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智标塔元代地宫出土的吴越国钱俶时期佛教遗物

本文原载于【海宁文博】

总第七十一期（2018年12月编）

「海宁市博物馆建馆60周年专栏」

海宁智标塔元代地宫出土的吴越国钱俶时期佛教遗物

文/黎毓馨

2003年4月23日发现、25至27日发掘清理的海宁智标塔元代地宫，是我十二年考古生涯中最后一个主持的项目。地宫发掘结束后不久，我调至浙江省博物馆工作。一起参加发掘整理的胡继根先生，执笔编撰《海宁智标塔》，三年后由科学出版社发行。我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以后，研究方向转为吴越国时期佛教文物和中国古代佛塔地宫，多次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佛教文物专题展览。因工作之需，我多次到海宁博物馆，商借智标塔地宫出土的佛教文物。2009年初，地宫出土的2座铜阿育王塔、1件银舍利盒，参加了孤山馆区精品馆“天覆地载——雷峰塔天宫阿育王塔特展”。2017年初，西湖美术馆三楼举办了“越中佛传——东南佛教盛事胜迹圣物”展览，智标塔地宫出土的4尊金铜造像、1尊叶蜡石观音菩萨像，作为吴越国钱俶时期的重要展品，再次被邀参展。

地宫出土的8件佛教遗物，内有金铜造像4尊：佛坐像1尊，残高20.8厘米；弟子迦叶立像1尊，残高21.8厘米；弟子阿难立像1尊，残高22厘米；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1尊，残高18.8厘米。叶蜡石观音菩萨立像1尊，高13.9厘米。铜阿育王塔两座：1座残高13.4厘米，1座高27.6厘米，以及盛装舍利的银盒1件，直径4.7、高1.6厘米。这些佛教遗物出土时排列有序，铜佛坐像与左、右两侧侍立的弟子迦叶、阿难像，出土于地宫最高一级台阶上。下一级台阶，左边为铜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右边为叶蜡石观音菩萨立像。第三级台阶上，分置两座铜阿育王塔，中间的铜塔内置舍利银盒。2006年4月出版的《海宁智标塔》发掘报告，把两座铜阿育王塔和1尊金铜佛坐像定为五代时期（吴越国），而把1尊铜阿难立像、1尊铜迦叶立像、1尊铜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的时代定为宋代，1件银舍利盒定为南宋，1尊叶蜡石观音菩萨立像定为明代大势至菩萨像。经过多年学习体会，读经观像之余，我对海宁智标塔元代地宫出土的佛教文物有了新的认识：地宫出土的8件佛教文物，其制作年代均为五代宋初吴越国王钱俶当政时期（948—978）。

一、崇佛的吴越国王钱（弘）俶

临安钱镠（852—932）创建的吴越国（907—978），是五代十国时期立国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吴越地处东南一隅，据两浙立国。钱镠在唐末纷乱中乘势崛起，乾宁三年（896）受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册封钱镠为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年）梁末帝封为吴越国王，以杭州为都城建国。唐宋之间八十余年，钱镠及后继子孙钱元瓘（887—941）、钱弘佐（928—947）、钱弘倧（929—971）、钱（弘）俶（929—988）三代五王，奉五代、北宋王朝为宗主国，保境安民，国力殷实，境内佛法昌盛。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末王钱俶在北宋立国十八年后纳土归朝。钱俶执政时期（948—978）的吴越国疆域达到全盛，有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北起苏州，南抵福州，大体包括今浙江、上海全境，以及江苏苏州，福建福州、宁德等地。

历代吴越国王崇奉佛教，笃信三宝，优遇高僧大德，以末代国王钱俶为甚。史载“钱氏武肃据有吴越，大崇佛事，寺院不下数千，僧侣无虑数万”。吴越国高僧延寿撰《宗镜录》，书前有“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俶制”的序，阐述了钱俶对佛教的看法：“域中之教者三……儒，吾之师也……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杭州雷峰塔遗址出土的《华严经跋》残碑，记载钱俶“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洛阳发现的钱俶墓志，说他“颇尊天竺之教”。雷峰塔遗址出土的圆形铁板上，铸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铸造菩萨一万身永充供养”铭文，更是钱俶敬佛造像的重要物证。钱俶开官府大规模刻经之先河，于显德三年丙辰岁（956）、乙丑岁（965）、乙亥岁（975），三次雕印《宝箧印经》各八万四千卷，藏于铜、铁阿育王塔及雷峰塔内。钱俶统治吴越的三十一年间，兴寺建塔、刻经立幢，重修灵隐寺，创建永明禅寺（今净慈寺），建造皇妃塔（雷峰塔）、六和塔、保俶塔，吴越之地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禅宗法眼宗在吴越国后期战胜雪峰宗，一统吴越，著名僧人有国师德韶、延寿、道潜、绍岩、清耸等，受到吴越国王钱俶的尊崇和礼遇。律宗高僧赞宁、汇征、希觉等，担任吴越国宗教领袖“都僧正”“僧主”之职。赞宁入宋后撰写《宋高僧传》，为后世留下诸多吴越国佛教的原始资料。天台宗僧人羲寂在国王钱俶扶助、禅宗法眼宗僧侣德韶支持下，从高丽、日本搜求佚失的天台宗教籍，并加以整理，奠定了天台宗的中兴局面。吴越国时期的佛教遗物，目前发现很多，有舍利容器、佛经、造像等，尤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和金铜造像最富时代、地域特色，与吴越国王钱俶极度崇佛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二、智标塔出土的铜阿育王塔、银舍利盒

铜阿育王塔、银舍利盒，为盛装舍利的容器。印度阿育王为弘扬佛法，供养佛陀，造八万四千舍利塔。隋文帝亦在全国各州“奉安舍利敬造灵塔”。出土资料显示，吴越国王钱（弘）俶两次铸八万四千阿育王塔瘗藏法宝舍利：乙卯岁，即周世宗显德二年（955）毁佛之年，钱弘俶造八万四千铜塔，用来安放翌年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印制的《宝箧印经》，该经卷首有发愿文“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乙丑岁，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再造八万四千铁塔，塔内装藏同年刻印的《宝箧印经》，其卷首扉画题刻“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这与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吴越王钱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的记载完全相符。目前发现钱俶造铜、铁阿育王塔近30座，多分布在吴越国所辖的杭州、安国衣锦军、明州、越州、台州、温州、婺州、秀州、福州等地。最北发现在河北定州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重新封闭的静志寺塔地宫内，应为开宝九年（976）钱俶朝觐宋太祖时携至北方。福建连江、闽侯出土的铜阿育王塔，为最南之发现。《咸淳临安志》记载：“有西竺僧曰转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纸衣道者，走海南诸国，至日本，适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十万塔，以五百遣使者颁日本”，在日本平安时代和歌山那智经冢、奈良大峰山经冢，以及九州岛福冈等地，亦多次出土过“钱弘俶塔”。铜、铁阿育王塔内盛放的法宝舍利为刻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唐代不空三藏译。全经一卷，两千七百余字，其中意译的经文两千三百余字，音译的陀罗尼神咒、边注（序号、注音）四百余字。该经宣称，书写此经安置塔中，可获佛护念，兼具禳祸祈福、趋吉避凶、镇护国家诸多功能，《宝箧印经》特为护法护教的吴越王室持重，雕版流布。

智标塔出土铜阿育王塔2座，1座塔内铸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4行19字题记及千字文编号“万”，为吴越国王钱弘俶于后周显德二年（955）铸造，与1963年东阳中兴寺塔出土的“万”字编号铜塔，为同模铸造。外表鎏金，用4片分铸的铜片合围焊接成束腰须弥座、单层塔身相连的方形塔体，束腰上装饰覆莲纹、菩提树和坐佛像，山花蕉叶和塔刹分铸后嵌插在塔顶盖四角及中心圆孔内，该铜塔出土时，四角的山花蕉叶缺失1个，七重相轮塔刹及塔内的刻本《宝箧印经》不存。塔身四面的佛本生故事画面作浮雕状，分别为“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和“月光王施首”。塔身四角的金翅鸟，梵名“迦楼罗”，是印度传说中一种凶狠的大鸟，住在须弥山北方，取龙为食，后皈依佛法，成为护教的“天龙八部”之一。山花蕉叶每角的向外部分，铸出站立持械的力士形象，内侧为龛内禅定坐佛像。

内装舍利银盒的铜阿育王塔，为目前仅见。用乙丑岁（965）钱俶造铁阿育王塔翻模铸造而成，其大小、结构与原塔一致，但塔刹不同，没有铸铭的底板，图案较模糊，比同出的乙卯岁（955）铜塔体量略大。塔身四面的佛本生故事图案为透雕，山花蕉叶分上下两层，铸有反映佛祖一生事迹的佛传故事画面，如胁下降生、七步生莲、二龙灌浴、比武掷象、削发出家、连河洗污、牧女献糜、鹿野苑初转法轮等，展示了佛陀诞生、在家、出家、成道和传教等重要场面。基座四面各饰4尊坐佛像，塔顶立七重相轮，刹顶作宝瓶状。

佛教史籍记载，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孔雀王朝，其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公元前271年即位，公元前235年去世）为推广、宣传佛法，每年向寺院施舍大量钱财，还经常举行盛大的集会，建立了众多寺塔，并选派著名的传教师到国内各地和邻国传教。阿育王被推崇为“转轮圣王”和“法王”。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供养佛舍利，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事件，西晋安法钦《阿育王传》和唐道世《法苑珠林》中，称流传至东土的阿育王塔有十九座，以西晋会稽鄮县塔（今浙江宁波）最为著名。钱俶乙卯岁（955）铜阿育王塔，即以鄮县阿育王塔为原型制作，塔身本生故事内容与《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记一致：“其阿育王塔者，是佛灭度后一百年，时有铁轮王，名曰阿育王，役使鬼神，建八万四千塔之一也。其塔非金、非玉、非石、非土、非铜、非铁，紫乌色，刻缕非常；一面萨埵王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唐玄宗天宝三年（744），鉴真第三次出使日本失败，被明州刺史安置于鄮县山阿育王寺，多次瞻礼鄮县阿育王塔。天宝十二载（753）最后一次东渡时，鉴真还随船携带“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

智标塔地宫出土的银舍利盒，由盒盖、盒身扣合而成，盖面隆起，盒为子口，直腹，身侧焊接银环，圜底，盖、盒底面錾刻连珠纹和牡丹花，纹样、造型与东阳中兴寺塔（建隆二年961年完工）出土的舍利金盒一致。杭州雷峰塔地宫亦出土“千秋万岁”铭鎏金银盒，用于盛装银阿育王塔，盒外壁两侧衔环，盒盖以一对衔草飞翔的凤凰为主体，周边錾刻细密的缠枝牡丹花，将“百鸟之王”的凤凰与“百花之王”的牡丹巧妙组合在一起。

三、智标塔出土的金铜造像、叶蜡石观音菩萨像

五代宋初吴越国钱俶时期制作的金铜造像，目前发现数量超过一百尊。有10尊出土于杭州雷峰塔（972—977年地宫、塔身）、苏州云岩寺塔（959—961塔身）等吴越国时期建造的佛塔中。大多出土于吴越国故境或周边的宋塔内，如苏州瑞光寺塔、上海兴圣教寺塔、温州白象塔、龙游湖镇塔、金华万佛塔嘉祐七年（1062）地宫、义乌景德寺塔塔、临海小芝真如塔崇宁三年（1104）地宫、江苏宜兴法藏寺转轮藏崇宁四年（1105）地宫、宁波天封塔绍兴十四年（1144）地宫、湖州飞英塔等佛教遗迹中。在吴越国故境的明代佛塔，如上海嘉定法华塔天宫、松江圆应塔地宫及天宫中，亦发现吴越国时期的佛教金铜造像。吴越国故境发掘的元代佛塔地宫有多处，如海盐镇海塔地宫、上海嘉定法华塔元代地宫，唯海宁智标塔元代地宫出土有吴越国时期的佛教金铜造像。

▲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的吴越国鎏金铜佛坐像

与4尊金铜造像相连的砖雕底座均为后配，非吴越国时期的原物。佛像的像身下端，前后两面铸出安插底座卯眼的榫头，像背的头部、腰部位置，还残留安插背光的扁状榫头，可知金铜佛像原先配有铜制的底座和背光。其底座和背光，可依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同类佛像复原，仰覆圆莲座高大、通身背光华丽。吴越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佛衣沿用印度的通肩式和袒右式，但更多为北齐出现、唐代盛行的中衣搭肘式佛衣，按照陈悦新《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一书的研究，佛像披覆三衣，中衣搭肘式佛衣“中衣自身后通覆两肩，右衣角垂搭右肘；上衣自身后通覆两肩或仅覆左肩，右衣角由右腋下绕过搭左肩”，为防止佛衣滑脱，有的还在左肩部安置钩钮，用以固定、联结由右腋下绕过搭左肩的右衣角。这种中衣搭肘式佛衣，在北齐皇室开凿的响堂山石窟集中出现，右衣角搭左肩的上衣披覆形式，保持了印度搭肩的传统，可能与东魏北齐昭玄大统法上的僧服改制有关，在汉地绵延千年。智标塔出土的佛坐像，姿态、螺发、佛衣、手印等特征与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龙柱佛像一致，神态安详，肉髻低平，僧祇支和佛衣上用锥点錾刻细小的花纹，下摆披覆底座，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扶膝掌心向上。佛像背面铸刻的纹样，将上衣从中衣右腋绕过的披覆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上衣的折皱痕迹都有所表现。

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的吴越国铜迦叶弟子立像

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的吴越国阿难弟子立像

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的吴越国鎏金铜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

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的吴越国叶蜡石白衣观音菩萨立像

智标塔出土的金铜阿难立像，年轻睿智，双手合十，僧衣为中衣搭肘式，三衣的表现十分规范、清晰，左肩有钩钮固定僧衣。弟子迦叶立像，饱经风霜，两手抱拳，僧衣为袒右式。这两尊组像在目前吴越国弟子造像中最为高大精制，但底座、背光缺失。弟子立像的底座，应与温州白象塔出土的同类造像一致，有高大的仰覆莲座。目前发现的弟子迦叶、阿难立像，高度10厘米以下的，如金华万佛塔、宜兴法藏寺、宁波天封塔所出，像背不设背光。后背铸出插榫用以安置背光的弟子像，高度都在20厘米以上，温州白象塔塔身亦有发现，与着通肩衣、施禅定印的坐像同出。温州白象塔出土的弟子迦叶、阿难立像，高21.6厘米，弟子像脚下连铸榫头，安插在底座的圆板上，榫头上有细孔用于放置梢钉，底座为仰覆圆莲座，莲座下有圭角。安插背光的榫头，连铸在颈部下方。由于弟子像背光缺失，其形态目前尚不清，黄岩灵石寺塔出土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线刻镜及刻本《宝箧印经》卷首扉画，两弟子像后面有圆形头光，或可作为参考。

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缯带下垂至肩臂。颈饰项圈，上身袒露，丰肩细腰，披巾绕两臂顺体侧飘落，斜挂璎珞，下穿贴体长裙，裙腰外翻，小腹微鼓，臀部右扭，身体欹斜，跣足站立，左手下垂执净瓶，右手上举持柳枝。吴越国时期的金铜十一面观音像，目前还在苏州云岩寺塔出土过两尊（背光缺失），上海松江圆应塔明代天宫发现的金铜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底座残损，背光缺失。智标塔地宫出土的铜十一面观音立像，底座缺失，背光保存完好，为吴越国时期常见的通身背光，舟形，后背靠上位置铸出榫头，安插在背光中间横梁的卯孔内，并用插梢固定。这种背光造型简洁，与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的水月观音、地藏菩萨后面的圆环状通身背光风格一致。密教的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姿态与唐代武则天当政时出现并流行的观音菩萨形象一致，较为早见的资料有洛阳出土的大周天授二年（691）杜山威阖家“敬造十一面观世音像一区”石像，碑铭盛赞观音“分身百亿”，现种种方便“救苦万端”，身上披挂“璀璨璎珞”。北宋元照重编的《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中，有甲戌岁（974）延寿“开二十四应观音像板，王赐钱千贯，用绢素印二万本”的记载。吴越国“二十四应观音像”绢印图像，还曾东传至日本，现藏东京大东急纪年文库的“二十四应观音像”，系镰仓时代（13世纪）依照延寿印制的图像摹写，中间为足踏莲花的十二面观音，上方悬“应现观音”华带牌，像旁画楼阁、宝塔、水月观音、自在观音、金龙、金钟、石佛等二十四种应现物，像下为二十四应现观音名称及各种陀罗尼真言，末行有“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印造”题记。

叶蜡石观音菩萨立像，着佛装，身着唐代盛行的中衣搭肘式佛衣，立于山石座上，形体、纹样雕刻细腻，右手上举胸前执杨柳枝，左手平伸腹前持净瓶，为典型的观音菩萨形象。该造像与杭州烟霞洞口吴越国王钱俶母舅吴延爽雕凿的观音像有诸多相近之处，义乌景德寺遗址和金华万佛塔地宫也出土过吴越国时期着佛装的菩萨立像。

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的铜阿育王塔、银舍利盒、金铜佛、弟子像、十一面观音菩萨像以及叶蜡石观音菩萨像等，为研究吴越国钱俶时期佛教遗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作者简介：浙江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