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难吃人案：一个被吃掉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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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小葵每日读书

海难吃人案——一个被吃掉的少年

1884年，英国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海难食人案——“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案”。这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刑事案件，它涉及在一场海难后为求生而食人的行为，能否依据海事惯例进行辩护，并最终确立了一个普通法的先例——危急状态无法构成对谋杀指控的合理抗辩。

1884年5月19日，“木犀草”号游船从南安普敦启程，船上有达德利船长、史蒂芬斯、布鲁克斯，以及年仅17岁、无航海经验的理查德帕克。7月5日，在行驶到好望角西北约2600公里处时，海浪突然冲垮防浪挡板，“木犀草”号很快沉没，船员逃上了唯一一艘救生艇。

巨大的海浪、凶狠的鲨鱼、食物与淡水的短缺，连续挑战船员的生存极限。在经过了15天的漂流后，7月20日，帕克开始生病，史蒂芬斯也感到不适。7月23日，帕克昏迷。在死亡的威胁下，达德利说，抽签决定以某个人的死换取其他人的生存，才是明智的选择。布鲁克斯表示拒绝。7月25日，仍看不到获救的机会，史蒂芬斯按住帕克双腿，达德利在祷告后用折刀杀死了帕克。布鲁克斯事后声称他既没有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而达德利坚持认为布鲁克斯当时表示赞同。剩下的三个人以帕克的尸体为食，还找到了淡水。7月29日，幸存者获救。

9月6日，达德利、史蒂芬斯和布鲁克斯被送往英国康沃尔郡的法尔茅斯市。入关时，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提供了证词。他们很坦诚，相信会受海事惯例的保护。海关官员以“公海谋杀”之名，向法尔茅斯市市长利迪科特申请并得到了逮捕令。内政部长哈考特在收到案卷材料后，立刻与总检察长詹姆斯及副检察长赫舍尔进行磋商，决定提起控告。

控告的过程异常艰难，整个恐高控告过程持续了3个多月，最终合议庭发现，无论是基于法律先例，还是基于伦理与道德，在普通法上，根本没有任何针对谋杀指控所涉及的危急状态的辩护理由。法庭依法判处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死刑，但建议予以宽赦。最终女王将刑期减至6个月监禁。

“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案”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牵涉的问题众多，其中每一个问题都争议甚大：杜德利和斯蒂芬该被起诉吗？他们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了吗？他们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有罪，他们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种犯罪，是故意杀人罪还是侮辱尸体罪，抑或两者兼有？对他们行政赦免合适吗？这种赦免会构成对法治的伤害吗？当法律规则与道德原则冲突时该如何化解？这个案件牵涉千头万绪，让人左右为难，所以它不断地被人以各种方式解读。

 洞穴奇案

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L．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件，这个名为“洞穴探险”的案例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拟案例”。

案件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后，4299年春末夏初的纽卡斯国。那年５月上旬，该国洞穴探险者协会的维特莫尔等五位成员进入位于联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险。但当他们深入洞内时发生了山崩，岩石挡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险者发现受困后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于探险者未按时回家，他们的家属通知探险者协会，一个营救队伍火速赶往出事地点。

由于洞穴地点地处偏远，山崩仍在继续，营救工作的困难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预计，而在营救过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夺去了十名营救人员的生命。与此同时，洞穴内五位探险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们随身所带的食物有限，洞内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动物或植物，探险者很可能会在出口打通前饿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营救人员获知探险者随身携带了一个可以收发信息的无线设备。洞外人员迅速通过通讯设施给受困的探险者取得了联络。

当探险者问到还要多久才能获救时，工程师们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于是向营救人员中的医生描述了各自的身体状况，然后询问医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当医生给出否定的回答后，洞内的通讯设备沉寂了。八小时后，通讯恢复，探险者要求再次与医生通话。维特莫尔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询问，如果吃掉其中一个成员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纵然很不情愿，医生还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维特莫尔又问，通过抓阄决定吃掉他们中的哪一个是否可行。这当然是个医生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政府官员和牧师都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时，洞内就没有再传来任何消息。在探险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营救终获成功。但当营救人员进入洞穴后，人们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维特莫尔已经被他的同伴杀掉吃了。

根据四位生还者的证词，在他们吃完随身携带的食物后，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他四位，也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通过抓阄来决定吃掉谁，因为他身上刚好带了一副骰子。四位生还者本来不同意如此残酷的提议，但在探险者们获得外界的信息后，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反复讨论了保证抓阄公平性的数学问题，最终选定了一种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他们的命运。维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但其他四人还是执意执行，掷骰子的结果恰好就是牺牲维特摩尔，他于是被同伴吃掉了。

四位探险者获救后因营养失调而住院治疗。出院后，四位获救者被指控谋杀维特莫尔。初审法庭经过特别裁决确认上面所述的事实，根据纽卡斯国刑法的规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谋杀维特莫尔的罪名成立，判处绞刑。四位被告向纽卡斯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法院意见与判决：

纽卡斯国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组成，前四位法官的表决形成２比２的平手，最后出场的法官则在两难的压力下最终选择了齐全，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的立场出现了戏剧性的平局，而这意味着初审法院的判决得到维持。４３００年４月２日上午６时，四名被告人被执行死刑。

这一虚拟案件在发表后收到了大量的裁决评论，详见《洞穴奇案》一书。

这两起广为讨论的案例，主要根本是围绕“要不要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展开。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民主，主要是为了探究更好地分享社会资源的方法，并且根据这种方法约定俗成公理化的进行下去。

比如说交通规则，那就是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分享道路的方法，一个十字路口这边车多那边车少，交警当然会先放车多的那一边先通行。但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恰恰又告诉我们，这个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一定是要有限制的，而且是要有规则的。民主，必须是要以人民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益保障为优先。否则，加入有人提议要把排名靠前的富豪的钱都瓜分了，以提供给大多数人作为利益，然后全国人民投票，恐怕除了富豪自己及家人，谁还会不同意呢？当我们在呼吁民主社会的时候，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这样一个基本限度必须被优先建立。

 汉娜·阿伦特

德国的女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就写过一本叫《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书，她从犹太人被希特勒迫害的事实讨论什么是极权主义，她说极权主义有几个特征，首先他们一定是在所有人中圈出一小部分人，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灾难，第二，如果我们想要生存就要把他们清楚，第三，要不断地发动群众去把这部分人找出来。那么如何发动群众呢，就是要给予集权的领袖以无上的权威。基本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最终，这个“为了多数人牺牲少数人”的思想种子，就长成了一棵罪恶的参天大树。

胡适与董时进：论争中的价值判断和思想洞见

1933年，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与农学专家董时进展开了一场论争。

当时，中华民国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日本的侵略。在对日问题上，当时的知识界大体分为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

主战派主张立即对日作战，哪怕与日本同归于尽、玉石俱焚。董时进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与豪情满怀的主战派不同，主和派相对低调。他们认为与其盲目作战，不如尝试通过外交努力来求和。这种低调，与其对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有相对清醒的认识有关。这一派知识分子以胡适、翁文灏、蒋廷黻、高宗武、陶希圣为代表。他们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希望通过求和来为中国取得喘息的机会。

首先是董时进在1933年4月3日和4月4日的天津版《大公报》上连载了《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的文章。文中写道：对于后方接济和社会秩序，全可不必挂虑。我们未具现代国家的资格，也就免了现代国家的问题。我们所差的，只是武器。但是我们有的是不怕死的军队，也就够日本应付了。好在武器是金钱可以换来的，人力可以制成的，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不难看出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切齿痛恨，以及将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击败、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的急切心情。然而，战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情感，同仇敌忾固然重要，人多固然重要，但决定战争胜败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在当时中日两国军事、经济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让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上前线”，无非是去充当炮灰而已。

看到董时进这篇文章后，胡适在1933年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文章写道：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与董时进在价值理念上的差异。在董时进看来，国家主权是最重要的价值，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可以不惜牺牲一切，包括普通平民的生命，他坚持的是国家至上主义。与董时进不同，在国家的价值上，胡适更看重个体的生命价值，不主张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人的一切价值。如果说董时进侧重于主权高于人权的话，那么胡适则更青睐人权高于主权。

引用胡适著名的一段演讲作为结尾：

如果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们自己的自由去争国家的自由，而我要告诉你，争你个人的自由，就是在争这个国家的自由，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能够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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