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江泽民同志于2022年11月30日逝世。
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明确指出：江泽民同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为深切悼念江泽民同志，本公众号特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研究员2004年发表的《准确理解和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文，以飨读者。
（该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并收入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发行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一书）。
要认真学习和全面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在掌握精神实质，决不能一味死抠概念和字眼，但对一些基本概念一定要弄清楚。弄清基本概念是准确理解、全面把握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必要前提。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切实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以上所讲的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但科学内涵是不是这五个方面中的最基础部分呢？我认为，只有准确领会了其科学内涵，才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其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当然，进一步加深对其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反过来也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其科学内涵的认识。我认为，要正确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科学内涵，就必须对其中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基本概念作出准确界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全面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确实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应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都属于其科学内涵的有机组成。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系统阐述，胡锦涛同志在一系列有关讲话中也对此作了很多精辟阐发，我们应认真学习。要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还可以首先从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句话入手：因为这三句话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三句话，也几乎直接和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基本理论和我们党全部的战略策略思想。让我们试作如下四点辨析：一是首先应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发展要求”、“前进方向”、“根本利益”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做出界定。比如，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第一，当今世界上，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等高新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体现先进生产力的高新科技必须依附生产者、生产工具、生产对象这三个实体性要素才能存在，且任何先进生产力从根本上也都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我们也不能把受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制约的技术含量很高但价格昂贵、人们消费不起、躺在仓库里睡大觉的产品简单归结为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在高新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更加积极地引进、利用特别是大力发展先进技术。这是第一点。第二，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国家基础命脉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凡是购买不到也根本不可能购买到的，我们必须舍得花钱，下决心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试想，假若当初我们不勒紧腰带，研发“两弹一星”，我国在当今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仅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的效益原则看，我国研发的“两弹一星”加上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胜利，就有力地保证了我国几十年的和平环境。这产生多么大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呀。第三，我们也要辩证地理解先进生产力。美国现有绕地球1500多圈的光纤光缆放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这些光纤光缆是不是先进生产力？贵州的“老干妈” 2000年销售总额为1亿3000万，这是不是先进生产力？有中国特色的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好销量的手织地毯、手工编织等产品是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不先进完全是相对的。判断生产力是否先进，其中一个基本指标是不是应该得到社会承认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呢？因此，我们在大力发展高新科技的同时，应注意另外一面，这就是不要一讲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不顾国情、省情和本地区的情况，忽视特有的优势特色产业，一窝蜂地去搞与各地产品雷同的高新技术及其开发区。我国目前各类开发区已达3837个，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批准的1019家，其他都是没有经过正规程序批准的。这些开发区土地面积的总量已达3.6万平方公里，其中有43%闲置，已超过现在城市建设用地的总量。如果这一窝蜂的现象刹不住，主观愿望是想发展先进生产力，结果发展的可能是落后生产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不是先进生产力？有同志答，先进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落后科学技术是落后生产力。我认为这也要辩证地看，不能笼统讲。技术可以分先进与落后，科学能分先进与落后吗？1+2=3是先进还是落后？科学与技术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外，要发展先进生产力，一定要注意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这里所说的人，当然包括大量的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这种第一生产力必须要有载体，如果离开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离开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没有物化的先进技术设备，也就没有第一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精神都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我们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意不断适时调整生产关系，调整有关政策，比如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千万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要十分注意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如，什么是“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在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灵魂和旗帜。我们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中，无疑还包含上下五千余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已借鉴来的、洋为中用的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当代时代特征与中国具体实际，在中国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把这些优秀文化进行有机融合，特别是改造、提升和创新，便构成了中国的先进文化。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中华文化有传统保守的一面，同时也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我们建党时的指导思想就是外来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影响最大的佛教也是外来的。现在世界上有192国家，2000多个民族，6700种语言，63种宗教。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一定会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加以汲取。与此同时，我们一定也要警惕落后、腐朽乃至反动的文化对我们的侵蚀。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经用朝鲜、越南战争来试探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固性，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1947年7月，美国驻苏联大使代办、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坎南，最早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1951年，他又预言“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西化、分化始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更加明确于国务卿杜勒斯。乔治·坎南的预言在时隔90年左右通过苏东剧变得到验证后，美国当局更加坚定其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苏东剧变一完成，《美国之音》即大量精减俄语专业人员，增加华人工作人员。毛泽东同志一直高度警惕敌人的“和平演变”的图谋。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这一问题也一直十分清醒，并高度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今世界，是美国凭借其经济、科技等优势，引领、控制着全球的舆论。全世界百分之九十多的新闻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控制着。美国的电影生产仅占世界总量的6—7%，但却占世界市场的50%以上。其电视占世界的70%以上。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技术的先进，决不一定是先进的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有钱、有技术便有嘴巴。有嘴巴，就怎么说怎么有理。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新闻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决不能让外国资本、私人资本控制新闻媒体的根本原因。我们要高度警惕利用先进文化技术传播落后腐朽甚至反动文化的图谋。要高度重视这个软武器、这场软战争。这也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特别强调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根本原因之一。前些年，全世界几乎公认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2000至3000万人，而俄罗斯近几年公布的档案证实，这一数字被夸大了25至35倍，实际上仅在78至79万之间。这几十万人中有多少是应该被肃掉的，否则就不可能有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刻意丑化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污蔑贬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是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最重要、最便捷的手段。当然，斯大林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对他的错误，我们决不能辩护，并要汲取其教训，但前苏联和斯大林被妖魔化，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海外出版的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背景炮制的极尽歪曲、造谣、攻击、诬蔑之能事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和《晚年周恩来》也有着不可告人目的。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我们应特别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落后、腐朽、反动的文化对我进行分化、西化的企图。再如，“最广大人民”的科学内涵如何界定？应该说不是“少数人”，也不是“广大”，而是“最广大”。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这里，人民的内涵包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阶层。这对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重要。但人民概念的内涵也不是“一切人”。这就与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完全划清了界线。现在有人说“必须代表一切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值得商榷。78年前，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这一问题还存不存在？是不是没有敌人了？不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我们的敌对势力存在。在国内，是不是除了敌对势力之外，都是我们的依靠对象了？没有朋友可言了？恐怕也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根本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决不可能同时代表两种根本对立截然不同的根本利益。在阶级和有阶级社会里，共产党只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最终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最终是要代表一切人的利益。但待到解放全人类、代表一切人利益之时，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也就在阶级、国家消亡的同时，自己也归于消亡。还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必须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关系，切不能偏废。二是要正确理解每一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如不能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简化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政党属政治和上层建筑的范畴，生产力属于经济范畴，阶级属于经济和经济基础的范畴，各自有着不同的特定含义。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应注意科学把握。由于政党与生产力不属一个范畴，因此，先进政党不能直接代表先进生产力本身，如果先进政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经过中间环节，也就是通过先进阶级来代表。但政党是上层建筑范畴，因此，先进政党可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为发展要求主要是指不断完善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阶级与生产力同属一个范畴，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可以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当今中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指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提供一个相互协调发展的好的环境，从而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人说，怎么能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呢！这里有三个误解，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的是代表中国的，而不是世界的或美国的；二是说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是指当前，同时也是指长远，是指在历史长河之中，是指从最终对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推动而言。而不是指当前某些特定国家的生产力本身或发展水平。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常常听到有人问，为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呢？也有人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讲了经济和文化，没有讲政治。正确理解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科学内涵，也就很容易澄清这些模糊认识。三是要正确理解“三个代表”本身之间的内部辩证关系。“三个代表”之间不是并列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前两个代表是手段，第三个代表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历史上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阶级和政党，可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但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之外，从来没有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中，仅有前两个代表，没有第三个代表，那么这个党就一定不是共产党，而是其他什么党。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个代表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始终如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坚持真理观，就是要努力认识世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始终如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坚持价值观，则是要更好地改造世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相统一。有人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执政党尤其是现代民主体制国家执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说法同样值得商榷。共产党既是执政党，更是领导党。与一般执政党相比，它在指导思想、性质宗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上，都有着根本不同的特殊本质。其本质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他执政党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己。当然，所谓现代民主体制国家这一概念本身就值得商榷。四是要正确理解“三个代表”的主体，也可以说要正确理解这三句话的主语是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也才能做到“三个代表”。党的地方各级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能不能成为代表的主体？大家可以探讨。我认为不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只能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任何个人均不能成为代表的主体。人们常说，某某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第一个代表，某某人是第二个代表，应该说，这是不科学的。准确理解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就会更加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未来的征程中，我们就会坚定不移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二、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二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完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先看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有四句话，前两句话中有两个“实际”，第三句话中有一个“实事”。两个“实际”、一个“实事”，指的都是客观世界；第四句话中是“实践”，指的是主客观世界的相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中特别突出和强调了“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时”字，是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一定的主观世界和一定的客观世界的相统一。从本质上说，这个“时”，强调的便是党的思想路线中的“实践”。与时俱进的“进”字，则强调了党的思想路线中“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与发展真理”里面的“发展真理”。所以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思想路线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这也决不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没有自己的新贡献。它的新贡献在于：“与时俱进”特别强调了昂扬向上、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强调了人们在实践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正因如此，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就充分肯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与党的思想路线的继承与丰富的关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至于如何创新，应主要做到以下四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向歧途。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实现了共产主义后，可以在实践中产生另外一种理论来继续指导社会的发展。但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同1＋2＝3一样不会过时。你可以创新发展到“高等数学”，但你不能否定1＋2＝3这样的基本前提。一旦否定这样的基本前提，你的“高等数学”也就同时被否定，或被当即证明你的所谓“高等数学”根本就不是“数学”。二是要坚决做到“三个解放”，即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进一步弄清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究竟哪些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二是哪些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作出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完全正确但现在决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的具体结论，三是哪些是必须根据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需要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四是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五是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三是理论创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为根本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四是任何时侯、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创新贯彻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始终。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终极真理。实践永远没有止境，创新也永远没有止境。现在确实仍有教条主义的问题，把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我们决不能重犯“左”的错误。任何僵化、教条的“左”的那一套，绝对没有出路。但也确有一个“随意创新”问题。有的人把创新看得很容易，动不动就说自己创了新。提出一个新名词叫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原有的观点换个说法叫创新，纠正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回到正确认识叫创新，甚至把否定、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也视为创新。这样的创新有点太轻率甚至荒谬了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决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创新。四、关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早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便对如何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思考和规划。此后，他正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开始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58年3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就指出：“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能从之”；“不要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毛泽东同志1956年阐述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后来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等，都是为了避免照搬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可以试想，如果我们当年照搬苏联模式，甚至与他们一起搞什么“联合舰队”、“长波电台”，那就有可能难以避免1990年前后“苏东剧变”这一根本性的巨大灾难。但我们一直深深引以为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发展来不断巩固和推进的。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过去，我们讲发展，主要是指经济的发展，甚至讲过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特别强调经济建设，主要是针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言的，这是完全对的。但有的同志将之片面理解为GDP的增长，这就带来不少负面效应。我们现在所讲的发展，首先是指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能动摇；二是指物质、政治、精神文明三者的协调发展；三是指人的全面发展；四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那么，我们这里所讲的建设，应该首先是指经济建设，同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二是指搞好党的建设；三是三个文明的协调建设；四是指搞好国防建设等。只有这样理解，才科学、准确，也才有利于我们的实际工作。六、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力量与建设者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应当看到，在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我国的两大基本阶级。现阶段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中从事直接和辅助性生产劳动的广大职工群众。与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职责相联系，我国工人阶级还包括干部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经理人员阶层和士兵阶层。其中国有企业工人8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1500多万人 ，农民工12000万人，农业工人500万人左右，“三资”、私营、个体企业的雇工约5500万，干部阶层4113万，专业技术人员即知识分子阶层3600万人，国有、集体企业经理阶层700万，士兵阶层300多万，工人阶级总人数大约3.5亿，约占全部就业人员的50%。目前，我国有近9亿人为农业户口，从事农业的农民3.1亿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44.2%，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员的82%。我们不要怕提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工人阶级没有独立性、排他性利益，是能做出最大牺牲、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和优秀品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先进性进一步增强；我国农民始终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也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最主要源泉。所以我们说他们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中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这些新的阶层除部分成员属于工人阶级外，分别可以归入个体经营者、非公有制企业高级经理和私营企业主这三个阶层。到2000年，个体经营者登记户数达2571万户，人业人员5071万人，占全部人业人员的4.2%；全国私营企业主有176万户，出资人数约400万，占全部就业人数的0.6%。2000年一年，私营企业共创总产值10739亿元，从业人员已达2406.5万人。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成为安置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开拓国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古今中外的一切统治者，都在自己的施政纲领里谈到“为民”，但从旗帜到行动真心真意完全一致为人民的却只有共产党。统治者所说的“为民”，不过是欺骗人民，以期利用人民实现一己之私利。什么是立党为公？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立党为公，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所共有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世界上所有执政的共产党所共有的基本属性和本质。共产党执政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可以随着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加以改革与完善，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否则就是蜕变。以前苏联为例：就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科学院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仅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仅占7%，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党的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苏联解体后，富起来的俄罗斯新贵绝大部分是前苏联官员。所以，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党”。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经济没有搞上去等，而是从根本上背离、背叛人民所致。有同志问，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是什么关系？我是这么理解：一是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该党自成立之日起，即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根本宗旨，也就是立党为公。立党为公是党与生俱来、与党共生共灭的根本属性。无论在夺取政权前还是执政后，党都应始终保持这一根本属性。失去这一根本属性，该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而执政为民，是一个党夺取政权后立党为公这一根本属性的本质反映，是共产党执政后的特有本质。二是我们党不是一般的执政党，更是一个领导党，与西方的执政党有着根本不同。立党为公，主要是从执政后的领导党的角度谈，要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和党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执政为民，主要是从执政党的角度谈，通过执政，用正确的思想武装、教育人民，并大力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项具体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领导党与执政党在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的本质上有机统一了起来。八、关于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方针政策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关系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与改革开放后给我们带来的福祉都说明了这一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起指导和推动作用。抓住这个环节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就能在全局上把握住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过年过节之时，我们当然要给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送去温暖，尤其要让特别贫困的群众吃上一顿热饺子吧。但我们一定要更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并能得到有效的实施，才能尽快地强国富民，这才是“大仁政”。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关系？完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点也不矛盾。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说具有重大意义，就是说要用辩证观点来看：群众利益中有很多小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吃穿住行医，这还都不是小事？一些群众没饭吃，这对有饭吃的人来说确是小事。但民以食为天，对缺米少盐的群众来说，这可是性命关天的大事。对这些“大事”绝对不可小看。这决不仅仅涉及社会的政治稳定，更涉及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关乎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和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尽管事小，我们都要当作大事来办。只有这样，我们才是也才能说明我们是真共产党，而不是假共产党。当然，我们提倡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决不是不要考虑人民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因如此，胡锦涛同志在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时侯，首先强调的是必须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中去。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针对我们“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体现了与时俱进，是完全正确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现在，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去解决群众特别是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要求各级领导要切实把中央脱贫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这同样是与时俱进，同样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现有贫困群体大约8000多万：城镇2000余万，贫困县里3000多万，贫困县以外的农村3000多万。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孤苦无奈无助的地位。我国的这一贫困群体主要分布在工农两大阶级的基本群众中，如果长期不解决好底层群众的贫困问题，就会影响对我们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看法，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就不可能牢固。我们党的阶级性质、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也充分决定我们绝不能忽视贫困群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挂在心上，在这方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胡锦涛一当选总书记，即率政治局、书记处以上领导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胡锦涛冒着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35度的严寒，到内蒙古中东部地区考察。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关心中国的贫穷地区、落后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困难群众，这表明他们会更重视低收入群体的呼声和利益，特别是注意为农民和下岗工人谋利益。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他们先后到北京、广东、四川、天津等疫情严重的地区视察，发挥他们一贯的亲民和勤勉作风，不避危险频繁出入疫区的医院、大学和社区。新的党中央，确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完全相信，有中央最主要领导的率先垂范，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的作风必然进一步得到大的改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精神动力。什么是信仰？信仰决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和理论。它是被一种理论所征服，并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依然自觉自愿、斗志昂扬、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去为之奋斗，这才叫信仰。马克思两次拒绝德国当局的高官引诱，长期忍受贫困生活，经常典当衣物以换取食物，三个孩子死于贫困或疾病，其中小女儿死了三天竟无钱安葬，40年如一日奉献出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这才叫信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5年，毛泽东就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全国解放后，在失去5位亲人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本可以让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毛岸英享受美好和平生活，但却决然把他送上枪林弹雨的战场，这才叫信仰。苏东剧变后，针对马克思主义失败的论调，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惊惶失措”，“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这才叫信仰。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150多年，垂垂老矣。15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呀，那老一套还能管用？乍一听，蛮有道理。但稍加分析，不难驳倒。说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人，往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老祖宗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崇拜得五体投地，极力主张用这一理论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而反映这一理论的《国富论》问世于1776年，比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刊布的《共产党宣言》还早72年。一些人非但不说亚当·斯密老矣，反而认为其“风华正茂”。这里有不少人是认识问题，但有的是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直接在起作用。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主义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演绎着对抗、危机、冲突和苦难的历史，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而坚定的信仰来自哪里？只能来自通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真学习，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在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上下功夫。前两年，我与美国经济学家瑟罗交谈，向他请教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说，苏联解体前后，他正好在那里。他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不解。他又解释说，试想，保罗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天主教世界将是什么模样？那必然是一片混乱。他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我们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有着坚定的信念，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与楷模。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我们更需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时的信仰就更显得“金贵”。这时的信仰，就更能识别、考验、锻炼一个人。信仰正确和坚定，就是“真金”，真金不怕火炼。有没有这一信仰，大不一样。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失去了这一信仰，极有可能害人害己。近些年，不少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受到党纪国法处理时，几乎都痛哭流涕反省说，自己放松了学习，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根本的缘由。苏东剧变后，一些人完全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他们看来，“国将不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垮台是迟早的事。不少人在捞，认为不捞白不捞。信仰的堤坝一旦溃决，牢房的铁门便会打开。有经验的船长都知道，大船沉水鼠先知，最先要逃跑的是那些老鼠们。但这次，一些“老鼠们”对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这艘大船的预测错了。这艘大船不但没有沉，而且正乘风破浪去远航；受到惩罚的是这些已经落水或还没有落水的“老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分强调要把改造主客观世界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要对事也要对人。对事，就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工作、推动社会实践；对人，就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头脑、指导自我修养。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改造主观世界这个词，很久不提了。五笔词库里就没有这个词组。主观世界不改造不得了。香港大学有位教授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的，永远不变的，以自私为出发点”。但现代生物学并没有找到被公认的充分证据，证明人性是天生自私的，就如同人的皮肤色素是遗传而不可改变的一样。观察动物界不难发现，不是所有的动物在任何时侯、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为自私，恰恰相反，许多动物有很强的群体性和利他性。比如，森林中蚂蚁群遇到火灾时会迅速集结成球，滚过火区，集结在球体表面的蚂蚁都“壮烈”牺牲。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行为，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关联。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精心研究古代印第安人的原始经济生活后，得出一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生活中的共产制是印第安部落的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在他们心里还没有产生任何可见程度的个人蓄积的欲望。众所周知，正是以后几千年的各种私有财产制支配了人类社会，才使私产社会的主体渐渐驱逐了利他心态，甚至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防治“非典”时很多白衣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他人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有力地批驳了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谬论。我们决不要小看这种谬论的危害。那种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正在强烈地腐蚀部分干部群众；也就是这种观点，把我们的一些人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送进了监狱。我们知道，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在强调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同时，有严重忽略个人利益的现象。但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决不会重蹈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覆辙，而是切实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选择的基础上，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机地协调起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是身体力行、贯彻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应该率先垂范。只说不做，甚至说一套做一套，那叫骗人，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他们热切地期待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紧密结合起来，真学真用，真正为他们谋利益。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研究员
文章来源：该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并收入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发行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