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社会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会鼓励娱乐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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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娱乐至死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在作品中提出的。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不仅没有改变娱乐至死造成的伤害，“快文化”的便利性反而加速了其发展。并会逐渐演变成一种精神控制手段，被有意识的加以应用。类似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一些做法。基于人类交换信息的本能。当真理不能被探讨，有价值的思想被封禁的时候，人们就只能选择一些没有意义的信息进行交换。而很多这类东西几乎没有公共价值。长时间依赖于低效信息，会使人失去最宝贵的独立思考能力。只有人们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开始主动撕开禁锢，才有可能摆脱思想上的控制。这时候，就会涌现出大批仰望星空的人。他们将会成为一个民族的希望。
人民需要思想
而不仅仅需要娱乐和知识
目前这个社会似乎有一种集体性的对人民的误解，即以为人民只需要娱乐而不需要思想。事实上正如很容易观察到的那样，当下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娱乐明星、都市写作(都市写作大概指的是小资读物、城市生活和梦想、励志图书、城市青春故事、八卦故事、时尚风情、动漫图书以及各种关于物质生活的图书，总之就是各种鼓励人们胸无大志的读物。）
这样轻浮的堕落是令人吃惊的。它让我想起心理学家斯金纳说过的：一旦社会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社会就会鼓励娱乐和体育。他是想说，人民只是好像最喜欢娱乐，其实是商人和政府需要人民去喜欢娱乐。娱乐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如果娱乐成为最高价值，同时还反对宏大叙事和深刻思想，这样就形成一种轻浮和软弱无力的精神解构，让人之关心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个人感受，总之把视野缩小到个人。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思想的了，关于个人，至多有文学（而且是坏的文学），而不可能有思想。
所谓思想，就是去想他人、社会、国家和世界。不想大事情，就不是思想，而是感想。在思想的时候，思想只代表某种可能性，不是要去代表个人，也不是代表某个集体。如果代表个人，就是轻浮；如果代表集体，就是意识形态。用小叙事代替宏大叙事，用娱乐代替思想，这样腐败的精神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崩溃。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注意到学术界存在着对自身的另一种误解，学术界喜欢欺骗自己说，学术有理由从书本到书本，只关心概念而不需要关心真实。这种纯洁的堕落虽然不太显眼，但却也是对思想的误导。对生活没有意思的思想也是一种娱乐，尽管据说是一些高于生活的知识。
可是，知识未必都是光辉的，也有可能是完全无聊的。我们所以思想，终究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假如生活不出问题，就没有什么值得思想的。
思想的严肃性来自生活的严肃性，显然，正因为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不公、压迫、剥削、谎言、欺骗、贫困、冲突和战争，正因为生活有着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败、混乱与秩序，如此等等，因此才有许多问题可想，而这些问题所以是严肃的，是因为它们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意义。生活的意义是一切思想的必要条件，思想不可以高于生活，但比现实生活更宽阔，它要把各种可能生活都包括在内，以便能够充分地理解生活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思想需要一个比现实生活更大的框架，才能够有效地分析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思想不高于生活，但大于生活。因此，无论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多么深刻，都必须与生活问题相关，在生活语境中没有意义的哲学是坏的哲学。
人民需要思想，而不仅仅需要娱乐和知识。娱乐是一个反对精神生活的阴谋，因为它事先预定好了什么是快乐，使人不能有自己发现的欢乐。同样，无聊的知识也是个反对思想的阴谋，因为它事先预定了答案，然后再假装提出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打算让人思想。“教科书”是个关于知识的最好隐喻。当然，我们不是在反对知识，很多知识是有用的，这一点不言而喻。问题在于，除了知识，人们还需要思想，因为任何一种知识的合法性都是个问题，都需要被反思。对知识的合法性的批判就是哲学，所以哲学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使人去思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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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Academy）和“大学”（University）
从“学园”模式到“大学”模式的转变可以看出哲学是如何变坏的。虽然柏拉图的“学园”被认为是大学的前身，但实际上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爱智慧到知识生产，这就是根本的变化。
爱智慧是通过思想的力量引导人们去思想，而知识生产却是供应一些答案，在这些答案中，事物被描述成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这些知识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正确知识的比例是多少，关键在于，假如思想变成了一种程序化的生产方式，只生产统一规格的产品，就像其他工业产品一样，那么，思想就终结了，人类就进入了集体脑死亡。如果把“学园”和“大学”看做是不同工作方式的隐喻，那么可以说，“学园”的工作方式是把由生活所提出来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进行自由对话。
思想就可以动用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全部可能性去进行分析，按照今天的学术语言，就是动用在逻辑上相关的所有“可能世界”去分析问题，这样，怀疑论就优先于信仰，逻辑就优先于偏好，证明就优先于解释，思想就有可能超越信仰、意识形态和知识偏好的局限。
也许人们需要某种信仰，但是必须承认思想的优先性而不是相反，因为信仰意味着某种拒绝怀疑的信念，也就意味着停止思想。与“学园”不同，“大学”的工作方式是把知识当做产品来生产，并且把它传授出去，其中具有“产品生产和产品营销”的运作方式。尽管大学原则上不拒绝思想，但它优先考虑的是知识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统一管理，考虑的是把知识卖出去，这样就必定有了知识经济学，知识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利益，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弊病就都表现在知识生产和销售中。
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坚持推销许多非常可疑的知识并且往往成为知识生产的垄断机构，显然，维护陈旧的或低水平的知识有利于降低知识生产的成本并且使利益最大化。如果把大学看做是一个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就更能够看清楚大学的性质。
知识只是关于事物的某种描述和解释，只是某种特点角度的叙事，假如知识的合法性得不到批判和证明，就会形成知识的专制。人们往往只批评了社会的专制而不去批评知识的专制，这是很危险的。社会专制只是控制了“身”，而知识专制控制的是“心”，这才是更深刻的专制。
或许社会科学可以采取“大学”知识生产的模式，因为社会科学是各种专门知识。可是思想却不可能专属于某个领域，比如说，经济学的思想对于社会性同样重要，社会性的思想对于伦理学同样重要，如此等等。
思想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分科的，这一点不可不察。既然哲学试图创造思想，那么哲学就不可能是某个学科，而是所有学科所共有的基础研究。
“学园”对话模式是思想创造的最好条件。当然，所谓“对话”并不是说一定要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以谈话的方式去对话。在这里，“学园对话”只是个隐喻，它至少假定：
（1）思想对话是由生活谈话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思想与生活问题有着必然的相关性。
（2）既然对话意味着双方（实际上总是多方）的参与，那么对话必须是自由和平等的，否则就不存在对话。假如谈话没有自由和平等，就意味着只能“听”而不能“说”，这样的话，对话就变成了单方面的说话行为。
对话的自由和平等在逻辑上排除了任何一种立场或信念的优先地位或特权地位，于是，任何一种立场和信念都必须被看做是思绪批判的对象。我曾经论证说，思想是无立场的，理由也在于此。
（3）既然否定了任何一种立场的特权和优先地位，那么，任意一个立场就只不过相当于思想的逻辑空间中的某种可能性，这样，我们就总能够把立场兑换成思想的可能性去分析，于是就超越了立场之争，而把立场之争转换为各种可能性的逻辑分析。
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的话，这就是“学园”的要义。
哲学的基本使命或原旨
从一开始，哲学的基本使命就是对生活中的决定性的基本问题，诸如幸福和命运、权利和权力、规则和制度、道德与伦理等等，进行思想上的元研究，并且发展了原创性思维和理性对话的方法论。这似乎可以称为“哲学原旨主义”。
但令人失望的是，今天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误入歧途，自从哲学变成大学中的一个体制化学科，它就成了一种知识工业，它对文本语境中的语词和文献的兴趣超过了对生活语境中的真实问题的兴趣。
因此，为了重建哲学与真实问题的联系，就必须回归哲学的伟大传统（希腊和先秦），回归苏格拉底和孔子式的开放性对话。
尤其是在今天，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巨变，我们似乎正进入又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观念，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自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创新运动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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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忆哲学原旨主义，是因为它是最好的哲学方式，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重新思考各种基本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基本问题几乎是永恒的，但显然需要新的解决方法。因此，哲学原旨主义并不准备追随古代哲学的观念，而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原旨主义。从希腊和先秦两种正宗哲学可以看出：
（1）任何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是有意义的，它必定是生活所提出的重大问题；
（2）生活的重大问题首先是政治哲学问题、伦理学问题和思想方法论问题；
（3）对问题的任何一种解决如果是有意义的，它必须是普遍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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