和可能。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围绕人类解放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整体性研究，但我们要“回到马克思”，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原本”，就必须尽可能了解、掌握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所参考、借鉴的学科资源，这主要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把握不同于自然科学，常常需要充分掌握其结论形成的环节性、过程性和背景性要素。要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回到马克思乃至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文本中，以整体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不能抛弃不同学科视域，更不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诸支撑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如在研究马克思中晚期文本时，失去多学科交叉的理论背景，往往只能把握马克思业已复杂化、成熟化思想的表层信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中对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的考察蕴含着深厚的哲学背景。在《资本论》行文中，马克思多次引用古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的文学典故……倘若不具备相应的思想“前鉴”，很容易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片面地理解为一种非批判的“静观”的“实证科学”，从而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退回到“前康德”的、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相一致的境地。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且往往在研究中只有以“片面性”才能换取“深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学者依旧且愈发以学科化的视域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原因。
局部化、学科化视域在推动包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重大作用，但仍然存在着碎片化、单向度、排他性的问题。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中外学者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以及美学等诸多视角深入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仅就同一学科如哲学而言，在西方哲学的现象学、分析哲学背景中，都产生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思想；在各个部门哲学领域，如文化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尤其是政治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突破和贡献。然而，在当前日益规范化的学术体制中，过度依赖既定学科背景往往导致理论研究受到学科边界的约束与限制。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创造”了诸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结构主义的马克思”“后现代的马克思”“符号学的马克思”“弥赛亚主义的马克思”“人类学的马克思”等不同形象，多元的学科化背景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碎片化理解。由于在具体学科建制中只能接受特定的学科训练，单一的学科背景在增强学者对某一领域理解的同时，也容易形成路径依赖，进而可能排斥其他学科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和成果，致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新意”多、共识少，成果多、精品少。学科化视域限制还表现为，一些学者限于以往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大学科的传统模式，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分别划上“等号”，对那些同样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科加以排斥。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学界，如传播学、比较文学或地理学领域等，即使存在一定比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但往往可能既在本学科遭到冷遇，又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传统领域”的学术交往中遭遇合法性危机，难以受到重视。长此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发展是不利的。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坚持整体与局部的视域融合，应在学科开放视野中强化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整体与局部的张力关系在21世纪学科分化、西方意识形态打压等背景中凸显出来，成为亟待应对与解决的问题。就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立为整体性视域与学科化视域的融合创造了独特的优势条件。要使这一优势条件得以充分发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应体现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围绕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根本主题基础上的学科多元化发展，作为其支持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其学科性应当被理解为“超学科”或“交叉学科”；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性应体现为在多学科背景融合基础上的问题导向，并将“问题”与“议题”统一于人类解放这一核心主题，在“海纳百川”的学科胸怀中锚定根本问题，高质量、开放式地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要挖掘21世纪马克思主义概念、命题深处的多重规定性张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根源于实践和理论在时代的革新趋势，汲养于历史传统与现实经验的交融互鉴，表征着中国道路的世界格局与世界视野的中国立场，在追求整体性中以问题意识展现出自身的理论生命。要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就要处理好实践与理论、历史与当代、中国立场与世界格局以及整体与局部的张力关系，以辩证的思维探索和把握“思想中的时代”的创新进路。
[1] [德] 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6] 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的方式》，《哲学研究》2021年第12期。[7] [法]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二版，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页。[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10] 参见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1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