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琪 | 他是一个“疯狂”的文学“野心家”——知名作家李喜林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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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疯狂”的文学“野心家”
——知名作家李喜林印象

在艰辛的文学创作中,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个长时间不被人们注意的作者，突然以一种特殊的“面孔”出现在文坛时,便会立刻让同行们大吃一惊。

二〇〇八年八月中旬，时任宝鸡市作家协会主席的李风杰，就突然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当他受请为凤翔籍作家李喜林的散文集作序时，便一下子被作者《岁月情深》中那五十多篇精美的散文给吸引住了。不期而遇的惊喜，眼前为之一亮的佳作，便使这位非常爱才的宝鸡文坛盟主，如同古董商惊奇的发现一件稀世珍宝似的，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拿出整整两天的时间，爱不释手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非常有才气的散文集。读罢文集，他长嘘一口气，年近六旬的他，从椅子上慢慢的站起来，张开双臂，伸了伸略感酸困的腰背。然后又两手伏在桌子上似有所思。

李喜林是他早就认识的一位文学爱好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经常有作品散见于《宝鸡文学》和《宝鸡日报》等报刊上。可是，让他料想不到的是，这个被他似乎淡忘了的很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十多年后，却突然像捆在一起的手榴弹似的，给他投来这么一捆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惊喜激奋之即，他便打电话约来正在省城《西北信息报》在当记者的李喜林，像一位严厉的老父，对自己儿子恨铁不成钢的责问道：“李喜林啊李喜林，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八这十年间你在干什么？我看了你的集子，这些“篇篇是精品”的文章，却都是你一九九八年以前写的,那你这些年写的东西在哪里？我咋没有看到你这些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呢？”随即，这位岐山籍的作协主席，便无法克制自己的用西府土话，不无遗憾的“责骂”李喜林简直是一个不争气的“水烟客”。

接着，他便稍感气愤的带有强制性口气的，非要李喜林当着他的面，给自己的创作立下军令状不可。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盟主，再也无退路可走的李喜林，稍作思量后便脱口而说“那就三年之内冲击“鲁迅文学奖”吧”！“好，一言为定。我等的就是你小子这句话”。李主席高兴的拍了拍喜林的肩膀，两人便一齐站起来，在充满期待的相视一笑中，两双有力的双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二0一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午十二点多，我终于在宝鸡的市民广场，见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诗友李喜林。当我按约定的地点和时间正给他打着电话时，谁知，在两声小车的喇叭声中，我转过身，便看见喜林摇下车窗在向我打招呼，我俩原约定是在晚上见面的，但三十多年未见老友的急切心情，却使他临时调整了工作安排，便提前到中午相见了。

只见他开着一辆黑色别克小车，遮耳的长发颇显出小说家刘震云似的风度，三十多年岁月的刻刀，并没有把他雕琢的如同我所想象的那么沧桑和老迈，依旧如潘长江机灵的眼神中，依稀更增添了一种文化人盛年所特有的那种沉稳和坚毅。

结果，他是临时安排下午到凤翔去采访的，拒绝了他中午非要在酒店招待我的盛情,简单的午饭之后，下午正好也打算回凤翔的我，便与他开始了车上的叙谈。他一边开着车，一边在我的要求下，给我讲述着他这些年的故事。在交谈中，我才得知，李主席善意的斥责他是“水烟客”实在有点冤枉他。因为，他从一九九八年来到《西北信息报》社后，为了夯实文学创作的基础，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没有搞多少创作，但却一直在抽时间坚持不懈的读书，而后来，为他的创作奠定深厚基础的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大都是他在这个阶段完成阅读的。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当一定的积累酝酿从量变达到质变的时候，就一定会像烈烈涌动的地火而喷发出来。凭着这些年丰厚的生活积淀和他扎实老练的文学功底，从二00九年到现在，他先后在《安徽文学》、《延安》、《星星诗刊》和《文艺报》等刊物，发表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仅二0一三到二0一五这三年间，他在省内文学大刊《延河》上，就三年连发了四个很有影响的中篇小说。这四个中篇小说分别是《火晶柿子》、《飞翔的火鸟》、《双生花》和《梦星》。而且他二00九年发表在《安徽文学》第八期头条的中篇小说《映山红》，以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荣获陕西“柳青文学奖”。同时该中篇还获得海内华人文学大奖和宝鸡市政府所颁发的文艺大奖,使他成为宝鸡地区继作协主席李风杰之后，第二个获得全省“柳青文学奖”的中年作家。而更让人感到惊喜和震撼的是，他那篇凝聚着人生苦难和奋斗足迹的散文力作《守望》，以其不可抗拒的心灵震撼力荣获全国第八届冰心散文奖。

在《延河》连续两年推出的两期陕西中青年作家作品专号里，李喜林的中篇小说期期入选。更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二0一五年七月的《延河》上，以“乡村的诗意与浪漫”为小辑题目，一次性集中发表了李喜林六篇精品散文，这在《延河》期刊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可见，李凤杰主席当年称李喜林散文“篇篇是精品”的评价，是多么的精准和具有说服力，他也因为荣获“柳青文学奖”的成就和影响力，被邀请成为第二和第三届省作协的签约作家，成为陕西文坛名符其实的重点中青年作家。而二0一0年十月，他终于以他中篇小说的扛鼎之作《映山红》，入围第五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并以进入评奖小说前三十名的不凡成绩，为他二00八年面对李主席立下的“三年冲击全国‘鲁迅文学奖’的创作军令状”，做出可喜而圆满的回答。

一路听着他如数家珍般的讲述，我为好友这些年所取得如此辉煌的创作成就而不住的赞叹着。这不是他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更不是他在毫无谦恭的故意显摆，而是在我不厌其烦的一路追问下，他才不得不告诉我这一切的。

当他谈及繁忙的报社工作和创作经常发生冲撞时，我真想给他五十万元，好让他像我当年辞别县中医医院一样，放弃报社这种烦琐的工作，呆在一个清净的地方，心无挂碍的安心去搞创作。因为现在五十多岁的他正是搞创作的好年华，如果再过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即便是他的生活无后顾之忧了，他的灵感、创作激情和艺术感受力，是否还能一如现在，就很难说了，只可惜我为自己奋斗的养老积蓄太有限了，只能空有惜才之心了。

而在这些年，他在创作实践中，对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创作理解和认识，同样使我深感惊讶和折服。他说文学创作是无为而治，是一个崇高而遥遥无期的艰辛事业，并且你付出了还不见得就能有收获，如果真要想在创作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有“野心”，或者“疯狂”一点。

在谈到他对小说创作的理解和认识时，他说他在眉县等地的文学讲座中，他把小说创作概括为十个字：即“可能性、不确定性和虚无性”。可能性是说，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把在生活中按照生活常理和生活逻辑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实现。甚至万分之一的可能就能写出最好的小说。小说他有时是与生活相违背的，但小说一定是溶入了作家思考的，例如像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长篇中，所表述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种思考。

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凡是小说都是不确定的东西，甚至称小说为小说的这种提法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小说是作家内心意念性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假设性的表达方式。比如他的中篇小说《火晶柿子》中，所展现的他对老小男性那种复杂而濛沌恋母情结的探索与描写，常人觉得正确的东西作家就不一定认为正确。还比如说，他认为他的《火晶柿子》这个中篇，其艺术成就要比《映山红》高得多，好多评论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个中篇却没有得过一个奖。这进一步证明，作家认为满意的作品，读者却不一定喜欢他，因为作家毕竟有他独到的视觉和思考。否则，小说也就不称其为小说，作家也就与小说无缘了。

接着他又很有兴致的谈起了小说的虚无性，他说什么叫小说的虚无性，那就是好的小说最后都要写到虚处去，因为人生是虚无的。文学就是人学，作为一个人，那天倒下头，那天离开这个世界，自己完全是不知道的。比如《红楼梦》“好一似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的虚无结尾，还有佛家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核心理念，所揭示的都是这种虚无性。另外，他还特别强调说，作家观察生活观察社会，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就难窥其真面目。当然，深入社会体验生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关于对诗歌创作的理解和认识，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和认知。不管是小说创作还是诗歌创作，理解二字始终是个关键词。他说诗歌是一种瞬间的艺术，是一种对稍纵即逝灵感的把握和定格。诗歌艺术，始终贯穿于瞬间的灵感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更不是一种让你写，你就随时能写的文学形式。有时他就是猝不及防的突然来到了，这个瞬间灵感抓住了，诗就产生了。而且过了这个时段，你再回过头看你当时写的东西，那种鬼使神差般的生活发现和精美的语感表达，你甚至都会不相信这是自己所写的东西，诗歌艺术他就是这么的神奇，神奇就神奇在它的创作离不开灵感的特殊性和语言表达的精炼性,这也许就是它永远都是文学最高形式的原因所在。

在谈到他对散文创作的理解时，他说他对散文的理解，就像对诗歌的理解一样，真正的好散文仍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灵感产物，是一种灵感的电光突然点燃生活积累的记录。他说他绝不会像某些作家，毫无灵感的去成批量的生产散文，而是视其灵感生发的次数每年大约只写那么几篇散文。

接着他还强调说，散文的最大特点是表现真，也就是真实，散文一旦离开真，就会马上失去生命。写散文要勇于解剖自己，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经历某件事的心理感受，毫无掩饰的赤裸裸的解剖给读者，要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而且除勇于解剖自己外，还要敢于审视审判自己。要把自己的良知和灵魂，绑在道德的十字架上时时拷问。这样才能永葆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干净的灵魂。其次，还要尽可能的给散文注入一种哲学的思考,因为哲学是比文学更高层次的东西。所以，散文一旦拥有哲思之魂，便会顿时灵光四射通篇生辉。

接着他还深有体会的说，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些文学门类，在艺术上都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你小说能写到啥程度，诗歌和散文也就跟着能写到啥程度。他说他现在最佩服的作家就是老贾（平凹），他的才气和作品太令他仰慕了。如果在当下中国选十个作家，就离不开老贾。如果要选五个，还是少不了老贾，可见老贾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多么的无与伦比。我不无激励的笑着对他说：“以你的才气和现在的创作成就，你就是咱凤翔的贾平凹”。他哈哈一笑，批我是胡说八道。谈着谈着他又激动的谈到欧洲和拉美的文学。接着又谈起了马尔克思、尼采和黑格尔,他真是太厉害了，他这些年咋能读这么多的书。古人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三十年乎。

此刻，打量着身边的他，我便不由得心酸而又欣慰的对他肃然起敬，这个当年怀着一腔悲愤，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在穷困和世俗无情打压的无奈与迷茫中却又不知路在何方，他不得不用梦想取暖，用想象中的月亮和星星为自己导航，毅然告别故土的有志青年，终于在为生活为理想的艰难跋涉中，历经沧桑，饱尝苦难坚强而勇敢的走过了，上帝用“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所有近乎残酷的手段，终于催生和成就了今天这个辉煌的他！

车子在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上平稳的疾驰着，我俩兴致勃勃的在车上言犹未尽的尽兴畅谈着。当他最后问及我现在的创作状况时，我惭愧而汗颜的红着脸说：“我现在已经和你不在一个档次和台阶上了。你现在是陕西文坛知名的重点中年作家,我充其量只是一个西府乡下年老体衰的文学爱好者。而你从事的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创作，而我只能算是一种对写作的业余爱好罢了”。我对他说我现在的写作，纯粹是在为自己的内心而写作，为了一种感恩和报答而写作，不再是为追求什么名利和什么级别的作家地位而写作了，写作于我完全是一种爱好，一种兴趣，是一种能把我的晚年因此而吸引着，能快乐而有趣的活下去的一种精神寄托。

他微笑着安慰我说：“现在真正为自己内心而写作的人太少了，而真正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写作的人就更少。在人们都怀着功利目的在创作的世况下，你这种写作定位和境界，真可以说太难得了。”我自谦的回答道：“你过奖了，我那有你说的那种境界。”
为了便于我们在车上交谈，他故意把车子开得较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车子已快到凤翔县城了。可是，谁知他却像相声演员一样，给我最后甩出一个令我大为震惊的“大包袱”。他说他这些年在创作其它文学作品的同时，还挤时间创作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火鸟》。为便于出版和读者阅读，他在第三稿已把它修改压缩到二十万字左右。另外，一篇计划写十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也已创作过半。

我被他这突然甩出的“大包袱”顿时压得喘不过气来，大惊失色之际，我模糊的双眼似乎己不认识眼前的李喜林了。天哪，这还是三十多年前那个李喜林吗？握别之际，望着熟悉而陌生的他，纷乱的思绪几乎理不出一个能确切形容和概括他的词语。想来想去，还是用他在车上说过的那些关键词来定位他吧。那就是：他是一个“疯狂”的文学“野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