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外媒：称民调从来都不甚准确 容易被人操纵

外媒称，民调从来都不准确，而且是有人操纵的，实际作用并不大。

据西班牙《趣味》月刊8月号报道，在6月26日举行的西班牙大选中，各方民调都在预测人民党将大大受挫，左翼力量有可能占据绝对多数。在此之前，英国刚刚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民调结果也都笃定英国人会选择留在欧盟内部。从这两个案例的结局来看，可以说民意调查的历史在今年6月是以“黑暗”告终的。批评者终于找到了丰富的理由，但是真的值得这样对民意调查大加棒喝吗？

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什么是民意调查？只有很少一部分民调是为了预测，大部分都是为了确定社会民众对某一具体话题的感受，或者对某种可能采取的商业行动的反应。此外，在人们谈起民调时总认为关系到政治，其实这也是错误的认识。全民公决和选举确实会占据媒体头条，但只是冰山一角。了解民众所想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存在的根本条件。西班牙全国市场和舆论调查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指出，2014年全球民调企业创造收入超过394亿欧元，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的美国则是最主要的客户。

美国“清晰政治”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平均开展250项有关政治问题的民意调查，但是临近大选时这个数字会出现突飞猛进的上涨：从5月17日至6月23日美国进行了大约90次有关大选的民调。除了政治问题，盖洛普调查公司每天都要在美国开展超过千项的民调。他们的问题十分广泛：投票意向、对政府的满意度、移民问题、同性婚姻、禁烟法案、冷冻酸奶的技术支出和消费等。

到底谁在关心这些民意调查公布的结果？媒体和政客是一方面，还有那些想要在斥巨资投资生产一种新产品之前做到心中有底的企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苹果之父乔布斯，他就痛恨所谓的“焦点小组”，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人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苹果拿出产品，他们才知道，这就是自己要的东西。

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大选民意调查是1824年由美国哈里斯堡的《宾夕法尼亚人报》开展的无党派偏见的大选民调，结果显示杰克逊将以335票对169票击败亚当斯当选美国总统。事实应验了这一结果。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文摘》杂志想要证明通过在其订户中进行意向调查就可以了解普遍的公众感受。他们将模拟选票寄到订户手中，要求他们选出有意向投票的候选人并将选票寄回到杂志社。这次结果成功预测胡佛获得大选胜利。

1932年，该杂志进一步名声远扬，又一次成功预测富兰克林·罗斯福以两个点的微弱之差胜选。然而到了1936年的大选，《文摘》杂志决定寄出1000万张模拟选票，收回了240万份答卷，预测共和党人兰登将以显著优势战胜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然而，实际大选结果是罗斯福以61%的压倒性优势击败兰登连任总统。这次失败的预测导致《文摘》杂志倒闭。

《文摘》杂志的这次失败首次证明，将民调结果建立在受访者人数上是错误的，民调的关键应该是从民众当中获取代表性的样本。《文摘》利用电话号码簿和汽车登记单上的地址寄送模拟选票。但是，在那个年代，电话和汽车仍属于中产阶级特有的物品，而这些人一般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于是，大多数民主党选民就被排除在民调范畴之外。

就在《文摘》杂志面临倒闭的时候，一家刚刚成立的舆论调查机构盖洛普调查公司却得出了更加精确的预测结果——罗斯福将以56%的得票率赢得大选。这一结果是在5000人中间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

报道称，盖洛普和其他业内先驱用事实证明，样本规模并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有相同的几率成为样本中的一部分。可是1948年，盖洛普公司却犯下了一次历史性的失误，预测民主党人杜鲁门将在大选中失败，但事实却是杜鲁门以49.6%的得票率获胜。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盖洛普的民调是在距离大选开始还有10天时结束的，盖洛普认为那些表示还在犹豫不决的选民在大选日一定会留在家中不去投票。但是正是在这10天时间里，杜鲁门找回了之前丢掉的优势。

当民调结果十分接近时，得票率上的一点点误差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结果的彻底改变。收集信息的方法有三种：面对面调查、电话调查和日益流行的在线调查。第一种调查方法已经逐渐过时，尤其是在市场调查领域。专家指出，只有在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取结果，或者希望更加深入地了解民意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而电话调查和在线调查则能够以更加快捷、廉价的方式获取大量舆论，但也避免不了弱点。

第二种方式采用的是“随机拨号法”。但是由纳特·西尔弗创建的舆论调查分析网站538.com指出，美国的各个民调公司都是购买登记选民名单来进行所谓的“随机”电话调查。这样做的原因是能够更加有把握地找到将会去投票的选民，而且这样的选民在受访时也更愿意与陌生人谈论政治。

但该网站认为，这样的限制有可能导致民调结果出现倾向性。此外，只拨打固定电话的方法也不再可信，因为这会把只喜欢用手机的年轻人排除在外。

互联网是一个全新的调查途径。西班牙全国市场和舆论调查企业联合会指出，2014年全球范围内46%的民意调查是通过在线方式完成的，有3%是直接通过智能手机。网络提供了诸多优势，使得受访者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回答问卷，还可以在更长的问卷中加入图片和视频。但是不利之处是那些无法接入互联网的人将被排除在外，而且存在一人使用多台电脑和不同身份重复回答问卷的风险。

报道称，在民调领域，有一个著名的带有贬义的词汇——“炮制”。民调的另一个黑暗面是：充当影响力武器的能力。这类似于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得出的理论。根据他的理论，对现象的任何观察都会影响到被观察对象的独立实在性。因此，一项显示某位候选者拥有赢得大选优势的民意调查，可能最终会让很多举棋不定的选民决定投票给他，这就是“从众效应”，或者更通俗地说就是“随大流”。但是，同时也有可能挖过很多反对者的选票。

2013年，微软研究员戴维·罗思柴尔德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尼尔·马尔霍特拉的分析结果证实，“从众效应”确实存在，但在选举民调中的体现不如在其他有关社会问题的民调中那样明显，比如有关支持同性婚姻的调查。

1986年，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更换一下饮料的口味，以便找回一些丢掉的市场份额。公司在消费者当中进行了19万次口味测试，结果显示61%的人支持新版可口可乐的味道。然而，真实的市场销售状况却是一场灾难。在推出新口味饮料几个月后，公司恢复了传统配方。到底错在哪里？这种通过前期测试进行的调查并没有告知消费者，推出新口味饮料的目的并不是永久性地作为补充，而是取代原有口味。跨国企业尚且会犯这种错误，更何况政治分析人士呢？