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新语┆王晓荣：中国共产党“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探源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自省”、“讽谏”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形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渊源。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以及革命导师对革命活动中运用批评、自我批评实践的指导，为党形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和可供借鉴的经验总结。作风伴随着党领导革命进程的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步形成，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使这一作风得以最终确立。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党的重要领导人从多个方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了系统阐发和总结，揭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批评; 自我批评; 作风; 内涵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第一次总结并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 P1093－1094)今天我们说三大作风时，更多的是采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的提法，理论界对于前二者研究颇为深入，而对第三个作风则考察不足，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历史文化渊源、思想理论基础、形成过程以及基本内涵等问题的研究都比较薄弱，本文拟对此试作梳理。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省”“讽谏”思想，是中共“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自省是贤人君子立身做人的主要方法。孔子开了贤者自省之先河，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 P36)，即见到有德行的就向他看齐，见到没有德行的就自我省察。他认为，君子不仅应该不断反省自我，而且在发现错误时，更应努力改正，以期“不二过”。孔子的自省思想在后来继续发展，孟子主张“君子必自反”，认为待人接物若达不到目的就应从自身找原因， 即“爱人不亲， 反其仁; 治人不治， 反其智; 礼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3］( P184、150)。明代王阳明则提出了一套自省理论，认为“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4］( P1074)。即犯错在所难免，但重要的是能改正。而改过之方法，一为“反己”，即自我反省; 二为“责善”，即朋友、师生之间互相批评。

纳谏是历代开明统治者察纳忠言、接受批评的一种为政方式，中国典籍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诗经·周颂·小毖》是周成王总结蔡管之乱的教训，请求群臣辅佐之辞， 其中所言“予其惩而， 毖后患”［5］( P761) ，即我要吸取以往教训， 警惕再有后患发生。《毛诗大序》解释“风”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6］( P13) ，统治者用“风”教化百姓，百姓用“风”讽喻统治者，说话者不会有罪，听取者足可警戒。苏轼在《策略三》中谈君主用人时说:“君不疑其臣，功成而无后患，是以知无不言， 言无不行”［7］( P233)，即政治安定赖于臣敢针砭时弊，君则坦诚纳谏并力行改革。至于历史上的汉高祖刘邦“从谏如流”、唐太宗李世民“闻过即改”等事例更是为人所知。

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自省”、“讽谏”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形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渊源。

二、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革命导师对革命活动中批评实践的指导，是中共“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针、办法，党的生命就会停止。马克思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时甚至说道:“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8］(P283) 为了引导工人运动健康发展，恩格斯指出，对领导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9］(P423)。

早在 20 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批评”、“自我批评”已经被运用于革命者的具体实践活动。190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决议指出:“党代表大会无保留地承认自我批评对于我党在思想上的继续发展是必要的。但是，伯恩施坦同志最近一些年来完全片面地从事这种批评，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代表却不加批评，这种做法使他处于一种暧昧地位并引起党内大部分同志的不满。”［10］( 441注26)到列宁时期，更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推动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他说:“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们［11］(P180) ; 同时多次强调指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12］(P334)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以及革命导师对革命活动中运用批评、自我批评实践的指导，为中国共产党形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总结。

三、中共“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伴随革命发展而逐步形成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

建党初期，党的早期领导人已开始实践无产阶级政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代表中央作报告时，“就最近一年”中“党员的教育工作”、“宣传工作”的不足和“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提出批评意见”。

大革命失败后，在创建农村根据地斗争中，针对红军党内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及行为，毛泽东在分析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特别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确的批评现象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坚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强调“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13］( P91、92) 。在中央指导下，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通过公开、坦诚的批评，顺利解决了党内纷争。1935年，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成功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领导问题，也为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积累了重要经验。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以学习政治路线为主的整风运动开始。1939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首次将批评、自我批评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解决党内斗争的方法，他指出: 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14］( P109) 。这实际上是后来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三大作风的雏形，它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94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其实施办法中规定:“即时发现，即时改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打击。”“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和革命的需要。”［15］( P146、147) 这样，“批评”、“自我批评”被写入中央决定， 确保了其在党内生活中的实施。之后，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的报告中指出党内存在的批评不足和批评过火现象，强调要正确恰当地开展批评，关键是“要抓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问题，给以系统的明确的解释，才能解决问题。”［14］(P212) 1942年，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演说，将整风运动推向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随后， 中宣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要求各机关学校“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在考察别人时亦是如此，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察，避免有害的片面性。”［15］( P364)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历史决议，在分析历次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的表现后，指出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1］(P996)，这是对开展整风原因的说明。随后七大召开，整风进入总结阶段。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总结党的优良作风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 P1093－1094)他还专门论及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说:“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该报告在论述党的“新的工作作风”时，只提“自我批评”，旨在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在面对错误时的不同态度，“批评”是“自我批评”的应有之义。李维汉在谈中央研究院整风成绩时说:“高度发扬自我批评精神”是整风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一点， 整风中是自始至终自觉执行的。”［16］(P496－497)可以说，延安整风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问题的成功实践，丰富了党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并体现为党的这一优良作风的塑造和形成。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首次写入党章，也意味着它作为优良作风在党内生活的确立。同时，“历史经验也证明，经常地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就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就能不断获得进步。”［17］(P128)

四、党的重要领导人从多方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了系统阐发和理论总结， 揭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丰富内涵

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作了分析，他指出: “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13］(P13) 这里虽然没有使用“批评”一词， 但“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已含有批评的意思，而“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则隐含着自我反省之意。这段话说明，党内正误思想矛盾的非对抗性，为开展党内批评和党员自我批评提供了可能。

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内容，许多领导人作过精辟论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出现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的纠正方法，就是“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13］(P88)。其中的，“批评”不仅指党内批评，而且指党外群众对党内的批评。抗战初期，陈云在论干部政策时谈及“批评”问题说:“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同级的同志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18］(P116－117)这是指出了党内批评的两种类别，即同志同级间的批评和上下级之间的批评。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问题，并重点谈了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说:“共产党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 “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1］(P810) 即党的自我批评以及来自党外的批评，是共产党清除各种毛病的有效办法。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批评和自我批评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党的整体面对自身缺点和错误时， 敢于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 面对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的批评监督时，采取“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指党员个体对自己的不足要进行反省和大胆批评; 同时也对他人之不足提出诚恳、恰当的批评。

细分起来，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两件事情，两者是相互促进又统一的整体。刘少奇在谈党内斗争时指出:“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这里提到的“批评”、“自我批评”是一致的。“批评”的着眼点在党内，而从党的整体来看党内批评，则可视之为党的“自我批评”。在谈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他说:“我们要虚心地倾听同志们和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仔细地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检验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否正确， 去检查自己的缺 点错误而加以纠正，去改进自己的工作。”［14］( P211、110) 意即来自党内和党外的各种批评， 有利于启发、推动党员进行自我批评。在谈党内民主集中制时，刘少奇总结说: “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37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和干部中以身作则，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经验证明: 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14］(P364)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作为领导干部，对自己的批评应是主要的，这是其政治修养的体现; 领导干部的自我批评，对于推动下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共产党人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因，刘少奇分析说:“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时他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14］(P132、133)这说明，只有党的利益而没有私利，保证了党员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正常开展。1944年，毛泽东在谈到为人民服务问题时，则进一步指明:“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1］( P1004) 因为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党能以最宽广的胸襟来接受他人批评，这是对刘少奇上述分析的高度概括。

共产党人之所以要开展党内批评，其目的一是帮助人家认识和改正错误; 二是坚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这决定了党内批评必须遵循正确的的宗旨和原则。毛泽东阐述其宗旨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绝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1］(P827－828)由此就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它告诉人们，批评错误言行，既要有敢于碰硬的勇气，也要讲究方法艺术，把握好分寸，这样才能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党内团结。此外，毛泽东、刘少奇等还总结了开展批评时应奉行的三个原则，即组织性、政治性和全面性。所谓组织性，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所谓政治性，就是“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13］( P90、92) ; 所谓全面性，就是既要注意小的方面，也要注意大的方面; 不仅要指出缺点和不足，“还应该指出他的成绩、功劳、长处和他的正确主张”［14］( P212) 。关于批评宗旨和原则的阐述，丰富了党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的内涵。

总之，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武器，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当前持续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仍应敢于和善于运用这一利器，严肃党内民主生活，清洁党的肌体，真正以党的先进性引领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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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晓荣。）

来源：原载于《理论学刊》，2014年第1期

美编：乔娅

编辑：李杨

审核：余雯

✪第2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