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 美好的教学生涯，记忆太深刻了
教师的美好时代
一天，一位年轻同事的订书机被针卡住了，问我用什么工具可以把订书机撬开。我打开抽屉，随手拿出一支铁笔。同事非常好奇，问这笔为什么是铁尖的，是不是电笔。我告诉她这叫铁笔，专门用来在钢板上刻蜡纸。她又追问什么是钢板，蜡纸是什么纸？难道铁在上面写字都划不坏吗？刻好又做什么用？面对她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时代不同了，我们过去做教师的基本功之一，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记得我大学毕业去阿拉尔中学报到时，除了领到教材外，还领了一套钢板、铁笔和一卷蜡纸，用来给学生刻练习题、考试卷。当时可没有一体机、复印机，印制试卷用的是油墨机（年代太久，我忘记了它的学名）。刻好的蜡纸要贴在涂匀油墨的滚筒上，用手摇动机子，方能印出一张试题。因此，刻钢板是需要技巧的，刻轻了则造成油墨渗漏一团黑损坏几个字，重则整张蜡纸在不停地旋转中被扯坏报废。蜡纸上的格子非常小，要求写蝇头小字，做到又小又清楚还真不容易。好在学校有很多上海知青前辈，他们刻的蜡纸堪称书法作品，有隶书、楷书、行书……一个赛过一个，让人心生羡慕。我虚心向前辈们请教，趴在桌上不急不躁地练习，逐渐掌握了这一基本技能，但是美观程度始终和前辈无法相提并论。
对我而言，最头疼的事不是刻蜡板，而是生炉子。那个年代没有暖气和楼房，冬天取暖全靠教室中间架一铁炉子烧煤。
那时，我担任初一班主任，担心孩子太小被火烫伤，就每天早到１个小时给孩子们生炉子。整个冬天我晚上几乎没睡过踏实觉，生怕睡过头误了生火让孩子们挨冻。
我工作时刚满20岁，没有老教师的威严。怕学生打闹时撞在炉子上，我就采取“跟紧盯牢”的办法，每天课前１小时、每节课课间都守在炉子跟前不让他们靠近，等到下课锁了门才舒口气，就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
有一天，一个调皮的男生爬上屋顶，学小兵张嘎把烟筒给堵住了，烟倒进教室，呛得人直流眼泪。那天我流了很多泪，表面上是被呛的，实际是被气的。淘气归淘气，总体来讲孩子们很可爱，也很懂事。这个从家带捆柴禾，那个带瓶柴油，还争先恐后早早到校帮我生火。虽然是20多年前的事了，可生炉子、护炉子的情景至今还会出现在我的梦中。
当时，教学资源非常匮乏，首先是师资不足。我第一年工作教初一和高一，还担任班主任。我前一节课还在用幼稚的声音、天真的表情教启蒙英语，下一节课就要一本正经地面对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大学生”，这种变化很有戏剧性，好比电视节目突然从少儿频道转到新闻频道。那时没有多媒体设备，更没有网络，除了一本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外，在三尺讲台上如何演绎，全靠自己去创造。为了“震”住学生，我每天拼命做题，一有空就听前辈的课。我还有一项“法宝”就是背课文，每篇课文我都能流利背诵，让学生们羡慕不已，乖乖“归顺”于我。
那个年代上大学不但是公费，国家每月还给发放生活补助。毕业时组织分配工作，并且带干部指标。因此，上大学是每位同学的理想和梦想。但是高考前要进行预选，达不到预选分数线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每年至少有一半学生被无情地拒在考场门外。就这样筛选过一次了，高考录取率只有20%左右，因此“高四高五生”并不少见！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严酷现实下，学生们学习非常刻苦，一个比一个学得精、钻得透，一个比一个睡得晚，平均睡眠不超过５个小时。高三教室向来是“长明灯”，有的学生前半夜学，有的后半夜学。教师们也没什么业余生活，天天从早到晚陪着学生，在办公室备课、刻蜡纸、做辅导，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工资只有100多块钱，没有加班费，更没有奖金，考得好就给高三教师记个“集体三等功”，发张“嘉奖令”，拍个合影照，在学校食堂吃一顿“庆功宴”。可是大家荣誉感特别强，谈论自己学生时如数家珍，职业自豪感溢于言表，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和不竭的动力。当时的高考辉煌，是师生们没日没夜共同苦干换来的。
如今，教学条件大有改观，教师们再也不会有生炉子的烦恼了。练习题可以从网上下载，也可以直接拿书去印，省去了刻钢板的麻烦。多媒体教学设备和丰富的教学资源改变了“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课堂模式，课程设置的多样化给教师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网络时代资源多得用不完，教师的烦恼不再是找资料，而是筛选资料。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改变了应试教育的残酷，高考录取率已接近80%，学生们可以轻松地学习，教师也可以快乐地教学了。我和年轻教师一起迎来了教师的美好时代，享受着教书的幸福生活。（许新红）
来源：阿拉尔我和你
编辑 / 杨永霞 责编 / 蒋龙珍 审核 / 钟新 侯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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