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首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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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在《河南最配姓赵》里我们提到，西汉初年娄敬劝说刘邦在关中建都的故事。

当时刘邦的大臣大多数是关东地区的人，他们劝刘邦定都洛阳，说：“洛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它地形的险要和城郭的坚固也足可以依靠。”

而且洛阳比起关中也离刘邦的家乡沛县更近，有事没事也方便刘邦带着一起创业的同乡回家念两句诗，再检查一下档案工作，看看老乡有没有为他保留当年做亭长的时候用过的印章。

然而另一个关东人张良则劝刘邦听从娄敬，他是这样说的：

“洛阳虽然有这样的地利，但它中间的境域狭小，不过方圆几百里，土地贫瘠，四面受敌，这里不是用武之地。关中东面有崤山、函谷关，西面有陇山、岷山，肥沃的土地方圆千里，南面有富饶的巴、蜀两郡，北面有利于放牧的胡苑，依靠三面的险阻来固守，只用东方一面控制诸侯。如果诸侯安定，可由黄河、渭河运输天下粮食，往西供给都城；如果诸侯发生变故，可顺流而下，足以运送物资。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的建议是对的。”

说起来娄敬劝说刘邦的时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娄敬当时不过是个小兵，毛遂自荐去见刘邦，陈述了在关中建都的好处。尽管他说的有道理，但毕竟身份低微，还是初次见面，刘邦还是犹豫不决。等到张良这个分量够重的功臣也同意娄敬的话，刘邦才下决心定都长安。

张良分析的，是关中与巴蜀的组合，最终能够平定天下，这在秦灭六国、楚汉相争的时候都有验证。

一个反例是项羽，在关中烧毁秦朝宫室，掠夺财富要回到关东去。有人劝说他定都关中：“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手下都是关东人，他没有听从这一建议，反而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发了大财要回家显摆显摆可以理解，但是一定要回去建都就有点那啥了。也难怪有人对着项羽来一发地图炮：“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后来那人就死了。

刘邦起家于丰、沛，功臣班底也大多是关东人。但他在和项羽争夺天下时的根据地是关中与巴蜀的组合，亲身体验了掌握这两个地方的优势，所以他才会听从张良的建议，最终定都长安。

当然某种程度上，关东和关中都可以算是刘邦的“龙兴之地”。考虑到经济重心，当时经济重心在中原一带，洛阳离经济重心更近一些，在这一项上要胜过长安，不过长安离经济中心也不算太遥远。

但西汉初年中央集权不足，天下远未安定，某种程度上中央政府不过是个“大号诸侯王”，还要防备其他诸侯王。刘邦亲自讨平了英布、卢绾等异姓诸侯王的叛乱，汉景帝又平定了同姓诸侯王的七国之乱。在这种情况下，西汉定都就要讲究山河形胜，关中比洛阳有明显优势。首都放在长安，防备诸侯王叛乱，是西汉定都的最佳选择。 

长安洛阳之争

刘邦是关东人，依靠关中与巴蜀的组合平定了天下。而他的后代刘秀是土生土长的南阳郡人，功臣班底大多是南阳郡人，起家的根据地则在河北，之后据有河南。他平定河南后便定都洛阳，随后才扫平陇右和巴蜀。在他看来，洛阳经营日久，离他的龙兴之地更近，也距离经济重心更近，是他定都的首选之地。

刘秀生逢西汉衰落的时代，更倾向于少折腾与民休息，在对外开拓进取上积极性不足，把西域十六国送来的人质都遣返了，看来是对西部开发没有兴趣。当他看到长安更靠近西北少数民族的时候，更确认了洛阳比较安全的认知。

中土的百姓就这样过了多年太平日子。不过最后他们也付出了代价：由于政治中心不在长安，羌乱经常发生，多次镇压羌人后又重新叛乱，迁延百余年甚至持续到三国两晋。

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长时间的分裂时期，政权林立，洛阳正如张良所言四面受敌，不会被选为分裂政权首都。一般来说，当时的北方政权，起家于关中的以长安做首都，如前秦、后秦；起家于关东又掌控河北的，以邺城为首都，如后赵、冉魏、前燕。

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力图改革，迁都洛阳，一方面是为了加速鲜卑贵族和中原世家大族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想南征统一全国。

然而迁都后的鲜卑上层迅速腐化堕落，北方六镇胡汉军民起义，最终北方分裂成北齐和北周两个由六镇军事集团形成的政权。北齐选择与河北世家大族融合，定都邺城；北周选择与关陇本地豪强融合，定都长安。北齐和北周的对峙也就是关中与河北的对峙。

后来北周依靠关中与巴蜀的组合灭北齐，统一北方。隋朝和唐朝都脱胎于北周，统一天下。隋唐皇室都来源于六镇鲜卑与关陇本地豪强等融合而形成的关陇集团。对于隋唐两朝开国班底来说，关中既是龙兴之地，也有山河形胜，定都长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秦朝到唐朝，统一北方的政权首都都定在洛阳或长安（咸阳），只不过定都于长安的多是起家于关中后逐步统一北方乃至全国，如秦朝、西汉、前秦、北周以及脱胎于北周的隋唐。而起家于蒙古高原的北魏、起家于关东的东汉、曹魏则定都洛阳。

邺城则是关东的另一个重要城市。三国直到隋朝，起家于东北、河北的政权喜欢定都于邺城。但定都于邺城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北方，邺城就连成为北方统一政权的首都的机会都没有，就别说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了。等到尉迟迥依托河北造反，被杨坚平定后，杨坚就下令把邺城拆毁，自此结束了邺城作为古都的使命。 

南方崛起

正如《河南最配姓赵》里提到的那样，西汉和唐朝时候关中粮食经常不够吃，还得从关东调运粮食，而向长安漕运很是困难。这一问题在唐朝尤为明显，说明随着关中的环境恶化以及江南的开发，经济重心离长安越来越远，定都在长安逐渐不合时宜了。

而正是西晋灭亡，大量民众南下，加速了江南的开发过程，促进了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得到了更好的开发，变得越来越繁华，而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都定都南京，南京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权定都备选地。

南京在这一时期做的都是偏安南方的政权首都。即便如此，定都南京也有个先天缺陷——难以控扼长江上游。为了抵御北方政权南下，荆襄一带一定要部署重兵。但是荆襄手握重兵的将领又容易顺流而下威胁南京，东晋时期王敦、桓温都曾控制荆州威胁东晋中央政权，更不用说萧衍起兵于襄阳推翻南齐建立南梁。

这就导致南朝政权往往很不稳定。

经过南朝多年开发，江南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为了促进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经济交流，也为了能够更方便地镇压关东和江南地区可能出现的反抗，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

正如我们在《河南最配姓赵》里提到的那样，运河沿线是“由河北沧、瀛直至江南杭、越的人口稠密的‘<’形地带线”，“<”形的角的顶点处正是洛阳。由于关中环境恶化，土地不如往日肥沃，经常出现首都粮食不够吃的局面，唐朝初年皇帝经常巡幸洛阳，其实是要饭去了。

大运河开凿之后，洛阳可以更方便地得到来自运河沿线的资源，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洛阳较为不利的地理条件，按理说洛阳的地位会进一步上升。但是安史之乱造成了洛阳乃至北方的破坏，促成经济重心向未受兵灾的南方进一步移动。这就使得距离江淮一带更近的开封在唐朝后期越来越重要，形成了强大的藩镇势力。在朱温以开封为根据地建立后梁之后，五代里有四代定都开封，北宋也定都开封。

《河南最配姓赵》里写到了赵匡胤在定都开封这件事上的纠结。但北宋处在历史的过渡期，定都长安或洛阳都变得不现实，又失去了幽云十六州，不可能像后来的朝代一样选择定都北京。定都南京又难以控制北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定都开封虽然有无险可守难以防御的劣势，但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至于定都开封后，北宋为了解决防御问题，冗兵已经算常规操作，至于三易回河这种骚操作，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南北之争

秦朝到唐朝之间崛起的北方少数民族多崛起在正北、西北和西方，如匈奴、羌、拓跋鲜卑、柔然、突厥、吐蕃等。东北方向也曾崛起慕容鲜卑，然而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连统一北方都做不到。

唐朝时，东北方向的契丹开始崛起，唐朝东北边境军事压力增大。自此之后，主要由崛起于东北方向的少数民族威胁中原王朝。

契丹在五代时期取得幽云十六州，改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建为陪都，北京开始作为有影响的都城。金朝占据中原后，金海陵王在位时想要增强对中原的掌控力，并进一步南征，就将首都从黑龙江一带迁到了燕京，即金中都。元朝建立后，想要南征的忽必烈同样把首都迁到了北京，改称元大都。

在唐朝之前，统一战争往往是东西争雄，如秦朝自西向东灭六国，刘邦自西向东战胜项羽，刘秀自东向西讨平隗嚣和公孙述。哪怕是等到三国之后南方开发更充分，有了南北对抗，结束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大乱世的，也是北方西部的北周和东部的北齐之间的胜者。等到北周灭北齐之后，脱胎于北周的隋灭陈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唐朝之后，随着南方的进一步开发，东西争雄转变成了南北对抗。北宋之后，分裂时期的南方政权多定都于南京，北方政权多定都于北京。至于南宋，其实在讨论阶段大臣们多数更倾向于南京，然而赵构怂了，执意要去杭州。

总的来看，北京非常适合作为北方政权的首都。

北京北方背靠燕山，把守好沿着燕山的长城就可以防御北方来犯之敌。而少数民族政权遇到紧急情况，朝廷也可从燕山上的关隘及时北逃回到由最初的根据地——元顺帝对此深有体会。南边则是华北平原，从北京南下进入中原势不可挡。

东北方向紧靠通向东北的辽西走廊，山海关如果没有带路党也是很难攻破。东边不远则是大内海渤海，除非海防松弛到让英法联军随意进入渤海湾的程度，一般来说在封建社会也没有什么威胁能从这个方向来。西边则有太行山拱卫北京。

这样一座北京城，即便成不了首都，也是北方重要的军事据点。而在明初，蒙古势力依旧不断骚扰边境，东北方向朝鲜也不消停，某种程度上北京甚至是全国防务的重心。

明朝最初建都南京，也不得不在北京设置强藩拱卫中原。然而以明太祖的能力尚可坐镇南京遥控北境，等到建文帝贸然削藩的时候，北京强藩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便不可调和了。

明成祖从北出发，不足六个月便闪击南京成功，可见以北京为基地进军南方有多么容易。但防务重心和政治中心分离，就会导致哪怕明成祖继续定都南京，北京还要设置强藩，未来还有可能上演靖难之役，于是迁都北京就成了明智的选择。

明成祖也曾以北京为基地，多次讨伐蒙古残余势力，确保北境安全。而以北京为基地讨平国内叛乱也相当近便，明宣宗讨平朱高煦的叛乱就是明显的例子。

但是南宋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在南方，定都北京就会有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分离的问题，华北也难以供养首都。

元朝时将大运河截弯取直，变成了我们今日的京杭大运河，依靠运河漕运将南方的粮食调到北京，可以养活北京的朝廷。漕运就成了后代朝廷命运所系，鸦片战争时英军封锁南京长江江面，切断漕运，清政府便投降了。

也正是在清朝末年，列强打开了清朝的大门，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体系，封建帝制加速瓦解，北京也成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首都。清末到现在，随着科技进步、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政治经济发展，封建时代的地利原则，很多已经不能用来讨论后来的建都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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