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菲菲 车玉玲｜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明论内涵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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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菲菲
苏州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车玉玲
苏州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2.06.004
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2022年第6期第33-39页。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摘要
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在当今世界的文明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永恒的抑或“终结”的文明形态，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普适性”的局限，晚年马克思敏锐地聚焦地理环境、社会制度与文化内涵均有别于西欧的东方社会。马克思根据俄国公社内在的矛盾性与发展的潜在性问题，提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设想，从而给予了人类文明另一种探索方案。由当今中国所开启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要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论上不仅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东方逻辑的中国表达，在现实性上更是马克思“跨越”方案的中国式叙事。
关键词：
东方社会；农村公社；卡夫丁峡谷；人类文明新形态
正文
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及其前景，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东方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百余年前，俄罗斯民族面对“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的困惑时，马克思给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解码。在今天当人类遭遇“世界怎么了？”的西方文明失语时，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回到东方新文明最初的那个历史现场之中，在理论与现实的源头上重新思考俄国文明的问题，并勘探它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上具有何种的启示与思想魅力。在这个意义上，再次谈起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就不仅仅是一个“老问题”而已，作为另一种道路或更加高阶文明的不断探索，它更是一个时代性的“新问题”与“真问题”。遗憾的是，俄国农村公社所指谓的“另一种道路”并没有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文明论内涵更加现实性地彰显出来。诚然，“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明论内涵的现实接续，仍有待进行。百余年之后，中国之治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相呼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践尝试，中国共产党探索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在应用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积极地推动构建一种新文明类型。
一
东方社会的文明何以可能？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自从尼采高呼“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再次成为可能，人类文明开启了多元价值的时代。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探索和他的世界历史思想，是从根本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寻求。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建构一种不仅仅属于西方社会，更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我们清楚地知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学说并不是一开始就聚焦于东方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资本文明诞生的史前史时，资产者对东方社会的认识是：“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西方视角对于东方社会的认识，是彼时盛行的西方文明优越的论调。马克思也承认，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而且这一发展卓有成效。他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9世纪50年代，伴随着资本文明扩张下的全球化运动，马克思的关注点开始聚焦于相对落后的东方，探索不同于西欧逻辑的世界历史的新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东方文明的探索，马克思并不是像众多西方学者那样用具有西方特色的所谓的“优越”文明来消解甚至取代东方文明，相反，马克思认为对东方文明的关切是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的重要一环。
马克思认识到了俄国等东方国家的地理因素、地缘文化、社会结构等差异，或许是探索人类更高文明的新道路。就地缘上来讲，俄国横跨欧亚大陆，既不完全属于西方也不完全属于东方，加之俄国寒冷的气候与土壤结构，尤其是整个沙漠地区，如果没有合理的灌溉，根本无法保障它的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复杂险峻的地理环境，导致任何单个的个人都不可能完成修渠及农业灌溉，人民生产生活的有效开展就必然依附于集体。所以，农村公社组织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村社，里面每个独立的社员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劳动的主体单位，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构成了公社的生产方式。劳动的目的是保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可以说，村社文化深深地植根在民众的心中，他们对部落首领的膜拜以及对“父亲”的依附，使得公社逐渐发展成为集经济生产与行政管理于一体的机构。这种对“权威”的敬畏，形成了俄罗斯人身上独有的“专制主义”“国家至上”的特征。所以，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这是完全异于西欧文明道路的因素，而这种异质性因素恰恰意味着它在文明的演绎过程中，不能够按照西欧的齐一性、标准化的文明逻辑去规定自身、筹划自身。如果说孟德斯鸠将文明的气质归因于地理环境的话，那么俄国自身的地理环境的异质性因素及其所造就的国家主权、经济所有制的异质性因素，就构成了俄国不同于西欧的文明气质。这种气质的差异就是二者所葆有的文明理念、文明逻辑、文明道路的差异。不难看出，这种俄国独有的横跨欧亚大陆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农村公社造就了俄国的公有制，这可以说是马克思研究俄国的现实契机。
不可否定的是，俄罗斯文化与土地的广袤辽阔相契合，它具有自然地理与精神地理的一致性。正是这样辽阔的土地孕育了众多民族，他们的民族精神自然而然地就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地理因素，它在地球上的位置，它那无边无际的空间，在俄罗斯命运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呈现出东方特色和西方内涵的二元性。一方面他们具有“绝对的顺从”和“荒唐的独立”的集体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又心怀天下，具有普济主义和全人类性。尤其是在面对西方文明之殇时，无关于俄罗斯文化的东西方归属，他们要抗击西方文明带来的虚无主义，为俄国、为全人类开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文化是在信仰意义上关怀人类的未来，“人民对拯救灵魂、施舍的理解具有头等的意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以求全人类解放的唯物主义思考不同的是，俄国最终的“救世”雄心营造在“弥赛亚意识”之中，“这种意识经过全部俄国历史直达共产主义”。它至善的建构，是俄罗斯民族对普罗大众应然维度上的良善愿望。但事实上，这种“弥赛亚意识”只能在宗教哲学中达到自身的完满性而不具有此岸世界的真理性。尽管如此，俄罗斯文化中以村社作为承载的“聚合性”，“是人们共同探索真理和拯救之路时基于宗教的自由的统一，是建立在对基督耶稣的一致的爱和神圣的正义基础上的统一”，可以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更高级社会形态提供内在的文化机缘。
正是在这种特殊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下孕育的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是马克思探索人类文明独特的着眼点，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东方和西方社会最大的区别——所有制。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认为，人类进化史上有两个维度的私有制：一个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产品，这是自身主动的私有制。另一个是通过对他人的劳动获得的产品归自己所有，是剥削他人的私有制。而后一种“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以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会排挤甚至取代前一个劳动者自己通过劳动而获得的私有制，由于这种剥削式的私有制以一定的机器大生产为基础，因此它自身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以大机器为基础的私有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它以一种“普照的光”遮蔽了其他所有的斑斓色彩，让现代西方人无不生活在以私有制为“座架”的虚假的、利益的共同体之中。人的一切喜好、追求、梦想等都不复存在，甚至私有制所表征的内在逻辑成为一切现存的尺度。
可以说，私有制以及以私有制为支撑的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关系中，更是渗透到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领域，表达了整个西方市民社会的全貌。与之不同的是，俄国社会呈现的是“朴素纯真”的共同劳动的公有制。这种公有制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他们大多数是以家庭或者血缘为单位。因此，他们的经济多数是在村社内部进行分工生产，与以大机器为媒介的西方生产方式有天壤之别。俄国是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经济，除去他们基本的生活资料外，为数不多的剩余财产还要以地租或者赋税的形式上交给统治者。所以，他们的财产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占有，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占有财产。但是，这种所谓的共同占有财产的真正所有权也不在公社成员手中，而是由“君主”或者“王权”操控，这种公有制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集权的性质。因此，具有东方专制性质、归属于至高主权的公共土地的所有制，只能以朴素的观念的形式存在，而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存在。纵然俄国原始的农村公社，“观念”上的土地公有制与严苛赋税的专制制度是俄国人身上的枷锁，但是它也可能是新文明之根基。
二
重访历史现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探索
19世纪50年代初，面对欧洲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把目光放眼全球，开启探索与欧洲文明并行的另一条文明路径。在他看来，古老的亚洲具有开启新的文明的天然条件，但是需要外力的作用来完成，因为他看到了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产生了辩证的结果：“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者的野蛮行径虽然在感情色彩上的确使人悲伤，但是英国蒸汽机和自由贸易应用在印度大地，这是足以让亚洲改头换面的仅有的一次革命。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能有一种外力像变革印度那样在俄国大地开花，必然也会破坏俄国野蛮落后的现状，进而向文明进军。那么，到底要东方还是要西方？要东正教还是要基督教？要群体中的个人还是要原子个人？这个困扰俄国千百年来的“斯芬克斯之谜”再次让俄国踏上“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的寻根之旅。面对女革命家查苏利奇信中对俄国道路的询问，马克思谨慎地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具有俄国地缘特色的文明方案。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俄国的生产方式所塑形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生产方式塑形的社会形态，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看是两种同时并存的东西。不论是以赫尔岑为代表的希望保持俄国本民族特有的保守性和民族性，还是以国家新栋梁为代表的精英主义者抑或是民粹主义者等，大抵上都对公社公有制持肯定态度。面对俄国思想界出现的各种声音，马克思虽然和他们在俄国问题上有众多分歧，更是反对民粹派把俄国公社看作是具有伟大神力的存在，但就公社而言，马克思认为应该根据其自身的客观特征，科学地认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从时间上看，农村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农村公社先于私有制社会，是文明起源的准备阶段。从空间上看，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存。因为俄国公社不同于罗马、日耳曼的公社形式，首先奴隶制和农奴制从这种所有制形式上发展起来，它们本质上属于原始社会形态，其次是这种所有制形式迅速灭亡，近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出现基本宣告罗马、日耳曼公社历史的终结。而俄国既顽强又持久的公社形式在其内部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国家专制制度、使用工具和文字的应用等方面所创造的文明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封建社会时期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俄国公社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半文明”，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意义上的并存文明。1877年俄国的革命家在《祖国纪事》杂志社发文曲解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论述在世界各地都奏效。马克思给出的回应是：“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显然，马克思在做自我澄清，他不承认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方式在东方同样有效，“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是普遍性的进程，那么俄国公社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就注定了它特殊的道路。不同于西欧的圈地运动与殖民扩张的资本积累，农村公社从农民手中获得的产品甚至超越了他们生产所得的资本积累方式，注定东方和西欧是两种并存又不同的文明类型。
根据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殊性的考察，俄国的文明有可能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俄国农村公社既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加以扬弃，也可以对资本主义的苦难境遇加以规避。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也就意味着它可以吸收西方现有的一切文明成果。那个时期的俄国机器、银行、铁路、信用公司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俄国“跨越”所需要的一切有利准备也同样可以吸收西方的进步成果。这是落后的俄国乃至东方各国由“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外部推动器。也就是说，俄国等落后的东方国家只要吸收了西方已经具备的物质条件和管理方式，那么他们不用再将西方国家经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耻辱再重复一遍。问题的关键是，俄国公社是否可以完成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跨越”。
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面对俄国内部关于农村公社的存亡问题的争论寻求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对农村公社的态度经历了由否定到有条件的肯定的演变过程。起初，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未来向好发展并不认同，1870年，马克思谈到《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指出：“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因为这时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1861年俄国的私有制只是个人关系的偶然表达，但是的确已经资本主义化，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彻底资本主义化，将失去农村公社这一建立共产主义的内在条件。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客观认识也是一种否定性质的，但是这种否定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否定而是有条件的。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又有了全新的洞见：“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可以说，这是对俄国农村公社有条件的肯定。之所以是有条件的肯定，是因为马克思看到了农村公社的二重性。
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建立在社员之间的分配基础上，其中社员自己根据自身需要耕种、生产，而且最后社员所获得的劳动成果可以归属于个人所有。这一劳动形式也就形成了社员个人之间更广阔的联系。因此，俄国农村公社兼有公有制与私有制双重属性。但是，如果想要通过农村公社超越资本主义向上跃迁至更高的文明，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农村公社“固有的二重性能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社的稳固发展可以依赖公有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同时，公社的繁荣发展可以依靠其私有制要素下社员个体的个性筹划。从另一个维度来考察，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就是“二重性”极有可能造成公社的瓦解。社员的“活的资产”即牲畜的积累，不管在社会层面抑或在经济层面都容易破坏内部平等，由利益分布不均招致冲突，直至公社灭亡。尤其是1861年以后，俄国农村公社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它看似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但是却不得不向国家缴纳超额的税款，加之地产、高利贷者等也都把魔爪伸向公社。马克思指出，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如果没有强大的反抗力量，“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马克思很有见地地表明俄国公社正处在危险的处境，多种恶势力在觊觎这个“下金蛋的母鸡”，公社想要生存下去并且成为未来社会形式的新要素，“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很显然，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俄国依靠公社内部的政治改革很难完成俄国新文明的征程，还需要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也即现代生产力。一旦俄国社会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相互支持，俄国公社具备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双重属性就不会被解读为文明的悖论，而是完成了新文明的起点使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构想，不再聚焦于西方道路的普遍视角，也不再框定在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而是立足俄国大地与社会形态的特殊形式。这一文明构想为其他东方国家提供了特殊的发展路标。
三
另一条文明道路的开启：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当代启示
在现代化溢出的当下，人类如何能不被奴役并获得幸福？一向以世界文明的基础、理想社会典范自居的西方国家无法回答人类之问。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线性发展的西方文明只是面向部分人群与部分种族的非普遍性文明，而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方案正在开启普惠全人类的新文明类型。不可否认，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始源，启蒙运动是现代理性的肇端。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肮脏面从诞生之时就内嵌其中。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当代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肮脏面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变本加厉，对资本的迷恋损害了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利益与金钱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衡量标准。“严峻的生存悖论和深层的自我异化是当代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无论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实体资本主义”还是晚近的“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加速资本主义”等都没有改变个人的贪欲和对不正当财富的追逐。
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探索走得异常艰难，但这并不代表这一方案的失效。马克思提出的“跨越”智慧正在中国成为现实。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这样的现实并不是抽象理论的外在反思，而是按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阐释黑格尔的“现实”那样，它并不只借助人的直观感受在人的大脑中所呈现的物品，它是合乎理性的，是本质中的实存，是展开中的必然。中国百余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之路亦是新文明的重塑之路，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方案正在中国大地书写。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美国学者福山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破灭。对此，德里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当代世界仍然需要马克思，马克思仍然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以幽灵的方式存在着。德里达试图以“幽灵学”方式给马克思正名，但他忽视了世界东方现实地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
世界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霸权还是多元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推进？人类社会应走向何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缔造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中国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的罪恶而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而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道路上所作出的探索，并不是仅仅只狭隘地局限于本民族之内的成就，而是同时也为全人类作出的贡献。这种成就是其作为人类历史链条上的一部分来完成的。中国方案如同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一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方案勾勒的文明道路扬弃了资本文明，与其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是人类整体。面对资本扩张导致的全球危机，加之疫情肆虐，我们所遭遇的困境早已超出了个人与民族的界限，是真正的面向世界的向度。其次，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诉求上是全体人类，但并不意味着指向同一性的文明形态，而是各个国家结合自身生活方式与文化根基的多元文明。世界上从来就不会有全人类的共同的文明，文明就如植物一样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元”不是分崩离析，而是在政治共同体上同意不同的政治观，承认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交往中秉承真诚对话、协商沟通的原则，其基本旨归是和平发展；在经济上遵守开放共赢的方针，在世界市场化的今天，任何闭关锁国、单边保护主义都是与时代相悖的；在文化上接纳、吸收、尊重不同文化的先进因素；在生态上主张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重视工业发展与生态健康相平衡，共建美丽清洁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如果说马克思以俄国为焦点探讨的东方社会的文明观是一种不同文明道路的探索，那么中国道路所开创的文明类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开创的新篇章，在世界历史上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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