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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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2.01.013
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2022年第1期第141-153页。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摘要
目前，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感和针对性。“物性”书写是个重要抓手和突破点，对其进行分类有重要意义。大致说来，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包括以下类型：一是生物与非生物。在生物类中又有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之别。其间，微生物的散文书写最为薄弱。在非生物类中有自然物、人造物和介乎二者之间的类型。二是现代时空观下的物性书写。在时间维度上，物性书写以历史、现实和未来方式展开；在空间维度上，物性书写分为城乡、国内外、中心与边缘、世俗与非世俗。三是叙事风格策略。在此有仰视、平视、主客体感应、密集式轰炸、物我两忘等，这对于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特别是进行现代性转换大有益处。通过物性书写的类型化研究，可打破当前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研究的碎片化与随意混乱状态。
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物性书写；类型；系统化；整体感
正文
生态与生态意识出现得较晚，在中国则是现当代以来的事。生态文学与生态和生态意识有关，或者说是生态与生态意识催生了生态文学，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主要是生态与生态意识自觉后的产物。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生态与生态意识的理解不能简单化，更不能绝对化，除了自觉的显性外，也不排除朦胧和隐性的。如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狗·猫·鼠》就隐含着生态与生态意识，它们一个让百草园生态繁富，一个反感于驯化动物而望保存其本性。至于明确张扬生态与生态意识的，从1983年赵鑫珊发表的《生态学与文学艺术》可见端倪。另外，“物”与“人”相对，“物性”是“物”的内化，通过“物性”可显示“物”的特点与品质，也是透视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一个独特视点。应该说，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写“物”者较多，对于“物性”的描写也多种多样。然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研究还很不够，专门研究其“物”与“物性”者更少，这就带来研究的整体感、系统性和深刻性明显不足。本文主要从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类型入手，做一定程度的归纳、概括和挖掘，以期对此领域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生物”与“非生物”的物性书写
按现代科学分类，世界上有两种“物”的形态：一是生物，二是非生物。所谓生物，指“自然界中一切有生命的物体，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生物具有生长、发育、繁殖的能力”；非生物是指那些无生命的事物。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关于生物和非生物的书写很多，可谓包罗万象，难以穷尽。因为天地自然本来主要由生物和非生物这两种物质组成。从这一角度对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进行分类，就会打破当前纷纭甚至杂乱的局面，获得一种较为清晰的认知。
（一）生物类的散文最有代表性。这主要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三种。这些有生命的物体遍及地球，形成一种壮观图景。
关于动物的生态散文是一个独特天地，因为世上的动物太多了。有的离人类很近，有的与人类相去甚远；有的让人类畏惧甚至厌恶，有的则为人喜爱甚至宠爱；有的野生，有的则属于家养；有的为人类所用，有的则成为盘中餐和腹中物；有的丑陋无比，有的美丽动人；有的巨大和孔武有力，有的则非常弱小；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上或水中。总之，动物以各种各样的情况进入作家视野，成为生态散文的书写对象，由此也有了对于动物各不相同的“物性”把握与描写。
在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中，最常见的动物有鸡、狗、猫、马、驴、牛、羊、猪、虎、豹、狼、蛇、猴子、老鼠、鹰、孔雀、天鹅、狐狸、鸟儿、鸽子、鱼、青蛙、知了、蜗牛、苍蝇、蚊子、蚯蚓、蚂蚁等。比如，鲁迅曾养过和写过小隐鼠，其母指般大小；琦君写过《人鼠之间》；周作人写过《蚯蚓》；郁达夫写过《灯蛾埋葬之夜》；施蛰存写过《鸦》；唐弢写过《谈狐仙》；穆时英写过《燕子》；李存葆写过《国虫》。冰心、丰子恺、梁实秋、季羡林、席慕容等人都爱猫、养猫、写猫，留下不少散文名篇。写狗的散文更多，鲁迅、巴金、傅雷、杨绛、周涛、南帆等都写过狗，且用情甚深。鲁迅笔下的哈儿狗就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周涛的《狗狗备忘录》和《包包趣闻录》是典型的宠狗散文。歌颂牛之品质的散文更不在少数，碧野的《我怀念的是牛》有代表性。还有林语堂《买鸟》、冰心《一只小鸟》、巴金《鸟儿的天堂》、老舍《小麻雀》、冯骥才《珍珠鸟》、贾祖璋《鸟与文学》都是大家熟知的。当然，写动物的散文有时不一定区分那么清楚，一个作家一本书有时写到很多动物，可见其笔下的动物世界。钟鸣随笔散文写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的是非常奇特的，《畜界·人界》即是如此。周晓枫散文集《鸟群》《斑纹》里有不少关于动物的，可谓色彩斑斓。王族散文集《狼》《兽部落》《悬崖乐园》都是写动物的，特别是“狼”和“鹰”为其主要书写对象。张炜在《野趣散文》中写到不少动物，像《万松浦的动物们》《灵异与动物》《美生灵》《狐》《爱小虫》《炕与猫》《林与海与狗》《刺猬》《马与狐狸与刺猬》《水怪》等。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等散文集中写了各种动物，其中有《狗这一辈子》《通驴性的人》《逃跑的马》《与虫共眠》《人畜共居的村庄》《鸟叫》《两条狗》《两窝蚂蚁》《最后一只猫》《追狗》《狗全挣死了》《那些鸟儿会认人》，可见作家对动物的钟情。其实，即使不专写动物的作家往往也会写到动物，林非《我与牛》、王宗仁《藏羚羊跪拜》、肖凤《鸟巢》、韩小蕙《那是一只知更鸟儿，从何处飞来？》、彭程《驴子》、张清华《乌鸦与喜鹊》、王兆胜《猪友》等都是如此。不过，与古代书写动物的散文比，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生态意识明显增强，具体表现在：涉猎的动物更加多样化；人与动物之间更多了些和谐共处、平等交流、彼此包容、相互学习；人性因素明显增加。换言之，在生态意识下的动物逐渐取得与人同等甚至高出人的地位。
关于植物的生态散文亦是中国现当代作家抒写的母题。植物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这在文学、医学、园艺学等方面比较突出。《诗经》是一本充满植物特别是草木的经典作品，《本草纲目》也是关于植物的学问，在不少中国古代文人集中都有关于草木、花卉、庄稼的描写，袁宏道《瓶史》就是关于插花的艺术。花草本不足为奇，但袁宏道则将之不断细分，于是有了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崇、洗沐、使令、好事、请赏、监戒等，甚至不同人不同时间给花浇水都有严格区分，反映了中国古人之于植物花草的深入理解和颇具匠心。另如，松树、梧桐、柳树以及梅兰竹菊等都被赋予人格化力量，这与中国文化的品藻人物和格物致知直接相关，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过，中国古人写散文较少有生态意识，也少有关于现代性思想特别是异化问题的忧思，重视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特别是天人合一观念。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植物描写则被赋予更多思想特别是现代性思想，这在继承传统中又与中国古代拉开距离。鲁迅《野草》与《朝花夕拾》写到很多植物，但这些植物有思想承载，那两棵枣树自不必说，“野草”本身被思想化和哲学化了，《朝花夕拾》也是被诗意化、思想化和哲学化了。林语堂笔下的秋天落叶，被赋予了丰实、从容、成熟、智慧，自然也超越了一般的物性，变成一种生命哲学。曹靖华《小米的回忆》将小米与革命或者说“小米加步枪”联系起来，于是一粒小米就显出一种红色精神。还有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许地山《落花生》、茅盾《白杨礼赞》、徐志摩《落叶》、丰子恺《杨柳》、叶灵凤《花木虫鱼丛谈》、周建人《田野的杂草》、杨朔《茶花赋》、碧野《天山景物记》、贾植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季羡林《神奇的丝瓜》、王了一《辣椒》、端木蕻良《越冬的小草》、荒煤《广玉兰赞》、张抗抗《地下森林断想》、梅洁《风中的芦苇》、王兆胜《童年的草莓》、潘向黎《茶生涯》等也很有代表性，是一种精神象征。汪曾祺是写植物的高手，像《昆明菜》《韭菜花》《萝卜》等都是如此。苇岸以《大地上的事情》闻名，其中有动物，更有植物，是对有特别意义的生物的书写，其间充满精神力量。作者写道：“在造物的序列中，对于最底层和最弱小的‘承受者’，主不仅保持它们数量上的优势，也赋予了它们高于其他造物的生命力。草是这样，还有蚁、麻雀，我们人类中的农民也是其中之一。”张炜除了写动物，还写了很多植物。在这些植物描写中，仿佛有强大的生命力透射出来，也以难得的韧性诠释了柔性哲学力量，像《土与籽》《黑松林》《人和芳草》《百草和文章》《昔日花》《巨大的李子花》《荻火》等都是关于植物的歌吟，其间透露出略带苍凉和沉淀的生命诗情。蒋蓝擅写四川成都风物，特别是《极端植物笔记》中写到的植物充满灵性与个性，极端书写中有着独特的深思。还有王剑冰《草木时光》、张抗抗《瞬息与永恒的舞蹈》、张晓风《行道树》、毕淑敏《风与芦苇》、鲍尔吉·原野《草木山河》、高维生《汪曾祺和他的植物》、耿立《藏在草间》、杜怀超《苍耳消失或重现》等也是有哲学精神的。杜怀超表示：“一株植物都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这样的看法一下子将“物”与“物性”点燃，使之升华到哲学甚至宗教的境界。
微生物也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关注的对象，只是微生物散文不太发达，经典作品少，没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其实，微生物非常重要，它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的真宰，其重要性远超过动物、植物甚至“人”。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动物起源于微生物，为微生物所覆盖，经微生物而改变。古生物学家安德鲁·诺尔（Andrew Knoll）曾经说过：‘动物就像整个演化蛋糕上的糖霜，细菌才是糖霜下的蛋糕本体。’它们从来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自身的演化也在它们之间进行，而且可以说，我们就演化自它们。所有动物都属于真核生物，这其中包括所有的植物、真菌和藻类。”夏丏尊在《春日化学谈》中，除了谈到日光、动物、植物外，还谈到微生物。高士奇《细菌的衣食住行》是一本关于微生物的科学小品集，其中谈及细胞、细菌等，很有代表性。《灰尘的旅行》是高士奇写微生物的名篇，影响很大。赵鑫珊散文关注人类文明的功过，对于地球生态、自杀问题、技术进步、人类命运等都有探讨，具有前瞻性、人类情怀和宇宙意识。作者指出：“‘毒雾’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其实，它就是指现代工业将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硫的化合物）排放到环境中而造成的严重污染。毒雾是黑色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人类面临着选择。选择使人困惑，痛苦。”“有一个事实还要在这里指出来：仅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发达国家竟排出80%的有害气体，而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却少得可怜。”这是20多年前他对“微生物”的言论，却切中时弊，反映了作者的超前性和时代使命感。雷达在《化石玄想录》中提到：“几乎从46亿年前地球诞生，继而有了水，有了真核细胞起，生命就踏上了演化的长途，延至今天，千变万化，才变出了人这种最高级的生命。”近年来，关于雾霾的散文较多，如王维中《霾是故乡浓》就以讽喻笔法写雾霾，其中提到微生物。陆春祥《艾芜的清流》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提到微生物：“地震、洪水、泥石流将地上的植物生物全部埋入古河床等低洼处，埋入淤泥中的部分树木，缺氧、高压，还有细菌等微生物的帮助，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煅造，时间让它们炭化成了乌木。”关于“非典”和“新冠”的散文写作也成为生态散文关于微生物的集中体现。如第广龙《“新冠”来袭》、杨献平《疫情让我们警醒》、叶浅韵《灾难后的重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契机》、赵汀阳《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间》等，都围绕病毒展开思考。其中不乏对于微生物的剖析、追问和洞见，是关于明之不明和不明之明的哲学之辨。
中国古代散文对于“动物”“植物”“物”“物性”多有描写，但偏于格物致知和拟人化，对于微生物却少有涉猎，这既与科学不发达有关，也与自觉的生态意识缺乏有关。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生态意识逐渐增强，对于“物”和“物性”也进入理性思考和深度书写之中。概言之，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是与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进程相伴而生的，在继承中国古代散文基础上又有新变，特别是在思想观念、精神品质上有根本突破。有学者认为：“人类有能力占据一定自然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现实需要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但是，各种动植物乃至于微生物，并不需要人类施舍而生存繁衍。同时，自然演绎也不需要人类过多干预。即使科学技术再发达，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遗传基因的延续等问题也有许多力不从心之处。因此，人类亟须携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通过原境保护划定纯粹自然保护的空间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以使其他已知和未知的各种生命体各有其所。”显然，生态散文的物性特别是生物性书写已加进清醒的价值判断和现代性忧思，这与中国古代散文对于“物性”的自在性表达明显不同。
（二）非生物类散文也不在少数，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物，二是人造物，三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比如“火”。
自然的非生物类散文又可分为大、中、小三种。所谓“大”，是指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阳光雨露；所谓“中”，是指山川湖海、惊涛骇浪、岛屿崖谷；所谓“小”，是指沙石尘土、雾霾尘埃。可以说，以这些自然中的非生物为题写成的中国现当代散文非常多，经典作品也不少。在此，鲁迅《雪》、郁达夫《雨》、冰心《一日的春光》、茅盾《雾》、施蛰存《雨的滋味》、张爱玲《秋雨》、秦牧《土地》、刘白羽《长江三日》、杨朔《泰山极顶》、曹靖华《洱海一枝春》、牛汉《绵绵土》、余光中《听听那冷雨》、林斤澜《春风》、莫言《会唱歌的墙》、贾平凹《月迹》、周涛《阳光容器》、李存葆《大河遗梦》、林非《庐山的云》、周明《绚丽的晚霞》、刘再复《读沧海》、林清玄《阳光的味道》、梁晓声《沉默的墙》、刘元举《悟沙》、张抗抗《鸣沙山听沙》、周国平《自然与生命》、和谷《尘土》、张炜《南方的水》、丁建元《泥哨》、王兆胜《水的感悟》等都属于此类作品。有趣的是，关于“海的梦”同一题目，就有王蒙、关露、曾卓等多位作者写过散文，反映了“海”的魅力。还有写石头的散文特别多，像孙犁《石子》、冯骥才《古希腊的石头》、三毛《石头记》、张晓风《愁乡石》、凌仕江《西藏的石头》可为代表；贾平凹写了不少关于石头的散文，像《丑石》《狐石》《观沙砾记》《三目石》都很有特点。这些自然中的非生物类散文都带有现代人的哲思与想望，与传统的物性书写不同，但同样关涉现代生态意识等重要命题。
人造的非生物类散文偏重人的主体性，是人的智慧的显现。在此，一是偏重实用，像生活日用品、工作用具等。就人造的实用物品来说，家具、农具以及工业、商业、军事、航海等用具均在其中，只要是有用的人造物，都成为非生物类散文的书写材料。周作人《乌篷船》、孙犁《织席记》、冰心《小桔灯》、峻青《雄关赋》、朱良才《朱德的扁担》、王了一《手杖》、冯骥才《书架》、韩美林《小板凳》、周涛《二十四片犁铧》、铁凝《擀面杖的故事》、李亮《农具之锈》、赵丰《农具的表情》等，都是实用的非生物类散文。二是偏重审美，如工艺品、艺术品等。就审美性强的人造的非生物类散文来说，可举艺术散文，如鲁迅《风筝》、丰子恺《我的漫画》、吴冠中《宣纸恋》、韩美林《我与雕塑》、铁凝《草戒指》、吴克敬《芦篾戒指》、南帆《草书的表情》、朱以撒《纸上思量》、郭文斌《腊月，怀念一种花》等可归此类。三是实用与审美兼有，如建筑、图书、石刻、印章等。在这方面有林语堂《论西装》、徐訏《论烟》、赵鑫珊《建筑，不可抗拒的艺术》、刘成章《安塞腰鼓》、吴克敬《碑说》、陈泽辉《田黄》等。因此，既可居住又可欣赏的美丽建筑，各种名碑特别是书画石刻，刻有印章的名贵田黄石，都是人造之物，可达到实用和欣赏的双重功能。另外，藏书家和书话作家鲁迅、唐弢、郑振铎、阿英、黄裳、姜德明、董桥等人写了不少关于书的散文，是买书、藏书、爱书、读书、写书、赠书的故事，既实用又有艺术美感，是对物性的全面理解与展示。丰子恺《爸爸的扇子》中的“物”可用来乘凉，更是生活的点缀装饰，还有可供随时欣赏的名人书画，是兼具实用和审美的人造器物。当然，吴克敬《青铜散》与《碑说》两本散文集中的“物”也是实用和艺术的统一。
还有一种介于自然与人造之间的事物，它也成为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书写的对象。最有代表性的是“火”，它既有天然的，又需人工开发利用，是与人既无关又有关的物事。如鲁迅《死火》虽写“死火”在冰山冰谷中，但也是火自白的“我原先被人遗弃在冰谷中”，仍与人有关。至于最初的时候，“火”是自燃，还是人为，就不得而知了。臧克家《炉火》中的“炉火”是人为的，但“火”的天然本性又使其变得特殊。潘旭澜《小小的篝火》也将自然与人造作为主旨，他在文末说：“我母亲不是三春的阳光，也不曾想过要我报答，她只是寒夜荒漠的一堆小小篝火，燃烧完了剩下的灰烬。可是，它的火星将我的血液点燃起来。我便也成为后面旅人的篝火，无论这篝火多么渺小，多么容易烧尽。”在此，“小小的篝火”与“母亲”和“我”进行转换，借助“火”的双重性——自然属性与人性内涵。
当然，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并不绝对，特别是不能绝对用有无“生命”将它们分开。比如，“火”不会生长，好像没有生命，但其明灭也是一种生命存在形式。还有，对于石头，人们总认为它没有生命，其实，石头的生命更长久，也不乏灵性和智慧。因此，以生物与非生物划分生态散文的“物性”，只是大概的划分，不能将问题固化。
二
现代时空观下的物性书写
中国古代的时空观是天人合一的天下观，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天地一体化状态。在此，“我”、中国、外国的边界不太清晰，时空感也不强烈，从而形成某种自然的混沌。现代以来的时空观大为不同，它有着主体性、自主性、变动性的立体景观，是一个具有进化论的历史、现实、未来的时间概念，也有着上下左右前后的四面八方甚至天地宇宙的立体空间意识。林语堂曾说，他的文化理想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呈现的显然是现代意义的时空观。具体到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由不同时空观带来作家的不同价值取向和类型。
（一）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有历史、现实、未来之别，这就带来不同的特点与文化意蕴。
历史维度的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主要体现在学者散文和回忆类散文中。学者散文特别是历史文化散文写到历史旧物，往往成为有力的透视点和有效抓手，也是展示知识文化思想智慧的回音壁。周作人《石板路》对南方的石板路和石桥多有记述，透出历史的回响与物性的回声。余秋雨《笔墨祭》以中国传统毛笔为中心，整体反思毛笔文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整体退化，希望来一场革命，为毛笔做“祭”。林非《岳阳楼远眺》将岳阳楼的历史光影用现实镜子进行折射。王充闾、李存葆、杨闻宇、朱鸿、祝勇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像《寂寞濠梁》《祖槐》《六骏踪迹》《长安是中国的心》《一把椅子》就带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对于古代“物”与“物性”的沉思。韩小蕙《协和大院》将“协和大院”作为一件历史物书写，其间的建筑、砖瓦、草木、小路都有陈迹。在回忆类的历史文化散文中，对于旧物的书写最多，这是一个可不断挖掘的富矿。臧小平《父亲的珍藏》是写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吴作人等人赠予的书画作品，这些作品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当可观，最重要的是其间的历史剪影与深情厚谊。王兆胜《母亲的遗物》是写母亲的一件特殊衣服，既作为情感寄托又有难解之谜。在伊尹《古物志》中，不论个人、集体抑或是国家、民族都有记忆，这是一种通过“物件”联系，以“物性”相牵，从而形成血液般的流动与生命关联。
现实维度的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也占相当比例，这主要是对当下的关注及其热情，也是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显现。有人写自己的游历见闻，有人写自己的家乡，还有人写自己的书房，总之是关于时代社会中的物象所留下的面影。李存葆《钻石与命运的对话》借钻石批评现实，是对靠运气发财的观念的反拨。肖复兴认为，“屋顶可以是一门艺术，也可以是一座城市的羞处”。因此，他在肯定青岛、大连、鼓浪屿等少数城市时，着力批评北京的屋顶。他写道：“以我居住的北京为例，新建筑的屋顶不少部分沿袭的是亭台楼阁仿古式的大尖顶，总让人有种洋装在身却顶戴花翎的感觉。一座这样大的城市，到处是这样不伦不类花翎般的屋顶，真是让人不敢抬头张望。”素素既表达了对大连的喜爱，又表示不满。她说：“在我眼里，大连是一个还不成熟的孩子，它的步履有一种青春期的踉跄和惶促。”“作为一个急于想发展壮大的现代城市，模仿，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不自由。”南帆是一个时代感、现代思想意识较强的作家，同时也是写现实之物的生态散文家。他在《台风记》《泥土哪去了》《机器之瘾》《神秘的机器》《村庄笔记》中都写过当下的诸多物件，最具现时性、现代感和生态意识。作者曾在《散文与现代感》中诠释他的价值理念：“散文与日常现实之间的距离压缩到了最小的限度。”“人们时常察觉，散文仿佛有意无意地拒斥当今世界的现代‘气质’。”“现代社会驶入了性质迥异的另一个路段。集成电路、维他命、基因、精确制导导弹、引力波、区块链等一大批奇怪的术语一涌而入，刺眼呛人；至于大吊车、打桩机、高架桥、集装厢卡车、摩天大楼这些工业社会的庞然大物几乎要拖垮这个文体。”“事实上，所谓的现代社会已经化身为众多具体的事物和细节，潜移默化地重塑生活。”“很大程度上，可以将思想含量的增加视为现代社会赋予散文的特殊风格。”朱鸿《长安是中国的心》是一本全面叙述长安的散文集，其中有黄土、山、原、川、池、宫室、帝陵、王墓、道观、佛庙、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城墙、钟楼、鼓楼、门、道、路、街、巷、大学、花木、粮、菜、鸟、节日、隐器、刻石，虽写了不少历史文物，但现代的物事也是比较明显的。换言之，在其中可见历史向现实转换时物象的变迁以及当下风貌。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虽偏重人物，其间的乡村物象还是相当丰富的，砖厂、猪厂、墓地、茶馆、围墙、院子、村庄，甚至是整个乡村都可视为一种物象存在。还有杨献平《生死故乡》《作为故乡的南太行》也着力写现下乡村景象及其人与事，那些最能代表现时感的物与物性描写，为其生态散文增力和扩容。杨献平曾强调现实主义在场感，即“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推重散文原生态写作理念。彭家河《瓦下听风》是以“物”和“物性”作为镜像，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有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是现代性的省思。在此，既有乡村各种老物件，也有当下的事物意象，从而为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赋予时代感和现代意识。有评论者称：“《瓦下听风》在传统散文格局下，注入了全新的视野与观察，他对乡村地望、器物的深情打量，让我们看到了散文传统对于当下生活的深度延伸。”此为散文物象的时间力量，也昭示着未来发展向度。《锈》是彭家河的代表作，作者写到很多现时的农具，但通过农具、村庄、乡村之“锈”，映衬了现代农村家园的荒芜以及人心的变形异化。他说：“曾经无限荣光的农具仍旧年复一年地守候在院落，厚覆着锈垢和尘埃。我想，它们今生是再也等不到重现光辉的时刻了，这一代，将是它们最后的尘世。”“如今的乡村，是锈的盛世。锈，封存了农事繁荣的乡村，销蚀着农耕时代最后的微光。打工时代的城市，也是乡村最隐密的锈，锋利而无情，虽然它们之间是骨血兄弟，却是把乡村伤得最深最痛的致命敌人。”“我的乡村，锈已成为主人。我和兄弟姐妹，则沦为一个个遥望故园的异乡人，在回忆中啜泣。”这样的物性书写有生态意识，也颇具时代阵痛，是深入骨髓的感喟与无奈。
未来维度的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物性书写整体较弱，缺乏理性自觉意识和前瞻性设计，这与作家整体的认知能力水平和对散文的理解不无关系。当散文作家整体地“面向历史，背对时代”，其写作很难有未来意识。就如有人所言：“如今，中国散文表面看来倒还热闹，写作的人也众多，甚至有一阵子颇有铺天盖地的气势，但回头一看，除了一堆散碎的沙子之外，似乎并没有建起一座散文的大厦来。”不过，我们仍能看到关于生态散文物性书写的前瞻性景观，至少在现时性下的未来延伸，给人不少启发。王开岭说：“迎接晨曦，不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是人对自然的阅读，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记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王开岭还在《仰望：一种精神姿势》中，站在反对人类过于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展望未来——一个没受到污染的天地自然，也包括世道人心。作者写道：“仰望星空——许多年来，这个朴素的举止，它所蕴含的生命美学和宗教意绪，一直感动和濡染着我。在我眼里，这不仅是个深情的动作，更是一道信仰仪式。它教会了我迷恋与感恩，教会了我如何守护童年的品行，如何小心翼翼地以虔敬之心看世界，向细微之物学习谦卑与忠诚……谦卑，只有恢复谦卑，生命才能获得神性的支持，心灵才能生出竹枝的高度与尊严。”“失去星空的笼罩和滋养，人的精神夜晚该会多么黯然与冷寂。生命之上，是山顶。山顶之上，是上苍。对地球人来说，星空即唯一的‘上苍’，也是最璀璨的精神屋顶，它把时空的巍峨、神秘、诗意、纯净、浩瀚、深邃、慷慨、无限……一并交给了你。”“对星空的审美态度和消费方式，往往可见一个时代的生存品格、文化习性和价值信仰。”以大自然中的“晨曦”和“星空”为意象，在感验“物性”时，又进行精神与灵魂的洗礼，并标示出人类未来发展方向。郭文斌近期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社会未来发展的散文，透出强烈的生态意识。作者常借物象与物性展开思考，延展出丰富内涵及其人生智慧和哲学精神，读来有如开通灵机。郭文斌说：“整个宇宙都是在演绎着一个‘顺’字。它们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毫厘不爽。如果哪一天太阳说，要换一个方向去旅行一下，人类可能就会遭到不测。春夏秋冬之所以存在，就是对大自然这种顺的状态的赞美。春分、秋分、立春、立夏这些节令几千年不变，就是顺应节气而来。”于是，郭文斌倡导年轻人“孝顺”，中国要形成敬老爱老的文化。林非散文有个特点，文本充满“祝福”性，常借物象与物性表达美好祝愿，极具理想性和未来向度。在《晨曦里的回忆》中，林非写童年遇到一对年轻恋人，他非常佩服姥姥的通情达理，“想不到她竟会原谅和同情这一对违背旧伦理的逃亡者，如此的宽宏大量使我觉得十分感动”，又写到自己对年轻恋人的同情与佩服。为此，林非借草木表示，他“沿着宅院四周的小河，蹑手蹑脚地散起步来，因为我怕吓跑了那些会唱歌的鸟儿”，“我眺望着眼前一大片青翠的高粱叶子，在微风里轻轻的颤抖，像细语，像吟咏，像悄悄地呼唤着我”。他又写道：“清晨的微风不住地抚摸着我，欢唱的云雀也召唤我在田野里游逛，而布满在小径两旁的草叶上，一滴滴晶莹的露珠，映照着红红的朝霞，像是替我撒下阵阵缤纷的光彩，我禁不住伸出手去，想采撷它几颗，在手掌里轻轻地翻滚，可是刚碰着手指，就悄悄地掉在泥土里，破碎了，消失了。”这样的净洁与美好期许有生态意识，通过一个个物象呈现收到极好的艺术效果。李存葆《空中农家院》写家中阳台风光，那是被各种绿植装点的美丽花园，是现代都市文明美好希望的象征，通过这些物象映照出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心灵”。王兆胜在《树木的德性》中，对树木的从容宁定、奉献精神、长寿恒久给予赞扬，倡导人类向“物”学习并从中悟道。文末写道：“面对树木的精神境界，作为一向以聪明智慧自居的人类，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对树木感恩戴德，多向树木学习，努力克服人类在所谓进步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看来，生态散文的未来向度必由“物”和“物性”引领，进入一个更加理性的智慧境地。
（二）从空间维度看，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更博大，这有助于增加张力效果与现代性深度。
城乡的不同空间对于生态散文物性书写的影响有所不同。与现代化进程有关，城市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偏于高楼大厦、广场、街道、胡同、酒店、酒吧、大学、公园等，这决定了其开阔视野、忧患意识、反思精神、批判力量，当然也会有某些闲适性。类似作品有朱自清与俞平伯的同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施蛰存《关于图书馆》、张爱玲《道路以目》、史铁生《我与地坛》、谢冕《一百年的青春》、宗璞《燕园树寻》、刘心武《拼贴北京》、苏叶《去老舍茶馆》、刘齐《沈阳唐人街》、老姜《初雪圆明园》、叶文玲《城市的明眸》、章武《北京的色彩》、肖复兴《城市屋顶》、张清华《海德堡笔记》、王兆胜《都市灯光》、王月鹏《海边栈桥》等。在对城市的书写中，一面是欣赏和褒扬的态度，一面是反思批判意向，从而形成一种张力效果。刘亮程主要写乡村，有时也会写到城市，他在《城市牛哞》中写“牛”进入城市以及“我”的感受和思考。他说：“这个城市正一天天长高，但我感到它是脆弱的、苍白的，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城市上点牛粪，我是个农民，只能用农民的方式做我能做到的，尽管无济于事。我也会在适当时候邀请我的朋友们到一堆牛粪上来坐坐，他们饱食了现代激素，而人类最本原的底肥是万不可少的。没这种底肥的人如同无本之木，是结不出硕大果实的。”这是从生态角度用“牛”和“牛粪”对城市异化进行了讽喻和批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生态散文对于物和物性的书写更有热情。由于中国根基于农业文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根扎在农村，广大乡村繁复多样，中国作家也多出身农村，至少有农村的根系相牵，所以乡土散文特别多，与之有关的“物”和“物性”书写更多。因此，在城乡关系中，乡村生态散文及其物性书写更为丰富多彩也更加发达。只是在此有两种基本立场：一是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意向，特别是对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破败所唱的挽歌，如鲁迅的乡土散文、阿贝尔《一个村庄的疼痛》等；二是对乡土给予讴歌，这在沈从文、张炜、苇岸等人笔下光彩照人。张炜《人生麦茬地》写母亲，也写大地、麦子和麦茬，更写大地母亲。周同宾《土地梦》主要写父亲，但其灵魂是土地与梦想，文章直言：“我是农家子，吃粗食淡饭长大，穿家织布衣成人。从乡村走出，走进城市，已经多年，但根仍在那里，骨子里仍是一个乡下人，就禁不住常常想到农村，连梦中也常常出现故乡的黑土地，黑土地上的庄稼，和侍弄庄稼的父老乡亲。故乡的黑土，粘人脚，也系人心。想到农村，总思绪纷然。想得最多的是土地，想到土地，总首先想到父亲。”这种物性书写以深入泥土的情感发挥想象和爱的空间，是城市生态散文物性书写难以达到的。
还有几种从空间对生态散文物性书写进行分类的方法。一是中国与外国，即中外作家描写中国与外国的“物”的散文。由于受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有四种情况：中国作家写中国，中国作家写外国，旅居外国的中国作家写中国，外国作家写中国。如中国作家在现当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开始以散文方式介绍西方，特别是那些新物件，像科技的钟表、船舶、计算机，也有建筑、艺术品，还有山川名胜，这就为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提供了外国视角。在此，特别提及中国作家散文中对外国“物”的书写。如丁玲《曼哈顿街头夜景》、林非《在卢梭铜像面前的思索》、冯骥才《燃烧的石头》、余秋雨《布拉格》、周国平《在维纳斯脚下哭泣》、肖凤《庞贝废墟随想》、范曾《梵高的坟茔》、南帆《马克思之墓》、朱增泉《朱可夫雕像》、迟子建《尼亚加拉的彩虹》、张清华《海德堡笔记》、祝勇《木质的京都》等，都展示了外国的“物”和“物性”。在《访美掠影》中，费孝通对美国的“家务机械化”“新型市场”“能源危机”“电子系统”“斗智的世界”“博闻强记的电脑”“黑人问题”“信心危机”等都有关注和思考，如作者写道：“现在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正在被吸进一个息息相关、彼此牵连的大网之中，形成了一个大社会。”“人的脑子记不住这么多在不断高速活动和变化着的因素，更来不及照顾到它们之间的牵扯和影响，结果就会控制不了，管理不好，事故频繁，效率低落，甚至搞不下去。自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推广，人脑的限制才被突破。可变因素尽管多，变化尽管快，相互牵扯和影响尽管复杂，一到这电脑里都可以极迅速地处理得井井有条。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人对复杂活动的控制和管理了。美国当前这样的现代化大社会才有出现的可能。”这是1979 年写的文章，40 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仍觉费孝通有与众不同的超前意识，即对“计算机”这一新生事物的“物性”的理解和认知。二是中心与边缘，这主要指内地和边疆的生态散文物性书写。与“中心”即中原形成鲜明对比，关于边疆的生态散文比较发达，也是充满“物性”的诗性表达，这在阿来、周涛、王族、李娟等人较有代表性，如李娟先后出版《九月雪》《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场》《羊道》《遥远的向日葵地》等，显然是偏于边缘的物性叙述。三是世俗与非世俗，是指那些在现实社会与隐居山林的高士书写的物性散文。前者容易理解，是食人间烟火的。后者有点儿超凡脱俗，如古人陶渊明。只是20世纪以来，这样的散文家较少，更多表现在艺术家或有艺术气质的人身上，像李叔同、丰子恺、林语堂、废名、沈从文、黄永玉、林清玄、刘墉、苇岸、刘梅花等较有代表性。如刘梅花在《草庐听禅》中写道：“山家除夕无他事，插枝梅花便过年。这是我看到的一幅画。远山雾气蒙蒙的，快要下雪了。山高，水寒，枯木萧萧，是隐士居住的地方呢。没有山，雅士就没有办法归隐。山浅了也不行，低了也不好。山要深，要瘦峭，要人迹罕至、远离红尘。只有鹰来作伴才好，俗物们收拾得远远的。一间茅庐，泥巴墙，茅草从屋顶垂下来，半掩在雕花的木窗上。”刘墉散文极简短，最质朴凝练，将欲望压缩修炼得精致，也是最生态环保的，这与许多文化大散文的铺张相比，更加明显。因此，他的散文是生态的，意象与物性都是雕刻。林清玄的散文禅意浓郁，也是生态的，其中的“物”与“物性”有超尘之美。林清玄在《无风絮自飞》中说：“红花是这样红的，绿叶也是这样绿的，没有人能断绝自然而超越地活在世界，此所以禅师说：‘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花与絮的飞落不必因为风雨，而是它已进入了生命的时序。”丰子恺散文更具禅意，能在平凡中见真性，他这样写杨柳：与人们崇尚的牡丹、芍药等高贵物种比，杨柳是贱的，插地可活，自顾垂下；不过，下垂而不忘本是美德，又有曲线美。所以，丰子恺概括说：“最能象征春的神意的，只有垂杨。”王英琦在《食素者言》中说：“‘食素精神’，说白了，就是一种无欲无求、淡泊朴素的人格品质和人生精神。尤其在当前，人们过度追求‘超前’享受，整个社会越趋物化的情况下，提倡一点‘食素精神’，对防止民族民心的腐化，对群体的人格素质的提高，未必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这种思想认识无疑是环保的，也高度契合生态精神。
不同时空观下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一定有不同景观，特别是在现代性视野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变，这一区分更加明显。由于人的主体性自觉，现代意识增强，人与世界开始从混沌的融合中分离，有了时间、空间、自我、创造性等意识。因此，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就被时间和空间唤醒和激活，变得更加旷远、深邃、无限。从大与小、长与短、高与下、内与外、远与近、有限与无限等获得新的超越性意向，也获得不同的感知与智慧。
三
叙事风格策略的物性书写
书写“物”和“物性”的生态散文离不开它后面的作者。就好像看取万物靠目光，目光后面是眼睛，眼睛后面是心灵。从叙事风格策略可见，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是不同的，从中可折射出作家的价值观、人生观、物性观。
其一，仰视的物性书写，具有敬畏和庄严的态度。在中国古代，由于人们普遍有对于天地的崇拜之情，有的还有不同的动物、植物图腾崇拜，这就必然以仰视为主，对天地自然甚至一草一木都充满敬畏。不过，这种敬畏包含无知甚至迷信，总给人某种不可知论的虚无感，欧阳修《秋声赋》和苏东坡《石钟山记》都有点儿神秘莫测。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受到科学思想影响，迷信和神秘感淡化了，敬畏与神圣感却是一样的，是一种强调主体性“我”的仰视态度，这就带来“物”与“我”的平等甚至对话关系。冰心《宇宙的爱》将自己看成与四年前没多少变化的“我”，向着青绿的叶、碧澄的水、水里穿着树影来去的云、起伏的山、起立的塔、无边的村落平原，还有浩浩的天空，发出自己的叹息追问：自己有无变化成长，是否辜负了宇宙的爱？三毛《石头记》也有类似表述：“我一直在海边坐到夜深，月亮很暗，星星占满了漆黑的天空，我抬起头来叹息着，突然看见，星星们都退开了，太阳挂在天空的一边，月亮挂在天空的另一边，都没有发光，中间是无边深奥的黑夜，是我失去的七块彩石，它们排列成好似一柄大水杓，在漆黑美丽的天空里，正以华丽得不能正视的颜色和光芒俯视着地下渺小哀哭的我。”作品又说：“我惊呆了，望着天空不能动弹，原来是在那里！我的身体突然轻了，飞了出去，直直望着天空，七块石头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它们连成一只大手臂，在我还没有摸触到其中的任何一块时，已经将我温柔的拥抱了进去。”在此，三毛从海边的鹅卵石到天上的彩石，在人与天宇间进行对话和融通，虽无神秘感和虚无主义，但敬畏心和神圣感非常强烈。林语堂曾提出“高地文化观”：一方面，人造摩天大楼无法与山比高，人更渺小了；另一方面，“人”不像中国古代为天地所役，而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强者，提出“人可制天，但不能逆天”的观点。
其二，平视即平等的物性书写，这是现代意识的充分显现，也是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古代有民胞物与的说法，也有齐物论。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显然继承这一传统，但又克服了“物”与“我”的模糊界限和混沌状态，因为中国古代有时很难分出，“人”到底是动物、植物，还是动物、植物是“人”，所以在作品中常常互化。现代性视野的科学意识将人与物、人性与物性进行了较好的区分，只是看到二者的相通之处罢了。如鲁迅《狗·猫·鼠》中说：“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辨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在此，鲁迅显然对于虐待动物者给予批评，甚至认为有些虚伪之人还不如动物坦诚，其中的“一视同仁”反映了鲁迅的动物观和生态观。王月鹏《心愿树》写的是“他”和“我”与一棵被从家中移到海边的“树”的关系，其间包含了“人”与树的平等意识。
其三，主客体的感应关系，以浓郁情感进行书写，这是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融入“物”和激活“物性”的关键。平等关系也可能是“物”与“我”的双向存在，有时是理性的主客体存在关系，但感应有时则难以分清“你”与“我”，主客体融为一体，彼此被激活。这在张炜笔下较为突出，不论是对家乡动植物的描写，还是对于《诗经》等经典作品的解读，都是如此。史铁生《我与地坛》和《想念地坛》所表达的是“我”与地坛以及其间的各种物象的融入感，也是在其间“我”获得了克服孤独的方式。另如，张爱玲《秋雨》和余光中《听听那冷雨》在“物”与“我”的亲密关系上变得更加黏粘难分。张爱玲在文章开头叙述：“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在此，物象、色彩、味道超乎寻常变得鲜明起来，但情感却是粘连在一起的。余光中在文章开头写得更加粘连：“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仿佛在泥潭里打过滚，几乎分不出“你”与“我”，以及“我”与“万物”了。李存葆《乡村燕事（外一篇）》中写到的“春雨”也有这样的特点，雨以各种方式密密麻麻下在天地间的万物身上，也下在人心以及灵魂里，于是作者感叹：“人生是一个过程，美丽就在这过程中。生命的气息在阳光里，也在风雨中。人们只要将身心溶进春雨、夏雨、秋雨里，自会对人生有所顿悟、醒悟和觉悟。”还有杨闻宇画出一幅男耕女织的物象图。其中的每件物什都被岁月、劳动、希望育化，变成枣红色的美丽，所以，作者表示：“‘耕夫’‘织女’，这是造化之神所编织的质朴、素雅的两大花环。当花环被赐予天下男女之际，也适逢他们生命里上好的年华，盛壮的岁月。家什色调其所以珍贵，正是因为其间往往凝结着数不清的苦焦、劳倦和辛酸。此等特殊的光泽，既然是披星戴月、久久劳作的沉淀，是烙印于大地的至为深挚的血汗印痕，那么视之为沧海桑田所回敬于上苍日月之光晕，也未为不可——因为天际星辰里有牛郎、也有织女。”这样的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有一个最大优点，那就是诗意灵动，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吴克敬对“物”有独特的内在感受，他在《麦黄杏》中写道：“小麦说黄就黄，仿佛一夜的风吹，便黄得灿灿烂烂，黄得一望无际。”他在《苜蓿花》中说：“风吹来了，接天连地的苜蓿地，就像一片紫色的花海，在白云飘动的蓝天下涌动着，荡起一波一波的花浪，就有浓郁的苜蓿花香，冲着人的鼻子撞来，叫人大有醉入花海的情景。”他写柿子花：“一个柿子就是一个柿子果，花在柿子果的头上顶着，随着柿子果的一天天长大，柿子花就会坠落地上，那个有着四个棱角的样子，虽然不大，却极肥厚，很有一些温润的玉的质地。常常地，就有爱美的婆娘女子捡了起来，穿成串儿，当做项链戴在孩童的脖子上，倒也十分耐看。”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写法，作家与“物”产生共鸣，色、香、味、趣、形、态、意跃然纸上。
其四，密集的轰炸式叙述，这就带来作家物性书写的知识谱系特点，是一种冷静雕刻式的生态散文追求。有人这样评价蒋蓝：“他对大自然、动物、植物也投入了大量探究热情。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这种探究热情，与专业的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有着明显的差别。他是从人文学科的角度，从词源学出发，征用了历史、地理、小说、诗歌、绘画、哲学等大量的知识、角度、表达方式，对一个事物比如动物界的豹，进行几乎是无限度的意义挖掘和延展，最终形成一种超文本的、散发着博物气质的美文。”类似的散文作家还有钟鸣、王族等，从而形成了一种生态散文书写的类型。
其五，主客体之间的“物我两忘”，有时能达到深度互动和互换，形成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物性书写的天地境界。应该说，主客体的互相感应、彼此进行情感渗透甚至达到粘连程度，但主体与客体角色往往难以转换，更少有能从“物”的角度反观“人”。在生态散文中有一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物我两忘”与“我变成物”，于是进行“物性”的深度观照与探讨。在刘亮程《对一朵花微笑》中，有这样的描写：“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我正躺在山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就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如果说这样的描写还停留在拟人化的物我两忘，那么，作者说“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以及“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们”。在此，作者虽还没真正进入“物性”，但显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吴佳骏一反“人的文学”观，由“物”出发，让人感受天启。作品写道：“我在屋内听到李花在说梦话——它说它开花，不是为了结果，而是对黑夜的承诺，对夜雨的守候，对一棵树的年华的记录；它说它的盛开，是异乡人的一个梦，是黑夜里的一缕香；它还说它的寂寞的开放，是为一个常年坐在树下的抽叶子烟的老人，和一个在春天的田野上割草的孩子；以及一个蹲在池塘边垂泪的洗衣裳的女人，和一只年年都在春夜里飞来盗取它的花香的小飞虫。”薇薇安在《念歪经的斑鸠》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人的世界是多么杂乱啊，充斥着无数的欲望与‘不可得’的烦恼。斑鸠时而歪头看人，眼神莹洁剔透，似乎不能理解人类的烦恼，自己倒像是已经开悟，过得无忧无欲。是否菩萨指点了这只斑鸠将它特意安排在这里，让人们好好看看，你们如此和自己过不去，倒不如一只斑鸠。”王兆胜曾在《我的第一块藏石》中表示：“有时，我想，我是在收藏此石；但有时，我又想，何尝不是此石在收藏我呢？”因为与石头的生命比，人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收藏石头只是暂时，石头最终属于天地间，每个人也都是如此，最终是人被石头收藏。这是从天地情怀看待天下万物，因此对于“物性”也就有了深度理解，也获得了某种哲思的明透。
综上，从“物性”的叙事策略也可对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进行分类，这样就能深入体会文本的内在品格和精神气质，也是洞见作家思想、心灵的一个通道。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分类更容易对作家风格有一个整体把握，因为风格即人。
当然，也要认识到，从物性角度对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进行分类，不是绝对的，其中有交叠甚至错综复杂的情况。作家、文本和读者都不是单一的，其间的关系也不能一言以蔽之。不过，通过分类就会简明清晰，就像从繁复多样的织绵中抽出几根彩线，于是，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就再也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呈现碎片化的散漫芜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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