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音法學和漢語音法演化研究（下）
演化音法學和漢語音法演化研究* （下）
* 原載《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十一輯，151-17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10月）。本電子版有所修訂。
朱曉農 麥耘 沈瑞清
3. 案例：清濁的演化
下面我們用清濁的演化作為例子來看演化音法學的嘗試。
3.1. “清濁”的概念
“清濁”是一對自有音韻探討以來最古老的術語之一。漢語方言以及南方少數民族語言中很多語音變化都跟清濁相關。從現代語音學角度看，它們有兩種不同的含義：（1）自上個世紀西方語音學傳入後，“清”與“濁”的對立被解讀為聲帶不振動與聲帶振動（一般叫“帶聲”，本文稱為“振聲”），即voiceless vs. voiced；（2）其實顏之推、陸法言最早的“清濁”含義是嗓音或聽感上的“清洌～渾濁”，對應於現代語音學的常態發聲和氣聲。這兩種不同的“清濁”有着不同的連環音變趨勢。連環音變之一是“清振演化圈”（跟常態不送氣清聲和常態振聲相關），其二是“送弛演化鏈”（跟清送氣和氣聲相關）。這兩種連環演化囊括了漢語音韻史上極為重要的幾項“聲母”演化：大部分漢語方言中的濁音清化、贛語和吳語中的清音化濁或次清分調，東南方言中內爆音的來歷，以及相關的聲調演化，等等。這裏我們用了“演化”，沒用“音變”，是想把概念再收窄明確一點。“音法演化”是一種特定的音變，是指有音理可循、類型學上普遍可見的自然演化。“音變”是上位概念，包括音法演化和其他各種性質的語音變化。
3.2. 弛聲：中古濁音的性質
中古漢語的“清音”和“濁音”是什麼意思？一千五百年前顏之推、陸法言等最早使用時並未加以定義。不過，從這兩個詞的本身含義，以及行文語境如“輕清重濁”來看，不會像“唇音”“牙音”“深喉”“淺喉”那樣描寫發音生理，而應該是一種聽感描寫，意即聽感上清洌的普通嗓音和聽感上渾濁的氣化嗓音（弛聲或濁氣態）。一百年前西方語音學傳入，“清濁”又用來對譯voiceless和voiced，一直用到現在成了常規用法，反而把古人的原意給深深遮罩了。高本漢（1915/1995）最早構擬全濁塞音為濁送氣如b‘ [bɦ]，這個看法後來被認為從類型學上來說是不可接受，同時與佛經譯字相違。因此，從陸志韋（1941）以來一般都認為是不送氣帶聲如b。最近二十年來，類似高本漢的看法又重新興起，Cao & Maddieson （1992）、麥耘（1998）、王福堂（2010）以吳語為據，黃笑山（1994）以日本吳音為據。麥耘（1998）根據邵雍《皇極經世》，提出中古漢語，至少從中古漢語後期起，全濁音是“清音濁流/氣聲化音/濁送氣音/氣嗓音”。朱曉農（2010）以一個完整的發聲態系統作為理論基礎，從東亞、東南亞到南亞更大的範圍內來看氣聲的分佈，如今天的吳語、湘語、贛語、桂北土話、老湖廣話、苗語、侗台語、佤語、爪哇語、印地語中都有氣聲（主要是弛聲，也有濁氣態[1]）的存在，認為最直接的假設就是中古漢語（以及早期南部亞洲語言）的濁音就是弛聲如[*p̈ ]。反之，如果把中古全濁構擬為常態帶聲如[*b]，那就要解釋常態振聲為什麼在漢語中這麼不容易保存，在絕大部分方言中消失得幾乎無影無蹤，而在吳贛湘（以及苗語、南亞語）中卻變成了弛聲。
支持濁音是弛聲的還有來自古文獻的證據，邵雍《皇極經世》對濁音的處理，顯示出中古晚期濁音清化，即弛聲在消失（消弛）過程中，詳見下。
支持中古濁音是弛聲還有來自音節結構和音節成份的證據。把濁音看作常態振聲如*b，那就是作為聲母看待。而弛聲是音節的屬性而不是聲母的屬性，聲學和聽感特徵都表現在韻母而不是聲母上，這反映在音素相同的影母（衣）和喻母（移）的對立。影母和喻母字都是零聲母字，但前一個是“清”，後一個是“濁”，這當然不是聲母振聲與否的區別，而是整個音節是清洌聲還是弛聲的區別。
[1] 音法學中發聲態有六類，其中一類是氣聲，下分三小類：最強的濁氣態（濁音濁流或濁送氣）、最常見的弛聲（清音濁流）、弱弛。本文用到的“氣化”和“弛化”大體上是一個意思，氣化概括面稍大。
3.3. 送弛演化鏈
明白了古濁音是氣聲（主要是弛聲，也可能是濁氣態），那麼就可以理解漢語歷史上的濁音清化，其實就是氣聲/弛聲消失（或稱“消氣/消弛”）。這是一種清濁的連環音變：從清送氣到氣聲的來回演化鏈，參與者有以下四種發聲態。
圖5. 送氣弛聲演化鏈
上圖表明，送氣可以弱化為弱送氣，然後與弱弛交替，然後變為弛聲或濁氣態。反過來從氣聲變為送氣更是常見的，那就是漢語歷史上的“濁音清化”。這種來回的清濁演化鏈的機制可以圖解如下：
圖6. 消弛（濁音清化）和弛化（清音化濁）的過程和機制
上圖左面往下的箭頭所表示的是較為少見的“清音（清送氣）濁化”，即普通清洌聲變為氣聲的過程。最上面的框子寫的是清送氣[pha]，然後到第二階段，送氣段開始侵入元音。這個過程其實更應該解讀為元音提前振動聲帶，從而逆向侵入了送氣段。結果造成一小段弱送氣[‘]和一小段弱氣化元音[ạ]，後面再加清洌聲元音段。然後第三階段，元音振動更提前了，全部逆向侵入了送氣段，使得弱弛態或弛聲元音段加長。到最後第四階段，理論上整段元音變為弛聲元音[a̤ ]。為什麼說“理論上”呢？因為實際上常常氣化在元音中段以後就弱化以致消失，尤其是在升調的情況中。這就是發生在太湖東南岸的“次清/氣流分調”（朱曉農、徐越2009）和鄱陽湖到幕阜山北部贛語的“清音化濁”（王彩豫、朱曉農2015），以及侗語榕江縣口寨村方言中的氣調派生（朱曉農、韋名應、王俊芳2016）。它們的“清音濁化”就是聲母清送氣導致韻母氣化。從吳江方言來看，送氣（次清）跟不送氣（全清）沒有分離時調頭較高，送氣（次清）脫離不送氣（全清）則是一個氣化的過程，先是弱送，再弱弛，同時基頻也開始下降，最後如果完全氣化，那就和濁音（陽調弛聲音節）合流。這個過程和機制和“濁音清化”的演化正好反向。
上圖右邊往上的箭頭表示名稱上耳熟能詳的“濁音清化”，但實質內容要重新解讀。中古全濁音是氣化/弛化音節，即最下面框框裏的音，表示的是古音並母字：聲母和韻母都氣化的[p̈ a̤ ]。在某種語音環境的誘導下，比如升調，韻母後半開始消氣，開始弱化為弱弛的[ṗ ạ]，此時開始清（洌）化。然後進一步消氣，而原先氣化的調頭（韻母開端）如果是低調，那麼可能變為弱送氣的[p‘a]。這一步已經大體上消弛了，或者說“清化”（清冽化）了。最後完全消氣，清洌化為送氣[pʰa]。如果調頭較高，則可能清洌化為不送氣。這個消弛過程可以湘語湘陰月山話中發生的消弛變異情況為例（朱曉農2010）。
湘語中的濁音一般是弛聲如[p̈ a̤ ]（變體有濁氣態[b̤a̤ ]，常態振聲[b]、甚至內爆音[ɓ]）。湘鄉月山話中大體上齦音[th]音節中的韻母氣化明顯的多，其次為唇音[ph]後的韻母，而軟齶音[kh]音節變為送氣清聲音節的多。湘鄉月山話有五個聲調。陰去像其他湘方言如長沙、岳陽、湘陰一樣，是個上域升調[2] {46}。陰平高平{55}，上聲中降{42}。另兩個較低：陽平央凹調{324}，陽去低平調{33}，都有部分字帶有弛聲[3]。
圖7. 湘鄉話中古全濁在變為送氣聲母
圖7【左】陽平“同”[thɐŋ]是氣聲音節，而【中】陽平“球”[khju]已是清洌聲音節了，韻母是常態振聲，普通清聲母引發高調頭。【右】陽去“洞”[t(h)ɐŋ]，氣聲音節，聲母送氣段滿打滿算只有34毫秒，談不上送氣（當然比一般的不送氣[t]稍長幾個到十幾毫秒），是一個消弛過程中變為清送氣的過渡狀態：弱弛。
下面三幅能量頻譜圖取自上面相應圖中元音起始後約40毫秒處。
湘鄉的例子顯示了古全濁弛聲音節正在消失過程中，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1）韻母：部分韻母（主要是齦音聲母音節中）上還保留程度不等的弛化，更多的已經變為常態清洌聲。（2）聲母：有的已經變為清送氣，如“球”送氣段109毫秒；有的是弛聲的清送氣，如“同”送氣段也是109毫秒；有的只是在送氣和不送氣的邊緣，如“洞”送氣段不過34毫秒。這是在由弛聲變為清送氣的途中：弱弛到弱送。在34到109 ms之間還有連續分佈的例子：
表2. 從弱送到送氣的VOT
一般而言，三十毫秒是不送氣的上限，六七十毫秒是送氣的下限。在這中間的可以看作“弱送氣”。但從弱送態到送氣態之間是個連續統，尤其是在沒有對立和/或演化途中，無法以某個具體數值作為絕對分界，表中‘舊大’兩字就在弱送到送氣的過渡橋上。弱送態（傳統稱作“清音”）和弱弛態（“濁音”）之間很容易轉化，只是元音振動稍早略晚那麼一瞬間的功夫。這是構成第一種清濁轉化（即弛化和消弛）的橋樑。弱弛態可逐漸繃緊聲帶而變為弱送態（即逐漸消弛）。而發弱送態是如元音起振稍晚，使得送氣段增長，那麼齦音[th]和唇音[ph]音節也會像軟齶音[kh]音節一樣，變為清送氣。
[2] 因為是男性發音人，所以大多是用張聲發的，基頻200多Hz，少數用假聲，最高達330 Hz。沒發現次清去有明顯不同。
[3] 因為只是部分字，所以弛聲還只是一個隨機的伴隨特征，所以聲域上未考慮建立一個下域。
3.4. 低送高不送
進一步的考察發現，吳江方言的送氣弛化分調，在低調中所有發音人都有分調，在高調中則表現出人際差異，有些人分調，有些則否。由此可以推測，送氣音的氣化首先發生在低調中。換句話說，清送氣、弛聲、低調之間有相關性。這就給我們解決濁音清化中的一個老難題提供了一個思路。
把中古濁音重建為弛聲，還能更好地解釋聲母的演化。為什麼中古全濁在東部官話裏“平送仄不送”？音理上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現在瞭解了弛聲消失（消弛）的原理，就迎刃而解了。有些湘方言正在消弛，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聲調裏有不同的變體：在高調裏弛聲減弱，聲母仍然是不送氣；而在低調裏，弛聲的聲母VOT有從三十毫秒到六七十毫秒的各種變體，時長介於不送氣跟送氣之間，屬於弱送氣。如果按照這種模式發展下去，就會出現低送高不送的聲調演變。東部官話中的“平送仄不送”，其實就是陽平低平，消弛後送氣，陽去（包括變去的濁上）是低域的高降，消弛後不送氣。下面再來看一個活語言正在變的例子和一個歷史文獻裏的例子。
例一：四川“老湖廣話”記音
崔榮昌、李錫梅（1986）對老湖廣話的記音有濁不送氣和濁送氣之別，如：
表3. 老湖廣話濁不送氣和濁送氣例字
老湖廣話有陰陽上去四個聲調，五度制記為[55，21，53，14]。涉及到的消弛對象和北方話一樣，主要是陽平（濁入歸陽平）和陽去（濁上歸去）。陽平低調[21]而（陽）去升調[14]。上表中被記為濁送氣[bh, dh, ɡh]的全是低調[21]；而升調字[14]全部歸入不送氣[b, d, ɡ]。少量低調字[21]也歸入不送氣。這樣的分佈可表述為：低（大體）送，高（從來）不送。這是因為發低調時聲帶鬆弛，容易漏氣或漏氣多，也就是氣化較強，聽上去像送氣；發高調時聲帶較緊，不容易漏氣或漏氣少，也就是氣化較弱或沒有氣化，聽上去不送氣。下面兩張語圖也說明這一點。
圖8. 老湖廣話弛聲例字
圖8【左】“部”[p̈ ṳ 14]，崔、李記為“不送氣”[b]。【右】“盤”[p̈æ̤ n21]，崔、李記為“濁送氣”[bh]。
右下暫態頻譜圖中H1-H2為正值，上面寬頻圖中脈衝之間較模糊。左下H1-H2差不多為零，脈衝之間較乾淨。這說明高調字“部”弛聲很弱，所以被聽作、記作“不送氣”的[b]，而低調字“盤”有弛聲，所以被聽作、記作“濁送氣”。
例二：邵雍的濁音
麥耘（1998）在探討宋代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倡和圖》中的濁音分化時指出，《倡和圖》把全濁聲母分成兩類，仄聲跟全清音相從，平聲跟次清音相從，如“卜百丙必（幫），步白備鼻（並仄），普撲品匹（滂），旁排平瓶（並平）”，這可分別構擬為：幫[*p]，並仄[*pʱ]，滂[*ph]，並平[*pɦ]等。即全濁聲母字中的陽去字因其高調頭、陽入字因其喉塞音收尾而使氣聲化色彩減弱（用上標的[ɦ]表示），發音與全清音字相似，但尚未合併，故邵雍仍分列之；而全濁陽平字因其低調性而氣化程度較強。此時的氣聲化音（包括已減弱了的）語音學上是清聲母，音位學上仍可看作是“全濁聲母”。
邵雍描述的宋代中原方言中的“濁音清化”，跟上面引述的老湖廣話的聽感描寫（崔榮昌、李錫梅1986）如出一轍。麥耘為解釋《倡和圖》編排方式提出的“低送高不送”假說[4]，在今天的方言中可以得到廣泛的印證。
[4] 此前也有提到過“低送高不送”的文章，但不是從中古濁音是弛聲的基本假設出發來論證的，所以與此處論證的音理及其演化無關。
3.5. 清振演化圈
上面講的送弛鏈是名副其實的“清濁音變”。另一個傳統上也稱為“清濁音變”的，其實是常態不振聲的清音和常態振聲的演化圈。注意：不但是不振聲清音，連常態振聲如英語、法語裏的b/d/g，都是普通的常態嗓音，即“清洌聲”（clear voice）。
“清振音變圈”實際上有一個半圈，參與這個連環音變的輔音有清聲（不送態）[p]、張聲（前喉塞）[ɂp]、內爆音[ɓ]、鼻冠音[mb]和鼻音[m]、振聲[b]、長振聲[bb]。完整點說，是“清振內（爆）鼻”演化圈。這個演化圈里有一個很關鍵的樞紐環，那就是內爆音。內爆音最早在浦東、永康等吳方言中為趙元任（1928）所發現，當時稱之為“陰調真濁音”。後來他又區分出吳語和侗臺語中弱和強兩種內爆音（趙1935）。李方桂（Li 1943）在侗臺語中發現了更多的內爆音，並稱之為“前喉塞”（pre-glottalized plosives）。後來在南方很多方言和民族語中發現有自發的內爆音及其與張聲[ɂp]或長振聲[bb]的交替（朱曉農、寸熙2006；朱曉農、劉澤民、徐馥瓊2009；朱曉農、洪英2010；朱曉農、關英偉2010；龍國貽2009；Cun 2009），從而發現了下圖中那樣一個音變圈。從音理上來說，長振聲[bb]（Ohala 1997）或張聲[ɂp]（Kagaya 1974）都有可能自發變為內爆音。
圖9. 清振内鼻演化圈（據朱曉農、寸熙2006）
過去把吳、閩語中的內爆音都看做是侗臺語的底層，是一種接觸的產物。從演化音法學角度來看，固然有可能發生過接觸，但這種解釋不但不充分，反而誤導。首先，接觸並未解釋內爆音的起源。漢語內爆音借自侗臺語，那麼侗臺語內爆音又是向誰借的呢？所以，我們要找到內爆音發生的語音原理，才算解決內爆音演化的關鍵問題。第二，我們過去常說，民族語向漢語借各種語言成份，而不是反過來，比如借漢語聲調。但為什麼內爆音不是向漢語借，而是借給漢語呢？第三，氣聲在吳、贛、湘以及閩北方言中很常見，而這也是苗瑤語中常見的，那麼是不是漢語氣聲借自苗瑤語呢？再進一步，瑤語中也發現有內爆音（龍國貽2009）。現在問題複雜了。瑤語的內爆音也是向侗臺語借的嗎？那為什麼內爆音發源於侗臺語，然後借給瑤語和漢語？而氣聲發源於苗瑤語，然後借給漢語？為什麼內爆音漢語是向侗臺語借而不是向瑤語借，但氣聲卻是向苗瑤語借？為什麼漢語不直接向苗瑤語同時借氣聲和內爆音呢？第四，更為複雜的是，吳、贛、湘語中還有假聲。而侗臺語也有假聲，這是誰借誰呢？如果也是侗臺語借給南方漢語方言，那麼，連雲港的假聲（章婷、朱曉農2012）又是向誰借的呢？第五，語音的借貸跟詞彙、語法不同。詞彙借用輕而易舉，句法借用也相對容易，但語音借用很受限制——這在香港粵語和英語的長期深遠的接觸中就可看到。只有譜系關係非常緊密的語言/方言之間的借用才比較容易，不同語系的語言之間，借用語音，常常要先經過一個本地化的過程。第六，在討論元音輔音如[e, p]的借用時，我們一般都要有很確鑿的證據，但在談到內爆音的借貸時證據都比較遙遠、間接。也許這後面的推理是：常見的音不用借，誰都可以有，而罕見的音一定要借才會有。現在我們知道非清洌嗓音（non- clear voices）如氣聲、假聲、嘎裂聲、內爆音（內爆音像振聲、送氣一樣，是一種發聲態）跟聲調一樣，在“熱大陸”一帶是常見的語音，用不着一定要借。第七，以上所論，是演化音法學的一種底伏狀態（by default）的論證或初始假設。這不排除在有些地方內爆音借用了。演化音法學並不跟接觸論或譜系論相矛盾。用一個比喻，在長江口發現了某種物質，如果是黃河、珠江也能見到的，那麼，底伏狀態論證就是這是長江幹流“自然演化”出來的。如果比較少見，那麼有可能是源頭（譜系論）或者哪條支流（接觸論）帶來的。
下面的兩幅語言地圖清楚地表明，聲調跟內爆音同地理分佈有相關性：它們都出現在熱帶和亞熱帶大陸。其實，氣聲也分佈在這一帶，而假聲也是在亞洲南部和東南亞。聲調和內爆音和氣聲、假聲一樣，都屬於“聲素”（phonational），與“音素”（segmental）相對。音法學模式與地理有相關性：濕熱地區的語言是聲素優勢語（或聲調優勢語），而亁寒地區的語言是音素優勢語（音素組合更為複雜）。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印度語族（Indic）從較為亁冷的歐洲遷到更為濕熱的南亞後獲得了氣聲和內爆音。
圖10. 聲調（左）和內爆音（右）的地理分佈
圖10的材料取自Maddieson（2005），而聲調與內爆音以及氣聲三者共同出現的相關性由朱曉農、關英偉（2010）發現。
聲素共同出現在相同的地區，可能互有影響，但相互之間並不構成因果關係。背後的原因在於濕熱氣候和小體型（朱曉農2009），茲不贅。
4.结语
演化音法學基本的實踐方向就是，以實驗語音學為工具來考察跨語言共性，並以此為出發點重建音法演化之道。早期的歷史語言學家設想的音變一直苦於既少實證，又缺音理解釋。直到以拉波夫為代表的變異學派形成，對演化的關鍵因素——變異的考察才提上日程，而奧哈拉則進一步以實驗語音學來探求變異的驅動力。這兩個信條構成演化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基礎，用他們原話來說就是：1）“從變化中的語言研究語言變化”（拉波夫）和“音變來自共時變異”（奧哈拉），2）“實驗室重現歷史音變”（奧哈拉）。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門具有獨立目標與實踐的新興學科——演化音法學。跟結構主義強調語言的個別特點不同，演化音法學注重的是語言共性。但跟生成學派強調理論音系學是自主的而語言共性來自共時形式化要求和規則不同，演化音法學試圖為共時語音格局提供歷時解釋。今天的音法類型是以往的演化造成的，而今天的音法變異是未來演化的源頭。
演化音法學現在尚在剛起步階段，各種方法、各種路向都有嘗試，主要的方法有田野語音學跟實驗室語音學，輔以歷史比較法、內部重建法、歷史文獻研讀、接觸研究等。在現階段，田野語音學的研究更為重要，因為有很多活語言現象還沒有被觀察到或未被充分研究。只有基於足夠的微觀活材料，才能把握語音演化的細節，進而在實驗室中去測試檢驗各種理論。就漢語方言的研究而言，田野語音學的研究才剛剛展開，但已有如此之多以往聞所未聞的共時現象和演化類型湧現而出，同時還驗證了很多已知的歷時對應，並提供了音理解釋，為很多演化規律提供了補充修正。田野語音學正在為我們揭示出以往被忽視的漢語方言之間以及與民族語之間的音法共性，包括服從共性的類型分佈和自然變異。這些豐富的分佈和變異類型為演化音法學的研究提供了天然試驗田，檢驗、催生着這個新生學科蓬勃發展。演化語言學的基本目標，用哲學點的話來說，是回答“什麼是語言？它從哪兒來？又往哪兒去？”這門方興未艾的新學科正等着生逢其時的年輕人來參與、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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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phonology and the study of phonological evolution in Chinese
ABSTRACT. The sound changes proposed by early historical linguists have two shortcomings, i.e. lacking both direct evidence and causal explanations. These have been overcome by Labov, who advocated studying language change from language in change, and Ohala who initiated reconstructing sound changes through laboratory work. These two research doctrines paved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evolutionary phonology. Having its own practice and goals, this new discipline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 and various approaches are being attempted, with phonetic fieldwork and experimental phonetics as two core parts. With regard of studies on Chinese dialects, even though fieldwork phonetics has just begun, it has uncover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unusual synchronic and evolutionary types, and brought about new proposals for phonetic explanations. In addition, these new findings have provided explanations or supplemented revisions for many known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Phonetic fieldwork has been disclosing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and common types of natural variation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and across Eastern Asian languages.
KEY WORDS. Evolutionary phonology, variation, selection, sound change, field pho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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