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哈佛博士，27岁清华院长，朱镕基都敬仰不已，一生只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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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22年01月17日       

正文共 ：6272字

来源 ： 今日头条

在我国，担当得起“宗师”二字的经济学家，只有两位：一位是写下《新人口论》马寅初，另一位，就是陈岱孙。

与马寅初写下宏论巨著不同的是，陈岱孙一生著述并不丰厚，但他自清华园起，执教70余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被朱镕基赞誉为“一代宗师”。

他淡泊、孤独，终身未娶，将全部精力贯注到教书育人中。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这种诠解一如宗教般虔诚和投入。

他情操高洁、德越其才，心胸坦荡，诚为师表，以至于有人说：“陈老的去世，标志着中国一代学人的终结，哲人其萎，山河同悲，这样的大师不会再有了。”

——度公子

在北大燕南园55号门前，立有一樽老人的铜像。老人手拄拐杖，端坐凝神，慈蔼的面目于平和中带着守护的神光。铜像下方，刻着老人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这位执教了70年近百岁的老人，80岁还在给本科生上课，90岁还在带博士生，他就是经济学大师，陈岱孙。

陈岱孙先生的铜像

０1

冥冥中有所注定似的，陈岱孙先生出生于农历闰八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恰恰是孔子的诞辰。

1900年10月20日，陈岱孙先生出生于福州闽侯县。在福建当地，螺江陈氏乃是簪缨世家。有官至刑部尚书的陈若霖，也有海军中将陈庆甲。先生的伯祖父陈宝琛更是溥仪的帝师，内外亲戚里还有清政府驻外公使，位高权重。陈岱孙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贵族子弟。深厚的家学渊源，陈岱孙自幼耳濡目染，恰逢新旧时代变幻，又受到西学影响。

陈氏祠堂

宣统皇帝退位后，旧教育弊端积显，除了旧式私塾，父母还专门，请老师教他英文、数学。15岁陈岱孙考上鹤龄英华学校时，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由于家学甚厚，陈岱孙成了“专读生”，免修各年级中文课程，专修外文课程。结果陈岱孙只花了两年时间，就把四年课程全部修完。1918年初，他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与同时代的清华学子一样，两年后赴美留学。

在上海考清华插班生时，陈岱孙曾去黄浦公园游玩，兴致勃勃来到门前，却发现大门上挂着牌子：华人不得入内。“不管你是不是租界，在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上，却不允许我们自己进去，实在是欺人太甚！”陈岱孙满腔激愤，深感中华民族的屈辱，回去之后加倍努力读书，誓要振兴中华。

到美国之后，陈岱孙研读经济学，本就智商超群，较之一般学生，又不知刻苦多少倍。1922年，陈岱孙取得了，威斯康辛大学学士学位，还拿到了美国大学生最高荣誉——金钥匙奖。之后他又到哈佛攻读博士，整整四年，陈岱孙在图书馆专用的小隔间里，闭门读书，废寝忘食，最终以一纸论文通过答辩，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又到英法意做短期考察。1927年，陈岱孙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成为清华经济系教授与系主任，次年，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也是同时期清华校园中最年轻的院长。

先生在清华任教之初

虽然在美国读书时，陈岱孙两耳不闻窗外事，几乎天天封闭在小隔间里用功。若凭此以为他只是学霸，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清华校园里，年轻的陈岱孙，向来有男神美誉。30岁不到的他，既有中国学者之风度，又有英美绅士的派头。一米八几的个头，经常是一身笔挺的西服，衣领、袖口妥帖平整，整个人不苟言笑。即便是平常衣衫，也能被他穿出一身别样风度。虽然他的嘴稍微有点歪，下唇有点儿地包天，然而脸部轮廓分明，透出一种刚强坚毅的气质，无论往哪儿一站，简直如同一樽铜像，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这份气宇轩昂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1988年墨西哥总统访问北大，陈岱孙先生一身中山装作陪，神采飞扬，丝毫不输给身边的总统。

０2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清华师生穿越山河，与北大、南开共组西南联大。联大时期，陈岱孙先生的翩翩风度，更是让学校的女学生为之痴迷。

陈岱孙擅长足球、网球、游泳、狩猎、高尔夫、曾在报纸上发表狩猎游记，一套高尔夫球杆收藏了60年。彼时，联大网球场上常有金岳霖、陈岱孙、赵乃博、浦薛凤四位老师的身影，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便是陈岱孙，他个头高，弹速快，频频上网拦击制胜。

此外，他还喜欢听歌剧、昆曲，为学生组织“古音曲社”，亲自粉墨登场。闲来无事，他也好与人打斗智的桥牌，联大之中，鲜有敌手。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老师，自然成了女学生们追慕的对象，当时联大里流传一句话：

“以后恋爱，必须要比着陈先生的模子找。”

先生与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

因其仪表非凡，教室前几排几乎坐满了女生，课堂上的先生魅力更是惊人。

第一是时间概念精准。先生每次讲课，总提前2分钟站在黑板前，上课铃一响，他便旁征博引地讲起来，偶尔穿插点幽默，逗得学生哈哈大笑，自己却还一本正经。他讲完最后一个字，正好下课，一个字都不多。有一次，他讲完课将粉笔搁下，拍拍手上的粉笔灰，满教室的学生都怔怔地望着他。他便问学生：“你们怎么还不走？”学生叽叽喳喳地说还没打铃，陈岱孙先生满脸自信道：“你们走吧，学校的铃声打错了。”果不其然，那天下课铃声迟了好几分钟。

第二便是讲义。先生讲课能精确到每个字的时间，也是因为讲义的底子太过深厚。当时在西南联大，只有两位教授，能把专深学科讲到通透圆润的地步，一节课讲下来，正好是一个闭环的章节，知识结构首尾相连，比教科书还要准确。其中一个是冯友兰，另一位就是陈岱孙。听陈先生讲课，听者只要肯认真记下笔记，听完就等于得到了一部专著。如若学生手头勤快一点，听一节课的内容记一次笔记，就等于抄下一部专著的一个章节。这是清华派的一个传统，他们将大量的精力放在课堂和讲义上，陈寅恪、金岳霖莫不如此，所以这几位大师一生的著作都不多。一堂课的讲义，他们甚至要花一生的时间不断完善。直到七八十岁，陈岱孙先生还在继续做这项工作。

第三则是先生讲课的实用性。他讲《财经学》，年终论文命题，便是《假如我是财经部长》，还有一次学年考试，要求学生，分析校外摆摊人、修鞋匠的经济成分，一切从实际出发，锻炼学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的能力。经济学家平新乔于北大师从陈岱孙先生时，曾将自己的论文递给陈先生审阅，初稿写下来之后兴冲冲地拿给老先生看，两个星期后，老人家批下来，平新乔接过一看，黄色的竖行纸，二十多页批注，一共七千字。第二遍改了再送上去，又批改了六页，直到第三遍才通过。平新乔后来感慨道：“看了陈老师的东西，才知道什么是威严，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在陈先生面前，学生的任何一点沾沾自喜，和偷懒都会显得无地自容。这份严于治学的精神，更是影响了无数人。

先生与金岳霖等合影

最后一点，是陈先生决不用英语授课。虽然自小英语娴熟，留洋多年。但先生生平痛恨用英文讲课或夹杂英文，认为这是殖民地心态，未能摆脱对西方的崇拜。当时在清华授课的人里面，只有他和陈达坚决不用英文。

０3

金岳霖曾在回忆录中说过这么一句话：“还是要承认有非常之能办事的知识分子，陈岱孙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金岳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抗战结束后，在恢复清华校园的工作上，陈岱孙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临时组建的西南联大也面临着各回各地的局面。然而抗战期间，清华校园被日军破坏得十分凄惨，当时半个中国都在搬家，交通工具匮乏，联大便决定在昆明多待一年，派人回清华、北大、南开各校整理校产。

１１月７日的清华校务会上，陈岱孙成为校产保管委员会的主席。

先生在西南联大

日军侵华期间，清华惨状，令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日本特务机关将土木工程系图书、气象系图书、无数化学仪器、打字机、实验器材用卡车搬走。之后，军队更是强占了校舍，驻军超过三千人，他们在校内搭建临时医院，将体育场变成了马厩、伙房，把老师的校舍变成“慰安溜”，各种家具、仪器被随意变卖，拿不走的搬不动的，干脆砍了之后拿来烧柴。图书馆内藏书，四万多种被日伪单位瓜分，连钢制书架也被分得干干净净。根据后来梅贻琦核定、统计，粗估清华校产损失约法币4876869400元。实际损失更是不可拿金钱数目来衡量。更残忍的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竟在清华礼堂外举办军犬比赛，数十名中国战俘和平民，被活活咬死，血流成河，图书馆的后面的煤厂，也变成了焚烧尸体的炉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制定收容办法，遣特派员收容财产，不少人趁机大发其财，到了收复区简直如同土匪。不少地方的百姓感叹道：“刚送走了日本鬼子，又来了一帮畜生！”当陈岱孙与同事回到满目疮痍的清华时，要面对的交涉对象竟不是日军，而是先他们一步接管了校园的国军。当时国军极其蛮横，封存一切物资。陈岱孙致电梅贻琦，三番两次交涉无果。非但如此，国军第五补给区，强占清华全部医疗器械、药品后，为了赖着不走，居然动议，将日军搭建的医院改为兵站医院。眼看西南联大的学生就要回来，陈岱孙只好四处奔走，将军方行径公布于众，大声疾呼：“甚盼其能本维护教育之旨即行迁让，不再延宕，否则不惟摧残教育，责有攸归，而军令不行，纪律何存？”

先生1946年在清华做复校接管工作

之后校舍修缮十分艰难，陈岱孙四处寻找施工单位，教育部的拨款杯水车薪，连添置基本设备的钱都不够。

陈岱孙接收清华时，全校屋馆设施损坏高达７５％，学生、老师宿舍高达８０％。陈岱孙一周工作七天，事无巨细，从进料到验货亲力亲为，数月之间，竟然将清华园恢复了战前原貌。其中但凡能依旧物重做的，全部复原。图书馆阅览室里只留下一把椅子没被烧毁，他便命人按照原样先做了两百套，校内碉堡全部清除，道路渐次修复，复又种植花草。随后，他又带人去旧货市场，将日本人盗卖的清华旧物一一购回。８月，师生从昆明大批返回，来到经历浩劫的清华园，面对故园如旧，草木芬芳，全部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校务长潘光旦叹道：“九年噩梦，已成云烟，今日归来，恍若离家未久。”开学后，清华将国军遗留杂物，通过抽签分配给大家，陈岱孙只得到一条军毯作为纪念，从此垫在床下，相伴终身。

先生行动之敏捷，办事之果断，校长梅贻琦每每谈起，都对其夸赞不绝。

０4

更为人称道敬仰的，乃是先生高尚的人格。

先生性格温和，与世无争，和谁都能相处。早在联大时，教授之间也有龃龉发生，毕竟都是恃才傲物之人，彼此会瞧不顺眼。但陈岱孙和朱自清处得很好，先生还为此写了一付对联，上联是“小住为佳，得小住且小住”，下联是“如何是好，愿如何便如何”。后来回清华与一代物理学宗师叶企孙同住，亦是相交甚笃。

1930年在清华图书馆前

照理说，陈先生出生于簪缨世家，祖上属于大官僚阶级，母系又有清朝外交官，十年内乱该是容易受冲击的对象。正是因为先生一生平和，与人无争，那十年间居然没受到过于激烈的批判，旁人无非是给他戴了“资产阶级趣味”的帽子，连工宣队的人都尊称其“先生”，简直不可思议。

70多岁时，他被下方到江西鲤鱼洲，那里的劳动惨无人道，许多知识分子都死了。本来先生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结果临行前突然不用去了。随后他被安排到丰台庞各庄收割麦子，先生个子高，弯腰割一会儿腰就剧痛，但最终他还是忍受了过来。

内乱过去后，人际关系仍旧紧张，人们内心的恩仇和对立尚未消失。先生却以博大的胸怀面对所有人，在“育人”领域起到了示范作用。当时人们心中对知识分子的轻慢犹存，一次先生出去排队买烟，别人提醒售货员：“这是著名教授陈岱孙先生，先卖给他吧。”售货员翻了个白眼，让老先生好好排队，先生顺从不语。

这件事第二天登上《参考消息》，一个学生见报，专门来找先生。先生看了呵呵一乐：“买烟还登个报！怪难看的！”学生又道歉说：“先生还记得我吗，内乱时我也批过先生。”先生摆摆手道：“有吗？我不记得了。”

1976年，平新乔因“极左”接受审查，几度报考研究生皆遭到阻力，最后一次报考北大经济系，导师便是陈先生。平新乔当时战战兢兢，无比惶恐，陈先生对他说：“我自己年轻时，也做过很多傻事、错事，也说过不少傻话、错话，谁不犯错误？错了，知道了，改就是了，应该有再学习的机会。”孔子推行的“仁教德育”，在先生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先生与冯友兰，1973年，内乱，消瘦

中国经济学领域两大泰斗，一个是北大校长马寅初，一个是陈岱孙。马什么话都敢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一两年之内有好几百场讲演，讲演对象是工商界人士，陈岱孙先生一辈子老老实实做教师，只给全职学生讲课，从不对企业家演讲。碰到什么事儿，马寅初喜欢从经济学角度写文章，见诸报端，所以《马寅初全集》有十卷之多。陈先生一生专于讲义，直到晚年才写下专著。

在政治思潮涌动时期，学术领域受到干扰，不少学者随风转蓬，昧着良心以谋个人富贵，陈先生屹立不动，整整二十年只字未写。难怪有人说：“先生写文章与不写文章，都彰显了一个真正爱国知识份子的人格。”

先生一生留下的著作并不多，却是划时代的

０5

先生出身贵族，才学过人，胸襟坦荡，无论治学、品格，皆是世人的楷模。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如此风流韵极，居然孤独一生，从未婚娶。

曾有传言说，陈岱孙单身，是因为和周培源一起看上了王蒂澂。后来周与王结为伉俪，岱老因此孤独终身，然而全是胡诌，并无依据可考。晚年岱老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没有结婚，一是因为没时间，二是因为爱情需要两情相悦。”家人也曾安排他去相亲，但岱老始终没能遇到令自己心动的对象。在他看来，不是随意牵手就能点燃一场爱情，不是随便一个女子便能将就半生，恩爱承欢。他将自己的热忱与心力都留在了讲台，实在腾不出更多的精力给个人。

虽然一个人过了一辈子，但先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强，衣柜、箱子总是整整齐齐。先生虽出身贵族，生活上却极其简朴，常年素衣淡茶，一个手提箱用了半个世纪，住所里没有空调，出门都是赶公交车。要知道在30年代，陈先生为法学院院长，一个月工资400大洋，400大洋是什么概念？放在今日，就是一个月5万的月薪！但到了1995年，工资只有860元人民币，如此大的落差，先生却从不放在心上。一位学生被错“划右”，精神失常，来找先生求救，先生早就不记得他了，但每个月给他寄钱，一寄就是整整8年！这就是一代宗师的高洁之风，怎能不叫人仰止？

先生晚年在燕南园，穿着何其朴素

直到先生晚年，学生前去家中拜访，发现他用的还是西南联大回来时，在地摊上买的旧家具。谈到金钱，作为经济学宗师，先生淡淡地说：“人不能没钱，钱是需要的，但做事情完全为了钱，抛弃理想和事业，那是很危险的。”他肯定钱应有的作用，但反对拜金。1994年，岱老给《教育艺术》杂志题词：“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二者其教育之本乎。”

自1928年起，先生辗转清华、西南联大，北大三校，历经70年的岁月沉浮，直到90岁还在教书，终其一生，丹心可鉴，高洁其行，高山其才，世间罕见，他一生未婚，将自己毕生之思想、灿烂之光热，全都留给了三尺讲台，门下弟子遍及全球，学术卓越者堪称大师，仁教德育之光，长存世间，照亮之辈，何止千万？

遥想当年，日本人打进北京，梅贻琦临时委托他去长沙，准备接清华过去，开完校务会，先生竟然连家都没回，穿着一件夏天长袍就奔上了去往长沙的道路。如此坚定的意志和为教育而行的果敢之心，世间再无二者！

穿过时光的重重迷雾，我们仿佛还能看到先生笃定的背影，为中国之教育，奔波在硝烟弥漫的大地上，其心中装的又何止一校？乃是整个愤愤将起的中华！

朱镕基给先生的祝寿信件

０6

1997年7月9日，先生因病住院，在家门口从容登车时，亲人劝他换一件衣服，先生笑微微道：“不必了，过两天就回来。”27日，先生悄然辞世…

弥留之际，先生常说的事情只有两件，其一，威斯康辛大学和哈佛，联合颁发给他的那把小金钥匙，内乱时曾被人抄家抄走，他想知道如今在谁的手里。其二，他念念不忘清华大学，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