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亚兰 | 两头犟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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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头犟驴”形容已故的伯父和父亲，实在是大逆不道。但这是我已故的伯母和健在的母亲都这样说的。

伯父和父亲比较犟，犟得八头牛都拉不回。做事全然不顾伯母和母亲的感受。伯母受了伯父的气，就向母亲诉苦，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声骂伯父。母亲听着听着也骂起来，骂着骂着母亲就骂起父亲。这样，由开始的伯母一个人骂伯父，到母亲和伯母一起骂，再到伯母骂伯父，母亲骂父亲，最后妯娌俩一起骂兄弟俩。“两头犟驴，不和他们计较了！”骂到这儿，俩人便达成共识，气也就消了。母亲受了父亲的气，自然也是如此这般。但若中途伯父或父亲突然回来，她们的骂声就戛然而止，马上扯开别的话茬。妯娌俩在气头上，常常咬牙切齿地骂兄弟俩是“两头犟驴”！就是现在，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常常伤感地回忆起已故的三个人，还不忘记说一句“兄弟俩似仇人，妯娌俩情同手足。”她和伯母之前的骂叨，并没有减弱两个男人的犟劲；她们的亲密，也并没有缓解兄弟俩的关系。似乎妯娌俩越亲密，兄弟俩就越生分。

伯母身材瘦弱，几十年被内风湿心脏病折磨，全身疼痛，必须靠药物缓解。疾病后遗症使她手关节变大，手不能伸直，常常半拳着手，但她麻利干净。谁剪的发型她都不满意，一辈子从未进过理发店，母亲是她的专职理发师。后来伯父和父亲相继去世，母亲有时在城里居住。时间长了，伯母就念叨：“你看还不回来，我头发长了。”母亲一进家门，伯母就东家长西家短地播报村里的新闻。母亲忙着收拾屋子，她就跟出跟进。等母亲安顿好，伯母就站在院里，母亲站在台阶上，她们边说笑边剪头发。看到伯母刚剪过的发型，村里人自然知道我母亲回来了，伯母的发型就是招牌。

相比而言，伯父和父亲表面上就没那么亲密。但他们不愧是同一娘胎生，都秉性耿直，强势倔强，利落能干，也都很顾家。特别是伯父，伯母是个病身子，他从不抱怨，总是去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给伯母看病，家里家外他都是一把好手。他与父亲观念迥乎不同，但都是十里八乡的名人。

伯父一米八的个子，腰板直挺，走路不紧不慢，掷地有声。但对孩子过于严厉，我们只要听见他的脚步声，就吓得躲起来，大气不敢呼。家里男孩淘气，做了错事，他就用绳子捆在树上，拿鞭子抽打。只有在奶奶以死相逼下，他才住手。如今，年过半百的我们，触及这一幕往事，胆战心惊，唏嘘流泪。伯父太要强了，又好面子。只要听外人说家人一点不是，他就大动干戈。可他却是难得的好木匠，一般人请不到他，一年四季他的活排得满满的，盖房、做门窗、套寿材、箍墓等，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村里人佩服他，他是我们东白村的能工巧匠。

父亲没伯父个子高，但也魁梧端正。十四岁就去兰州毛纺厂做工，后来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务农。为此，母亲一直埋怨，说好不容易干到领导的岗位，完全可以不回来，那样就不会在农村吃苦，但耿直的父亲却无怨无悔，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观念新，很快就当上村支书。由于家穷，他只上了几年学，所以他非常崇拜文化人，一门心思让我们读书，脱离农村。

不同的观念，使兄弟俩矛盾重重。但我们一大家人并没有因为他们俩生分，反而和睦相处，是十里八乡的和谐大家庭。

奶奶在世时，年三十晚上，伯母和母亲早早做好几个菜，摆上糖果瓜子等好吃的，十几口人围坐在奶奶的炕上。伯父蹲在中间，吧哒着旱烟袋，不紧不慢地说着一年的成就，脸上洋溢着自豪之情。顺势在炕沿上磕一下烟斗，接着就开导父亲：“工分那么高，不要让娃读书了，七口人两个劳力，怎么能把日子过到人前头呢？”父亲坐在炕沿上，拉长脸听着，听到不合心意的话时，就把头偏向一边。我们八个孩子则不敢出声，对美食虎视眈眈。每到这个尴尬之际，奶奶就发话：“不说了，吃！”我们立即狼吞虎咽，几片肉就到了几个男孩口里。这时伯父和父亲僵硬的表情才放松，边吃边商量一些走亲戚之类的话，尽管兄弟俩观念不同，但在这些大事上却能达成共识，安排精当。美食一扫而空，伯父还不离席，孩子们就乖乖坐着，背地里你掐我捏，盼望他走。这时，伯父就知趣地离开。

等听不到他的脚步声，屋里就炸开了锅，父亲迅速脱鞋上炕，发号施令：“今晚熬岁数，谁都不能早睡，打牌！谁输了脸上贴纸片！”最早我们只会弥竹竿，后来学会捉王八，再后来打升级。父亲和大孩子玩，弟弟们操心放炮，只有我起初在看，后来就睡着了。

等快到十二点钟，大家停下打牌时，我的脸上已经被他们恶作剧，贴满了纸条，父亲总是笑着细心地帮我取下纸条。炮放完后，又继续玩牌。奶奶爱热闹，父亲又说是熬岁数，她自然不怕我们闹。而伯父就不行，他听到我们还在玩，就大声叫着堂姐：“亚琴，赶紧睡，明天还要早起。”这时，父亲会“嘘”一声，我们立即安静下来，偷偷在玩，不敢笑，不敢喊，生怕伯父再吱声。过了一两点钟，父亲看我们瞌睡了，就发话“睡吧！”机灵一点的就立即拿来枕头，躺在奶奶的炕上不走，其他人也要硬挤在炕上，奶奶总是挪在墙跟，慈爱地说：“都睡在这里，一会天就亮了。”于是一晚上责骂的，说胡话的，乱成一片。奶奶坐在炕上不睡，像守护神似的，一会儿给这个枕枕头，一会儿给那个盖被子。

大年初一，伯母和母亲都早早起床做臊子面，伯父起床最早，他就催饭，堂姐们自然不敢睡懒觉。因为吃完饭，伯父要煮肉扎肘子。他总是把活干到年三十，父亲常常背地里说伯父：“一年到头也不知歇一歇，就那么爱钱。”而父亲总是在年前把肉弄好，所以初一不用早起，母亲做好饭才叫他和我们。吃饭时，母亲总是数说父亲，父亲也不发脾气，就对母亲说：“我知道你累，今天午饭不用你做，好好去睡一年攒下的瞌睡。”忙乎了一年，母亲似乎在这个时候才能理直气壮地饱饱睡一上午，直到父亲把饭做好叫她，她总是说不吃饭，要睡觉。这可能是母亲享受到的最好待遇，而伯母就不行，伯母常常打趣道：“你就能睡得很。”

大约过了初五，伯父就开始干活了。请伯父干活的人太多，也难怪，锄头、锨把、犁铧，经他收拾，用起来得心应手。父亲这方面就不行，母亲干活，锄头老是掉链子。回家后，父亲拿上锄头到伯父的木工房，拉长脸对伯父说：“把这个收拾一下。”伯父明知道父亲让他修农具，一定是急用，故意不放下手头的活，不紧不慢地说：“我忙哩，放那里，我闲了弄。”父亲一听，二话不说，拿起农具就走，在离伯父几米开外，手忙脚乱一气子，硬是把锄头和锄把组合在一起。等他去屋里吃饭的功夫，母亲又偷偷拿给伯父，伯父早已经准备好钉子木楔等，一锤下去，锄头锄把就分开了，伯父故意大声说给父亲听：“安得这能用吗？”说着，三锤两梆子就安好，并不忘数说父亲一顿：“也不知道提前收拾农具，等用时就急了，这不误工吗？”这一幕发生了无数次，伯母和母亲总是背地里取笑。

不仅是妯娌俩，邻居们也拿兄弟俩的事取乐。说是伯父和父亲各自在村子东头和西头说笑，等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都拉长脸，把头转向一方，互相不看对方，似乎仇人见面。伯母和母亲听后，哈哈大笑，不约而同来一句：“两头犟驴!”

伯父和父亲之所以这般，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不同。伯父逼两个堂姐劳动挣工分。大姐学校毕业后，赶上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父亲是村上书记，给大姐留了一个名额，推荐表都已经填好，无奈伯父硬是不愿意。至今，大姐还埋怨伯父。二姐高中毕业后，父亲那时候在镇上企业当领导，就让她去上班，这又加剧了伯父和父亲之间的矛盾。但二姐不像大姐那样听话，她泼辣能干，她跟伯父抗争，跟命运抗争。伯父认为女娃找个好人家嫁了算了，父亲却认为女孩一定要自食其力。伯父骨子里的农民意识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他信奉“勤劳致富”，爷爷给取名叫“天劳”，他一生走在劳动致富的路上。家里的日子殷实，食油用大瓮装，麦子包套包装。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晒麦场扬麦子，三伏天午后炙热的太阳，见证了他的勤劳！

伯父和父亲一辈子观念不能达成共识，但他们的手足情深！伯父去世后，父亲情绪低落，伯父老是走进他梦中。没几年，他也随伯父匆匆而去。也许伯父一个人在那边，没人和他斗，他不习惯吧！时到今天，我才明白：拌嘴掐斗、互黑互损是关系亲密的表现。他们以这种方式诠释着人生的喜怒哀乐，演绎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秋雨绵绵，朦胧了岁月，依然有慈爱的笑容；思念悠长，红尘轮回，竟然无挚亲的身影。阴阳相间，任凭我们多么痛苦地怀念他们，痂结每次的伤口，却无力唤回他们！只能在每个“雨纷纷”“欲断魂”的日子里，默然围跪，拭泪相对，让瞬间化成的灰烬，变成抵御寒冷的绵袍；让一缕缕烟雾，把我们的痛苦糅成阳春暖阳，给他们温暖与安慰！愿我挚爱的伯父和父亲——两头犟驴，在天堂，不再为凡尘所扰。在天涯、在每个夕阳西下的日子里，共煮一壶茗茶，点一支香烟，抿一口淳酒，吃着伯母做的饭菜，安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