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先生凭什么任性
被称为土豆先生（Mr. Potato Head）的前任移民部长Peter Dutton最近出镜率居高不下。
挑战党魁不成，总理梦碎。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他以移民部长之职涉嫌“以权谋私”。这在澳大利亚政坛可以算是重大丑闻了。
三个女子和一个部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15年6月，一位名叫Michela Marchisio的意大利年轻女子降落在了布里斯班机场，准备拿旅游签证入境。
然而到了海关一经讯问，她的签证就被取消了，理由是边防部门怀疑她计划在澳洲境内从事保姆工作。
澳大利亚的旅游签证的批准和使用有“目的合理原则”和“短期逗留原则”。根据移民法相关规定，旅游签证不允许工作，即使是住在雇主家里帮忙照顾孩子也属于非法打工。一旦政府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某人进入澳洲的目的，就可以把旅游签证取消。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要么立刻返回自己的国家，要么进入羁押程序等待驱逐。
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是每天都在发生，但也绝不罕见。
但是这位意大利女子似乎特别幸运——一通电话过后，移民部长办公室直接干预，给了她一个崭新的旅游签证。
图：Michela Marchisio
同年10月31日，一位法国女青年Alexandra Deuwel因为同样的原因在阿德莱德机场被取消了签证。
第二天，同样是经过移民部长办公室的干预，Alexandra也重新获得了旅游签证。
这本是两个互不关联的“小”事件，但也许正是因为它们都太“小”了，所以受到部长干预就格外显眼。2018年3月，国会出手，要求移民部长土豆先生为自己在两个保姆案例中所行使的特权做出解释。
当时人们猜测也许是土豆先生自己家里需要保姆，毕竟他有三个孩子，都是正需要照料的年龄。
然而达顿否认了这种说法：“我们家从来没有请过保姆，我的太太把三个孩子照顾得很好。”
到了8月底，有关部门动用FOI（Freedom of Information，信息自由）程序获得了移民局内部的通讯记录和往来材料，同时，第三起类似事件也被挖了出来。
至此，事情终于向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乐于看到的那个方向发展了：给明显要进入澳洲非法打工的保姆下发旅游签证，这不是正常的操作，也不是出于部长的疏忽，而很可能是源于一种“互惠”关系。
“互惠”生
互惠生，au pair，这个词来自法语，也可以更准确地翻译为“打工换食宿者”。意思是年轻人到外国去当地人家里居住，照顾家里的小孩儿，用劳力换取食宿，同时学习语言和当地文化。年轻人的到来为当地人家庭减轻了育儿负担，自己也增长了见识，体察了世界的多样性，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交流的绝佳方式。
现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项目。但是澳大利亚没有单独的au pair 签证。想在澳大利亚合法地当互惠生，就只能拿打工度假签证或者学生签证。但是这些签证都有局限性。
比如打工度假签证有“不能为同一个雇主工作超过6个月的要求”。考虑到儿童特殊的心理需求，这条规则特意为au pair开了一个特例——只要家长出面提供支持，au pair就可以再为同一个雇主工作6个月。但是毕竟打工度假签证的长度一共只有12个月，还是无法满足大多数家长想要寻找长期稳定的保姆的需求。
一直有消息说移民局想推出一个单独的保姆签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
土豆先生是保姆签证的支持者，看他以往的言论，如果非说他对前来澳洲从事互惠保姆工作的外国人抱有特殊的好感，即便有些牵强但是也不会激起特别大的民愤。
他之所以陷入现在的丑闻，是因为媒体和政坛对手挖出了他与这三个年轻保姆之间的关系，发现这里面有着另一层意义上的“互惠”——人情，金钱与权力。
意大利女子Michela Marchisio拿着部长干预得来的旅游签证进入澳大利亚之后，果然开始了保姆工作，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抱着小孩儿的照片。
她所服务的家庭男主人名叫Russel Keag，90年代曾在昆士兰州警察局与达顿做了一段时间的同事。
如果说老同事之间的帮忙还只是旧日友情，那么法国女子Alexandra Deuwel雇主的身份就引发了人们更加丰富的想象。
Alexandra受雇于Callum Mclanchlan夫妇，照顾他们家的孩子们。
Callum Mclanchlan有个远房表兄，叫Gillon McLanchlan，是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AFL）主席。如果你了解橄榄球在澳洲的重要程度，那就能想象他有多大权势了。虽然姓氏上有大小写的差异，但Mclanchlan和McLanchlan确实有血缘关系，平日也有联系。
同为上层人士，Gillon McLanchlan不仅与移民部长皮特达顿认识，而且有私人交往。另外Callum的父亲Hugh Mclanchlan本身就是自由党的一个大金主。
图：Callum Mclanchlan一家
通过FOI程序揭露出的材料显示，2015年10月31日的那个夜晚法国姑娘Alexandra Deuwel是在拘留中度过的，按照正常的安排，她将乘坐第二天晚上的航班直接飞回法国。
然而就在第二天上午10点55分，她在澳洲的“疑似”雇主Callum Mclanchlan给远房表兄Gillon McLanchlan发了一封邮件，后者马上转发给了自己的下属——在橄榄球联盟中负责政府事务的Jude Donnelly，Jude Donnelly又转发给了移民部长办公室的主管。
在这封邮件中，Callum Mclanchlan称Alexandra Deuwel并非要来澳洲工作，而只是与他们一家一起住在农场里，“家里的四个孩子都很希望能见到她”。
收到邮件之后仅仅几个小时，移民局就准备好了所有相关材料，达顿马上签字通过，当天晚上9点半，Alexandra Deuwel再次获得旅游签证，离开拘留地，前往盛产葡萄酒的巴罗莎山谷去与Mclanchlan一家相聚了。
图：橄榄球联盟、移民部长、法国保姆，人们在想，是不是权力的交换将他们三者联系在了一起
至此，以权谋私的指控已经直指土豆先生本人。
移民部长的特权
澳大利亚是个法治社会不假。
移民事务有几百页的《移民法案》和上千页的《移民法规》管着不假。
但可能连很多澳洲人都不知道，移民部长的权力其实大得惊人。
一个不符合签证条件的申请，有移民部长的干预，可以获批；一个被依法取消的签证，有移民部长的干预，可以恢复。
就这两条，已经足以让移民部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上帝般的人物。正如一位官员所说：“他，想做什么都行。”
更绝的是，这一上帝般的卓越地位并非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是法律赋予的。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移民法律和法规中隐藏着很多discretion（自由裁决权），在某些问题上，签证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政策允许的框架内自由做决定。而移民部长这个角色的自由裁决权高于所有签证官的自由裁决权——屠龙刀一出，谁与争锋！
几十年之前，移民局的权力更大。后来随着移民的增多，移民局的自由裁决越来越无法让多数人满意，受理上诉的法院方面更是不堪重担，这才逐步完善移民法律法规，形成了现在六个层级的倒金字塔形状的政策体系。
之所以经过几十年的变迁之后仍保留了移民部长巨大的个人特权，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移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任何法律都无法穷尽人世间所有的情况，留一个有力的大锤，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敲碎法律的“桎梏”，在理智之外兼顾伦理、人性和人心。
这样的特权确实有存在的必要。
比如，几年前，很多男性难民选择放下家人孤身坐船偷渡到澳洲，安顿下来之后再用合法途径将家人接过来团聚。但是后来澳洲政府对难民的政策有所改变，导致大量追随而来的妻儿被送往羁押中心关押，也有很多家庭被分隔在大海的两边不得相聚。这个时候，法律法规中根本没有任何条款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唯一的希望就只有“部长干预”。
一般来说，部长干预的使用至少要走几个月的程序，一年以上也很常见，有些case等了三年之久才被放到部长的桌案上。
最终由于移民部长使用特权得以解决的案例中有不少都曾受到过媒体的关注，或者经历过请愿、上书等各种程序。
而更多的人，则是付出了诸多努力之后仍然得不到移民部长的青眼。比如退役老兵Jason Scanes。
Scanes曾在阿富汗战场血战。当时与他并肩作战的本地翻译后来因为这段经历而受到了生命威胁，并以此为理由寻求澳大利亚签证。Scanes一直为他奔走，然而移民部长拒绝他要求见面的申请。
除了这样诉说无门的申请人，人们还很容易从这次的事件联想到难民。
下面这块牌子上拼出的文字是：保姆拿到了签证，瑙鲁的孩子们却正走向死亡。
所以，互惠生这件事之所以成为了一桩丑闻，并不在于达顿从中干涉，而在于他干涉的动机。澳洲人在质疑：为什么部长没有将特权用于其它更需要的地方，而对保姆情有独钟？特权人士之间可以这样“互相帮助”吗？
澳大利亚的移民和签证体系并非为“公平”而生，它其中有太多的不公。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尽量说服自己：既然你接受了这套规则，享受了其中对你有利的部分，那也就只能去适应规则中的不公了。
但如果规则只是给当权者一个为所欲为的手段，那么所有人就都有了愤怒的理由。
当年学习移民法的时候，学到“部长干预”那部分，我着实被移民部长的权力之大吓了一跳。所以后来常跟人开玩笑：你想移民呀？什么都不用做，认识移民部长就行了。
现在看到民意沸腾，我发现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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