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大顶级会所的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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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三局：政局、商局、时局。
1
1996年10月，在天安门广场东500米、紫禁城腹地的位置，筹备了4年的长安俱乐部正式开张。
踏入大门，仿金銮殿的设计，随处可见的紫檀木屏风和摆件，一水的宫廷格调雍容华贵，金碧辉煌。
京城各界顶尖名流鱼贯而入，站在门口礼迎的陈丽华微微欠身，满面笑容地接待着每一位来客。
在“顶级的展望”这一口号下，长安俱乐部16.8万的会费只是最低门槛，更严格的审核在于你是不是“名人”，在不在“圈子”，够不够“级别”。
正如长安俱乐部官网所显示的：“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人脉网络”。
李嘉诚、郑裕彤、郭炳湘等一众大佬担任理事会成员，亲自坐镇。
香港需要北京，李嘉诚们清楚，早已经移居香港的陈丽华更是明白。
就在长安俱乐部在光环中心拔地而起时，西城区西绒线51号大院里的“中国会”也悄然开张，互成犄角之势。
这座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老宅子，前身是四川饭店，邓小平、聂荣臻等四川籍领导人都是常客，著名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在此提出。
再往前追溯，这是康熙第二十四子诚恪亲王后裔的府宅。
在这一年，42岁的香港商人邓永锵花费了800万美元重新装修设计，并寻回了许多王府旧物，最神秘的会所“中国会”就此落地。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嘉德国际拍卖总经理王雁南成为座上客。
而就在两年前，由中信集团牵头的京城俱乐部凭借着一部1分钟直达50层的电梯雄踞在朝阳区，俯瞰整个北京城。
京城顶尖会所集团已经显露雏形，只等为海归新贵们筹备的美洲俱乐部呼啸而出。
京城四大顶尖会所的格局，在1996年埋下了伏笔。
2
陈丽华成就了长安俱乐部，长安俱乐部也成就了陈丽华。
1982年，41岁的陈丽华正式移居香港，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资本大厦。
出生在北京的陈丽华身属正黄旗，由于家境贫寒，她读到高中便辍学了，年轻的陈丽华迈向了社会。
根据陈丽华邻居和朋友的回忆，此时的陈丽华虽然条件并不阔绰，但为人非常讲义气，邻里有事需要帮忙总是第一个出现，逢年过节也会一一送上小礼物。
靠着这份豪爽，朋友遍地的陈丽华拿到了不少常人难见的信息。
陈丽华的发迹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高中毕业的陈丽华开始做家具复修，并在不久后成立了家具厂。靠着这笔钱，她在香港以低价购买了比华利的12栋别墅，并且以高价卖出，由此掘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种说法是陈丽华在电管局大院裁剪衣服，后来通过朋友的渠道发现，北京龙顺城中式家具厂里存放着不少文革时期搜索来的古董，诸如明清时期的紫檀和黄花梨木家具。在朋友的帮助下，陈丽华以低价抄入了一批旧物，并流入市场，发了一笔横财，由此完成了资本积累。
1988年，陈丽华在香港创办了富华国际集团，主打房地产业务。
在金融危机的大潮下，心活眼灵的陈丽华开始准备重返北京，为未来铺路。
3
1990年，陈丽华的大儿子赵勇辞去深圳公务员的职务，被母亲叫到了北京。交到他手里的，是长安大厦项目。
此时，回到北京不久的陈丽华刚刚拿到了天安门旁边一块球场的地皮，准备修建长安大厦。
能在紧挨天安门的黄金地段拿下一块无数人觊觎许久的地皮，陈丽华的能量不言自明。
但正准备大干一场的陈丽华马上被市政府告知，因为要举办亚运会，不能在如此敏感的位置动土，审批项目暂停。
朋友们都劝陈丽华收手，觉得这事成不了，但陈丽华一直咬牙坚持。
直到1992年，在全部办完手续后，长安大厦才正式破土动工。当天夜里，51岁的陈丽华亲自来到工地督战，因为规定只能夜晚施工建设，赌上身家的她也跟着昼伏夜出。
两年之后，长安大厦落成。愈加感到人脉重要性的陈丽华将大厦的六层拨出创办长安俱乐部，投入了1000多万人民币进行豪华装修，并专门请了一家美国的管理公司负责会所的运营。
但管理公司的负责人看完会所的装潢之后，当即表示这是餐厅而不是会所，要求重新进行内部设计。于是，会所内部全部砸掉重来。
两年之后，长安俱乐部正式开张迎客，一跃成为国内最顶尖的会所。
也正是在1990年，49岁的陈丽华与比她小11岁的迟重瑞成婚，成为吃到“唐僧肉”的第一人。
此时的迟重瑞在《西游记》播出之后风头正盛，但在亿万身家的陈丽华面前，傍大款这顶帽子是铁定焊上了。
4
就在陈丽华在北京高歌猛进的时候，邓永锵正梦想着成为“时尚界的邓小平”。
邓永锵出身名门，他的祖父邓肇坚曾创办香港九龙汽车有限公司，是香港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不少建筑物都以其命名。
在12岁这年，邓永锵随父母移居英国，中学毕业后先后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攻读哲学专业，一直读到博士。
年轻时候的邓永锵非常爱赌博，曾经一夜输光祖父给他买房子用的4万英镑，等到祖父要来查看，他便借来朋友的房子，里面换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蒙混过关。
等到一星期之后，邓永锵用向朋友借来的5000英镑在赌场里赢回6万英镑，反手就买下了朋友借给他的房子。
爱冒险，爱交际成了朋友们对邓永锵的一致评价，但邓永锵并没有荒废学业。
1983年，伴随着中英谈判的深入，香港进入回归倒计时。此时大陆高校开始聘任外籍教师，为迈向国际做好准备。
在这一契机下，29岁的邓永锵拿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负责讲授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学。
作为第一位在北大任教的香港人，邓永锵的讲课风格非常随性，没有教材没有大纲，想到哪讲到哪。每个月600元的工资，在当时相当于领导人级别的待遇。
但邓永锵并不是为这笔钱而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要广交朋友，你们这些人将来都是国家栋梁，以后我会有事求你们。我不为钱，北大每个月给我600元人民币的工资不算什么。我要的是给我一个宿舍，有落脚之处，跟人打交道。”
目标明确的邓永锵和学生打成了一片，经常带着他们去吃西餐开派对。年纪相仿的他们有些成为了终生朋友，而这些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少都进入了智囊层工作。
这一年11月，邓永锵与香港TVB艺人张淑仪在北京天主教堂成婚，来祝贺的嘉宾中，就包括了英国驻香港三军总司令的夫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5
但邓永锵在北大仅仅待了一年。
1984年，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中国开始加大力度开发沿海石油矿产资源。一时间，各国财阀集团争先进驻沿海，紧盯着这块肥肉，想分一杯羹。
英国克拉夫石油公司总裁打听到邓永锵在中国具有极广的人脉，于是邀请他担任驻香港代表，全权负责开拓中国业务。
邓永锵当仁不让，离开了北大讲堂，正式进军石油行业。依靠着朋友们的帮忙助力，邓永锵如鱼得水，业务搞得红红火火，并且极速扩张。
1991年，37岁的邓永锵拿下了古巴雪茄的代理权，成立太平洋雪茄公司，开始打造亚太雪茄帝国。
也是在这年9月份，邓永锵斥资4000万港元，拿下香港中银大厦13到15层，建立中国会。在香港最繁华的金融地段，邓永锵创造了一个香港顶流聚集地。
根据报道，中英交接在细节上陷入僵局的关头，正是在邓永锵的斡旋下，两方的关键分歧才得以弥合，香港得以顺利交接。
此时，左右逢源的邓永锵在港岛已经是一言九鼎式的人物。
三年之后，邓永锵豪掷1.2亿在香港中环创办了传统服装奢侈品牌“上海滩”，主打旗袍唐装，为自己的名人朋友们量身打造中式服装，开始向时尚界进军。
1996年，深感“朋友多了好办事”的邓永锵将中国会开到了北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总统希拉克都成为座上宾。42岁的邓永锵向权力中心步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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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陈丽华和邓永锵大操大办的时候，中信集团牵头的京城俱乐部早已经在北京打响了名头。
1994年10月15日，由中信集团出资京城大厦的土地使用权，美国俱乐部有限公司出资50万美元一起成立了京城俱乐部。
按照京城俱乐部咨询理事会主席王军的话说：“京城俱乐部的创立，标志着北京在商务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此时的王军刚刚接任中信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总部的账面上只有两百万现金，只能维持一个半月的工资发放。
在中信生死存亡的关头成立京城俱乐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在王军对中信富泰进行股权出让等一系列的操作下，中信还是活了过来。
作为开国上将王震的儿子，王军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中信时代，而京城俱乐部也成为北京最早的顶级会所，千金难进，水涨船高。
7
对陈丽华来说，长安俱乐部只是起步。
1998年，为了引资改造王府井，北京市政府将金宝街开发作为吸引港商的重点项目。
作为北京市标牌式改造工程，紧邻王府井的金宝街自然是个香饽饽，但这个项目的特殊之处在于，投资商自己负责居民拆迁和修路，政府则给予其开发权和配套政策。也就是说，要建可以，自己先把这块拆干净了！
在激烈的竞争中，老辣的陈丽华手定乾坤，迅速和北京市政府签约，将负责投资修建东单北大街至南小街段的道路以及两旁的房地产开发。
2000年12月份，金宝街“市政带危改”正式动工。但看着密密麻麻的平房、散落在老城区里的古建筑，怎么拆成了最头疼的问题。
为了让拆迁户愿意搬出，陈丽华毫不含糊，秉着“钱吃亏，人不能吃亏”的原则，有求必应，快刀斩乱麻的她在28天的时间里完成了2100户的拆迁，成为当年北京房地产界的最快速度。
除此之外，陈丽华将拆迁中的老物件都精心收集起来，统一放到博物馆之中，并规划出北京最大的四合院群落。
整个项目，陈丽华赌上了全部身家，花费也远超预算。但建成之后的金宝街凭借着地势迅速成为商业中心，超五星级酒店和写字楼拔地而起，一跃成为北京的“金宝之地”。
陈丽华赌赢了，赚到的不仅是钱，更重要的是“信任”和“认可”。
与此同时，陈丽华投资2亿修建的中国紫檀博物馆正式开张，这座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陈列着她精心收集来的300多件明清紫檀家具和珍稀物件，单每年的维护费用就有2000万。
作为中国第一家国字头私人博物馆，陈丽华将不少藏品都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馆，法国总统希拉克等国外政要更是慕名而来，陈丽华的朋友圈已经延伸到了全世界。
8
眼看着北京顶级会所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在1999年，由华润集团和国际美国会共同投资的美洲俱乐部横空出世。
在华润大厦的28层，一派由夏威夷设计师调制的古典美式风格隔断了外面的喧嚣，成为年轻新贵的聚集地。
不同于长安俱乐部、中国会和京城俱乐部的老派风格，在“小圈层、大视野、真性情”的口号下，美洲俱乐部的会员多是海归和新商业领袖，张朝阳、李泽楷纷纷站台。
美洲俱乐部不仅需要20万元的会费，会员还必须是世界500强的内地代表和企业高层，参加活动也必须是身着正装的精英打扮，高端精英风成为会所的标签。
从作家冯唐在《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一书里的细节描写中可窥见一斑：“十几年后，刘京伟在北京美洲俱乐部事事儿地请我喝下午茶，给我看他恒温保湿的私人雪茄屉里阴茎一般粗细长短不等的COHIBA。”格调和逼格肉眼可见。
顺便插一句，雪茄品牌COHIBA的亚洲代理人正是邓永锵。
但就当北京四大顶级会所集体到位，在觥筹交错间搅起一汪春水时，老大哥京城俱乐部却惹上了麻烦。
2003年，在非典疫情下，京城俱乐部会员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瞬间爆发，一支由富豪组成的维权队伍揭竿而起。
会员们不满的原因在于，会所不仅月费一次次提高，服务越来越差，而且说好的会员数量实行封顶制度，最多不超过1000名，可三年前就破了这个数。
眼看着身边人越来越杂，自觉上当了的会员在采访中非常愤怒：“可以说，我们这里的会员基本上都是精英阶层，也是富人阶层。你说我们怎能甘心受到欺骗与权益受到侵犯呢？”
用潘石屹的话说：“我是创始会员之一，但最终选择了退会。主要因为俱乐部的服务比较差，管理也比较混乱。”
有次潘石屹带朋友到俱乐部吃饭，但门口的服务生一把拦下，以朋友的裤子太破为由坚持不让进，一怒之下的潘石屹果断出走：看不起谁呢！
深挖下去，京城俱乐部的违规经营、非法巨额集资逐渐浮出水面，这也敲响了四大会所的黄昏之钟。
9
2012年12月，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私人会所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随着风气收紧，之前宾客如流的四大俱乐部也偃旗息鼓，夹着尾巴做人。
2015年，在文物修缮的名义下，还差一年满二十周岁的中国会正式关门，里面陈设的旧家具被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拍卖。
也是在这一年，在中央第二轮巡视中，中纪委通报华润公司存在着设立各类会籍会员卡，巧立名目发放高额奖励，下属企业薪酬违规等现象。
很快，华润开始停发美洲俱乐部的会员卡，并将内部持有的52张会员卡全部清退。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2017年8月，63岁的邓永锵因为肝癌在英国去世，这位被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称为“上流社会里最有人脉的人”在逝世前两周刚刚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则告示，邀请他的朋友们参加“最后的晚餐”。
但时间没有给他机会，爱交朋友的邓永锵最后只留下了这则告示，这也许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
两年之后，78岁的原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也溘然长逝，身后的京城俱乐部只剩下一地鸡毛。
而老而弥坚的陈丽华，也已经退居幕后，把富华集团全权交给儿子赵勇管理。
京城四大顶级俱乐部，就这样在云烟逝去的黄昏里慢慢沉寂着。
但一切远没有结束。会所只是名头，背后的人和事才是关键。
只要有人，只要你来我往，江湖就永远不会消失。
有形的圈子不见了踪影，无形的圈子早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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