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的香港首次个展已于2020年5月21日在高古轩香港开幕，展出其最新创作的油画及纸本作品，展览将持续展出至2020年8月8日。
本次展览亦推出了配图丰富的画册，其中收录了由鲁明军执笔的文章《“对印”链、次媒介与身体的延异》。在今天的微信推送中，我们节选了这篇文章的精彩内容，与大家分享：
Georg Baselitz’s studio, Ammersee, Germany, 2019. Artwork © Georg Baselitz. Photo: Ealan Wingate. Courtesy Gagosian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颠倒的形象”已然成为巴塞利兹绘画的一个重要标识。时至今日，依然主导着他绘画的语言结构。巴塞利兹认为：“上下倒置的物体是适合绘画的，因为它作为物体是不合适的⋯⋯我对于物体是很霸道的。有条不紊地组成画面的是激进的、不和谐的对于装饰感的倒置。”[1] 对他而言，这不仅是绘画媒介的一次革新，亦是自我感知、目光和身体的一种解放。因为图像的倒置，笔触、色彩、颜料及其物质性摇身一变成了画面的主体，理论上我们固然可以视其为一种形式主义实践，但巴塞利兹的目的显然不是诉诸纯粹、自足的媒介，与被格林伯格“误读”、且曾深刻影响了他的德·库宁这样的抽象表现主义者一样，他并没有放弃图像。吊诡的是，在他这里，颠倒的图像本身却是反图像的，同时也让“反图像，即没有风格的图像，成为可能”[2]。
Installation shots, Georg Baseltiz: Years Later, May 21-Aug 8, 2020. Courtesy Gagosian.
上世纪70年代，在另一篇对话中，巴塞利兹曾提到：“我的绘画主题是非常个人化、非常私密的，对它们的内容，我不感兴趣。”[3] 事实上，几乎所有“倒置的图像”描绘的不是他自己，就是他夫人Elke，也因此，他才觉得图像内容并不重要，这里无论是颠倒的形象，还是其空洞的表面，巴塞利兹真正想表达的只是一种个人情绪。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和情绪中，他获得了绘画的自由，赋予了绘画绝对的自主性。当然，巴塞利兹并不是一个绘画原教旨主义者，他虽然始终坚守着绘画这一古老的媒介，但同时，他也在持续地尝试借助不同的工具、技术和新的绘画方式，包括雕塑，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无论付诸何种实验和变化，他都一直没有放弃“倒置的图像”。按詹姆斯·劳伦斯（James Lawrence）的说法，这一系列的“重复”其实是对他过去的一次次重振和复活。[4] Baselitz in his studio in Italy. Photos by ©Elke Baselitz, 2019
Georg Baselitz, Madame Demoisielle weit weg von der Küste (Madame Demoiselle a long way from the coast), 2019, Oil on canvas, 118 7/8 x 168 1/8 inches (302 x 427 cm) © Georg Baselitz,Photo: Jochen Littkemann, Courtesy Gagosian
2019年夏天巴塞利兹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远离岸边的少妇》是其中的一件。和以往不同的是，巴塞利兹并非是直接在画布上描绘，而是加了一个“对印”的程序。以这幅画为例，他先是在一张空白画布上用紫色颜料描绘了人物倒置的形象，颜料未干之前，将其对印在另一张黑色底子的画面上。两张画面形成了一种镜像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本的图式和形象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但原本的笔触和手感则被“压痕”所替代或弱化。在既有的艺术史叙事中，媒介常常被本质化，而这里的“对印”行为，则更像是一个去本质化的过程。作为媒介的笔触，不再自足，变成了一种“次媒介”。但对于巴塞利兹而言，次化媒介的过程还不光是去本质化，也是进一步解放媒介或解放绘画的实践。如果说第一步描绘是可控的话，那么“对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无法预知最终的视觉结果，但正是这种变形中的未知感和不确定性，赋予他绘画更大的自由度和失去平衡的可能，甚至超出了绘画本身的限度。不过，巴塞利兹并没有将绘画完全让渡给这一不可控的行为，在“对印”的基础上，他会做一些局部的描绘性调整和补充，置入一些不同节奏的线条和笔触。这意味着，尽管画面隐含着一个有机的过程或步骤，但“对印”无意将绘画彻底转化为一个无机的对像或客体物，最后的描绘和调整赋予了画面有机的色彩，也让整个画面的层次变得更加丰富。
Installation shots, Georg Baseltiz: Years Later, May 21-Aug 8, 2020. Courtesy Gagosian.
画面倒置的人体中已经注入了所有的身体调动。这其中，无论是通过塑造人体，构织它与背景的关系，还是通过背景的涂绘，塑造人体及其与背景的关系，看似回应了沃尔夫林笔下的丢勒与伦勃朗之别这一经典的艺术史命题，但巴塞利兹真正关心的是艺术家与绘画、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显然，持续“对印”或“对印”链越往后，人体的轮廓则变得越加模糊，最终与背景融为一体：迷狂的背景吞噬了人体，人体最终被溶解在迷狂的背景中。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他一些纸本线描作品中。对于巴塞利兹而言，这当然是他竭力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但同时，他也不忘提示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自我与现实的关系。巴塞利兹不愿意将自己的绘画引向任何具体的经验，或是比附为某种理论，任何趣味性和描述性的绘制都是他所警惕的。然而在这里，我们还是无法抗拒黑色的、空洞的人形与金色、迷狂的背景本身所带有的现实感。诸如欲望与死亡、资本与暴力这些宏大的命题虽然不是巴塞利兹创作的动因，但或许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行动，反而释放出更加真实的能量。
Georg Baselitz, Da sind zwei Figuren im alten Stil (That’s two figures in the old style), 2019, Oil and painter’s gold varnish on canvas, 118 1/8 x 83 1/2 inches (300 x 212 cm) © Georg Baselitz, Photo: Jochen Littkemann. Courtesy Gagosian
“对印”链中持续的、“重复”的身体行为与画面中迷失在金色背景中的人体看似是矛盾的，但其实二者共同以最彻底的方式揭示了这个时代最光明也是最黑暗、最鲜亮也是最丑陋的一面。就像他所说的：“我没有宗教，也没有意识形态。……我只是以非常暴力和愤怒的方式做出反应。我的目的是丑陋。”[5] 巴塞利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但他的绘画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黑暗之心”，他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透过他的画面，我们可以以最鲜明、最尖锐的方式把握这个时代的混乱和迷狂。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日常经验中的盖章或传统的铃印，逻辑上，它与“对印”其实并无二致。Georg Baselitz, Photo: Martin Müller. Courtesy Gagosian不同在于，“铃印”中原印面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铃印本上的印迹；而在“对印”中，“底本”和“副本”两个画面是共同变化的。不过和印章一样，巴塞利兹有时直接描绘人体，形成“阳刻”的效果，有时从画面周边通过涂绘背景塑造人体，形成“阴刻”的效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一旦形成“对印”链，那么“阳刻”与“阴刻“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可能我们已经分不清“阳刻”还是“阴刻”。
Installation view of Georg Baselitz: What if..., March 12–May 2, 2020, Gagosian San Francisco, Artwork © Georg Baselitz. Photo: Robert Divers Herrick. Courtesy Gagosian
清代书画家邓石如曾提出“计白当黑”这一观点，他说：“字画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6] 意思是：无论书法，还是绘画（包括篆刻），我们既要注意黑色的部分，即字形笔划的密（实）处，同时也不能忽视字画间及行间的留白部分，即疏（虚）处。黑处须精心结撰，白处即字里行间的布置也要措置得宜，最终黑白之间形成了一个辩证统一的能动性结构。巴塞利兹一直很警惕其绘画陷入某种趣味性的描述和阐释系统，但就其这一系列新作而言，似乎没有比邓石如这句话更加贴切和简练的解说。据巴塞利兹回忆，上世纪60年代，他就目睹过八大山人的作品，并深深为之所吸引。很难说这一视觉经验与他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兴许，八大山人绘画及其“计白当黑”的视觉特征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为他今天的实验埋下了伏笔。本文作者：鲁明军，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策展人。
[1] Georg Baselitz,“The Upside-Down Object” (1981) in Georg Baselitz: Collected Writing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etlev Gretenkort (London: Ridinghouse, 2010), p. 60.
[2] Georg Baselitz, “Georg Baselitz in Conversation with Evelyn Weiss at Schloss Derneburg, 22 June 1975,” in Georg Baselitz: Collected Writing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etlev Gretenkort (London: Ridinghouse, 2010), p. 50.
[3] Baselitz, p. 50.
[4] James Lawrence ，“ Transference ” ，Georg Baselitz ：What if… ，New York: Gagosian gallery,2019, p . 74 .
[5] “ The First and Only One：Georg Baselitz and Okwui Enwezor in Conversation ” ，George Baselitz , New York:Gagosian gallery,2016, p .55.
[6] 转引自（清）包世臣：《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中衢一勺》，合肥：黄山书社，1 993 ，第3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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