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产权的困境——野夫《水生风起》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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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经济学家告诉你》原创首发
我一直很喜欢野夫的文字，散文如诗，诗如酒。不过，近日得见《水生风起》一文，却是我很少在他名下读到的田野调查报告。然而，正是这份洗尽铅华的真实与厚重，给人带来了更多思考。
故事的发生地很让人感觉亲切，地属四川都江堰灌溉区的安家镇长堤村六组。这是一场因水费而引发的风波，所谓“水生风起”。
长堤村六组虽然属于都江堰灌溉区，但在下游边缘地区，每年轮到他们取水提灌的时候，往往水量不够或者农时稍过。然而，不管有没有水，每户都要按亩计算按年缴纳水费，一分不能少。
张老汉是村里较有见识有经验的一位老人，水未到，组长已来催收水费，尽管张老汉只要为家里的5亩地交约200多元的水费，但一时火起，他决定不交。
张老汉在气头上，质问组长说的是“水是岷山上流下来的，凭什么要农民出钱？”“同样是中国人，国家给城里人修了街道，还装了路灯，为何不找城里人收路费和电费啊？更何况这个人民渠还是我们自己以前挖的，那时也没给我们一分钱工资啊。再说都江堰也不是共产党修的，凭什么几千年都不收钱，现在反而还要我们人民来缴费呢？”
这样一说，问题就复杂了，涉及到的是水费的合法性问题，甚至宪政权利的问题，要村里的小组长来解决当然不现实。但张老汉是个聪明人，小组长一走，他转念一想，直接硬碰硬拒交水费没有胜算，而且还可能得罪了乡里。于是，他转向了村里唯一的一口公共堰塘。要求提高承包金，用涨租金的钱来支付全组人的水费。这一主张极有诱惑力，得到了村民的热烈响应。
张老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把与公权力的对抗变成了村民与堰塘承包户之间的矛盾，局面便不同了。第一，表现为经济利益的私人纠纷对公权力的刺激较小，不大会遭到激烈对待；第二，至少在名义上，堰塘是集体财产，村民对之享有所有权。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集体所有权上。
设想这口堰塘如果是归某个私人所有将会是什么情况呢？
作为所有者，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有权决定是不是将堰塘承包给他人，承包期限多长，承包费多少，有没有附带条件等。签订的合同只要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没有违法事项，就是合法有效，应当得到严格遵循。要变更或解除合同，需要依照合同的约定或者经双方协商同意。如果一方违约，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如果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或其他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当事人就可以通过有权机关撤销或者变更合同。
总而言之，如果是私人所有的堰塘，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发生纠纷，大体是通过协商和民事诉讼（包括仲裁）解决，也就是在私法的框架内来解决。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社会成本也相对较低。
如果堰塘是归合伙企业或公司所有，情况也差不多。因为合伙财产与公司财产的基础仍然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合伙人或股东自行决定是否出资，并且依自己的意思表示共同订立合伙协议或公司章程。只不过在企业对外签订承包合同时，需要按照协议或章程所定的程序来做出决定。如果对企业签订的承包合同不满，出资人可以退伙或转让股份，从而收回自己的私人产权。
合伙企业或公司与承包人或出资人之间发生纠纷，也是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解决。
集体所有权就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在理论上，集体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不以个人所有权为基础，个人并没有出资与否的自由，也不能将其中的份额转让；在实际中，村民没有行使集体所有权的手段。关于其中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代理人（或代表人）的产生及其合法性，对外决策的内容与程序，内部或外部的侵权及其救济等等，要么缺少规定，要么与产权的基本原理相去甚远。正如野夫在文中所言：“本质上看，他们过去更像是国家的佃农，现在像免租农——他们只是土地的临时使用者和看管者。”而不是所有者。
具体到张老汉村子里集体所有的堰塘，是小组长对外签订的承包合同。小组长是上面派下来的基层干部，而“公共资源基本掌握在组长手里，堰塘的承包金多少外人难以过问”，这就成了矛盾的起源。
一方面，小组长作为代理人，并没有得到所有权人（至少是法律名义上的所有权人）村民的正式授权，也不受村民的监督，因此，其对外签订的承包合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无权代理合同，其效力存在瑕疵；另一方面，承包合同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法院不可能支持村民单方面修改合同提高承包金的诉求。
不能私了，也不能诉讼，村民的选择就是上访，越级上访到了县政府。
县政府的处理同样面临以上的两难问题。村民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诉求有其合理性而不能一棍子打死；但又不能承认小组长无权或越权，这关系着基层统治的逻辑，绝不是几千元的小事；也不能随意撕毁承包合同，这同样关系着基本的统治秩序。
组、村、镇、县四级政府经过反复磋商权衡，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中国特色的权宜之计，由县委书记出面宴请承包商，说明县里的难处和维稳的安排，然后承包商立马调高了租金（也就是六组一年的水费），而书记则投桃报李，安排承包商在其它地方承包一个河段。
这个故事有以下重要的启示：
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完全不一样。如前文所述，集体所有权的名义所有者无法通过经济的或市场的方式行使其权利，而只能求助于政治渠道。
有人或许会说，如果是经由村民大会选举代理人，或者承包合同由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就不存在问题了。但实际上，因为村民不能决定是否出资，是否退出，也就是说没有最终的决定权，而只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其实仍然以政治方式而不是以经济方式来行使所有权。
以政治方式行使集体所有权的成本极为高昂。
在张老汉的故事中，组里一口小小的堰塘，就动用了四级政府的维稳力量，疲于应付，最后还要靠县委书记出面请吃饭，才算暂时摆平。试想全县有多少堰塘或类似的集体财产，如果都来这么一出，县委书记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天到晚连轴转，请人吃十顿饭也不够啊！而且，处理方案显然是于法无据的权宜之计，针对的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纠纷，其结果缺乏可预测性，这又进一步推高了社会成本。
如果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村民大会形式，事后的纠纷或许会减少或可依法处理。但事前仍然会有各方力量博弈，所涉及的利益越大，博弈越为激烈，所耗费的资源越多。而与市场交易的正和博弈不同，政治上的博弈是零和的，甚至是负和的，消耗的资源是用于寻租，是一种浪费。
总之，以政治手段来处理产权问题成本太高。如科斯定理所证明的那样，社会成本过高将减少社会合作，使有用的资源处于无效或低效的状态，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正是目前集体财产所面临的困境。
集体所有权如此，更为抽象的全民所有权更是如此。
概言之，公有制是把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而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不求甚解，闭门造车，把公有制简单地当作经济问题处理，硬套与私有产权相关的经济规则，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现实脱节，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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