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研究】恐怖组织的群体实体性与国际动员能力： 基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比较
周明，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一、恐怖组织国际动员能力为何存在差异？
恐怖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有赖于它们吸引大量的潜在支持者参与恐怖活动，以充实其战斗与后勤队伍。换言之，动员能力的高低是影响恐怖组织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恐怖组织，往往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如泰米尔猛虎组织、“爱尔兰共和军”、“伊扎布特”（Hizbut Tahrir）、“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动员，其中较为常用的方式，是通过发动恐怖袭击，直接以行动向潜在的支持者或同情者传递有关组织战略目标、意识形态、信仰体系、行动策略、斗争对象等方面的信息。除了恐袭行动本身，恐怖组织还通过构建能够引发潜在支持者或同情者强烈共鸣的架构叙事（framing narrative），以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与信仰体系，进而促进他们的激进化或极端化，甚至参与到恐怖活动中来。总之，行动与话语是恐怖组织进行动员的两种主要方式。因而，一旦能有效地削弱恐怖组织的动员能力，将能沉重打击恐怖组织的行动能力。就此而言，恐怖组织与反恐行为体之间始终在围绕动员（mobilization）与去动员（demobilization）之间展开竞争。
尽管每个恐怖组织均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动员，然而，它们的动员能力却有高下之分。如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其鼎盛时期有8000至10000名活跃的战斗人员，同样，黎巴嫩真主党除了拥有数千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外，还有成千上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后勤人员；而最初在中亚地区活动、后来主要参与阿富汗战争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即“乌伊运”）却始终面临动员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动员能力，恐怖组织除了着眼于充分动员活动地域内的人力和资源基础外，还千方百计地拓展国际联系，试图招募更多的“外籍战士”（foreign fighters）。尽管动员和招募外籍战士并非新现象，但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恐怖组织通过行动和话语传递信息的能力得到提高，客观上也的确提高了恐怖组织的国际动员能力。然而，不同类型的恐怖组织，甚至同类恐怖主义中不同恐怖组织的动员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如以“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为例，它们所招募到的外籍战士规模就有明显差异。在其鼎盛时期，“伊斯兰国”吸引了2.7-3.1万名外籍战士，而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吸引的外籍战士约为4000余人。另有学者统计，自1979年至2015年36年间，持续动荡的阿富汗局势总共吸引了1.1-2.6万名外籍战士人数；而仅在短短数年时间里，伊拉克（2013至2015年）和叙利亚（2011至2015年）就吸引了1.5-2.6万外籍人员去往参战。尽管迁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籍人员并不一定全部加入了“伊斯兰国”，正如到阿富汗的外籍人员并非全部加入了“基地”一样。然而，“伊斯兰国”动员和招募外籍战士的能力远超“基地”，这既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尽管由于战场失利和实际表现令人幻想破灭，“伊斯兰国”自2016年以来吸引外籍战士的能力严重受损，但“伊斯兰国”在鼎盛时期令人始料不及的国际动员能力，仍然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
为何不同恐怖组织的国际动员能力会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这一问题，并不存在一目了然的答案。恐怖组织的国际动员能力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恐怖组织的活动地域、意识形态、组织结构、领导人性格、战略目标、行动策略、动员手段的先进或落后程度、与敌对方的互动方式，等等。即使是比较同一类型恐怖组织为何具有不同的国际动员能力，得到的结论也有可能是不确定的。如以具有亲缘关系的“基地”与“伊斯兰国”为例，尽管两者同属逊尼派宗教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均体现出“圣战萨拉菲派”的特征，均有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基地”的本•拉登、扎瓦赫里，“伊斯兰国”的扎卡维、巴格达迪），均千方百计地利用网络、社交媒体等工具进行国际动员，均针对它们构建的“远敌”——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近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的世俗阿拉伯政权展开斗争，它们均希望重建哈里发国家和实施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等等。然而，即便它们在上述战略目标、意识形态、动员工具、攻击对象等方面具有众多的相似性甚至共同点，但它们的国际动员能力依旧存在明显差异。
针对“基地”与“伊斯兰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为何存在明显差异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虽有所提及，但并未给出系统、明确的答案。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现有解释，主要突出以下因素对“伊斯兰国”动员能力的影响：“伊斯兰国”建立了“哈里发国家”、能够娴熟地使用脸书等虚拟社交网络，其攻击或统治手段异常残暴，在意识形态方面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对伊斯兰教义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尤其是大肆宣扬“末日决战”的叙事，等等。这些因素，尤其是“伊斯兰国”宣称重建“哈里发国家”，对其国际动员能力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此举不仅顺应了许多伊斯兰激进分子渴望恢复逝去了的“哈里发国家”的愿望，而且为外籍战士提供了明确的迁徙目的地。至于其他因素，也或多或少地为“伊斯兰国”展示出令人侧目的国际动员能力做出了贡献。事实上，现有研究针对“伊斯兰国”特性所做的分析，的确构成“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在架构叙事和战略实践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差异。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否认上述因素在影响两个恐怖组织展示出不同国际动员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尝试从身份建构的角度，讨论不同恐怖组织的组织属性对其国际动员能力的影响。本文认为，恐怖组织为满足潜在支持者和同情者本体不安全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或身份不确定感（identity uncertainty）所构建的身份类型，对其国际动员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在同类恐怖组织中，那些“群体实体性（group entitativity）”程度更高的群体，即群体界线更为明确、成员标准更为严格、战略目标更为清晰、群体特征更为独特，将会产生更强的国际动员能力。就“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比较而言，相对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拥有更高的群体实体性，从而导致其产生了更大的国际动员能力。通过将身份建构、群体类型与国际动员能力联系起来予以考察，首先能从理论角度有效解释“基地”与“伊斯兰国”国际动员能力为何会具有明显差异，其次还可以对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的影响“伊斯兰国”国际动员能力的各种因素进行更有效地整合，最后有助于从更为普遍的角度把握影响恐怖组织国际动员能力的象征性因素。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还需对本文的研究做出以下说明：其一，由于“伊斯兰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强于“基地”已成人们共识，故本文对此不予专门讨论，而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两者的群体实体性及其差异上。其二，恐怖组织的动员能力包括了它们募集到的人员、资金、武器等诸多方面，而本文对这两个恐怖组织动员能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它们在鼎盛时期所招募的“外籍战士”人数上。其三，本文之所以将“基地”与“伊斯兰国”视为同类恐怖组织，主要是就它们所采取的圣战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而言的。如果采取别的区分依据，如组织结构、活动地域等，这两个恐怖组织之间存在许多差别。为了对本文提出的观点进行验证，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从身份建构的角度阐明群体实体性与动员能力之间的关系；其次分别对“基地”与“伊斯兰国”的群体实体性进行简要分析；最后是总结本文的发现。
二、个体的本体不安全及对恐怖组织的群体认同
全球化时代迅速、广泛和深刻的变迁，导致许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遭遇本体不安全和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这也是当前国际恐怖组织能够动员大量追随者的心理基础。所谓本体安全，是指“个人具有的基本安全感，以及对他人具有基本信任。获得这种信任，对于个人维持心理健康和避免存在性焦虑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行为体而言，获得本体安全感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未来威胁和危险的一种保护，以允许个体在面临可能的恶劣环境时保持希望与勇气”。简单地说，所谓本体安全，就是行为体认为社会与周边环境具有稳定性、可预测性，能够对影响行为体心理福利和人际信任的各种因素均有一定程度的可控性。在影响行为体本体安全的各种因素中，行为体是否具有稳定的自我身份至关重要。由于身份往往是在与他者共存和比较的过程中得以产生和维系的，故自我身份的稳定与否，不仅关系到行为体如何处理与他者及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行为体能够基于自我身份恰当地思考、行事。一旦本体安全受到威胁，也就意味着行为体的自我身份遭遇了挑战，从而使其产生存在性的焦虑、羞辱等情绪。在当前迅速变迁的全球化时代，由于观念、信息、人员、资本、技术等因素的快速流动对人们原本赖以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的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归属群体产生强烈的冲击，故生活在“全球村”和“风险社会”中的个人也面临史无前例的本体不安全感和身份焦虑感。这一种状况，在身处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中尤其明显，如移民、难民、少数民族、女性等。
当个人遭遇本体不安全，它们将寻求通过加入群体等方式以获得安全感和身份不确定感。由于本体不安全主要源自于行为体自我身份的不稳定或未能适应环境的迅速变迁，故消除本体不安全感主要包括两种应对方式，一类包括自我身份或改变自我行为以适应环境、开放心态接受新的或多元化的观点，一类是诉诸刚性的、简单的、非黑即白式的意识形态或者加入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团体，以此抵御环境的变化。具有本体安全类似于一种“居家”的感觉，故其一旦受到威胁，会导致人们下意识地去寻找和重获“家园”。而接受新的信念体系，改变自我身份，往往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心理成本，故本体安全受到挑战时，人们更为常见的反应是后一类而非前一类，即当个人遭遇本体不安全感，往往也导致其在理念、宗教、行为等方面趋于极端，试图以此削减焦虑感，重获确定性和身份稳定性。这种趋势，得到了恐怖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不确定管理理论（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补偿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意义维持理论（meaning maintenance theory）等诸多理论视角的证实。因此，在社会变迁剧烈导致人们经历本体不安全的历史性时刻，人们往往会见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较为极端的思想观念和信仰体系的广泛兴起，正如当前国际社会诸多地区出现了政治激化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现象所显示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之所以在人们经历严重本体不安全感时扮演着身份稳定器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危急时刻传递团结、安全与包容等感觉的能力”，“相对于其它身份构造，它们将危机从个体层面转移至抽象（想象的）层面，从而使个人获得有别于此处的彼处之家的感觉”。
对于行为体的本体不安全感与其加入极端或恐怖组织之间关系做了较深入说明的，是迈克尔•A.霍格（Michael A. Hogg）等人所构建的不确定性—身份理论（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霍格指出：“削减不确定性和保护自己免受不确定性之苦折磨的最有效方式，或许是将自己的信念、态度、价值与世界观置入到共识之中，并与那些志同道合者相处并加强这些世界观”。当面临本体不安全的个体加入到极端或恐怖组织之中，个体首先获得了与其他志同道合者相似的集体身份，即使这种身份也许只是想象的而不是真实的；因为归属于群体，个体感觉获得了相对于其它群体的身份独特性甚至优越性，从而使其自我价值和自尊得到提升；个体可以以群体规定的方式思考和行事，从而有效削减了个体面对迅速变迁的外部环境时的无力感；当以非黑即白的方式观察和应对世界，尤其是外群体，也就为个体面对外群体时如何互动提供了行动指南，如基于对外群体成员的非人化，从而为针对其成员开展恐怖袭击免除了道德或心理上的负罪感，等等。由此可见，尽管并非所有经历本体不安全感的个体均会激进化或极端化，但加入极端或宗教组织的确是部分个体缓解本体不安全的有效方式。而实证研究成果表明，一旦面临本体不安全感的个体还认定个人或其所属的群体遭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我群面临来自他群的威胁，那么，个体接受激进意识形态体系的可能性将会大增。这可以说明为何那些具有激进化倾向的个体为何很容易走向极端，甚至加入恐怖组织。
潜在动员对象存在的不安全感，为恐怖组织宣称能为他们提供所渴求的稳定身份准备了条件。恐怖组织往往是操弄身份政治的高手，它们利用希望动员的个体和成员面临本体不安全感的状况，试图提供具有清晰和排他性界线的身份类型，试图以此吸引这些成员加入。一般而言，恐怖组织构建替代性身份是通过其架构叙事实现的。为了使恐怖活动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恐怖组织会构建具有一定系统性和逻辑性的架构叙事，提供以与常规政治活动有别的意义或象征体系，致力于改造替代性成员的信念、价值与行为。具体而言，架构叙事包括三种类型的架构活动，即查找我群体遭遇不公的根源和需要由此负责的外群体（危机何在），如何消除不公（解决方案是什么），如何动员属于我群体成员开展行动以实现正义（怎么办）。围绕这三个方面内容而形成的话语体系，分别为诊断式框架（diagnostic frame）、处方式框架（prognostic frame）与促发式框架（motivational frame）。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不仅会明确规定我群和他群，而且会以一种黑白分明、势不两立的方式理解我群和他群之间的关系：自我是无辜和优越的，他群是邪恶和低劣的；我群遭遇的所有不公均源自于他群的迫害；惟有对他者展开不计成本和至死方休的斗争，才能恢复我群的荣耀和光荣。尽管不同恐怖组织的构架叙事和对我群身份的界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从而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以敌对和黑白分明的方式理解和处理我群和他群之间的关系，是恐怖组织的共同特征，也是恐怖组织能够以残酷方式袭击平民的思想基础。
恐怖组织构建的群体身份具有不同的群体实体性，从而直接影响到不同组织的动员能力。诚如霍格指出的：“某些群体及其身份比其他身份能够更好地通过自我区分（self-categorization）以削减自我不确定性，尤其是那些独特、结构良好、拥有清晰边界、具有明确成员标准、基于相对统一的世界观而对行为做出一致性和预见性规范的群体”。换言之，具有这些特征的群体，往往能够更好地消除行为体的本体不安全感，从而也就能吸引更多的成员认同该群体，进而也就能产生更高程度的动员能力。而群体身份所具有的独特性、结构性、边界、成员标准等因素，被霍格等人称之为群体实体性。更为明确地说，是否具有明确的群体界线、是否具有一致的成员标准、是否有严格共享的目标、是否有独特的群体特征，构成区分群体实体性高低程度的标准。通过招募114名本科生进行实验，霍格等人对群体实体性程度与成员认同群体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证明。尽管霍格等人只是衡量了群体实体性与群体认同程度之间的关系，而未对群体实体性与群体动员能力进行研究，但社会运动的大量经验研究经证明，虽然对群体没有认同的个体也可能参与社会运动，但群体认同程度对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有直接影响，群体认同几乎是社会运动之动员能力的代名词。如果将恐怖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风险极高的社会运动，那么，也就意味着恐怖组织的群体实体性与群体认同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等同于群体实体性与组织动员能力之间的关系。
尽管霍格明确指出其不确定—身份理论有助于解释国际社会中的极端主义现象，然而，由于无法对极端或恐怖组织进行田野调查，有关群体实体性与其动员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仍停留在实验阶段。而“基地”与“伊斯兰国”之间的竞争，为检验上述观点提供了难得的案例。这两个恐怖组织不仅在当前仍然相对活跃，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既具有一定的亲缘性和相似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使它们构成比较理想的比较对象。通过对它们的群体实体性进行比较，不仅可以检验霍格理论的适用性，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伊斯兰国”的动员能力强于“基地”组织。下文将分别分析“基地”与“伊斯兰国”的群体实体性，最后在结论部分对它们在群体实体性方面的差异及其启示进行简要讨论。
三、“基地”组织的群体实体性
无论是中东地区和阿富汗，还是在有大量穆斯林迁入和生活的西方世界，穆斯林均面临严重的本体不安全感。在中东地区和阿富汗，该地区持续的动荡和地区各国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的不力，导致普通百姓不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各国所启动的结构性改革，在导致社会剧烈变迁和严重破坏该地区原来的社会结构的同时，未能提供替代性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从而导致民众经历了严重的本体不安全感。这是2010年底以来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变革和“伊斯兰国”得以崛起的深层原因。再加上中东与阿富汗冲突频仍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势力的干预，严重打击了这些地区或国家民众的自信，导致该地区存在普遍的“羞辱文化”（the culture of humiliation）。而羞辱与焦虑一样，均是行为体遭遇了本体不安全感的重要体现。至于移民和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许多穆斯林，则遭遇了来自主流文化的歧视、边缘化等，而融合主流文化困难重重，从而导致他们具有的本体不安全感甚至比中东地区的许多民众还要严重。许多穆斯林遭遇较为普遍的本体不安全状况，被恐怖组织意识到并加以利用，并通过其构建的架构叙事得以动员。
“基地”组织是利用中东及西方民众本体不安全感，通过其构建叙事进行国际动员的高手。“基地”构建了较为完整和具有一定逻辑连贯性的架构叙事，不仅突出了乌玛（Ummah）这一跨国穆斯林信仰共同体的重要性，而且也为自身构建了“重建乌玛的圣战先锋”的组织身份，从而引发许多极端或恐怖分子对其的认同。下文将对“基地”的群体实体性程度进行简要评估。
首先，“基地”构建了具有明确群体界线的内群体与外群体。“基地”突出的国际动员能力，首先源自于其构建了一个我群与他群截然不同而且你死我活的简单粗暴的叙事。在“基地”的架构叙事中，所谓“我群”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所构成的超越国界、想象中的“乌玛”；而“他群”则是由美国、以色列与其他西方国家所组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Zionist-Crusader alliance），即“远敌”。除此之外，那些与“十字军联盟”合作的腐败的世俗阿拉伯政权，则是“近敌”，也就是乌玛世界的内部敌人。无论“远敌”还是“近敌”，均是我群“乌玛”的敌人，也是造成“乌玛”世界不复历史性辉煌的罪魁祸首。针对“我群”，“基地”呼吁穆斯林通过参与或支持“圣战”以重建“乌玛”；针对“他群”，“基地”呼吁“穆贾西丁”（即“圣战者”）对它们展开毫不留情的攻击，即使是自杀性袭击也在所不惜。如在1998年2月宣布创建“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圣战国际阵线”（International Front for 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时，本·拉登宣称：“我们，在真主的帮助下，呼吁每位真主的信徒和期望因遵循真主的命令而获得恩宠的人，去杀死美国人并掠夺其财物，无论美国人身在何处。”而针对那些“近敌”，“基地”则将它们视为“叛教者”，可以对他们实施“塔克菲尔”，即处死。通过这种简单粗暴、僵硬死板的群体区分方式，“基地”的话语体系构建了一个黑白两分的世界，有助于潜在支持者或同情者以简单的方式认识世界和行事。
其次，“基地”接纳成员的标准有明显的变化。“基地”曾建立过具有等级制特征的组织结构，为了避免遭到敌人的渗透，故其对成员的遴选和接纳相当严格。然而，由于2001年10月以来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沉重打击，“基地”不得不采取分散化的组织结构，以保存实力。故当前的“基地”，已从最初单一的恐怖组织演变成为呈同心圆状的松散的网络结构状恐怖组织，并形成了由内而外依次由“基地”中央、地方分支机构与“圣战”盟友构成的结构模式。尽管“基地”中央成员的进入依旧非常严格，但地方分支机构，尤其是“基地”外围及其盟友的招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换言之，当前的“基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只要愿意接受其意识形态，“基地”并不排斥分支机构打着“基地”的旗号。不过，出于保存实力、掩盖自身意图等方面的考虑，“基地”有时也会对接纳特定的分支机构表现出谨慎。如本·拉登于2010年给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领导人写信，拒绝该党要求公开其向“基地”效忠的请求，尽管这种效忠关系早已存在；“基地”现任领导人扎瓦赫里，也曾对其叙利亚分支“努斯拉阵线”（al-Nusra Front）未经“基地”中央同意即宣布效忠“基地”的草率举动进行谴责。至于个人，“基地”往往通过既有“圣战者”的人际网络或清真寺、在线网络招募人员，而不是主动招募人员。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地”在恐怖分子或圣战分子眼中所产生的“品牌效应”。由于视“基地”为恐怖组织中的“传奇”或“奇迹”，“基地”可以通过已有的圣战者网络招募大量的“外籍战士”，而且由于这些网络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故“基地”对所招募人员也有较高程度的信任。总之，由于“基地”目前已蜕变为一个网络式的恐怖组织，生存能力受到严重制约，故其招募人员的标准已不复以往那么严格。
再次， “基地”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但由于不能立刻实现而削弱了其吸引力。“基地”致力于通过打击“远敌”和“近敌”，希望恢复“乌玛”世界的辉煌；而且希望重建“哈里发国家”，并在“乌玛”世界实施沙里亚法，即伊斯兰教法。根据“基地”领导人扎瓦赫里在2002-2003年间提出的全球圣战战略规划，“基地”将通过七个阶段的行动，最终在2020年建议一个全球“哈里发国家”。按照“基地”的设想，其大战略的实施序列是这样的：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尤其是“远敌”；当极大地消耗了“远敌”和“近敌”的力量之后，“基地”将在其控制地域内引入沙里亚法，并与“近敌”的中央政府开展持久的游击战，正如当前在也门、索马里等国开展的行动类似；再经过一段时间，“基地”将在一大片土地上建立伊斯兰制度，以代替现有的“叛教者政权”并将所有成员团结起来；最后，“基地”将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直到千秋万代。由此可见，“基地”组织目前仍停留在在攻击敌人的阶段，至于建立“哈里法国家”则遥遥无期。事实上，集中力量打击和消耗“远敌”，而将建立“哈里发国家”延后，是其对敌对双方实力分布进行权衡后所做的明智选择。然而，敌人——尤其是“远敌”——的力量庞大无匹的现实，决定了其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终究只是一个梦想。这对于那些渴望获得明确、可行行动指南的支持者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战略目标。
最后，“基地”的群体特征比较明确，但被认为具有不够彻底的特征。自成立以来，“基地”就明确地赋予自身一种“重建乌玛的圣战先锋”的身份定位，而其名称——“基地”，已透露出该组织试图成为唤醒穆斯林针对敌人开展决战前的先行者的角色。换句话说，“基地”将自己定位为先锋，而广泛的穆斯林世界才是重建乌玛的真正主体。“基地”寄希望穆贾西丁通过自身的行动，激励更广泛地穆斯林对“远敌”与“近敌”展开攻击。故为了避免疏远广大穆斯林和失去他们对“基地”的信任，“基地”才将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对准了“远敌”而不是“近敌”，因为一旦针对“近敌”开展大规模恐怖袭击，将不可避免地对穆斯林产生附带伤害。在此背景下，“基地”非常关心其行动是否获得了普通穆斯林的支持，并强调大众支持对于“圣战”事业的重要性。如扎瓦赫里于2005年指出：“如果圣战运动必须遵循其他的路径，如人民圣战或大众抵抗运动（popular intifadah），那么，它们的成败系于大众支持。缺乏大众支持，伊斯兰圣战穆贾西丁运动将会偃旗息鼓”。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基地”较少呼吁针对所谓的“叛教者”实施塔克菲尔原则；不仅如此，作为一个逊尼派极端组织，尽管“基地”对什叶派并不信任，但它并不鼓吹针对什叶派刻意使用暴力。在“基地”的思维逻辑中，如何团结最广泛的穆斯林，以对“远敌”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才是乌玛世界当务之急。由此可见，尽管“基地”给予自身的定位和赋予自身的使命非常明确，但其所具有的“包容性”，对于那些非常极端的逊尼派极端分子而言是不够明确和彻底的，具有绥靖和妥协的嫌疑。
根据上文对“基地”实体性四个方面内容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基地”组织具有相当高的群体实体性，这也是其展现出突出国际动员能力的深层根源。如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010年5月发表的一份有关年轻人为何会加入“基地”及其分支结构的特别报告，该所共统计和采访了2032名以“基地”及其分支机构名义作战的“外籍战士”。根据该份报告，“外籍战士”主要分为基于受挫而心怀怨恨的报复寻求者、寻求社会承认的地位寻求者、寻求归属感的身份寻求者以及寻求冒险的刺激寻求者四类人员。其中，地位寻求者构成这些“外籍战士”最重要的人员类型，而刺激寻求者的比例不到所有“外籍战士”人员的5%。该研究不仅确证了个体所经历的本体不安全与其加入恐怖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也证实了“基地”的动员能力不容小觑。由于“基地”在群体界线、成员标准、战略目标、群体特征方面均表现优异，故使其具有较高的群体实体性，进而使其具有突出的国际动员能力。当然，“基地”的群体实体性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某些极端分子看来，其战略目标过于遥远，成员招募标准有所降低、群体特征不够“彻底”等。而这些缺失，在“伊斯兰国”那里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和修正。
四、“伊斯兰国”的群体实体性
“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已经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冲击。无论“伊斯兰国”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覆灭，其曾具有强大的国际动员能力,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基地”一样，“伊斯兰国”同样利用了中东地区和西方世界中穆斯林普遍存在的本体不安全感，并希望通过架构叙事构建出具有明确性、连贯性、简明性等特征的群体身份类型，以吸引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极端分子参与其恐怖活动。而曾经作为“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的经历，以及致力于超越“基地”的新晋恐怖组织，相对于“基地”，“伊斯兰国”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其一，它可以借鉴乃至挪用“基地”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架构叙事及其战略实践，从而省却了从头开始探索的精力和资源；其二，它可以对“基地”构建叙事的不足进行修正，同时在实践中予以贯彻落实。事实上，在与“基地”竞争的过程中，“伊斯兰国”一度表现非常强势。不仅所占领的地域远超“基地”，而且其吸引的“外籍战士”的规模也超过前者。“伊斯兰国”之所以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动员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群体实体性程度高于“基地”。下文对其群体实体性在身份界线、成员标准、战略目标与群体特征这四个方面的表现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伊斯兰国”同样构建了不可通约的我群与他群。“伊斯兰国”的世界观同样是非黑即白的。如2014年7月1日“伊斯兰国”的头目巴格达迪表示：“当前的世界已被划分为两个阵营，两个战壕，不存在第三个阵营：一个是信仰伊斯兰的信众阵营，一个是不信道者（卡菲尔）和伪信者（hypocrisy）组成的阵营；前一个阵营由全世界的穆斯林与穆贾西丁组成，后一个阵营则是由犹太人、十字军与其盟友以及其余的卡菲尔国家与宗教组成。后一个阵营由美国和俄罗斯领导，并由犹太人进行动员”。与“基地”一样，“伊斯兰国”同样认为“远敌”与“近敌”是乌玛世界的敌人。针对“远敌”，“伊斯兰国”鼓吹，穆斯林“应该在十字军自己的土地上和任何地方对他们进行攻击。我们极力支持那些有能力的穆斯林让十字军流血，不论是使用爆炸物，子弹，汽车、石头，甚至靴子或拳头”。“伊斯兰国”强大的宣传能力，的确带来不少独狼式恐怖分子在西方本土发动恐怖袭击。至于“近敌”，“伊斯兰国”将与腐败的阿拉伯政权合作的神职人员、什叶派穆斯林、库尔德人、雅兹迪人（Yazidi）等统统归于“叛教者”行列。在“近敌”中，“伊斯兰国”尤其敌视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国”秉承其“先驱”扎卡维的观点，认为什叶派穆斯林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是潜伏爬行的毒蛇、是狡诈邪恶的毒蝎、是刺探情报的敌人”。相对于“基地”，“伊斯兰国”构建的我群更为偏狭，其所涵盖的所谓“真正的穆斯林”仅仅是指支持“伊斯兰国”的逊尼派穆斯林。
其次，“伊斯兰国”对其成员的准入标准似乎不高，然而一旦准入后对其成员的控制程度很高。与“基地”组织由于受到严重打击而不得不采取网络式的组织机构不同，“伊斯兰国”采取了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从上到下分为四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有严格的职能划分，并且各级之间具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这种组织结构便利了“伊斯兰国”对其成员的遴选与管理。而且与“基地”鼓励其成员和追随者主要针对西方开展独狼式恐怖袭击不同，“伊斯兰国”则重点强调和极力主张的是其支持者迁徙至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伊斯兰国”的战斗，认为“迁徙是内在于圣战的一个支柱……‘只有还有圣战，迁徙就不能停止’……‘只要仍在与卡菲尔作战，迁徙就不能停止’”。一旦其同情者与支持者抵达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则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身体上，而且也体现在思想观念和信仰体系上。如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国”所发行的英文刊物——《达比克》（Dabiq），其目标读者除了西方国家等对手、可能迁徙至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招募对象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群体是已经加入了“伊斯兰国”的人员，包括“外籍战士”。《达比克》对第三类人员的关注超过了前两类人员。《达比克》上将相当多的内容用于规训和劝诫那些过于狂热、心志不坚的人员和幻想破灭的妇女，防止他们在内部削弱和分裂“伊斯兰国”。尽管由于“伊斯兰国”的封闭导致人们很难对其成员标准进行准确的评估，但《达比克》的话语分布大体能够反映出“伊斯兰国”的成员标准较之“基地”或许要更为严格。如有学者通过对《达比克》和“基地阿拉伯半岛分子”的英文刊物《激励》（Inspire）进行系统比较后发现，《达比克》有关讨论和应对伊斯兰内部危机的内容远高于《激励》对此的关注，达到了后者的三倍。基于此，也可以推断“伊斯兰国”为了避免被其敌人从内部颠覆，自然会对其成员的准入及其活动进行更严厉的控制。
再次，“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明确。“伊斯兰国”也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其战略目标。不过，与“基地”组织不同的是，“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实现了这一目标。按照“伊斯兰国”此前的规划，其实现重建“哈里发国家”的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即“迁徙”（希吉拉）、“集合”（Jama’ah）、“摧毁非法统治者”（Destabilize Taghut）、“巩固”（Tamkin）、“建立哈里发”。随着宣称“哈里发国家”已经建立，“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转变为：管理和巩固“哈里发国家”、吸引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参加“伊斯兰国”、扩大“哈里发国家”的疆域使之得到穆斯林群体的广泛认同。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宣称“哈里发国家”已经得以重建，不仅使其宣称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也为其动员同情者和支持者迁徙至“哈里发国家”提供了理由。如“伊斯兰国”宣称：“哈里发的重现，为每位穆斯林提供了一个具体和可见的实体来满足你希望归属于某些更为伟大之物的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激发了内在于穆斯林心中潜伏着的热望”。尽管“伊斯兰国”的这种话语，并非以本体安全之类的术语加以表达，但它的确契合了那些遭受本体不安全和身份不确定的穆斯林渴望本体安全和稳定身份的需要。事实上，“伊斯兰国”明确将远敌和近敌等非逊尼派穆斯林视为导致我群——逊尼派穆斯林——遭遇羞辱和身份不确定的根源，并认为其使命就在于使我群重获稳定的身份。如“伊斯兰国”宣称，“哈里发国家”的恢复，为逊尼派穆斯林提供了“得到真主祝福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每位穆贾西丁内心深处的悸动”。由此可见，“伊斯兰国”重建“哈里发国家”的举动，部分原因源自于其对许多穆斯林本体不安全心理的把握。
最后，“伊斯兰国”的群体身份更为连贯和独特。“伊斯兰国”对自身所做的定位是“重建哈里发国家的逊尼派卫士”。与“基地”相较，“伊斯兰国”群体性特征具有更为狭隘、更为排他、更为残暴的特征。在狭隘方面，“伊斯兰国”仅仅将逊尼派穆斯林视为我群，而排斥什叶派等穆斯林，这在逊尼派极端主义者看来，无疑使其集体身份体现得更为彻底。事实上，“伊斯兰国”的发展与崛起，始终离不开对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矛盾的煽动与操纵，而这种操纵的基础是两个主要教派长期积累的矛盾。“历史怨恨”的存在，为“伊斯兰国”渔翁得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排他方面，与“基地”积极寻求与其他逊尼派“圣战”战略合作甚至结盟不同，“伊斯兰国”既然自视为具有合法的“哈里发国家”，故它只接受其他极端或恐怖组织的效忠，而不会与之合作。“伊斯兰国”与“基地”、“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的分道扬镳，就是“伊斯兰国”试图以此捍卫自身权威的体现。尽管这种唯我独尊的姿态，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伊斯兰国”的存续，但在特定时段内有助于满足其追随者的自尊心和荣誉感。至于“伊斯兰国”的残暴，无论是对“远敌”还是“近敌”，已经路人皆知，无须赘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基地”出于获得大众支持的关注而尽量避免伤害穆斯林，“伊斯兰国”却对此毫无顾忌。这也是“伊斯兰国”为何选择优先进攻“近敌”而非“远敌”的原因。对于“伊斯兰国”的追随者而言，其惨无人道对待敌人的方式，虽然短时间内有助于宣泄它们的怨恨感、挫折感，甚至可能满足部分寻求刺激者的猎奇心理，但一旦“伊斯兰国”的攻势受挫，基于复仇和猎奇的心理而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员将急剧减少。这正是当前“伊斯兰国”所经历的。
通过对“伊斯兰国”在群体区分、成员标准、战略目标与群体特性四个方面的上述梳理，可以发现，“伊斯兰国”在几个方面的表现均要优于“基地”组织。具体而言，在群体界限方面，“伊斯兰国”更为刚性、更黑白分明；在成员标准上，二者均不太严格，差别主要体现在“伊斯兰国”对其成员的控制更强；在战略目标上，二者的战略目标相同，只是“基地”将其视为远景，而“伊斯兰国”已将其变为现实；在群体性特征上，二者都具有连贯性和明确性，差别在于伊斯兰国的身份更为彻底和狭隘。这些特征使得“伊斯兰国”的群体实体性程度要高于“基地”。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伊斯兰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强于“基地”组织。总之，“伊斯兰国”虽然在身份建构上借鉴了“基地”身份构建的一些方面，使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性，但“伊斯兰国”也做了许多创新，如将什叶派等穆斯林排除在我群范围之内，并大肆挑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并加以利用；将建立“哈里发国家”当成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并以之作为动员追随者的卖点；将迁徙的地位拔高至高于“圣战”的地位，希望以此巩固其“哈里发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展示其残酷，吸引冒险者、复仇者、地位寻求者等动机不一的人加入其中，等等。然而，“伊斯兰国”的成功之处也是致命弱点，如拥有据点、过于残暴、孤家寡人等，均为其敌人对其予以打击提供了诸多便利。鉴于此，“伊斯兰国”的发展态势并不一定优于“基地”。也就是说，群体实体性高，虽然有助于提高恐怖组组的动员能力，但它对恐怖组织的发展能力和存续能力的影响确是不确定的。
五、结语
本文源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困惑，即为何恐怖组织的国际动员能力为何会存在明显差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但从恐怖组织群体特性的角度出发，可以对此形成具有新意的回答。本文以“基地”和“伊斯兰国”这两个具有千丝万缕联系和诸多相似性的恐怖组织为例进行了分析。“基地”和“伊斯兰国”的发展，均离不开它们对中东地区、西方世界等地区穆斯林存在普遍本体不安全的敏锐意识，并试图通过提供简单明确、非黑即白的身份类型，吸引它们支持或参加恐怖组织，以缓解或消除其追随者的本体不安全感。不过，“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通过各自的架构叙事给出的群体身份类型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它们的群体实体性程度有一定不同。正是这种不同，直接决定了“伊斯兰国”具有比“基地”组织更高的国际动员能力。通过对群体实体性与国际动员能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行验证，不仅可以对当前国际社会中两个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动员能力的差异做出较为清晰的回答，而且有助于人们从一般性的层面把握影响恐怖组织国际动员能力的象征性因素，尤其是注意到恐怖组织对身份政治进行操弄带来的严重负面后果。
本文的研究为国际社会更有效地治理恐怖主义提出了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里只简要讨论两个方面。其一，可以发现，从“基地”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群体实体性程度是在提高的。从动员效果来看，群体实体性程度的提高的确吸引了更多极端主义分子成为“外籍战士”；然而，就存续能力来看，动员能力更强的“伊斯兰国”已是强弩之末，而动员能力弱一些的“基地”却并未式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动员能力越强的恐怖组织可能产生的威胁更大，从而引发强烈的反击，从而削弱其存续能力。总之，恐怖组织的群体实体性与动员能力、存续能力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这给人们把握恐怖组织身份建构的方向提出了挑战。其二，恐怖组织之所以通过能够操弄身份政治吸引众多追随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地区的许多个体面临严重的本体不安全感和身份焦虑。因此，如果要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势头，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如何有效地为人们提供稳定的身份，以缓解他们的本体不安全感。在变迁迅速的全球化时代，完成这一任务相当困难。事实上，近年来的国际发展形势表明，世界各地人们似乎在经历着越来越强烈的本体不安全感。在此背景下，将很难指望国际社会在此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然而，如果人们的本体不安全感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那么，恐怖组织仍不乏追随者。这意味着，恐怖主义的有效治理，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