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江玉楼

在过去的几天，湖南等多省的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湘江超历史最高水位。据湖南省气候中心统计，6月湖南全省平均降水日20.5天，为1951年以来同期第一高位，超过了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平均降水量。长沙、宁乡、浏阳等地一片泽国。

上述数字来源于一家救灾基金会的统计，事实上很多主流媒体直到本周一，才调高湖南水灾的曝光率。来自灾区的讯息此前只是朋友圈、社交媒体的转发，也多数属于自发推送的讯息。由此可见，在如此重大的灾情面前，救灾的动员力度较低，水灾的社会能见度也很低。

一个良好的媒体生态，应当对大型灾害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第一时间给予报道，争取资源的及时投放。可以说，就减灾而言，媒体关注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但是在湖南这次水灾中，媒体角色没能充分发挥出来，某种程度上影响救灾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从社交媒体的自发传播中，我们对湖南水灾中的信息产生了一些模糊印象，比如水灾来临前的预警系统是怎样运转的，疏散及临时安置的方案如何展开，零星自救如何介入政府救灾网络，民间救援如何才能发挥最大效果……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充分的呈现。

现在还有网友翻出6月30日的一则新闻，“召开防汛紧急会议，将爆发大洪水？长沙市防指紧急辟谣”。紧急会议确实没开，之前流传消息有谣言成分，问题在于，事实证明“将爆发大洪水”非但不是“谣言”，而是成了精准的“预言”。除了紧急辟谣之外，官方在预警和信息发布方面，是否存在硬伤，是当下需要反思的。因为权威部门的信息，是媒体报道的重要信息源。官方是否存在对事态预估不足、信息发布不力，很值得追问。

我们已经从朋友圈的老乡转发中，有很惨烈的水灾现场的画面——这些确凿的信息是怎样，有待公信力媒体进行确认，因为出现水灾死人的地方一定是救灾薄弱的地方，可以指示抢险救灾的方向。媒体报道与救灾之间应当有密切的联动。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一个情况，就是单靠舆论来救灾。它说的是，镁光灯下的灾区就会受到格外关注，媒体没有关注到的地方，资源投送就很松懈。要克服这个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政府要对水灾信息有全盘掌握，预案适应性强，快速机动地覆盖灾区。

然而现实表明，一方面是靠舆论救灾的情况没有出现，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救灾效率在水灾前期中表现不佳。一线灾情评估、受灾地区需求清单、特别是饮用水问题，都是大水灾中第一步要摸清楚的状况。这也是媒体有秩序报道与政府高效推进救灾的依据。

值得提醒的是，呼吁媒体对湖南水灾加大报道力度，要反对一种报道倾向，那就是用简单的歌颂式报道来遮蔽水灾的能见度。一线抢险救灾固然辛苦，固然需要激励，但当务之急是全面汇总灾区情况、汇报受灾人群的急需，为后续的紧急安置提供信息基础。

自然灾害的几种主要类型中，水灾抢险救灾的难度格外困难。从2013年潮汕水灾、浙江水灾等具体表现看，遭遇水灾后的减灾力度与当地社区的自救能力息息相关。湖湘文化向来被认为是激发湖南人团结的纽带，但愿这次也能被水灾激发出来，有出色表现。

水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水退却之后，留下的痕迹不多。从反思灾害的成因来讲，这是不利的方面。除了舆论鼓与呼，提高关注度来凝聚救灾资源，最根本的还是靠达标的水利设施抵御洪灾。媒体对湖南水灾的报道，自然也包括检视防洪基础设施的有效性。

总的来说，周一开始湖南水灾的能见度逐渐抬高，是个好现象；但对灾区而言，现在需要更多的信息整理，为紧急安置受灾的几百万人提供社会救助。同时，也要评估下一步的灾情发展，摆脱缓慢的反应。不能再让人们仅仅从朋友圈获知灾情，这个状况理应迅速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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