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成都地铁三号线军区总医院站车来人往，这里曾经发生的一段惊世往事，不知是否还会有过客忆起。▲ 老官山2号墓是竖穴土坑木椁墓
造墓时要先挖一竖穴土圹，在土圹内建造木椁，木椁内髹红、黑漆，再放置木棺。椁室底部被分隔出4个底箱，内中按类别放有180余件随葬品
七年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领队谢涛，来到掘出汉墓的地铁施工现场。眼前是被地下水浸泡、用青膏泥包裹的棺椁。根据以往经验，他知道，此地虽然已遭盗毁，但仍可能保存着二千多年前的有机质遗存。在克服了诸多困难后，谢涛等人的努力换来了回报：这组共计四座、后以当地俗称“老官山”命名的西汉墓葬，一举刷新了世人对四川甚至中国历史的认知，并荣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上有现代道路和管线，下有古代盗洞打穿，三号墓四五十厘米的椁板下甚至还混入了矿泉水瓶。谢涛对老官山汉墓的保存状况原本没报多大希望。未曾想，随着一批色彩鲜艳的木俑的出土，“奇迹”逐渐浮出水面。▲ 老官山2号墓，整个椁室顶板上盖有一层棕垫，再用竹木编织包裹棺椁
这种特殊的葬俗在我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当地俗称“老官山”，2012年7月，考古人员在成都地铁三号线施工时发现了4座汉代墓葬
惊现“扁鹊医书”
首先带来惊喜的，是一号墓出土的大约50枚木牍。这些黝黑的木牌记载了官府文书、求子巫术等内容。简牍文物在四川，以往都因环境条件的关系而难以保存。考古工作者更加没有料到，木牍的发现还只是个开始，三号墓出土的大约 950支医书等竹简，填补了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的重要空白。这些简牍包括五部医书以及一本治疗马病的兽医书，所列病症涉及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五官科、伤科等等。其中一部记载有“敝昔曰”的竹简。质地虽已如面条一般绵软，却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考证，“敝昔”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扁鹊对于中国古代经脉医学具有开创之功，《史记》曾言“自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如今，扁鹊所著医书已经失传，而考古工作者在老官山汉墓中抢救出的这部医书，则如神助般为今人提供了复现扁鹊学派医学经典的希望。▲ 出土的木牍
老官山汉墓3号墓中有两具木棺，随葬各类器物160余件，竹简950支左右。这些简牍包括五部医书以及一本治疗马病的兽医书，除一部《五色脉脏论》（简称）之外，都没有书名。其中一部医书（约57支简）记载了名医“扁鹊”的医论，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
与竹简“遥相呼应”，三号墓还出土了另一件古代医学史上的国宝——一尊高约14厘米的髹漆经脉人。这位五官、四肢造型准确的“裸体小人”，让学者们立刻想起了1993年于四川绵阳双包山西汉大墓发现的一尊漆俑。它们最惊人的共性在于，漆俑上都标注有人体经脉的循行路径。双包山漆俑通高28.1厘米，老官山漆俑虽然个头稍矮，但却另外标有穴位、铭文，经脉条数也更多、更复杂，堪称双包山漆俑的“升级版”。纵贯全身的22条彩绘红色经脉线、45条白色经脉线、109个黄色圆点（可能为穴位点）以及标注有“心”“肺”“肝”“胃”“肾”等人体部位的铭文，汇聚在这方寸大的漆俑之上，实在令人无法不对两千多年前古人已经掌握的精深医学叹为观止。史料记载，北宋大圣四年（1026年）医官王惟一曾铸造了针灸铜人模型，既作为针灸医疗的范本，又用于医官院教学和考试工作。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针灸铜人模型，就是明朝仿制宋朝针灸铜人模型的复本。而如今，老官山这尊凝聚当世高端科技的西汉人体经穴俑现世，令人不禁感叹，中国人以经脉模型指导医疗、教学的历史，是何其源远流长。
▲ 2号墓出土的蜀锦提花机模型
其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西汉“计算机”
发掘一、三号墓所带来的惊喜，令考古工作者对二号墓的发掘也充满了期待。而最终，二号墓果然没令他们失望。这里发现了四台高度仿真的织机模型，一部略大，其他三部略小，但尺寸相近、结构一致。织机模型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另有15件彩绘木俑与织机模型伴出，这些织工俑的左胸上还写有人名。虽然世人皆知成都以蜀锦闻名，有“锦官城”之谓，汉代在成都即设有织锦的官办机构，但眼前这一派汉代蜀锦织造作坊的模拟景象，还是令考古工作者大喜过望。这组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汉代织机实证，无疑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国古代纺织史的大门。▲ 2号墓出土的彩绘织工俑
该俑旁边放有织机，胸左侧的漆字可能是人名
在《国家宝藏》第二季的节目中，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展示了他据老官山织机模型复原出的汉代提花织机，以及以此来织造汉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的技术原理。赵丰将老官山式织机比作汉代的“计算机”，横纵交错的织锦，就如由0和1组成的“文件”，根据预存在织机中的“程序”，织工无需复杂的培训，即可完成织造。二千多年前的中国纺织智慧实在令人啧啧称奇。根据出土钱币等信息，老官山汉墓的年代被确定在约西汉景帝、武帝时期。而考古人员又根据一号墓出土的“景氏”铭文漆耳杯，将老官山汉墓与曾经的楚国三大望族之一“景氏”联系了起来，这正好和楚地以膏泥保护墓葬的风俗相扣合——马王堆女尸千年不腐，部分就是拜膏泥所赐。再根据三峡考古发现的重要文物景云碑等提供的线索可知，因西汉初年中央朝廷削弱地方势力，景氏家族曾被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徙至梓潼，与其他来自关中的豪族一道成为蜀地“拟于人君”的名门。由此说来，可能出自同一家族的老官山汉墓，即见证了两千多年前逐步成为天府之国的四川，达官显贵们曾经拥有的富足而精致的生活。以上珍宝的幸存于世，很可能是因为古代盗墓贼未将当时并不值钱的简牍与漆器放在眼中，而现代工人对墓葬的侵扰又“浅尝辄止”，可谓不幸中的万幸。另外，二、三、四号墓中的一种类似手提箱夹层的防盗设计，也蕴含了墓主人防盗的心思：棺材外的椁室最下部，有一层用隔板分隔出的底箱，每层底箱又被再分隔为四个区域，分别放置随葬品，髹漆经脉人、织机模型即发现于此。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二号墓墓主的遗骸，却已被拖出了棺外。谢涛认为，这意味着在墓主人下葬后不久，穿戴首饰的尸身未腐，老官山汉墓便遭遇了盗墓贼的洗劫。结合底箱部分箱室被盗，部分又保存相对完好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盗墓贼即是对下葬过程有过参与、目睹或至少知情的人呢？生前享尽荣华的墓主人，可曾想到他将在尸骨未寒时即遭遇厄运？历史终将随雨打风吹去，唯有重见天日的国宝，勾发今人无尽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