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权力规规矩矩，百姓堂堂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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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 第一法商CHANNEL
作者丨 吕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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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权力守法讲理，民众才有安全感
那天接到广东某检察机关电话，说要将我辩护的某起企业家涉嫌虚假诉讼案件的《不起诉决定》快递给我问寄到哪个地址——十几年前参与筹备大成南京并被抓着去做了几年首任注册主任所以一直是“南京律师”，虽然平时工作生活多在北京——感谢了检察官对律师意见的重视，而检察机关对我们的法律意见内容和表达方式显然也非常认可：多次当面、书面和电话沟通交流后我们结合案卷材料准备了一份万余字的《法律意见书》，同时在当面与书面交流中将案情简化为十个核心问题以千余字的篇幅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地加以论述。
得知客户去公安机关取下特制的手环时安慰他说：其实我们一直陪着你，行程马、健康马之类功能不是一样的么？！这样一说大家全都无语。当事人感谢之余感慨多多，高兴之余更有掩不住的悲哀——因为收购公司后股权分配的分歧，他与曾经关系非同一般的商业伙伴十年来打了十数场官司，从基层法院一直打到最高院；省检已对结果不利于他、裁判存在问题的民事案件提起了抗诉，却不想在被省检已审查过的证据范围内被公安机关以虚假诉讼刑事立案甚至跨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所幸因为案件情况特殊得以取保。
案件说复杂确实复杂：持续时间那么长，双方打过的案子那么多，案卷积累起来超过百余本；理清头绪却又非常简单：那就是双方民事纠纷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我的当事人是否证据造假。前期民事纠纷和本次刑事案件中居然都是理所当然地认定对方待证事实真实存在，然后要求我们自证清白。——三十余年法官、律师、仲裁员的职业经历，我太清楚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实在是一个“太有讲究”的“技术问题”。
客户乃当地颇有建树的民营企业家，此番经历让他感慨生活在讲法律守规矩的社会是何等重要。前两年最高领袖在座谈时再次给民企老总们吃下“定心丸”，直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家是我们的“自己人”！——针对这一高屋建瓴的论述，笔者提出“管好权力，社会才有安全感”“公权力的行使当守规矩、具善意”。
司法原本是最应该“严格依法”“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首先要争得一个跟公检法机关讲理的资格与机会——正义等不来，你我当为权利而斗争！——与公检法乃至所有权力机关严格依法摆事实讲道理。
这些年有些案子从基层法院一直打到最高院才帮助当事人最终获得清白，深知当下司法环境既需要“辩护的技术”更离不开“喊冤的艺术”。如修昔底德所言：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对于律师乃至这个社会而言，勇敢是最为宝贵而稀缺的东西。前几年请江平先生就相关刑事案件进行论证时他老人家曾经问我：印象中你的专业特长在民商法尤其公司法领域，近来怎么总是关注刑事领域呢？回答老人家说：重大利益的背后怎么少得了权力的影子和司法权的滥用呢？——确实，那些案件的背后都有着“大佬”们的影子。而案件的平反，有的是“大佬”们先倒了，有的是在案件平反后不久大佬也倒了。这些年有幸目睹了一些冤案的出台，也知道那幕后黑手来自何处，更坚信“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无论是冤案的当事人，还是司法不公的制造者！还是那句话：你若不讲规矩折腾别人就要有被人不讲规矩折腾的思想准备——鸡蛋与坚墙间的角色互换，转瞬而已。
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模式的制度基础及其完善
“集中力量办大事”始终被解读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与制度优势也得到民间广泛认同。此番Y情暴发之后政府的行为与成绩，再次引发人们对这一中国特色的赞美与反思。——“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以下几种机制的支撑：
一是资源掌控机制
即土地、矿藏、及其他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基本掌握在政府手中或政府可以随时从社会获取，例如中国财富收入占GDP的比重，税赋的高低，收费的多少……
二是社会动员机制
如此番荆楚与江城的隔离、丰城与限制人员流动；全国各地医务、警务等各种人员、物资的对口支持，方舱医院乃至“善后”设备的援建，各类志愿者的组织，各种正能量、暖新闻的生产......
三是财富分配机制
即政府可以相对自由地通过货币印发、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杠杆、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整......来影响全社会的财富分配。
四是舆论引导机制
即通过教育、宣传工具，对国民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以统一思想和认定真理，同时通过各种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等与国内外各种不友好声明进行PK，通过舆论引导民众的认知与情绪。
五是法律威慑机制
当下“约束POWER之法”尚不完备或难以执行，而“管理百姓之法”高度发达。所谓“严立苛法、普违遍法、选执择法”，成为当下中国法治环境的重要特色。各种网络新规，对网络信息生态治理尤其公众的网表络达无疑会带来巨大影响。
六是国际抵御机制
综合国力的强大，使中国具备很强的抵御外部力量干涉的能力——中国事无论好坏都是中国自己事，他人无权干涉......
“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关键有二：一是需要足够的权力或权威集中起力量；二是力量一旦集中起来很难受到有效的约束。北大王建国教授曾在演讲里提出：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思路在于“放权”，在于政府放松对社会无谓的管制，真正做到还权于民。我要补充的另一个方面则在于“限权”，对公共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不可推”，这既需要体制内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更需要强化民众通过各种方式对公共权力应有的监督。——壹言以蔽之，要建立起有效的科学决策机制、监督约束机制与高效纠错机制乃至严格的追责机制，以确保我们集中力量办的是“大好事”而非相反。
毋庸置疑，当下乃是中国数千年来最伟大、最美好的时代，乃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所谓“乱相丛生”某种意义上正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的体现：
对内而言是各种信息都能够尽可能被披露出来——没有丑闻才是一个社会最大的丑闻——民众接受常识、知悉真相、汇集声音的能力都史无前例，民众对政府、对社会诉求越来越多元、期待越来越高端，这是社会的进步。
对外而言则是中国中国政府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力量的强大和与外界发生冲突并存，这种冲突既有利益之争，也有意识形态乃至更广泛内容的博弈。
“举国体制”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特色，集中表现为“领导看法、组织办法”相结合的高效率。政府主导与放权于民、限制公权之间如何平衡，是中国制度变革的一体两面、是保持中国模式活力的根本之所在。
下：办事不求人，我们的美好愿望
克强同志曾经高屋建瓴地指出：政府权力的边界就是法律法规，有权不能任性。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梁衡更是直言不讳：官不扰民民自富。
而某全国人大代表在大会发言则更讲到百姓心坎里：现在中国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办什么事情都得求人！——即使是依法依规某些机关或机构工作人员完全应该主动办好的事情。因而由衷地希望咱们中国人都能够做到“依法依规，办事不求人”！
显然，“将权力关进权利的笼子”是做到这些的前提。而“处处讲规则、时时讲道理、事事不求人、人人不恐惧”，理应是美好生活“中国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