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符号探索的现状与趋势

　在四川、重庆地区的战国秦汉时期器物上，常见有一些图形符号，与平常所见的纹饰有异，又与汉字不同。这类符号，学界多称之为“巴蜀符号”，或称之为“巴蜀文字”“巴蜀图语”。对古文字特别是死文字的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巴蜀符号是其中的难题之一，也是目前尚未明确其性质与含义的符号系统。巴蜀符号是川渝地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的停滞不前，又限制了此地区这个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细化。李学勤先生将“巴蜀文字”的解读列为青铜器研究的十个前沿性课题之一，是很有学术前瞻性的。他指出，世界上完全没有得到解读的古文字不多，巴蜀文字的解读将会成为一件大事。这个意见对巴蜀符号研究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巴蜀符号研究正在逐步展开

　　从1942年卫聚贤在《说文月刊》上公布巴蜀符号器物以来，八十年间，巴蜀符号资料已积累了不少，巴蜀符号所处的考古背景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巴蜀文化墓地的发掘与资料的刊布，如《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宣汉罗家坝》《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四川考古报告集》《成都考古发现》，以及学者的相关研究，川渝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年代与文化框架基本建设完成，这无疑有利于巴蜀符号研究的开展。对于巴蜀符号，许多学者曾加以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巴蜀符号材料收集整理方面有卫聚贤、刘瑛的《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高文、高成刚的《巴蜀铜印》，管维良的《巴蜀符号》。关于巴蜀符号性质问题的讨论，卫聚贤、童恩正、李复华、王家祐、李学勤、王仁湘、孙华、冯广宏、刘豫川、段渝、江章华、施劲松等先生都有讨论，然而分歧很大。如在称名问题上就有“巴蜀文字”“巴蜀图语”“巴蜀符号”的差别等。这需要对巴蜀符号进行全面厘定后才能作出判断。

　　此前还有一些研究巴蜀符号的论文，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对符号的释读上，将巴蜀符号与甲骨文、金文或民族文字，如彝文、纳西文进行对比释读，或根据符号的象形物进行猜解，虽然也提供了研究视角，但研究方法与研究指向上显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而对巴蜀符号的分类、内容、特点、规律以及载体和材质与符号的对应关系等方面虽都有讨论，但迄今为止，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推进。

　　摸清巴蜀符号的“家底”

　　对巴蜀符号进行系统研究，应当调整研究范式，先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虑进一步的研究与解读。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对巴蜀符号器物重新进行尽可能细致的分期断代研究，综合考虑这些铸刻有符号的铜器、兵器、陶器、漆木器，并参考共出器物，进行各种统计分析，重点分析同一器物上的符号组合规律，以尝试推求其语言学特征；分析符号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分布、变化，以推求符号在不同时空维度的特征；分析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如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社会层级。如此才能尝试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

　　要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应当充分发挥数字化统计分析技术的作用，先摸清巴蜀符号的“家底”，把巴蜀符号具体有哪些符号这个基础问题梳理清楚才能考虑解读。

　　2019年笔者与洪梅合作编纂出《巴蜀符号集成》一书，就是为巴蜀符号研究提供的必要且较为系统的基础资料。《巴蜀符号集成》全面搜集整理了迄今所公开刊布的巴蜀符号的器物，及收藏机构展出的一些有巴蜀符号的器物，总数量有835件，另附录53件。每件巴蜀符号器物以器类、时代、地点、尺寸、著录情况、收藏情况、符号内容七种项目加以编录。通过搜集整理及初步研究，我们对巴蜀符号的基本情况有了基础性的了解。

　　巴蜀符号分布地域。巴蜀符号分布于四川成都、蒲江、宝兴、大邑、罗江、峨眉、高县、广元、犍为、简阳、越西、芦山、茂县、绵阳、绵竹、彭州、什邡、石棉、新津、宣汉、仪陇、屏山、荥经，重庆万州、云阳县、丰都，湖北巴东、荆门、宜昌、枝江、秭归，贵州赫章、沿河，云南绥江、水富等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南北条带以及重庆至枝江的峡江地区。另外在陕南、鄂西等地也有零星分布。分布区域与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致。

　　巴蜀符号的时代。通过巴蜀符号所在的器物的年代进行判断，巴蜀符号流行的时代基本在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少量器物的年代可延至东汉时期。不同的巴蜀符号出现的时期或有早晚。

　　巴蜀符号的种类。研究巴蜀符号，首要的问题是有哪些种类的称号、巴蜀符号的形态如何。据笔者所见，依据将巴蜀符号尽可能进行区分的原则，我们区分出272种符号。

　　符号特征与组合。有一些巴蜀符号的形体虽有差别，但通过符号的组合可以推测它们可能是同一种符号的异构。有一些巴蜀符号的组合呈现出特别紧密的关系，部分符号常形成固定组合，可能是固定的习语，或是复合性的符号。符号数量组合在战国时期的变化趋势是先渐而增加，到战国晚期早段发展到最为繁复，到战国末期又呈现简化、少化的态势。部分巴蜀符号与器物种类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巴蜀符号只出现在特定的器类上。

　　综合研究前景可期

　　结合考古学、文字学、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从多方面开展对巴蜀符号的综合探索与研究。

　　开展巴蜀文化墓葬研究。巴蜀文化发掘出土的墓葬数量已经比较多，但是综合性研究还是比较缺乏，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另外，巴蜀文化墓葬虽多，但与墓葬相对应的居址还少有发现。这种不对称性也限制了我们对巴蜀文化聚落形态的了解。由于埋藏环境的影响，目前发现的多数巴蜀文化墓葬均不见遗骨，难以开展性别考古研究，也限制了对墓葬更深入的分析。可能需要科技考古力量更多更高效地介入以取得人骨方面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充分研究每一处存在巴蜀符号的巴蜀文化墓地其内部墓葬与墓葬之间、墓葬与墓地的关系，以及不同墓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来理解巴蜀符号。

　　进行巴蜀符号基本构成单元的辨别和归类分析，为进一步的组合研究夯实基础。巴蜀符号的基本构成单元，相当于文字“字符”的符号。如何区分单个符号与复合符号、如何区分符号与纹饰等难点问题。在具体研究中，相关发表材料存在部分符号漶灭不清、发表摹本有误、有许多器物是没有出土地点的采集品等问题，需要研究者目验原器，增加了研究难度。凡此，都需要巴蜀符号资料的刊布有更全面、更完整、更及时的状态。巴蜀符号的形态、种类、方向等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需要对部分巴蜀符号进行个案考察，对每一个巴蜀符号的形态、异体、方向、年代、地域问题进行详尽考察。希望这些研究尝试能够揭示巴蜀符号更具体的细节，将巴蜀符号的形态特征描述得更细致、更真切。

　　加强巴蜀符号的组合研究，是在基本符号辨识基础上的分析工作。所谓巴蜀符号的组合，就是不同种类的基本符号在同一器物载体上的集合。研究这些符号的组合，需要全面收集巴蜀符号的资料，才能发现有规律性的差异，否则只要有不合常规的巴蜀符号遗漏，就可能造成判断的失误。首先是在同一载体的同组巴蜀符号中，根据基本符号的排列组合顺序，确定这组巴蜀符号的首尾位置。考虑同一件巴蜀符号器物上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次序关系，以及此符号与族群、阶层、器物类别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来理解巴蜀符号。

　　尝试开展巴蜀符号性质和意义的研究。破解巴蜀符号的含义，这是巴蜀符号研究的终极目的。关于巴蜀符号的性质，其为记录语言的文字，还是表述思想片段的符号，是研究者和社会公众面对巴蜀符号时都会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弄清巴蜀符号的性质，正确地解释其含义，对于巴蜀符号和巴蜀历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价值。虽然此问题目前看似乎还是无解的，但得益于电子计算技术的提高，基于数据分析的自然语言学研究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

　　巴蜀符号也是符号研究课题中的难题之一，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巴蜀古文化的重建与理解。我们期望建立巴蜀符号研究的新研究模式与解释体系。巴蜀符号研究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从不同的视角、更多的层面、别样的方法、更多的学科来对巴蜀符号进行分析和诠释，从而取得突破。期待巴蜀符号研究的高潮更快到来。（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