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研究】中亚地区的多元化及前景和影响
杨倩，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亚问题。
文章来源：《中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期。
中亚国家独立二十五年来，国家建设的独立性、自主性不断增强，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外交政策抉择和文化人文领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特点和差异性。作为后苏联时代统一的一个地缘政治空间，中亚地区的完整性、统一性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地区一体化推进逐渐困难、各国竞争和防范意识增强的情况下，出于现实和潜在的利益需求，受内部主导和外部力量共同推进，中亚地区的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中亚地区多元化这一新形态，不仅带来我们对中亚地区形势的新认知，也必将对中亚国家的对外合作、特别是与我的友好合作产生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一、政治体制建设的多元化——追求适合本国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均确立了西方式的政治体制。五国宪法明确规定，建立民主和法制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禁止以宗教为基础建立政党，按世俗国家原则建立政治体制。由于受苏联集权政治体制的长期影响，总统在国家决策和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支配着政府和议会的行为，一度形成“强总统、弱政府、小议会”的内部政治格局。但在政治改革的摸索和建设过程中，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历史经验，中亚各国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不变的前提下，政治体制实施和执行的差异化不断拉大。
（一）国家政治体制不同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仍保留了总统制，吉尔吉斯斯坦则在2010年改组为议会制，成为中亚唯一的议会制国家。2015年举行了议会选举，有五个政党进入议会。议会逐渐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主导力量，由总理负责行使国家管理权。议会实行一院制，由120名议员组成，任期5年。目前，在吉尔吉斯司法部正式登记注册并开展活动的政党有140余个。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多党制本质上不同的是，吉的多党制是建立在部族之上的多党制，具有鲜明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社会色彩。吉国内主要部族均派出代表参与议会活动为标志的国家政治活动，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一定程度可以维护各自的利益，较好地实现了权力的均衡。
（二）总统制执行中产生微妙差别
哈乌均坚持强势总统前提下的民主选举。不同的是，哈以议会多党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为了确保议会的多党制，哈选举法规定，议会选举中得票率高于7%的政党可以进入议会；但如果最终只有一个政党超过7%，那么得票率排名第二的政党则自动进入议会，并获得不少于2个席位。2012年1月议会选举前，哈总统顾问叶尔腾斯巴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的政体正在由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过渡，未来议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去年，哈举行总统选举，纳扎尔巴耶夫再次当选，可能成为终身总统。今年3月，应议会要求，哈提前举行马日利斯（议会下院）选举，6个政治党派的代表参加了选举，最终，执政的“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获得82%的选票，共产主义人民党和“光明道路”民主党分获得7%的选票，顺利进入议会。总统和议会的权力暂时达到了一种平衡。乌同样实行总统制，但对反对派强力打压。由于乌总统制是在抵制极端民主化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其对民主选举和“多党派”议会制度的追求力度有限。通过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总统实现了集权，并曾有3届总统选举都被西方质疑不公。卡里莫夫以政党登记法规、政治检控等手段，禁止反对组织成立党派。2015年总统选举中，卡里莫夫总统以高票当选，表现出较强的掌控力；与此同时，乌也开始尝试削减总统权力，任期将由7年缩短为5年，以铺垫后卡里莫夫时代。塔吉克斯坦大力巩固总统权威和权力，被称为实际的“君主制”。2015年议会选举中，中亚唯一的伊斯兰政党“塔吉克伊斯兰复兴党”被排挤出议会，高层领导核心遭清洗和打压，政治影响力受到遏制。12月，塔颁布“和平与和谐的创始人－国家领袖法”，给予拉赫蒙总统特殊的地位和特权，宣布其为国家终身领导人，作为国家元首去职后仍拥有广泛的权力。2016年1月13日，塔议会正式决定就修宪举行全民公决，确保现任总统拉赫蒙将不受次数限制参加总统选举。拉赫蒙还通过对家族成员的广泛任命，进一步掌控国家权力和财富。土库曼斯坦推行强人政治和个人崇拜，对外较为封闭，是中亚最早决定实行终身总统制的国家。前总统尼亚佐夫死于任上，现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清洗了尼旧部之后，已经建立起对国家的严密控制，并开始推动自己的个人崇拜，同时注重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安排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中亚各国政治体制建设虽已有较大差异，但均视国家政权的稳定性高于一切，处于政权交接特殊时期的哈乌两国表现尤其明显。中亚国家政权稳定面对的主要挑战，既在于政权将不受影响地向总统选定的接班人交接，也在于受外部力量支持的反对派谋求发动颜色革命的挑战和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谋求推翻现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的企图。维护总统及其家族的利益则是当前中亚国家执政当局面临的主要任务。
二、经济多元化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去俄罗斯化的过程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亚国家经济实力差距不断拉大。据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人均GDP吉、塔已经脱贫，处于工业化初期，哈乌土已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各国在对内经济政策和对外吸引投资方面具有不同需求，在对未来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各有偏好。
（一）哈斯克斯坦明确提出经济多元化的改革指导思想。
哈国民生产总值已进入全球50强。经济稳定发展赋予其较多的独立自主性，开始谋求经济结构的调整。2015年4月，纳扎尔巴耶夫竞选连任后表示，“为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哈将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实现经济多元化”。其核心要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合理分配，与各个国家都保持友好经贸关系，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开创经济的多元化局面，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完善油气外运管道的单一出口途径。11月，哈总理表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低迷，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应当大力深化改革；12月，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全球新形势下的哈萨克斯坦：增长、改革、发展”的国情谘文，总结了2013年“哈萨克斯坦—2050”发展战略的落实情况，强调应对危机的“增长、改革、发展”三大战略方针，提出了哈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全球新形势下的发展方向。经济改革和调整的实践中，哈萨克斯坦努力优化投资环境，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发展工业生产，取得实际成效，在基础设施、能源管道、绿色经济建设等方面充满了商机、活力和吸引力。
（二）油气外运管道多元化发展成效明显。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油气外运主要靠过境俄罗斯，管道出口问题一度成为制约中亚地区油气勘探开发的瓶颈。为了打破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中亚国家把拓展油气外运管道的多元走向及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谋求经济独立的主要举措。当前，横跨中亚地区已形成四通八达的密集管网，把中亚油气输往东、南、西、北不同方向，围绕管线的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也进一步激烈。作为中亚油气外运的一条重要线路的里海石油管道，途经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全长1760多公里，于2006年７月正式投产，设计年输油能力为5000万吨。中国中亚天然气输送管道ABC线均已建成投产，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能力超过每年1000亿立方米，D线也于2014年9月动工。讨论多年油气南下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塔比管道）的天然气管道2015年12月土境内段决定开工，凸显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的多元化战略进一步发展。今后，土库曼斯坦合作对象还可能锁定欧洲国家，未来还可能修建新的绕过俄罗斯的天然气管线，通过伊朗或跨里海管道，避免当前主要过境俄罗斯的情况。2016年4月，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乌不会加入通往南亚的塔比管道和通往欧洲的纳布科管道，乌油气领域出口任务可以通过东向的管道和连接俄罗斯的管道完成，国际合作方面，重点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即第四条“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天然气管道。
作为油气储量丰富的中亚，这些已经建成投产、或正在开工修建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障了中亚油气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显示了石油天然气出口的多元化战略正在得到贯彻实施。尽管俄罗斯凭着苏联时期的管网优势，大力加强境内石油管道的改造和扩建，力图继续主导中亚油气外运和巩固自身在里海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但油气外运管道建设的多元化，使中亚国家正在逐步摆脱对俄罗斯境内输送管道的依赖，提高了自主支配战略性资源的能力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及竞争力。
（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多个项目开工或投产。
受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的启示、带动和影响，中亚国家把道路、桥梁、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建设的重点，2016年一系列对地区经济至关重要的能源和交通项目将开始建设或完工。除了上文提到的连接中亚与南亚的塔比天然气管道，联结中、南亚的CASA—1000电力运输通道也即将动工。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预计将于今年通车，这将成为中国—中亚—欧洲国际运输通道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哈里海沿岸阿克套港的扩建以及库勒克港渡口的完工，将进一步完善哈交通运输体系，并提升国际过境运输能力。“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哈萨克斯坦段预期将于今年全面完工。此外，作为伊朗—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国际铁路的一部分，伊朗—阿富汗铁路预期将于今年开工。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使中亚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向东、向南发展，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协调。
三、外交战略的多元化——多元平衡外交正在变得有所侧重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旨在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扩大对外经济联系，维护国家安全。经过多年发展，中亚国家对外关系在基本保持平衡的基础上，呈现出各有侧重、亲疏有别的局面。
（一）对各大地区战略并存交汇均持欢迎态度，显示中亚国家多元化外交思路更趋成熟、理性。
无论是对于俄2011年10月提出、2015年1月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还是2011年11月美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或者是我2013年9月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以及欧盟积极推行“中亚新战略”，中亚国家均表示欢迎。哈总统表示，尽管水平层次和目标不尽相同，但将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中美俄的中亚地区战略。在经济多元化改革中，既支持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积极参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方案。对于欧盟的投资计划，2015年12月，欧盟与中亚五国在哈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外长级会晤，就强化经贸合作、扩大投资、保障地区安全、保护环境等问题交换意见。乌始终不希望完全倒向任何一方，其拒绝参加集安组织，与美关系出现多次反复，均表明其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意志和立场。但乌也认为，在中美俄之间维持平衡，更符合“区域枢纽”自保之道。2015年11月，美国务卿克里访问中亚之后，美乌举行了政治、企业等各种层次的谈判和会晤。据媒体统计，2015年12月至今2016年4月此类会晤数量显著增加。2016年1月，在华盛顿举行了乌外交部和美中南亚助理国务卿出席的两国政治协商会议。3月和4月，以美劳工部长副助理和美国务院中南亚事务副国务卿助理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塔什干，双边合作重点将集中在军事、科技和投资领域。
（二）与日本、印度等区域大国的合作深化，显示出中亚国家吸引投资、提升经济的意图和务实的外交政策选择。
2015年印度和日本领导人先后遍访中亚五国，就双方合作进行协调，达成一致。2016年以来，日本与土库曼斯坦的合作不断加强。土库曼斯坦于2016年9月在阿什哈巴德建立日本援建的大学，招生规模初步拟定为3000人，以日语和英语授课。该校被定义为培养日语人才以及深化与日本技术合作的基地。
（三）中亚国家外交并未走出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的同质性选择。
以塔吉克斯坦为例，其与阿富汗相邻，有1200公里的共同边界，有约700万塔吉克族在阿定居。塔吉克和伊朗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塔源于波斯人，塔吉克语也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塔国名来源于波斯语“头戴皇冠的人”，塔国内有不少居民信仰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塔在独立初期曾加入由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发起的经济合作组织。同时，阿富汗和伊朗在塔国家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曾起过重要作用。内战期间，塔的联合反对派武装力在塔政府军强大压力之下曾逃往阿富汗寻求庇护。2016年初，伊朗被解除国际制裁，重返中亚地区事务，加剧了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历史渊源和现实需要，将促使塔伊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四、军事安全建设的多元化——军队建设加强对外军事合作的多向性
中亚国家出于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的需要，在维护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关系之外，不断密切与美及北约的军事关系，意图在北约与集安组织不同力量之间保持均衡，防止过度依赖影响战略决策的灵活性。
美力图扭转阿富汗撤军带来的不利态势，不断密切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强行将克里米亚纳入领土，引发了中亚国家对威胁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忧虑。而从阿富汗撤军，削弱了美及北约对中亚形势的影响力。为此，美利用了中亚国家对俄的戒备和防范心理，密切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1.增加军事人员往来。2016年1月，举行了乌国防部副部长、参谋总长诺尔玛托夫中将参加的国防和安全问题乌美会谈。4月，美军中央司令部特种部队司令访问塔，就与塔的特种部队合作进行交流。2.改革中亚国家军人教育体系，按西方标准培训中亚国家军人并强化语言培训。2016年2月，哈萨克斯坦和北约制定了2016—2017年军事合作计划，以共同进行维和行动，加强军事教育合作，帮助哈建设职业化军队。美军表示将完善中亚国家的军事教育体系，美武装力量陆军科学院专家已开始为哈军人讲授课程。3.提供大量美式军事设施和装备。2015年美对塔军事援助极为活跃，向塔军队、警察、缉毒部门赠送了价值不菲的战术设备和建筑大楼。乌则获得了20台边境巡逻车和328辆现代装甲车，成为获美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4月，哈军获赠一架美国休伊直升机及零部件等维修缮后设备，用于与美及北约的共同维和行动，提高了哈空军的执行任务能力。4.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去年春夏，为提高哈军参与联合国和北约演习行动的战术协同性，在哈境内举行了有美英军人参加的“草原之鹰”第13次联合军事演习。5.共同进行反恐、反核和缉毒合作。2016年2月，美国防部公布了打击恐怖主义的伙伴合作计划，其中规定2016-2017年将给中亚国家拨款5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将给予塔吉克斯坦，用于完善与阿交界的边境防控体系。美塔军事合作正在从传统领域向反恐、缉毒、维护核安全领域拓展。
显然，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中亚国家极为乐于接受并加强了与美的军事合作，美正在通过提升对强力机构的影响来增强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据被称为“影子中情局”的美国私人情报分析公司Stratfor公司预测，俄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由于经济困境而减弱，俄退出的空白将由美填补。中亚国家在俄美两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做法，并不违反集安组织章程。但中亚国家作为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其行为令俄担忧。有俄专家建议，俄应以更强硬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场，对其做出严厉批评，避免其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由，发展与西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底哈通过《国家采购法》，对购买俄大宗物品和采购俄式武器进行了多种限制。作为俄在中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哈的限制行为引发多方猜测，一方面认为哈军事领域的独立性将会增强，另一方面对于哈俄军事合作的未来产生不同看法。
五、民族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国族认同的进一步加强削弱区域认同
中亚本身处于多种文化交界地带，多民族、多宗教特点显著。历史上，游牧文明和农耕定居文明在此交汇，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在此均有信徒，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此相互融合。长期以来，中亚国家之间的特点及差异性，被蒙古征服、统一纳入沙俄管辖及长期处于苏联体制之下，被掩盖或忽视了。在中亚，不仅哈、乌均有独立建国的历史，北部游牧民族与南部的定居农耕文明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在沙俄统治期间，其实对当前中亚五国地域内的管理体制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当前，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差异性色彩逐渐显现，各主体民族独立建国造成的区域认同正在减弱。
（一）主体民族意识大于国家意识和区域意识。
中亚国家独立后，主体民族意识增强，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为了强调突出主体民族国家的地位，有意识地“强调国族认同，进一步弱化了民众对于中亚的区域认同。”如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大张旗鼓地搞海外哈萨克人回国定居活动，塔吉克斯坦最近强调要按照塔的历史文化传统起名，要去掉姓名中间的外族文化成份，拉赫蒙总统早已带头取消了名字中带有斯拉夫文化色彩的“诺夫”后缀。在一些地方，宗教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影响强于世俗体制。吉南部地区曾发生宗教丑闻，一些宗教学校的学生只知《古兰经》，不知有国家，听到国歌并不起立。当前，政治、经济领域的多元化，激起了潜藏在历史文化意识深处的差异性，不仅可能造成了族群矛盾冲突，也可能引发国家内部社会动荡。
（二）族群认同差异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
在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地区，表现极为明显。费尔干纳盆地，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70公里，人口约1500万，是中亚地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多民族混杂而居。该地区人口密集，劳动力过剩，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经济落后，民众生活贫困，是滋生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近期以来，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2010年吉国内政局动荡与南部乌吉族群暴力冲突相互交织，恶化了当地的形势，造成人员财产的重大损失。该地区民族关系的猜忌造成国家间关系紧张，乌塔曾因为族群关系不睦而长期封锁边界，互不往来；乌吉由于边界争议、族群仇恨而时常发生边境摩擦事件，零星枪击屡见不鲜，有时甚至会突然发生军事对峙。
（三）国内民族混居的村镇暴力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2016年2月，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布雷尔村，因某刑事案件引发哈萨克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民族冲突，哈不得不出动南方军区部队，以演习为名控制事态。该村生活着1.2万居民，其中以哈族为主，其他还包括土耳其族、俄族、阿塞拜疆族、亚美尼亚族、库尔德族、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维吾尔族。类似的村庄在哈萨克斯坦成百上千，历史上，阿克套市、南哈萨克斯坦州、阿拉木图州均发生过类似的民族冲突事件，这种由于经济落后、民族间关系不睦引发的社会紧张，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和挑拨，就有可能造成大范围的社会动荡。
六、中亚地区多元化的前景
中亚地区的多元化，主要是针对地区一体化概念提出的。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由于苏联时期密切的经济联系的崩溃，导致各国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克服困难，实现自救，在俄罗斯的主导下，中亚国家提出并发展了“中亚地区一体化”构想。外界出于其整体脱胎于苏联，有着类似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历史文化传统，也将其看作一个地缘政治整体，采取了类似或相同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对中亚国家实施了“一体化战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了独联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后改组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地区组织，试图推动中亚国家的一体化发展。美国1997年以来提出新中亚战略、大中亚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均在一定程度上视中亚为一个整体，均衡地发展合作协调关系。北约则将中亚国家整体纳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联合国、欧盟、伊斯兰国家都有针对中亚国家的一体化战略。在这一阶段，经济领域的区域一体化是有一定成效的。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为了维系原有的经济联系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中亚国家纷纷组建或加入了众多的一体化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各具特色，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整合区域经济资源以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后，中亚地区出现“非一体化”（“逆一体化”）趋势，主要是由各个国家间在独立之后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追求和速度差异性造成的，认为“苏联解体后，原属于同一经济体的中亚国家曾有过共度时艰的短暂合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短暂的合作已被竞争和防范所代替”。2013年7月，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总经理谢里克表示，由于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层次，且存在国家间的争端，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有学者在分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时提出，“中亚一体化进程经过20年的实践，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中亚国家间的合作逐渐被竞争与防范所代替，呈现出停滞的局面”。认为“中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区域整合力不高，不能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中亚各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中亚学者缺乏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民众缺乏‘中亚认同’。这些文化因素共同导致了中亚一体化陷入到停滞不前的困境之中。”2014年，哈萨克斯坦执行“中央欧亚计划方案”，哈专家谈及中亚一体化时表示：“在我看来，中亚国家常被困于一个由外部强加的看法，即我们是一个地区，因此必须积极做朋友。无论是苏联建立之前（革命前），还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所有的逻辑都表明，我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区域，我们也不希望这样，至少目前也还没有这样。”另一名哈专家表示，“中亚一体化有中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但没有内部的一体化。”这些观点表明，虽然对于中亚地区一体化的认识、动因理解不一，但结论是基本相同的，即中亚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正在成为明日黄花。
当前阶段，中亚地区多元化趋势全面快速发展。它立足于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国家，思考的是国家的安全，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强调的是差异性，表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中亚地区曾在21世纪初出现过地缘政治的多元化，但主要是在俄、美、印、伊朗、欧盟、北约等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国际组织中亚地缘战略的博弈中形成的，主要受外部因素主导。当前中亚地区的多元化发展，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选择和主动实现，表明中亚国家在转型期内一定程度上国家发展的成熟性。以往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强调的是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而当前的多元化进程，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各个领域的全覆盖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多元化可能并不会是中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最终形态，但从当前形势看它可能会保留相当长时段。一方面，是因为主导中亚一体化的外部力量在减弱，美从阿富汗撤军，中亚作为美等大国势力进入阿富汗的战略通道地位不复存在，因此在美国的对外战略考量中地位降低，美国正在重构新的中亚政策；而俄罗斯在欧洲战略方向受到战略压制，经济受欧美制裁和国际油价暴跌而一蹶不振，难以为主导中亚一体化输送力量，即使是2015年1月正式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除不断强调其经济属性外，也由于俄作为主要成员国经济困难而进展甚微。另一方面，未来，中亚国家出于各自的国家战略利益需要，会加入不同的力量集团，这些力量集团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重合叠加，既合作又竞争，使地区形势呈现多元化趋向。中亚国家以不同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身份，进行不同的道路选择，或实行侧重点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着多元化将成为未来中亚一定时期内的政治常态。
七、中亚地区多元化对中国的主要影响
中亚国家多元化道路选择，实际上反映了其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国家主权意识更加强烈，对国家利益有着更加清晰的认定，制定和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政策、方针更具理性。未来，美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中亚地区在美的对外关系中地位降低，今后中亚国家与大国及周边国家合作的独立性增强，主动性也势必增强，使多元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中亚地区多元化对我国的主要影响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亚国家差异性增强，不再是铁板一块，提高了我国对中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政策制定的针对性要求。哈作为中亚地区大国，2016年既是欧亚经济联盟主席国，也已当选2017—201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由其发起的亚信会议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挑战加剧的大背景下，哈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使中国在对哈的外交政策考虑和制定，不同于其他的中亚国家，要深入调查研究其实际情况，既要考虑其地区作用，也要考虑其国际影响和国际定位，甚至考虑其在参与大国竞争中的立场和选择。
（二）中亚对外部势力防范心理增强，增大我国与其合作难度。中亚国家与俄美等大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防范戒备心理不断增强。由于中亚国家均视国家政权稳定、尤其是维护现执政当局的利益为国内头等大事。受美国支持推动中亚国家的自由和民主进程，吉2005年发生以街头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权力更迭方式，给中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俄罗斯则在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出强烈的大国主义倾向，在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中，逐渐推行注重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政策，也使中亚国家产生担忧。在双重恐惧心理反弹作用下，中亚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意识增强，对与外部的合作提高了防范。实际上，目前并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像从前一样主宰和操控任何一个中亚国家的所有事务。2005年安集延事件后，乌美关系迅速恶化，正是由于乌对美的不满导致的；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作为俄的传统盟友，哈萨克斯坦表现出对双边关系的疑虑，担心“与俄经济联盟威胁该国独立”，正是这一心态的反映。尽管我国坚持互利互惠、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合作理念，但随着合作关系的增长、扩大和深化，矛盾分歧和误解、特别是利益的竞争，容易激起中亚国家的自我防范心理，如以维护环境为由阻碍与我国有关的合作项目的推进。中国威胁论、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经济扩张论在中亚都有一定市场；有的中亚国家有时甚至幻想利用大国之间的分歧矛盾，向中国提高合作要价。
（三）中亚国家间关系缓和有利于我国与中亚国家多边合作的推进。来自外部的压力减弱之后，中亚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彼此的协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分歧，共同应对挑战。部分中亚国家之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竞争与矛盾，关系一度极为紧张，特别是塔乌、吉乌，一度由族群间对立上升为国家之间的对抗。但地缘政治的不可忽视和难以超越，促使中亚国家之间尝试弥合分歧，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去年以来，乌塔双方采取措施，大力缓和关系，就很多分歧达成共识。吉乌2016年虽然仍然发生了边境军事对峙事件，但出于维护地区和国家安全考虑，在短时期内较快予以平复。哈、乌作为地区大国，曾为争夺地区主导权而进行竞争，近年来合作和往来逐步增多。2016年4年，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就安全问题和两国友好关系进行会谈，进一步深化了双边关系。面对ISIS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渗透趋势增强，中亚国家加强合作，互相支持，予以打击和防范。各方还在上合组织、集安组织等多边层面就友好合作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趋势表明，中亚国家正尝试逐步放下旧的历史恩怨和遗留问题，积极应对当前的形势和困境。这一趋势为我国扩大与中亚合作、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创造了时机，应该当机立断，把握机遇，下大力推动丝路建设计划多边项目的积极落实。
（四）就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而言，中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可能增大合作的成本，但成员国家的政治成熟、经济进步、社会稳定、民心思定，则更有利于上合组织的长远发展。经济和安全合作“双轮驱动”，是上合组织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意识到国家真实利益所在，为了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亚国家势必要借助上合组织这一多边框架。虽然受到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降低、俄罗斯劳务市场份额的压缩、俄罗斯卢布的贬值等外来不利影响，但中亚国家向内寻求动力，向外寻求支持，以内外互动、统筹一体来维持经济进步和政治稳定。这一积极的行动方式和趋势，必有利于上合组织的长远发展。如原来阻碍上合组织多边合作的中亚国家间矛盾和分歧的缓和，有利于推动上合跨境合作项目的落实，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的跨境修建和联通方面。上合组织在整合中亚地区多元化趋势过程中，增强对不同国家的政策针对性，可以丰富和增多上合组织的组织建设经验，为上合组织真正成为一个国际组织提供铺垫和基础。（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